放棄文治，本來是為了楊弘念，可是我卻抗拒他，好像在埋怨他使我無法選擇我真正喜歡的人。我為自己所做的事慚愧，餘下的日子，我努力對他好一點。
九一年三月，他生日那天，我耗盡所有的錢，買了一輛日本房車給他。早上，我請人把車泊在他門外，然後我裝著沒帶門匙，按門鈴引他出來。
“生日快樂！那是你的。”我指指那輛車。
“你為什麼送這麼貴重的禮物給我？”
他沒有像我預期那樣高興。
“想你開心一下，喜歡嗎？”我把車匙放在他手上。
“喜歡。”他淡淡的說。
“你不過去試試看？我們現在去兜風。”
“這個時候很塞車的，改天吧。”
“你是不是不喜歡這份禮物？”
“不，我很喜歡。”他摸著我的臉說，“我明天要去洛杉磯。”
“不是下星期才去嗎？”
“我想早一點去。”
“我明天去送你機好嗎？”我用雙手去揉他的頭髮、臉、眼睛、鼻子、嘴唇、耳朵和脖子。他教我，要相信自己雙手的感覺。可是，我對他的感覺愈來愈微弱。
第二天中午，我送他到機場，他比平時多帶了一箱行李。
“你這次為什麼帶那麼多行李？”在機場巴士上，我問他。
他閉上眼睛，沒有回答我。
我早已習慣他這樣鬧情緒。
到了機場禁區，正要入閘時，他忽然跟我說：
“那房子我已經退租了。這次去洛杉磯，我會逗留一段日子。”
“什麼意思？”我愕然。
“那個報告新聞的，來找過你吧？”
我嚇了一跳，他怎麼知道的？
“平安夜那天我看著他走進你的房子，又從裡面出來。我認得他，我不是說過我是他的影迷嗎？”
“是的，他來過，那又怎樣？他已經走了。”
“你時常穿著的那雙羊毛襪，就是他送的，對不對？”
我沒回答他。
“我猜中了。”他得意地說。
“你想說些什麼？”
“自從他來過之後，你就不一樣了。”
“我不會回香港的。”
“你的心卻不在這裡。買那麼貴重的禮物給我，是因為內疚吧？”
我無言以對。
“你以為我需要你施捨嗎？”他冷笑，“我才不稀罕你的內疚。”
他把車匙塞在我手上，說：“我曾經給你機會。那輛車，我一點也不喜歡，你自己留著吧。”
“我不會開車。”我倔強地說。
“我也不會開車。”
我愕住了。
“我什麼時候告訴過你，我會開車？這麼多年了，你連我會不會開車也不知道，你只是要選一份你所能負擔的、最昂貴的禮物來矇騙你自己你很愛我。你騙不到我的，你忘了我是你師父嗎？”
我慚愧得無地自容。
他用手揉我的眼睛，說：“你知道嗎？你有一雙很漂亮的眼睛，它最漂亮之處是不會說謊。世上最無法掩飾的，是你不愛一個人的時候的那種眼神。”
我難過地垂下眼瞼。
“再見。”他撇下我，頭也不回，走進禁區。
是的，我忘了，他是我師父，他總能夠看穿我。
離開機場，我又變成孤零零的一個人。
那輛車，我賣了給卡拉的朋友。一個星期之後，即是九一年的四月，我從紐約回到香港。
良湄說好來接我機。從機場禁區走出來，兩旁擠滿了來接機的人，我看不到良湄。人群中，我看到一張熟悉的臉，是文治。
他上前，靦腆地說：“你好嗎？”
“我們又見面了。”我唏噓地說。
他替我拿行李，“良湄說她不能來。”
“我說好了暫時住在她家裡。”
“我帶你去——”
我們坐出租車，到了灣仔一幢大廈外面。
“她搬家了嗎？”我奇怪。
文治笑著不說話，帶我到十二樓一個單位門前。他掏出鑰匙開門。
一進門口，我就看到兩個約莫三呎多高的玻璃花瓶裡裝滿了七彩的玻璃珠。
“你走了之後，我每天都買一些玻璃珠回來，到外地工作時，又買一些，就買了這許多。”他說，“希望有一天你能看到。”
我撿起一顆玻璃珠，放在燈光下，晶瑩的玻璃珠裡有一株鋸齒狀的小草。
“這是什麼草？”我問文治。
“這是我在英國買回來的，裡面藏著的是蓍草。”
“蓍草？”
“九月的歐洲，遍地野花，暮色蒼茫中，人們愛在回家的路上俯身採摘幾朵蓍草開出的白色小花，帶回去藏在枕頭底下。英國一首民謠說：
“有一個傳說，對蓍草說三次再見，就能夠重遇自己喜歡的人。”他微笑說，“我試過了，是真的靈驗。”
“你來看看。”他帶我到其中一個房間，我放在良湄家裡的縫紉機和其它的東西，都在那裡。
“這間房子是誰的？”我禁不住問他。
“是去年買的，希望你有一天能回來。”
“你怎麼知道我會回來？”我哽咽著問他。
“我並不知道你會回來，我以為你永遠不會回來，你說分針倒轉來行走，你才會回來。”
我拿出口袋裡的浮塵子鐘，用手調校，使分針倒轉來行走。
“我是不是自欺欺人？”我問他。
“不。”他緊緊地抱著我，再一次，我貼著他的肩膊，重溫那久違了的溫暖。他的肩膊，好像開出了一朵小白花，只要向它道三次再見，我就能夠跟戀人相見。
“你願意住在這裡嗎？”他問我，“不要再四處飄泊。”
“你不是說希望我設計的衣服在十二個國家也能買得到嗎？”
“在香港也可以做得到的。”
我用手去揉他的臉、頭髮、鼻子、嘴唇、耳朵和脖子。
“你幹什麼？”他笑著問我。
楊弘念說，要相信自己雙手的感覺。我能夠感覺到我愛的是這個人，我雙手捨不得離開他那張臉。
他捉著我的手，問我：“你沒事吧？”
“我喜歡這樣撫摸你。”我說，“你的眼袋比以前厲害了。”
他苦笑。
“嫁給我好嗎？”他抱著我說。
我搖頭。
“為什麼？”他失望地問我。
“這一切都不太真實，我需要一點時間來相信。”
也許，每個女人都希望生命中有一個楊弘念、一個徐文治。
一個是無法觸摸的男人，一個腳踏實地。一個被你傷害，為你受苦，另一個讓你傷心。一個只適宜作情人，另一個卻可以長相廝守。一個是火，燃燒生命，一個是水，滋養生命。女人可以沒有火，卻不能沒有水。
回來的第二天，我跟良湄見面。她改變了很多。一個人，首先改變的，往往是眼睛。她那雙眼，從前很明澈，無憂無慮，今天，卻多了一份悲傷。
“因為我有一個拒絕長大的男朋友。”她說。
“你跟那個律師怎麼樣？”
“分手了。”她黯然說。
“為什麼？”
“他根本不愛我。”
“你愛他嗎？”
她苦笑搖頭：“情慾有盡時，大家不再需要對方，就很自然地完了。只有愛，沒有盡頭。”
“你還是愛熊弼的。”
她搖頭：“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比他更好的。”
我失笑。
“你笑什麼？”她問我。
“也許每個女人身邊都無可奈何地放著一個熊弼。你不是對他沒有感情，你不是沒想過嫁給他，偏偏他又好像不是最好的，你不甘心，尋尋覓覓，要找一個比他好的，彷彿這樣才像活過一場。時日漸遠，回頭再看，竟然還是只有他——”
“我不是說過他是我用慣了的枕頭嗎？用他來墊著我，總是好的。”
“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什麼也不知道。他連一點蛛絲馬跡也看不出來嗎？”
“他的實驗室就是他的世界。別提他了，你有什麼打算？”
“我想開設自己的時裝店。不過手上的資金不是太多，也許只能在商場找一個兩、三百呎的舖位，賣自己的設計。”
“我有一個客戶在尖沙咀擁有幾個商場，我替你找舖位吧，而且我可以請他把租金算得便宜一點。”
“真的？謝謝你。”
“客源你也不用擔心，律師會裡有很多女律師都是我的朋友，婦女會裡也有不少闊太，她們經常去舞會，很需要找人設計晚裝。”
“你的關係網真厲害！”
“沒辦法啦，好歹也要應酬那些女人，她們的丈夫都是我的客戶和上司。這些人花得起錢，但是都很挑剔，我看你選的舖位，地點也不能太差。”
“嗯。”
“我還有一些公關界和新聞界的朋友，我可以找他們幫忙宣傳一下，在香港，宣傳很重要的。”
“你好像我的經理人。”我笑說。
“好呀！你跟隨的都是名師，我一點也不擔心你沒生意。”
“看來我應該找你當合夥人。”
“我只要一輩子免費穿你的設計。”她笑說。
良湄在尖沙咀一個鄰近酒店的商場替我找到一個舖位。我請了一個女孩子當售貨員。除了替人設計晚裝，店裡就賣我的設計。
文治有空的時候，就替我拿布料、送貨，替我管帳。為了方便搬運布疋，他把機車賣掉，換了一輛小房車。
從紐約回來之後的那四年，是我們過得最快樂的日子。我是個沒條理的人，家裡的東西亂放，他卻是個井井有條的人，雖然時常會因此吵架，卻使我更深信，他是和我廝守的人，只有他，可以照顧我。
時裝店的生意很好，九五年初，我們遷到商場裡一個比原本那個舖位大五倍的舖位，也請了幾個新的職員，還有專業的會計師，文治不用再花時間幫我。
因為替一些名流太太設計晚裝，她們時常向傳媒提及我，我有了一點點知名度，但是我也從此放棄了替人訂做晚裝，我實在不喜歡那種生涯，我希望我的設計能穿在更多人的身上。店裡開始售賣成衣。
文治的處境有些不同。方維志離開電視台自組公關公司，他邀請文治合夥，但文治還是喜歡當新聞編輯，他拒絕了。
九月中，一份財力龐大的新報紙開始籌備，邀請他過去當總編輯，薪水是他目前的兩倍。電視台挽留他，只是加薪百分之五十，文治還是留下來了。
“你為什麼不走？這是好機會，是你兩倍的月薪。”我說。
“單單為錢而做一個決定，我會看不起自己。”他說。
“即使不為錢，也應該出去闖闖，你在電視台已經那麼多年了。”我勸他。
“就是因為那麼多年，所以有感情。”他堅持。
我不再勸他，我知道他不會改變，他是個重情義的人，有時候，我會埋怨他太重情義，可是，這種男人，卻是最可靠的。
結果，他的一個同學當上了那份報紙的總編輯，那份報紙推出之後，空前成功。
當日挽留文治在電視台的那位主管卻因為權力鬥爭，黯然引退。新來的主管，跟文治不太合得來，而且他也有自己的親信。
在他不如意的日子，我卻要到日本辦我的第一場時裝表演。這次是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我成為香港其中一位代表的時裝設計師，而且可以在日本推廣我的設計，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我不能不去。
那天早上，文治開車送我到機場，他一直沒怎麼說話。
“到了日本，我打電話回來給你。”
“你專心工作吧，不要分心，這次演出很重要的，是你第一次在香港以外舉辦時裝表演。”
我輕撫他的臉。
“什麼事？”他問我。
“如果工作得不開心，不如辭職吧。”
“我有很多理由可以離開，也有很多理由留下。我一走了，我那組的記者，日子更難過，有我在的話，我會力爭到底。”
“我打電話給你。”登機前，我匆匆跟他吻別。
在東京，我的設計獲得很好的評價，還接到一批訂單，回到酒店，我立刻打電話給文治，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他。
“恭喜你。”他說。
他說話很慢，好像喝了酒。
“你沒事吧？”我問他。
“沒事。”
“我很擔心你——”
他失笑：“傻瓜，一直以來，也是我擔心你——”
“那你為什麼要喝酒？”
“因為你不在我身邊——”
“我很快就回來。”我像哄小孩一樣哄他。
“蜻蜓，嫁給我好嗎？我害怕你會離開我。”他情深地說。
“我為什麼會離開你？”
他沉默無話。
“我不會的，除非你要我走——”
這個我深深地愛著的男人，從來不曾像這一晚，脆弱得像一個孩子，我真的開始擔心他。
從日本回來，他沒有再向我求婚。如果我當時嫁了給他，過著我曾經幻想過的、幸福的日子，也許，我們從此就不會分開。
那天，方維志的公關公司喬遷之喜，我和文治一同出席酒會。
方維志的生意做得有聲有色，我正需要一間公關公司替我推廣和擔任我的顧問，順理成章，我也成了他們的客戶。
“你看！”方維志拿了一本我做封面的本地女性雜誌給我看，“今天剛出版，照片拍得很不錯。”
“對呀，”高以雅說，“他們說你是本地最漂亮的時裝設計師。”
“你女朋友現在是名人了！”方維志取笑文治，“以後要看牢她，別讓其它人把她搶走。”
文治看著我，笑了一笑。
如果我真的成功，他的功勞怎能埋沒？沒有了愛情，沒有了他的鼓勵，我什麼也不能做。
這一天，我也見到熊弼。他不太習慣這種場面，良湄四處招呼朋友，他卻站在一角自顧自的吃東西。
“怎麼啦？科學家。”我調侃他。
“恭喜你，良湄說你的發展很好。”他謙虛地說。
“全靠她幫了我一大把，她的發展也很好呀。”
“她是個很聰明的女孩子——”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他說這話時，表情是悲傷的。
“你和良湄一起都有十年吧？”
“她常說我這十年沒有長大過。”
“那不是很好嗎？至少沒有老。我們天天在外頭掙扎，老得很快的，真的不想長大。”
“長大是很痛苦的。”他幽幽地說。
“你們在說些什麼？”良湄走過來問我們。
熊弼把手輕輕放在她的肩膀上，她的身子靠著他。是的，他是她的枕頭，不是羽毛做的，不是棉花制的，而是茶葉制的枕頭。這種枕頭永遠不會衰老，不需更換，用久了，失去了茶葉的香味，只要放在陽光下，曬一曬，又重新嗅到茶葉香。良湄這天之前才告訴我，一個任職廣告界的男人正熱烈地追求她。
“你不是說要回去開會嗎？”良湄問他。
他看看手錶：“是的，我走了。”
“再見。”他微笑著，輕輕跟我揮手，像個小孩子那樣。
“你的茶葉枕頭走了。”我取笑良湄。
文治不是我的茶葉枕頭，他是我睡一輩子的床。
這一刻，文治一個人站在一角，像一個局外人一樣。
“如果文治當天和我哥哥一起離開電視台，說不定比現在好呢。”良湄說。
“他現在也很好，他喜歡這份工作。”我立刻維護他。
“現在報告新聞那個男人長得很帥呀！”高以雅跟文治說。
“是的，聽說藝員部也找他去試鏡。”文治說。
“我還是喜歡看文治報告新聞，帥有什麼用？”方維志搭著文治的肩頭說，“最緊要是可信。”
我微笑望著文治，他在微笑中，顯得很失落。
一起回家的路上，我問他：
“你是不是後悔自己做過的一些決定？”
“你說的是哪些決定？對於你，我沒有後悔。”
“我是說工作上的。”
“沒有。”
他說過，男人總是放不下尊嚴，礙於尊嚴，他在最親密的人面前，也不會承認自己做錯了某些決定，但是，他忘了，我總能夠看出他的失落。他在電視台工作得不如意，新人湧現，他失去獨當一面的優勢，他愈不離開一個地方，愈再難離開一個地方。如同你愈不離開一個人，也愈難離開他。
“你永遠是最出色的——”我握著他的手說。
“謝謝你。”
回到家裡，我忙著收拾，三百多呎的房子已經愈來愈不夠用了。
“我們換一間大一點的屋好嗎？”
“為什麼？”
“我們的東西愈來愈多了。”
“我手上的錢不是太足夠。”
“我有嘛！”
“不可以用你的錢。”
“為什麼不可以？”
“總之不可以。”
“是誰的錢有什麼關係？”我跟他爭辯。
“不要再說了。”他堅持。
幾天之後，良湄打電話給我，說：
“我剛剛去看房子，在灣仔半山，環境很不錯，我已決定要一間，我樓上還有一個單位，你有沒有興趣？”
“你為什麼要買房子了？”
“自己住嘛，又可以用來投資，面積不是太大，約九百呎吧。你也該買些物業保值，錢放在銀行里會貶值的，你不是說現在不夠地方用嗎？”
“我跟文治商量過了，他不贊成。”
“那房子真的很漂亮，是我一個客戶的，裝修得很雅緻，你一定喜歡的，如果你也買一間，我們就是鄰居，你去說服徐文治吧。”
“他不會答應的。”
“那你就別告訴他，怎麼樣？現在樓價每天都在升呢，你要快點決定。”
“現在可以去看看嗎？”
“當然可以。”
我瞞著文治去看房子，誰知一看就喜歡得不得了。
“你先買了再告訴他吧。”良湄說。
兩個月後就可以搬過去，我一直盤算著怎樣告訴文治。我愈拖延，我愈不知道該怎樣說。終於，在我要出發到巴黎開一個小型的個人時裝展前夕，我跟他說了。
那天晚上，他特地跟同事調了班陪我在外面吃晚飯。我們去吃印度菜。
女侍應又送來了一盤幸福餅。
我拿了一塊，裡面的簽語是：
“人能夠飛向未來嗎？”我問文治。
“只要發明比光速快的交通工具，人類理論上是可以飛向未來的。”
“根本不可能有比光速快的交通工具。”
“但是人，一定不能夠回到過去，時鐘不會倒轉來行走，除了你那一個。”他笑說。
“你抽一塊嘛。”我說。
他拿了一塊，裡面的簽語是：
“這句是什麼意思？”我問他。
“也許要將來才知道。”他苦笑。
“我有一件事情想告訴你，但你不要生氣。”
“什麼事？”他笑著問我。
“你要先答應不能生氣。”
“好吧。”
“我買了房子。”我戰戰兢兢地說。
他的臉色立刻沉下來。
“是良湄叫我買的，她買了同一幢大廈另一個單位，房子在灣仔半山，九百多呎，有三個房間，很漂亮。”
“你什麼時候買的？”
“一個多月前——”
“你現在才告訴我？”他生氣地說。
“你答應不會生氣的。”
“你是不是要自己搬出去？”
“當然是和你一起搬——”
“我不會搬過去的。”他斬釘截鐵地說。
“為什麼？為什麼你一定要分你我？”
“我知道你現在賺錢比我多，但我不會花你的錢。”
“你為什麼這樣固執？”我開始生氣。
“你為什麼沒有想過我的感受？”他從公文包裡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我今天剛從人事部拿了一份職員買房子的低息貸款計劃書，看看可不可以向公司借錢換一間大一點的房子，你已經自己買了。”
我看著那份文件，心裡很內疚。
“你拿了電視台的低息貸款，幾年內也不能離職，會給人家看扁你的，你寧願這樣也不肯用我的錢嗎？”我企圖說服他。
“我們之間的距離愈來愈遠了，你已經不再需要我。”他站起來，哀哀地說。
“誰說的？”我哽咽。
“是現實告訴我的。”
他撇下我在餐廳裡，我追出去。
“你不守諾言，你答應過不會生氣的。”
“我們分手吧。”他冷漠地說。
“你說什麼？”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會有很輝煌的成就，我只會阻礙你發展——”
“不會的。你不是也替我高興的嗎？”
“是的，看到你發展得那麼好，我很替你高興，你是我愛的人，你有成就，我也覺得光榮，甚至有時候，我也覺得我有一點貢獻。”
“你是我所有創作的動力，你為什麼不了解我？我一直以你為榮。”
“我們再在一起的話，我只會成為你的絆腳石。我走了，你以後不必理會我的喜惡，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
“你真的這樣想嗎？”
他淒然點頭。
“我明天就要去巴黎了，你就不能好好的跟我談一談嗎？”
“對不起，我做不到。”
他撇下我在街上。
我一個人回到那無人的房子。
我當天為誰回來？
我為了誰而要成名？
但是我竟然失去了他。
我努力，好使自己活得燦爛，配得起他，我要勝過他以前的女人。他卻不能理解我為他所做的。
天亮了，他還沒有回來。
我下午就要離開，他竟然那麼殘忍不回來見我。
我拿著行李到機場，希望他在最後一刻跑來，可是，我見不到他。
我從巴黎打電話回來，家裡沒人接電話。曾經，我不也是一個人在巴黎嗎？那個時候，我在這裡惦念著他，他打長途電話來安慰受到挫敗的我，溫柔的關懷，耳邊的叮嚀，仍然在心中，那些日子為什麼不再回來？
巴黎的時裝展結束後，當地一本權威的時裝雜誌總編輯歌迪亞建議我在巴黎開店。
“我可以嗎？”我受寵若驚。
“已經有幾位日本設計師在巴黎開店，你的設計不比他們遜色。當然，如果真的打算在巴黎發展，就要花多些時間在這裡。”
“我考慮一下。”
“香港的事業放不下嗎？這可是個好機會，別忘了這裡是歐洲，很多人也想在巴黎開店。”
“放不下的，不是事業，是人。”我說。
“是的，放不下的，通常都是人。我們放下尊嚴、放下個性、放下固執，都只因為放不下一個人。”
“有一個人放不下，活著才有意思。”我說。
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卻沒有把握能夠再和文治一起。
從巴黎回來，踏出機場，我看到他羞澀地站在一角等我。我衝上去，緊緊地抱著他。
“對不起。”他在我耳邊說。
“我以為你以後再也不理我。”
“我做不到。”
“和我一起搬過去好嗎？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
他終於點頭。
搬到新屋以後，良湄就住在我們樓下，熊弼仍然住在大學的教職員宿舍，偶爾才在良湄家裡過夜。良湄也不是時常在家裡的，她有時候在傅傳孝家裡過夜。傅傳孝是廣告公司的創作總監，我見過他幾次，良湄好像真的愛上了他。傅傳孝也是有女朋友的。
我無法理解這種男女關係，既然大家相愛，那何不回去了結原本那段情？為什麼偏偏要帶著罪疚去欺騙和背叛那個愛你的人？
“因為我愛著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男人，你不是也說過，每個女人生命裡，都應該有一個楊弘念、一個徐文治嗎？”良湄說。
“但我不會同時愛著他們。”
“沒有一種愛不是帶著罪疚的。罪疚愈大，愛得愈深。徐文治對你的愛，難道不是帶著罪疚嗎？”
“有罪疚不一定有愛，許多男人都是帶著罪疚離開女人的。”我說。
“那是因為他對另一個人的罪疚更深。”
“文治為什麼要對我覺得罪疚？”
“他覺得他累你在外面飄泊了好幾年，如果他能夠勇敢一點，如果不是那次地震，你就不會一個女孩子孤零零去紐約，這是他跟哥哥說的。”
那天晚上，我特地下廚弄了一客意大利檸檬飯給文治，這個飯是我在意大利學到的。
“好吃嗎？”
“很香。”他吃得津津有味，“為什麼突然下廚，你的工作不是很忙嗎？”
“因為我想謝謝你——”
“為什麼要謝謝我？”
“謝謝你愛我——”我從後面抱著他，“如果沒有了你，我的日子不知怎麼過。”
“也許過得更自由——”
“我才不要。”
這個時候，傳真機傳來一封信。
“會不會是給我的？”他問。
“我去拿。”
信是歌迪亞從巴黎傳真來的，她問我到巴黎開店的事考慮過沒有？她說，想替我作一個專訪。
“是誰的？”文治問。
“沒用的。”我隨手把信擱在飯桌上，“我去廚房看看檸檬派焗好了沒有？”
“你要到巴黎開店嗎？”他拿著那張傳真問我。
“我不打算去。”我說。
“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沒時間——”我把檸檬派放在碟子上，“出去吃甜品吧。”
“真的是因為沒時間嗎？”
“我不想離開你，這個理由是不是更充分？”我摸摸他的臉。
“你不要再為我犧牲。”
“我沒有犧牲呀。”
“你不是很想成名的嗎？”
“我已經成名了。”
“在巴黎成名是不同的。”
“即使在那邊開店，也不一定會成名，在香港不是已經很好嗎？”
他顯得很不開心。
“我並沒有犧牲些什麼，我不是說過討厭別離嗎？”我抱著他，幸福地把臉貼在他的脖子上。
“你不是也說過不想做一隻蓑衣蟲，一輩子離不開一件蓑衣的嗎？”
“如果你就是那件蓑衣，我才不介意做一隻蓑衣蟲。”
他輕撫我的頭髮說：“我不想你有一天后悔為了我，而沒做一些事。”
“我不會。”我說。
九六年十二月裡一個晚上，我一個人在家裡，良湄來按門鈴。
“你還沒睡嗎？”她問我。
“沒這麼早。”
“我和傅傳孝的事讓熊弼知道了。”
“是誰告訴他的？”
“有人碰見我們兩個。”
“那你怎麼說？”
“當然是否認。”她理直氣壯地說。
“他相信嗎？”
“他好像是相信的。他是個拒絕長大的男人，他不會相信一些令自己傷心的事。”她苦笑。
“你跟傅傳孝到底怎樣？”
“大家對大家都沒要求、沒承諾，也沒妒忌，這樣就很好，不像你和文治，愛得像檸檬。”
“什麼像檸檬？”我一頭霧水。
“一顆檸檬有百分之五的檸檬酸、百分之零點五的糖，十分的酸，一分的甜，不就像愛情嗎？我和傅傳孝是榴槤，喜歡吃的人，說它是極品，不喜歡的說它臭。”
“那熊弼又是哪一種水果？”我笑著問她。
“是橙。雖然沒個性，卻有安全感。”
“你改行賣水果嗎？”
“你說對了一半，我這陣子正忙著處理一宗葡萄訴訟案，正牌的葡萄商要控告冒牌葡萄的那個。”
良湄走了，我在想她說的“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文治回來時，我問他：
“如果愛情有十分，有幾多分是酸，幾多分是甜？良湄說是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是嗎？”
“沒有那十分的酸，怎見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
原來，我們都不過在追求那一分的甜。
我們吃那麼多苦，只為嚐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會這樣做。
第二天是周末，下午，良湄來我家裡一起佈置聖誕樹。文治從電視台打電話回來。
“良湄在嗎？”他很凝重的問我。
“她正巧在這裡，有什麼事？”
“熊弼出了事。”
“什麼事？”良湄問我。
熊弼在大學實驗室裡做實驗，隔壁實驗室有學生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有毒氣體，熊弼跑去叫學生們走避，他是最後一個離開的，結果吸入大量有毒氣體。他自行登上救護車時，還在微笑，送到醫院之後，不再醒來。醫生髮現他肺部充滿了酸性氣體，無法救活。
良湄在醫院守候了三天三夜，熊弼沒機會睜開眼睛跟她說一句話就離開了。
我最後一次見熊弼，是在方維誌公司喬遷的酒會上，他落落寡歡地站在一角。他幽幽地跟我說：“長大是很痛苦的。”現在他應該覺得快樂，他從此不再長大了。臨走的時候，他跟我說再見。他像小孩子那樣，輕輕地跟我揮手。
別離，成了訣別。他永遠不知道，他愛的女人，一直背叛他。背叛，是多麼殘忍的事。
喪禮結束之後，我在良湄家裡一直陪伴著她。傅傳孝打過幾次電話來，她不肯接。她老是在客廳和廚房裡打轉。
“那個葡萄商送了幾盒溫室葡萄給我，你要不要試試？”她問我。
我搖頭。
過了一會兒，她又問我：“你要不要吃點什麼的？我想看著你吃東西。”
我勉強在她面前吃了幾顆葡萄。
又過了一會兒，她老是走到廚房裡，不停地洗手。
“良湄，你別再這樣。”我制止她。
“他臨走的前一天，我還向他撒謊。”她哀傷地說。
“你並不知道他會發生意外。”我安慰她。
“他是不是不會再回來？”她淒然問我。
我不曉得怎樣回答她。
“我想跟他說一聲對不起。”
“聽說每個人在天上都有一顆星，他死了的話，屬於他的那顆星就會殞落。下一次，你看到流星，就跟流星說對不起吧，他會聽到的。”
“如果可以再來一次，我不會這樣對他。”她含淚說。
為什麼我們總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在未可預知的重逢裡，我們以為總會重逢，總會有緣再會，總以為有機會說一聲對不起，卻從沒想過每一次揮手道別，都可能是訣別，每一聲嘆息，都可能是人間最後的一聲嘆息。
我安頓良湄睡好，回到自己家裡。
“她怎麼了？”文治問我。
我一股腦兒撲進他懷裡。
“我們結婚好嗎？”我問他。
他怔怔地望著我。
“你肯娶我嗎？”我含淚問他。
他輕輕為我抹去臉上的淚水說：
“我怎麼捨得說不？”
“我們明天就去買戒指。”我幸福地說。
第二天，我們到“蒂芬妮”珠寶店買結婚戒指。
我選了一對白金戒指。
“這個好嗎？”我把戒指套在左手無名指上，問文治。
“你喜歡吧。”他說。
“你也試試看。”我把戒指穿在他的無名指上。
“有我們的尺碼嗎？”我問售貨員。
“對不起，兩位的尺碼比較熱門，暫時沒有貨。”她說。
“什麼時候會有？”我問。
“如果現在訂貨，要三個月時間。”
“三個月這麼久？”我愣了一下，“不是空運過來的嗎？”
“不錯是空運，但戒指是有客人訂貨才開始鑄造的，全世界的'蒂芬妮'都集中在美國鑄造，所以要輪候。你知道，很多女孩子只肯要'蒂芬妮'的結婚戒指。”
“真的要等三個月？”我問。
“兩位是不是已經定了婚期？”
“還沒有。”文治說。
“要不要到別處去？”我問文治，“三個月太久了。”
“你喜歡這枚戒指嗎？”他問我。
我看著手上的戒指，真的捨不得除下來。我唸書時就渴望將來要擁有一枚“蒂芬妮”的結婚戒指。
“既然喜歡，就等三個月吧。”文治說。
“對呀，結婚戒指是戴一輩子的，反正兩位不是趕婚期。”那位售貨員說。
“你替我們訂貨吧。”文治說。
“謝謝你，徐先生。戒指來到，該通知哪一位？”
“通知我吧。”我說。
那位售貨員開了一張收據給我們。
“戒指來到，可以刻字。”她說。
我珍之重之把單據藏在錢包裡。
三個月，太漫長了。我緊緊握著文治的手，走在熙來攘往的街上，三個月後，會一切如舊嗎？
“我們是不是應該到別處買戒指？”我再三問他。
“你擔心什麼？”他笑著問我。
“我想快點嫁給你。”
“都那麼多年了，三個月就不能等嗎？”他笑我。
我們不也曾三番四次給時間播弄嗎？卻再一次將愛情交給時間。
第二天回到辦公室，我把未來三個月要到外地的活動全部取消。我要留在文治身邊。
一天，他喜孜孜地告訴我，他和一個朋友正在做一宗把推土機賣到國內的生意。
“國內修築公路，需要大量的推土機，但是省政府沒有足夠的錢買新的機器，馬來西亞的瑞士制舊推土機，經過翻新之後，性能仍然很好，達到新機的七成水準，價錢卻只是新機的三成。我們就把這些推土機賣給公路局，一來可以幫助國家建設，二來可以賺錢，利潤很不錯。”他躊躇滿志地告訴我他的大計。
“你那個朋友是什麼人？”
“他是做中國貿易的，是我中學的同學，我們偶然在街上碰到，他跟我提起這件事，他原來的伙伴因為不夠錢而退出，但是馬來西亞那邊已談好了，現在就要付錢。”
“他為什麼要找你合作？”
“他的資金不夠，我們要先付錢買下那批翻新了的推土機，所以他要找人合作。我是記者，又曾經到國內採訪，他覺得我可靠，我們過兩天就會上去跟公路局的人見面。”
“你這個同學靠得住嗎？”
“我們中學時很談得來的，你以為我會被人騙倒嗎？”
“當然不會，但你畢竟很多年沒見過他——”
“我和他一起去見公路局的人，還有假的嗎？”
“你為什麼忽然會有做生意的念頭？你從前不是不喜歡做生意的嗎？”
“這是很有意義的生意。”他拍拍我的頭說，“放心吧。”
“要投資多少？”
“不需要很多。”他輕鬆地說，我看得出他投資了很多，為了不想我擔心，故意裝著很輕鬆。
我總是覺得他過份樂觀。他這個人太善良了，根本不適合做生意。
良湄日漸復原過來，為免刺激她，我和文治決定暫時不把結婚的事告訴她，況且我們根本沒打算大事慶祝。
那天，她心情比較好，我陪她到中環那間印度餐廳吃午飯。
“你還有見傅傳孝嗎？”我問她。
“偶然也有見面，別誤會，我們現在是朋友，不是以前那一種，事實上，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我一直以為熊弼是個拒絕長大的男人，實際上，他是個勇敢的人，他在那個關頭，仍然願意最後一個離開。我怎麼可能愛上其它人呢？最好的那個就在我身邊。”
“我們總是過後才知道。”我說。
飯後，女侍應送來一盤幸福餅。
“你要一塊吧，我不敢要。”良湄說。
我拿起一塊幸福餅，剝成兩瓣，取出簽語。
“寫些什麼？”良湄問我。
簽語上寫的是：
“離別了，不一定會重逢。”良湄說。
我要跟誰離別，又跟誰重逢？
跟良湄分手之後，我到超級市場買酒，還有二十天就是三個月了，我要買一瓶酒留待拿結婚戒指的那天跟文治一起慶祝。
在那裡，我見到楊弘念，我們離別了又重逢，原來簽語上說的，就是他。許多年不見了，他滄桑了很多。這幾年來，他也在洛杉磯和加拿大那邊發展。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我首先開腔。
他手上捧著幾瓶白酒，說：“回來一個多月了。”
“哦。什麼時候改變口味的？那邊有'天國蜜桃'。”
“我現在什麼都喜歡嘗試，近來愛上這個。”
“是這樣——”
“聽說你要結婚。”
“你怎麼知道？”我驚訝。
“有人看到你去買結婚戒指。你忘了你現在是名女人嗎？年輕、漂亮，是時裝界的神話，很多人認得你。”
“是的，我快要結婚了。”
“是不是嫁給那個新聞播報員？”
我點頭，問他：“你近來好嗎？”
“怎可能跟你比較，你是如日中天。”
“沒有你，也沒有我。”我由衷地說。
“只有人記得周蜻蜓，怎會有人記得她是楊弘念的徒弟？”他笑得很苦澀。
“你教了我很多東西。”
“你很幸運，我真妒忌你。”
“我很努力，你不是說過我會很好的嗎？”
“我沒想到你可以去到這個境界。”他眼裡充滿了忌恨。
我從沒想過他會妒忌我，妒忌得如此苦澀。他從前的高傲，彷彿一去不回。我曾經以為，他深深地愛著我，難道那一切都是假的嗎？抑或，他對我的愛，從來也是出於妒意，因為想佔有，因為想控制，所以自己首先失控。那個紅玫瑰和夜鶯的故事，不過是一個他自我催眠的故事。
“再見。”他說。
“再見。”我跟他說。
我不想再見到他。
那天晚上，我幸福地睡在文治身邊，緊握著他的手，那樣我覺得很安全。文治卻在床上輾轉反側。
“有什麼事嗎？”我問他。
“沒事。”他說。
“是不是那批推土機出了什麼問題？”
“那批機器沒問題。”他說。
接著那幾天，他總是愁眉深鎖。
那天晚上，良湄走來找我。
“文治不在嗎？”她問。
“還沒有回來，我剛好想找人陪我吃飯，你有空嗎？”
“我有件事要告訴你——”她凝重地說，“關於文治的。”
“什麼事？”
“外面有人說他賣一些不能用我推土機到國內，欺騙省政府的金錢。”
“誰說的？”
“是電視台新聞部的人傳出來的。有記者上去採訪別的新聞，公路局的干部告訴他，文治跟他的朋友把一些只有兩成功能，完全不合規格的推土機賣給他們，那個乾部認得文治是香港記者。聽說他們已經扣起打算用來買推土機的錢。”
到了晚上，文治回來。我問他：
“推土機的生意是不是出了問題？”
“你聽誰說的？”
“無論外面的人怎樣說，我只會相信你。”
“那就不要問。”
“但是我關心你，外面有些傳言——”
“是嗎？你已經聽到了。”
“我不相信你會欺騙別人。”
他突然慘笑：“是我被人欺騙了！怎麼樣？那些馬來西亞的推土機根本不能用，他騙我說有原來的七成性能。明明已經用了五年，他騙我說只用了兩年。”
“現在怎麼辦？”
“同行都知道我賣沒用的推土機欺騙同胞——”他沮喪地坐在椅子上。
“你應該澄清一下。”
“有什麼她澄清的？”他傷心地說，“我根本就是個笨蛋，我竟然笨到相信一個十多年沒見的人，什麼賣推土機幫助國家，我連這種騙術都看不出來！”
“那是因為你太相信朋友。”我安慰他。
“不，那是因為我貪心！我想賺大錢。我想放手一搏，不想一輩子待在電視台裡！我不想別人說我女朋友的名氣比我大，賺錢比我多！我害怕失去你。我是不是很幼稚？”他哽咽。
我走上前去，抱著他：“你為什麼會這樣想？我們都快結婚了。”
“這是現實。”他含淚說。
我替他抹去眼角的淚水：“我們做的根本是兩種不同的工作，我從來沒有這樣想。你知道我多麼害怕失去你嗎？”
我輕輕撫摸他的臉、眼睛、鼻子和嘴唇，“我喜歡這樣撫摸你，永遠也不會厭倦。”
他緊緊地抱著我，我坐在他大腿上，輕輕用鼻子去揉他的脖子。罪魁禍首也許不是那個賣推土機的騙子，而是我。他本來是個出色而自信的人，因為愛我，卻毀了自己。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滴在他的肩膊上。
“對不起，我不能夠跟你結婚。”他說。
“為什麼？”我愣住。
“我們所走的路根本不一樣——”他難過地說。
“不會的。”我抱著他不肯放手。
“你還記得幸福餅裡的簽語嗎？是的，年少時候的夢想和憧憬，我已經忘了，我現在是個俗不可耐，充滿自卑的男人。”
“不，你不是。”
他拉開我的手，站起來說：
“別這樣。”
“我愛你。”我不肯放手。
“我也愛你。”
“那為什麼要分開？”我哭著問他。
“因為用十分的酸來換一分的甜是不能天長地久的。”
“我不明白。”
“你明白的，只是你不肯接受。沒有了我，你會更精采、更成功。”
“沒有了你，成功有什麼意思？我不要成功！我們可以像從前一樣，我們以前不是很開心的嗎？”我哀哀地說。
“人也許能飛向未來，卻不可能回到過去。你忘記了那句簽語嗎？幸福餅的簽語是很靈驗的。”他淒然說。
“我們那麼艱苦才能夠走在一起，不可能分開的，我不甘心！”
“對不起。”
他收拾東西離開，臨行前，深深地吻了我一下，說：“祝你永遠不要悲傷。”
他走了，真的不再回來。
那年我在倫敦買給他的花仙子銀相框，依然放在案頭上。上面鑲著一張我的照片、一張他的照片，還有那張我們儿時在公園裡偶爾相遇的照片。
葉散的時候，你明白歡聚。
花謝的時候，你明白青春。
九七年三月，我們分手了。
十多天后，“蒂芬妮”珠寶店通知我，我們要的那一對結婚戒指已經送來了，隨時可以去拿。
我獨個兒去領回戒指。
“要刻字嗎？”女售貨員問我。
“不用了。”
難道我不知道這戒指是為誰而買的嗎？
我早就說過，三個月太久。
我把兩枚戒指都戴在身上，我自己的那一枚，套在左手無名指上，他的那一枚，我用一條項鍊掛在脖子上。
我沒有找他。他曾給我最好的愛，也因此，我不敢再要他為我而毀了自己。
他申請長駐北京工作，我只能偶爾在新聞裡看到他。
不合理的聯繫匯率維持了十四年，依然沒有改變，我們的愛情，卻已經變了。
他不在，我孤身走遍世界，為了那所謂的成名奮鬥。
九七年五月，暮色蒼茫的夏天，我從紐約回來，跟良湄在中環那間印度餐廳吃飯。
“他步上救護車的時候還在微笑，下一刻卻不再醒來，他這樣突然地離開，我怎可以忘記他？十年後，二十年後，也不可能。我只能忘記他所有的缺點。”
我失笑。
“你笑什麼？”她問我。
“令愛永恆的，竟是別離。”我說。
“是的，唯一可以戰勝光陰的，就是回憶。”
末了，女侍應送來一盤幸福餅。
“隨便拿一塊，看看你的運程。”侍應殷勤地說。
“我不敢要，你要吧。”良湄說。
我隨手拿了一塊幸福餅，取出裡面的簽語紙。紙上寫著：
六月份在香港的個人時裝展上，我用數千顆玻璃珠做了一件晚裝，穿在模特兒身上，成為該天的焦點。在璀璨燈光下的玻璃珠，像一顆顆晶瑩的眼淚，這是一襲離別的衣裳。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一個新的時代降臨，整天下著滂沱大雨，是我們相識的那場雨，我穿著那件檸檬黃色的雨衣，一個人走在時代廣場外面。偌大的電視屏幕上，播出了離別之歌。
“離別本來就是人類共通的無奈。”我聽到文治的聲音說。
驀然回首，他在電視屏幕上，人在北京。
他依然是那樣沉實而敦厚，使人義無反顧地相信。
如果可以從頭來過，我依然願意用十分的酸來換那一分的甜。
只是，人能夠飛向未來，卻不能回到過去。
離別了我，他也許活得更好。我們努力活得燦爛，期望對方會知道。在未可預知的重逢裡，我們為那一刻作好準備。
“記者徐文治在北京的報導。”他殷殷地說。
“祝你永遠不要悲傷。”我彷彿聽到他這樣說。三月裡的幸福餅，我們一起吃的第一塊幸福餅，不是這樣說的嗎？
電視畫面消去，我想留也留不住。
廣場上，只有我，孤零零一個人，看著國旗升降，他曾送給我十二顆藏著國旗的玻璃珠，祝愿我成功。如果成功的代價是失去了他，我不願成功。
雨愈下愈大，我不捨得跟屏幕告別，然而，愛，是美在無法擁有。
走著的時候，脖子上的結婚戒指叮叮作響。誰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
離開廣場，我一個人，走到那家印度餐廳，等待那一盤幸福餅。
“隨便抽一塊，占卜你的運程。”女侍應微笑說。
我拿起一塊幸福餅，只是，這一次，我不敢再看裡面的簽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