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楊弘念一起兩年多的日子裡，我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比利時、紐約、德國、巴黎、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為了工作，我和他大部份時間都在旅途上，也因此使我愈來愈相信，我們彼此依賴，依賴的成份甚至比愛更多。
楊弘念很希望能夠躋身國際時裝界，為此他會不惜付上任何代價，我們最後一次一起是在意大利。
他在米蘭開展事業的計劃遇到挫折，他帶著我，到了威尼斯。
我在威尼斯一間賣玻璃的小商店裡發現許多精巧漂亮的玻璃珠，有些玻璃珠是扁的，裡面藏著一座金色的堡壘，有些玻璃珠是用幾條玻璃條粘在一起燒的，切割出來之後變成波浪形，裡面有迷宮、有風鈴，也有昆蟲。
“我從沒見過這麼漂亮的玻璃珠。”我撈起一大堆玻璃珠在燈光下細看，它們晶瑩剔透，在我掌心上滾動，彷彿真的有一座堡壘在裡面。
“你看！”我跟楊弘念說。
他心情不好，顯得沒精打采。
我把玻璃珠逐顆放進一隻長脖子的玻璃瓶裡，付了錢給店東，離開那間玻璃店。
楊弘念帶我到那間發明“天國蜜桃”的酒吧，我終於嚐到了一口最新鮮的“天國蜜桃”。
“我不會再來意大利。”他說。
“不一定要來意大利才算成功。”我安慰他。
“癈話！這裡是時裝之都，不來這裡，難道去沙特阿拉伯賣我的時裝嗎？”他不屑地說。
淚，忽然來了。我站起身離開。
“我們分手吧。”他說。
“什麼意思？”我回頭問他。
“你根本不愛我。”他哀哀地說。
“誰說的？”我哭著否認。
“你只是把我當作一個恩人，一個恩師。”
我站在那裡，哭得死去活來。他說得對，我們之間的愛從不平等，我敬愛他，被他依賴，但是從來不會向他撒嬌，從不曾害怕有一天會失去他。如果不害怕失去，還算是愛嗎？
“你走吧，反正你早晚會離開我。”他甚至沒有看我一眼。
“我走了，以後誰替你買'天國蜜桃'？”我哽咽著問他。
“我不需要你可憐！我是一個很成功的時裝設計師！”他高聲叱喝我。
我跑出酒吧，奔回旅館。
我帶在身邊的浮塵子鐘，正一分一秒地告訴我，時光流逝，愛也流逝。
第二天就要回去香港了，楊弘念整夜也沒有回來。
第二天早上，我在收拾行李，他回來了。
“你會不會跟我一起回去？”我問他。
他沒作聲，收拾了自己的行李。
我們坐水上巴士到機場，在船止，大家都沒說話，只有坐在我們旁邊的一個威尼斯人用蹩腳的英語告訴我們：
“威尼斯像舞台佈景，遊客都是臨時演員，今天刮風，聖馬可廣場上那些正在熱吻的男女，都像在訣別——”
船到了機場。
“再見。”楊弘念跟我說。
“你要去哪裡？”我愣住。
“你昨天晚上甚至沒有擔心我去了哪裡，我還沒有回來，你竟然可以收拾行李。”他傷心地說。
我無言以對。
他留在船上，沒有望我一眼。
船在海上冉冉離去，他甚至沒有給我一個離別的吻。
威尼斯的機場也能嗅到海上的味道，我獨個兒坐在那裡，“天國蜜桃”的味道已經飄得老遠。我忽爾發現，自己是一個多麼殘忍的人，在離別的那一刻，我並不感到悲傷，我只是感到難過。
難過和悲傷是不同的。
悲傷是失去情人。
難過是失去旅伴，失去一個恩師。當他對我說再見，然後不肯回頭再望我的那一剎，我只是感覺他好像在跟我說：
“我可以教你的東西都已經教給你了，你走吧。”
我於是知道是時候分手了。
我毫無理由地愛著另一個人，我彷彿知道他早晚會回來我身邊。我祝愿他永遠不要悲傷，期望我們能用歡愉來迎接重逢。至於楊弘念，不過是陰差陽錯，而在我生命裡勾留的人，我無法愛他更多。
飛機起飛了，我要離開威尼斯。
“你以後打算怎樣？”良湄問我。
“我寫了自薦信去紐約給一位時裝設計師卡拉·西蒙，希望能跟他一起工作。我和楊弘念在紐約見過她，她很有才華，早晚會成為世界一流的設計師。不過，我還沒有收到她的回复。”我一邊收拾東西一邊說，離開了一個月，家裡亂糟糟的。
“如果真的要去紐約，要去多久？”
“說不定的，我看最少也要兩、三年。放心，如果你跟熊弼結婚的話，我一定會回來參加你的婚禮。他拿了碩士學位之後打算怎樣？”
“他說想留在學校裡繼續研究。”
“他不是想做科學家吧？”
我真的擔心熊弼。良湄已經在社會上打滾三年了，他負責商業訴訟，每天面對的，是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世界。熊弼卻一直躲在實驗室裡，不知道外面的變化。
“有時我覺得他是一個拒絕長大的男人。”良湄說。
“長大有什麼好呢？長大了，就要面對很多痛苦。”我說。
“你被楊弘念拋棄了，為什麼你看來一點也不傷心？”
“我看來不傷心嗎？”
“你絕對不像失戀，你真的一點也不愛他。”
我不是沒有愛過楊弘念，我只是沒法讓他在我心里長久地佔著最重要的位置。
我把那件檸檬黃色雨衣從皮箱裡拿出來放進衣櫃。
“你有一件這樣的雨衣嗎？為什麼我沒見過？很漂亮！”良湄把雨衣穿在身上。
“我自己縫的。”我說。
雨衣是那年為了讓文治在雨中看到我而縫的，我曾經站在他那輛機車旁邊痴痴地等他回來。
“我縫一件送給你。”我說。
“我要跟這件一模一樣的。”良湄說。
那天，我為良湄縫雨衣時，縫紉機的皮帶忽然斷了。這部手動縫紉機是爸爸留下的，少說也有二十年曆史，雖然功能比不上電子縫紉機，但是我用慣了，反而喜歡。用手和雙腳去推動一部縫紉機，那種感覺才像在做衣服，尤其是寒夜裡，穿上文治送給我的那雙灰色的羊毛襪，來來回回踏在縫紉機的踏板上，彷彿在追尋一段往事。所以，我一直捨不得把它換掉。
會修理這種縫紉機的人已經很少，我到附近的修理店碰運氣。
外面下著雨，我穿上雨衣走到街上，跑了好幾間修理店，他們都說不懂修理這種古老縫紉機。
最後，我跑到一間五金零件店找找有沒有縫紉機用的皮帶，如果有的話，說不定可以自己更換。
走到店裡，一個熟悉的背影正專心在貨架前找釘子。
睽違一年多，那是文治的背影，我站在他後面，不知道是否應該上前跟他相認還是應該離開。外面的雨愈下愈大，相認也不是，走也不是，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站在他身後，像個傻瓜一樣佇立著。我們總是在雨中相逢，不是我們控制雨水，而是雨水控制我們。
“小姐，麻煩你借一借，你阻塞著信道。”店東不客氣地驚醒了我。
文治回頭，看到了我。
我們又重逢了，相認也不是，走也不是。
“很久不見了。”他先開腔。
“你在買什麼？”我問他。
“買幾口釘子，家裡有一隻櫃門鬆脫了。你呢？”
“我那部縫紉機的皮帶斷了，我看看這裡有沒有那種皮帶。”
“這種地方不會有的，你用的是手動縫紉機嗎？”
“是的，算是古董。”我笑說，“無法修理，就得買過一部新的，我已經找了好幾個地方。”
“我替你看一看好嗎？”
“你會修理縫紉機嗎？”我驚訝。
“我家里以前也有一部。”
“你現在有時間嗎？”
他笑著點頭：“如果夥你願意冒這個險，不介意我可能弄壞你的古董。”
“反正不能比現在更壞了。”我說。
“你的縫紉機放在哪裡？”
“在家裡。”
“良湄說你剛從威尼斯回來。”
“已經回來兩個星期了。外面正下雨，你有帶雨傘嗎？”
“我來的時候，只是毛毛雨，不要緊，走吧。”文治首先走出店外。
從威尼斯回來，本打算把房子重新收拾一下，所以雜物都堆成一個小山丘。
“對不起，沒有時間收拾。”我把雜物移開。
“看來只有把斷開的地方重新縫合。”他走到縫紉機前面仔細地研究。
“這樣的話，皮帶會短了一截。”
“所以要很費勁才能把皮帶放上去，你一個女孩子不夠氣力的。”
我坐下來，把皮帶重新縫合，交給文治。
他花了很大氣功把皮帶重新安裝上去，雙手有兩道深深的皮帶痕。
“你試試。”他說。
我坐在縫紉機前面踩著腳踏，縫紉機動了。
“行了。”我說。
“幸好沒有弄壞。”他笑說。
“我倒了一杯茶給你。”我站起來說。
那個用雜物堆成的小山丘剛好塌下來，幾本相簿掉在文治腳下，文治替我拾起來。
“對不起。”我說。
“不要緊，我可不可以看看？”
“當然可以。”
我走進廚房為他倒一杯茶。我努力告訴自己，要用很平靜的心情來面對在我屋子裡的他。
我端著茶出去，文治拿著相簿，怔怔地望著我。
“什麼事？”我問他。
“這個是我！”他指著相簿裡的一張照片說。
那張黑白照片是我四歲時在灣仔一個公園裡拍攝的。我坐在鞦韆上，鞦韆架後面剛好有一個年紀比我大一點的男孩走上來拾起地上的皮球。
“這個是我！”文治指著照片中那個男孩說。
“是你？”
我仔細看看那個男孩。他蓄一個平頭裝，穿著一件印有超人圖案的汗衫、短褲和一對皮鞋，剛好抬頭望著鏡頭，大概是看到前面有人拍照吧。
他的眼睛、鼻子，愈看愈像文治。
“我也有一張照片，是穿著這身衣服拍的。”文治連忙從皮夾裡拿出一幀他兒時與爸爸媽媽一起在公園裡拍攝的照片給我看。照片中的他，身上的衣服跟我那張照片中的男孩子一樣。
“照片中的背景也是這個公園。”文治興奮地說。
我難以置信地望著照片中的他。在一九八三年之前，我們早就見過了。一個拾皮球的男孩，在一個打鞦韆的女孩身後走過，竟在差不多二十年後重逢。
我忽然明白，為什麼我一直毫無理由地等他回來，他本來就是我的。
“我以前常到這個公園玩。”文治說。
“我也是。”
他望著我，剎那之間，不知說什麼好。
候鳥回歸，但是一直在這裡的人，卻另有牽掛，重逢又怎樣？我們不可能相擁。
“茶涼了。”我說。
他接過我手上的茶杯。
“有沒有去探女朋友？”我故意這樣問他。
他果然給我弄得很難堪。
原來他還沒有離開她。
“我遲些可能會去紐約工作。”我告訴他。
“要去多久？”
“如果那位設計師肯聘用我的話，要去幾年，我正在等她的回复。”
他惆悵地說：“希望你成功。”
“謝謝。”
“我不打擾你了，如果縫紉機再壞，你找我來修理。”他放下茶杯說。
“好的。”我送他出去。
“再見。”
“謝謝。”
我目送他進入電梯，忽然想起外面下著滂沱大雨，連忙走進屋裡，拿了一把雨傘追上去。
我跑到大堂，文治已經出去了。
“文治！”我叫住他。
他回頭，看到了在雨中趕上來的我，突然使勁地抱著我。
“不要走。”他在我耳邊說。
多少年來，我一直渴望他的擁抱，我捨不得驚醒他，捨不得不讓他抱，可是，他誤會了。
“我是拿雨傘來給你的。”我淒然說。
他這時才看到我手上的雨傘，知道自己誤會了，立刻放手。
“對不起。”他難堪地說。
“雨很大，拿著。”我把雨傘放在他手上。
“謝謝。”他接過我手上的雨傘。
“我回去了。”我說。
“再見。”他哀哀地說。
“謝謝。”我跑到大廈裡，看著他打著雨傘，落寞地走在路上。
“文治！”我再一次跑上去叫他。
他回頭望著我。
“這次我不是要拿雨傘給你！”我撲進他懷裡。
“你可以等我嗎？”他突然問我。
“我不介意——”我回答他。
“不。”他認真地說，“我不是要你做第三者。我過去那邊跟他說清楚——”
我沒想到他願意這樣。
“我現在立刻回去電視台請假，我這幾年來都沒有放假，應該沒問題的——”
“你不需要這樣做——”
“如果不需要這樣做，我也用不著等到現在。”他輕輕為我抹掉臉上的水珠，“我不想再後悔。答應我，不要走。”
我流著淚點頭。
“你回家吧，我現在回去電視台。”
我抱著相簿，一個人躲在屋裡，把我們儿時偶遇的照片拿出來，放在手上。我找到了一面放大鏡，仔細看清楚照片上的男孩。是的，他是文治，那雙令人信賴的眼睛，長大了也沒有改變。
一個鐘頭之後，我接到文治打來的電話。
“我已經拿到假期，明天坐最早的班機到舊金山。”
“你確定了要這樣做嗎？”我再三問他。
“確定了。”他堅定地說。
“你曾經愛過她嗎？”
“是的。”他坦白地承認。
“我只是想告訴你，我也曾經愛過另一個人。”
“我知道。”
“不，你看到我和他在車上的時候，我們還沒有開始，那是後來的事。”
“你還愛他嗎？”
“我們已經分開了，也許，我已經不是兩年多前在學校外面和你分手的那個人——”
“你仍然是那個打鞦韆的小女孩。”他溫柔地說。
如果可以，我只是想把那失去的兩年多的歲月找回來，但願生命從來沒有一個楊弘念。我能夠把最好的留給文治。
“今天晚上我要留在剪接室剪輯週日晚上播出的'新聞特寫'，本來很想跟你見面——”他說。
“我等你——”
“不，我也許要忙到明天早上。”
“我明天來送機好嗎？”
“不是說不喜歡別離的嗎？”他在電話那邊廂問我。
“我們不是別離——”
不知是否很傻，我把兒時的照片統統拿出來，仔細看一遍，尤其是在那個公園裡拍的。我想看看文治會否出現在我另一張照片裡。
只有這一張，他闖進了我的生命。
第二天早上，我到機場送他。
“我只去兩天，跟她說完了就回來。”他告訴我。
我曾經埋怨他太婆媽，不肯離開一個他已經不愛的女人，他大可以打一通長途電話就跟她說清楚，但他選擇面對。我不介意當第三者，他卻不想欺騙任何人。我還有什麼好埋怨呢？
“我到了那邊會打電話回來給你。”他抱著我說。
我凝望著他，不忍說別離。
“你會回來的，是不是？”
“當然啦。”
“事情真的會那麼順利嗎？”
“你不相信我嗎？”
“不是不相信你，而是世事總是有很多變量，如同明天的雨，不是你和我可以控制的。”
我不捨得讓他離開，我很害怕他不再回來。重逢的第二天，我就把他從手上放走，讓他回去那個女人身邊。她會不會不讓他走？他看到了她，會不會忘記了我？
“要進去了，我很快就回來。”他摩挲著我的臉說。
我輕輕地放手。
“再見。”他深深地吻我。
“文治——”我叫住他。
“什麼事？”他回頭問我。
“買一些玻璃珠回來給我好嗎？什麼顏色都好。”
“為什麼突然愛上玻璃珠？”他笑著問我。
“沒什麼原因的——”我說。
他跟我揮手道別。
我並沒有突然愛上玻璃珠，只是希望他記著我，希望他在旅途上記著他對我的承諾。
那璀璨繽紛，在掌心上滾動的玻璃珠，也像承諾一樣，令人動心。
“那個曹雪莉會答應分手嗎？”良湄問我。
“我不知道。”
“如果我是你，我會和他一起去。”
“太難堪了，好像脅持他去跟另一個女人分手。”
“萬一他見到她，突然心軟，開不了口，那怎麼辦？說不定她還會逼他結婚。”
“他不會騙我的，他不是那種人。如果他見到她就無法開口，那就證明他還是愛她，我霸著他也沒有意思。”
“你要知道，一個人不在你身邊，也就是不在你掌握之內。”
“又有什麼是在我們掌握之內？”我苦笑。
晚上，文治的長途電話打來了。
“我到了舊金山。”他告訴我。
“她知道你來了嗎？”
“我一會兒打電話給她，明天就會過去。我後天會乘搭國泰二一六班機回來。”
“我來接你。”
“嗯。”
我愉快地掛斷電話，我以為，兩天之後，一切都會變得很美好。
世事卻總是陰差陽錯。第二天，我從傍晚新聞報導中看到了舊金山大地震的消息。
黎克特製六點九級大地震，持續了十五秒，奧克蘭橋公路整條塌下來，死亡枕借，全市癱瘓。
為什麼偏偏要在這個時候發生？難道我和文治這輩子注定了只能夠擦身而過？
良湄的電話打來了，問我：“你有沒有看到新聞？”
“現在應該怎麼辦？”我徬徨地問她。
“我找哥哥想辦法。”
良湄掛線之後，我撥電話到文治住的酒店，電話無論如何也接不通。
如果他能平安回來，我寧願把他讓給曹雪莉。我願意用一輩子的孤單來換取他的生命。那幸福餅裡的簽語不是說我永遠不會悲傷嗎？
“哥哥沒有曹雪莉在那邊的電話地址，他會找幾間大報館，看看她在哪一間報館工作，另外，他已經找了駐舊金山的記者想辦法。”良湄打電話來說。
方維志終於找到了曹雪莉家裡的地址和電話。她沒有上班，報館的人沒有她的消息。
我不能親自打電話給曹雪莉，萬一她接電話，我用什麼身分打給她？我只能叫良湄打給她。
“電話無論如何也接不通。”良湄說，“這幾天全城交通癱瘓，通訊設備也癱瘓了，看來不會那麼快有消息，另外——”她欲言又止。
“什麼事？”
“那位記者會追查死傷者名單。”
我忍不住嗚咽。為什麼我要跟他重逢？如果我們沒有重逢，他不會離開。
“只是循例這樣做。”良湄安慰我。
“我知道。”
“要我過來陪你嗎？”
“不，我沒事，我等他電話好了。”
“那好吧，我會再嘗試打電話到曹雪莉家裡。”
剩下我，一個人在斗室裡，孤單地等一個不知道是否還在世上的男人打電話來。
我沒有跟他說再見，從來沒有，為什麼竟會再見不到他？我不甘心。
一天一夜，一點消息也沒有。
他承諾會帶一袋玻璃珠回來給我的。他是一個守言諾的男人，我知道。
我悲哀地蜷縮在床上，再看一遍我們儿時偶遇的那張照片。
葉散的時候，你明白歡聚。
我們不過歡聚片刻，我猶記得他肩膊上的餘溫。一場地震，就可以把我們二十多年的緣份毀掉嗎？
電話的鈴聲忽然響起，我連忙拿起話筒。
“蜻蜓，是我。”
是文治的聲音。
“你在哪裡？”我問他，“擔心死我了。”
“在舊金山，我沒事。”
他的聲音很沉重。
“是不是有什麼事發生？”
“雪莉和她家人的房子在地震中塌下來，她爸爸給壓死了，她雙腳受了傷，現在醫院裡。”
“傷勢嚴重嗎？”
“她雙腳打了石膏，要在醫院休養一段時間。”
“哦，是這樣。”
他沉默，我已經大概想到有什麼事情。
“對不起，她很傷心，我開不了口——”他說。
“不用說了，我明白。”
我突然覺得很荒謬，他差一點就是我的；一場地震，斷裂了我們的愛情，卻造就了他和另一個女人的傾城之戀。難道我和他這一輩子注定不能一起嗎？命運在開我們的玩笑。
但是，他平安了，我還能要求些什麼？我不是許諾願意把他讓給她嗎？我不是承諾用一輩子的孤單換取他的生命嗎？我只能夠沉痛地遵守諾言。
“你好好照顧她吧。”我說。
他沉默。
我抱著話筒，祈求他說一句思念我的話，卻只聽到他沉重的呼吸聲。
我多麼害怕從此再聽不到他的聲音，現在聽到了，卻不是我想听的。
“長途電話費很貴啊。”我終於打破那可怕的死寂。與其聽他再說一遍對不起，不如由我來了斷。
“嗯。”他無可奈何地應了一聲。
“別這樣，不是你的錯。”我倒過來安慰他。
“掛線啦。”我說。
“再見。”他說。
“祝你永遠不要悲傷。”我強忍著淚說。
電視新聞播出地震後舊金山的面貌，整個市面，一片頹垣敗瓦，也埋沒了我的愛情。
幾天后，我收到從紐約寄來的信，卡拉·西蒙回复說歡迎我和她一起工作，並問我什麼時候可以起程，她替我辦工作證。信末，她寫著這幾句：
“舊金山的大地震很恐怖，你沒親人在那邊吧？”
是的，我連唯一的親人都沒有了。
到領事館辦理簽證手續的那天中午，我和良湄吃午飯。
“你真的要去紐約？”
“都已經辦了工作證，何況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我一直想去紐約。”
“如果舊金山沒有地震，你才不會去。”
“可是我沒能力阻止地震發生啊。”
“哥哥說，徐文治這幾天就會回來。”
“我過幾天就要走了，房子都已經退租。”
“我開始覺得他這個人有點婆媽——”
“這也許是我喜歡他的原因吧。這種男人，當你青春不再，身體衰敗的時候，他也不會離開你。”
“那楊弘念呢，他留在威尼斯之後，一直沒有回來嗎？”
“我沒有他的消息。”
“他很愛你呢——”
“我知道。”
“為什麼你不選擇他？他是你第一個男人。”
“他變得太快了，他今天很愛你，但你不知道他明天還是否一樣愛你。別的女人也許喜歡這種男人，但我是個沒安全感的女人。生活已經夠飄泊了，不想愛得那麼飄泊。”
“這次去紐約，要去多久？”
“不知道，也許兩三年吧。”
“為什麼多麼決斷的男人，一旦夾在兩個女人之間，就立刻變得猶豫不決呢？”
“也許正因為他是好男人，才會猶豫不決吧。”
“那你就不該離開，誰等到最後，就是勝利者。”
“如果要等到最後才得到一個男人，那又有什麼意思？我寧願做失敗者，雖然我也和楊弘念一樣，討厭失敗。”我苦笑，“房子退了，但有些東西我不會帶過去，可以放在你那裡嗎？”
“當然可以。”
在家裡收拾東西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我有一種感覺，這一次，我會離開很久。我不可以忍受等待一個男人抉擇。愛情不是一條選擇題。
這個時候，電話鈴聲響起。
“我回來了。”
是文治的聲音。
“我就在附近，可以出來見面嗎？”
“二十分鐘後，在樓下等吧。”我說。
我捨不得拒絕他，也許我再也見不到他。
他騎著機車來找我。
我跨上車，什麼也沒說，一股腦兒地抱著他的腰，臉緊貼著他的背脊。
微風細雨，他在路上飛馳，他從沒試過開車開得這麼快，也許，在那飛躍的速度之中，他方可以自時間中抽離；也只有這樣，他才可以忘記痛苦，忘記現實，忘記他還有另外一個女人放不下。我緊緊地抓著他，沉醉在那淒絕的飛馳之中。
終於，他把車停下來了，即使多麼不願意，我們還是回到現實，自流曳的光陰中抽身而出。
“過兩天我要去紐約了。”我告訴他，“卡拉·西蒙答應讓我當她的助手。”
他沉默無聲。
“你為什麼不恭喜我？這是個很難得的機會。”我淒然說。
“對不起，我不能令你留下來。”他黯然說。
“我本來就是個不安定的人。”我安慰他。
“這是我的錯——”
“不。你知道舊金山大地震時，我在想些什麼嗎？我願意用一切換取你的平安，我要守諾言。況且，你不是那種可以傷害兩個女人的男人。”
“你是不是一定要走？”
“你聽過有一種蟲叫蓑衣蟲嗎？蓑衣蟲一輩子都生活在用樹葉製成的蓑衣之中，足不出戶，肚子餓了就旋轉著吃樹葉。到了交配期，也只是從蓑衣裡伸出頭及胸部，等雄蛾來，在蓑衣裡交配，然後老死在農夫的蓑衣裡。我不想做這一種蟲。”
“你說討厭別離，卻總是要別離——”
他難過地凝視著我。
“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你，如果天天跟你一起，日後也許會把你忘掉，這是別離的好處。在回憶裡，每個人都年輕，一切都是好的。”我哀哀地告訴他。
他用力地抱著我，我把下巴微微地擱在他的肩膊上。
“你知道嗎？我覺得能夠把下巴這樣擱在你的肩膊上是很幸福的。”
他把臉貼著我的臉。
“如果能夠成為你身體的一部分，你知道我想成為你哪一部分嗎？”
他搖頭。
“我想成為你的雙眼，那麼，我就可以看到你所看到的一切，也許我會更明白你所做的事。”我望著他說。
他使勁地抱著我，不肯放手。
“這樣下去，我會死的。”我喘著氣說。
他終於輕輕地放手。
“你記得我還欠你一樣東西嗎？”他從口袋裡拿出一袋湖水綠色的玻璃珠來。
我還以為他已經忘了。
“地震之後，還能買到玻璃珠嗎？”我愕然。
“我答應過你的。”
我把玻璃珠放在手上，十二顆湖水綠色的玻璃珠裡，原來藏著十二面不同國家的國旗。
“希望將來你設計的衣服能賣到這十二個國家。”
“謝謝你。”
他沮喪地望著我。
我跨上車，跟他說：“我想再坐一次你開的車。”
他開動引擎，我從後面緊緊地抓著他，流著淚，再一次沉醉在那無聲的、淒愴的飛躍之中，忘了我們即將不會再見。
終於，是分手的時候了。
我跳下車，抹乾淚水，在昏黃的街燈下，抱著他送給我的玻璃珠。
“我希望將來有機會用這些玻璃珠製造一件晚裝。”我淒然說。
“那一定會很漂亮。”
“我來送機好嗎？”
“不是說不要再見嗎？祝你永遠不要悲傷。”我抱了他一下，依依地放手。
“你這樣令我覺得自己很沒用。”他難過地說。
“沒用的是我。”我掩著臉，不讓自己哭。淚，卻不聽話地流下來。
“我回去啦！”我轉身跑進大廈裡，把他留在微風中。
離開香港前的一天，我約了良湄再去那間印度餐廳吃飯。
“你還有心情吃東西嗎？”她問我。
“不，我只是想來占卜一下將來。”
那盤幸福餅送來了。
“我也要占卜一下。”良湄先拿一塊餅。餅裡的簽語是：
“說得太對了。”良湄說。
我閉上眼睛，抽了一塊。
“簽語是什麼？”良湄問我。
簽語是：
是的，只有一個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我帶著在威尼斯買我和文治送給我的玻璃珠，一個人到了紐約。
卡拉·西蒙的工作室在第七街，我在格林威治村租了一間小房子，每天坐巴士去上班。
紐約和香港一樣，是個步伐急促的城市，人面模糊。我認識了一些朋友，週末晚上可以和他們共度。
卡拉跟楊弘念不同，楊弘念是個極端任性的人，卡拉卻是個很有紀律的設計師。她上午剛剛跟丈夫辦完離婚手續，下午就回到工作室繼續工作。回來之後，她只是淡淡的說：
“不用天天跟他吵架，以後可以專心工作——”
卡拉是很愛她丈夫的，他也是時裝設計師，兩個人一起熬出頭來，她名聲漸噪，遠遠拋離了他，他愛上了自己的女助手。
“關於成名，女人付的代價往往比男人要大。”卡拉說。
是的，每個女人都希望自己所愛的男人成名，但不是每個男人，也希望自己的女人成名。
在紐約半年，我沒有到過唐人街，我刻意不去知道關於香港的一切，可是，我並沒有因此忘記文治。每天晚上，我看著放在玻璃碗裡的、他送給我的十二顆有國旗的玻璃珠，這是我在冰冷的異鄉里努力的因由。我做每一件衣服，都是為他而做的。
那天，在信箱裡，我收到良湄從香港寄來的信。
你好嗎？
時光流逝，我愈想忘記他，印象卻愈清晰。他有很多缺點，他猶豫不決，他沒勇氣，他沒有在適當的時候出現，當我如許孤單的時候，他不在我身邊。可是，因為他離我那麼遠，一切的缺點都可以忘記，只有思念抹不去。
復活節前的一個禮拜，我回到工作室，卡拉神秘地拉著我的手說：
“你看誰來了？”
楊弘念從她的房間走出來。
在威尼斯分手以後，已經大半年沒有見過他了。他還是老樣子。
“很久不見了。”他說。
“你什麼時候來的？”
“昨日剛剛到，沒想到你在這里工作。”
“她很有天份。”卡拉稱讚我。
“當然，她是我教出來的。”楊弘念還是一貫的驕傲。
“你會在紐約留多久？”我問他。
“幾天吧。你住在哪裡？”
“格林威治村。”
“那裡很不錯。”
“我住的房子已經很舊了。你什麼時候有空一起吃頓飯？”
“今天晚上好嗎？”
“今天晚上？沒問題。”
“到你家裡，看看你的老房子好嗎？”
“好的。”
晚上八點鐘，楊弘念來了，手上拿著一束紅玫瑰。
“給你的。”
“你從來沒有送過花給我，謝謝。”我把玫瑰插在花瓶裡。
“要喝點什麼？”
“隨便吧。”
“你可不是什麼都肯喝的。”我從冰箱裡拿出一瓶“天國蜜桃”給他。
“謝謝。”他笑說。
“這些日子你去了哪裡？真沒想到會在紐約見到你——”
“是卡拉告訴我，你在這裡的，我特地來看看你。”
我愕了一下，我還以為他是路經此地。
“沒什麼的，只是想看看你。”他補充說。
“謝謝你，我在這裡生活得很好。”
他拿起我放在案頭的相架，相架裡鑲著我兒時在公園打鞦韆的那張照片。
“這是你小時候的照片嗎？”
“嗯。”
“我從沒見過——”
他完全沒有察覺照片裡有一個拾皮球的男孩。除了我和文治之外，誰又會注意到呢？
“冷嗎？”我問他。我聽見他打了一個噴嚏。
“不——”
“紐約很冷，叫人吃不消。”我說。
我腳上依然穿著文治送給我的那一雙羊毛襪。
“這種羊毛襪，你是不是有很多雙？”他問我。
“為什麼這樣問？”
“每逢冬天，我就看到你穿這雙襪。”
“不，我只有這一雙——”
“那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沒有，只是這一雙襪穿在腳上特別溫暖。”
我把晚餐端出來：“可以吃了。”
“你在卡拉身上學到些什麼？”
我認真地想了一想，說：
“她的設計，看來很簡潔，但是每一個細節都做得很好，看著不怎麼樣，穿在身上卻是一流的。”
“你還沒有學到。”他生氣地說。
我不太明白，我自問已經很用心向卡拉學習。
“你要學的，是她的一雙手。”
“雙手？”
“她可以不畫圖樣、不裁紙版，就憑十隻指頭，把一幅滑溜溜的布料鋪在模特兒身上，直接裁出一件晚裝。”
“是嗎？”我愕然，我從沒見過卡拉這樣做。
“她出道的時候就是這樣。”
“很厲害！”我不得不說。
“最重要的，是你的一雙手。”他捉著我雙手說，“要信雙手的感覺。你要親手摸過自己做的衣服，一吋一吋的去摸，你才知道那是不是一件好衣服。你學不到這一點，跟著卡拉多少年也沒有用，她沒教你嗎？”
我搖頭：“誰會像你那樣，什麼都教給我？”
我忽爾明白，他那樣無私地什麼都教給我，是因為他真的愛我。
“謝謝你。”我由衷地對他說。
“你已經有一年多沒有作品。”我關心他。
“我的靈感愈來愈枯竭——”他用手摩挲我的臉，情深地望著我。
“不要這樣——”我垂下頭。
他沮喪地站起來，拿起大衣離開。
“謝謝你的晚飯。”
“你要去哪裡？”
“到處逛逛。”
“要不要我陪你去——”
“算是尊師重道嗎？”他冷笑。
我沒回答他。
“再見。”他說罷徑自離開。
他走了，我靜靜地看著自己雙手，我要相信自己雙手的感覺。當他捉著我雙手時，我沒有愛的感覺，也許不是沒有，而是太少，少得無法從掌心傳到身體每一部分。他擁有一切應該被一個女人愛著的條件，可是，卻遇上了我。是他的無奈，還是我的無奈？
他走了之後，沒有再回來。
一天，我從工作室回到家裡，發現門外放著一個精緻的藤籃，籃子裡有五隻復活蛋，還放滿了一雙雙羊毛襪，有紅色的、綠色的、藍色的、格子的。籃裡有一張卡，卡上寫著：
那是楊弘念的字跡，是用他那支PANTEL 1.8CM筆寫的。
他根本不明白我為什麼經常穿著那一雙襪。
我把籃子拿進屋裡，他還在紐約，不是說好要走的嗎？
以為他會出現，他偏偏沒有。到了夏天，還見不到他。他總是不辭而別。
九月中，收到良湄從香港寄來的信。
收到良湄的信之後兩天，楊弘念突然出現。
那天晚上，他拿著一束紅玫瑰來找我。
“你去了哪裡？”我問他。
“一直在紐約。”
“你在紐約幹什麼？”
“我就住在巴士站旁邊的房子。”
“什麼？”我嚇了一跳。我每天早上在巴士站等車，從不知道他就住在旁邊。
“你為什麼會住在這裡？”
“我喜歡可以每天看見你在巴士站等車。”他深情地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哀哀地問他。
“我也不知道。你的花瓶放在哪裡？我替你把花插好。”
我把一個玻璃花瓶拿給他。
他在花瓶注了水，抓起一撮文治送給我的玻璃珠。
“你幹什麼？”我問他。
他把玻璃珠放在花瓶裡，說：“這樣比較好看，你幹嘛這麼緊張？”
“沒什麼。”
“有沒有喝的？我很口渴。”
我在冰箱裡拿了一瓶“天國蜜桃”給他。
“你一直為我預備這個嗎？”他乍驚還喜的問我。
“不，只是我也愛上了這種口味——”我淡淡的說。
他顯然有點兒失望。
他把那一瓶玫瑰插得很好看，放在飯桌上。
“我從來不知道你會插花。”我說。
“還有很多關於我的事情你也不知道——”
“是的，譬如我不知道你為什麼忽然愛上紅玫瑰？以你的個性，你不會喜歡紅玫瑰，玫瑰畢竟是一種太普通的花，而且是紅玫瑰。”
“你知道玫瑰為什麼是紅色的嗎？”
“難道是用血染紅的嗎？”我打趣地說。
“是用夜鶯的血染紅的。”
“夜鶯的血？”
“波斯有一則傳說，每當玫瑰花開時，夜鶯就開始歌唱，對它傾訴愛意，直至力竭聲嘶，癡醉於玫瑰的芳香，隨即倒落於玫瑰樹枝下。
“當夜鶯知道玫瑰被阿拉真神封為花之女王時，它非常高興，因而向吐露芬芳的玫瑰飛了過去，就在它靠近玫瑰時，玫瑰的刺剛好刺中它的胸口，鮮紅的血將花瓣染成紅色。
“如今波斯人仍然相信，每當夜鶯徹夜啼叫，就是紅玫瑰花開的時候。”他痴痴地望著我。
“夜鶯太笨了。”我說。
“所有的愛情都是這樣吧，明知會流得一身血，還是挺起胸膛拍翼飛過去。”
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我只是無法明白，他為什麼甘心情願化作那可憐的夜鶯。
他輕輕地摩挲我的臉，手停留在我的眼睛上。
“別這樣，有刺的。”
“我也不介意流血。我喜歡這樣撫摸你的眼睛，我真想知道你的瞳孔裡有沒有我。”
我忍不住掉下眼淚。
“別哭。”他抱著我。
為什麼會是他？
為什麼總是他？
難道他才是我廝守終生的人？在時間的洪流裡，在我們無法控制的光陰裡，浮向我生命的，就是他。
在寂寞的紐約，在寂寞的日子裡，我再找不到理由拒絕這多情的夜鶯。
楊弘念仍舊住在巴士站旁邊的房子裡，我們再一次相依。他在洛杉磯有一丬以自己名字為名的時裝店，每星期他要飛去洛杉磯一次。每個星期，我們要分開兩至三天，這樣最好，他不在的時候，我會思念他。
他沒有再送我紅玫瑰，也許他已忘了自己曾化身夜鶯。男人就是這樣，得到了，又忘記瞭如何得到。
九零年十二月平安夜那天，我獨個兒在屋裡，有人按門鈴。
我以為是楊弘念過來找我，站在門外的卻是文治。他拿著行李袋，站在我面前，我差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年沒見了，竟然好像昨天才分手。
“是良湄把你的地址告訴我的。”他微笑說。
“你剛下機嗎？”
他點頭：“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我讓他進來。
“你為什麼會來紐約？”
他傻呼呼的慾言又止。
“你就住在這裡？”他環顧我的房子。
“是的，外面很冷。要不要喝杯咖啡什麼？”
“謝謝。你習慣紐約的生活嗎？”
“我很容易適應一個新地方。”
“我跟曹雪莉分手了。”他突然告訴我。
我愕了一下，為什麼他現在才跟她分手？為什麼不早一點？
“是誰提出的？”不知道為什麼，我很關心這一點。
“是她提出的。”
我很失望，曹雪莉不要他了，他才來找我。
“她愛上了別人嗎？”我問他。
“不。她爸爸在地震中死去，她自己也受了傷，也許這種打擊令她成熟了不少吧。我到過舊金山探望她一次，我們每個星期都有通電話，大家愈來愈像朋友，也愈來愈發現我們不可能走在一起。
“那天，在電話裡，她告訴我，那次地震的時候，她知道我為什麼去找她，她看得出我想跟她分手，但是當時她很傷心，她很自私地不想我離開她——”
“看來她還是愛你的——”
“你會和我回去香港嗎？”他突然問我。
“你來就是說這句話？”
他茫然地望著我。
“為什麼你不早點來？我等了你這麼久，你現在才出現，你不覺得太遲嗎？”
“是不是情況不一樣了？”他難堪地問我。
“你以為我永遠在等你嗎？你以為你是誰？我要用我所有的青春來等你？我在這裡一年了，你為什麼現在才來找我？為什麼要等到她不要你，才輪到我？我最需要你的時候，你在哪裡？”私歇斯底里地質問他。
“對不起，我認為先把我和她之間的事解決了，對你比較公平，否則我說什麼也是沒用的。”
我氣得罵他：“你不是男人來的！所有男人都可以一腳踏兩船！”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這樣罵他，他是一個好男人，他不想欺騙任何人，我卻恨他不騙我。他早就不該告訴我他有女朋友，他該把我騙上床，然後才告訴我。
他望著我，不知說什麼好。也許，他千里而來，是希望看到我笑，希望我倒在他的懷裡，跟他回去，沒想到換來的，卻是我的埋怨。
“你說得對，我不是個男人，我也沒權要求你無止境地等我。”他難過地說。
我咬著唇：“是的，你沒權這樣浪費一個女人的青春。”
“我只是希望你和我一起回去。”他以近乎哀求的語調跟我說。
“如果時鐘倒轉來行走，我就跟你回去。”我狠心地說。
他站在那裡，紅了眼眶，說：
“對不起，我沒法令時鐘可以倒轉來行走，是我沒用。”
“我也不可以。”我淒然說。
“希望你幸福——”他傷心地說。
“謝謝你。”
“再見——”
“珍重。”
我站在窗前，看著他，拿著行李，孤單地走在街上。四處張燈結彩，他是特意來和我共度聖誕的吧？他準備了最好的聖誕禮物給我，可是這份禮物來得太遲了。
為什麼光陰不可以倒流？只要他早三個月出現，我就可以跟他回去。
我不能這樣對楊弘念，我不能那樣無情地對待一個愛我的人。我害怕將來我所愛的人，也會這樣對我。
他走了，也許不會再回來。
楊弘念抬了一株聖誕樹回來。
“這是你在紐約過的第一個聖誕節吧？”他問我。
“不，是第二個。”我說，“不過卻是第一個家裡有聖誕樹的聖誕節。”
我用一塊銀色的布把整株聖誕樹罩著。
“你幹什麼？”他問我。
“這樣看來比較漂亮。”我任性地說。
“你沒什麼吧？”楊弘念溫柔地抱著我。
“沒什麼。”
“你有沒有想念香港？”他問我。
“為什麼這樣問？”
“我忽然有點想念那個地方。要不要回去？”
“不。”我堅決地說。
遠處傳來聖誕的音樂。
他用手揉我的眼睛，揉到了我的淚水。
“你在哭嗎？”
“音樂很動人。”我撒了一個謊。
文治不一定能夠立刻買到機票回去香港，說不定他還在機場，孤單地等下一班機。
兩天后，我打了一通電話給良湄。
“不告訴你，只是想你驚喜一下，文治也是，我們希望你有一個難忘的聖誕節。”她說。
我太久沒寫信給她了，沒告訴她，楊弘念又回到我身邊。
“那怎麼辦？”良湄問我。
“他有找你嗎？”
“他還沒回來呀，在電視上看不到他。”
“不可能的，他兩天前已經走了。”
“那麼，他也許躲在家裡吧。”
一天之後，楊弘念要去洛杉磯，我送他到甘乃迪機場。
在巴士上，他問我：“為什麼突然要送機？你從來不送我機的。”
“不是做每一件事都有原因的。”我淡淡的說。
在機場送別了楊弘念，我到處去找文治，他不可能還留在紐約的。即使他在機場，也不一定就在甘乃迪機場。
雖然那樣渺茫，我卻努力地尋找他。
告示牌上打出往香港的班機最後召集。
我立刻飛奔到登機閘口，一個人在後面輕輕拍我的肩膀，我興奮地回頭，站在我跟前的，卻是楊弘念。我給他嚇了一跳。
“你在這裡找誰？”他陰沈地問我。
“你不是已經登機了麼？”我立刻以另一條問題堵截他的問題。我是一個多麼差勁的人。
“飛機的引擎出了問題，我改搭下一班機。”
“哦，是嗎？”我失神地說。
“你在找人嗎？”
我再無法避開他的問題。他剛才一定看到了我回頭那一刻，表情是多麼的高興，我以為輕拍我肩膀的，是文治。
“不是的，我只是想在這裡隨便逛逛。”我說。
“機場有什麼好逛呢？”他微笑說。
我這才鬆了一口氣。
“要我陪你等下一班機嗎？”我問他。
“不，下一班機一小時後就出發，我要進去了。”他輕輕地吻了我一下。
往香港的那班機大概已經起飛了，我只好獨自回家。
兩天后，良湄打電話給我說：
“徐文治回來了，我在新聞報告裡看到他，樣子很憔悴呢。”
“他什麼時候回來的？”
“昨天。我打電話給他，仔說這幾天都在甘乃迪機場裡，大概是懲罰自己吧。”
他的確是坐那班機離開的。為什么生命總是陰差陽錯，失之交臂？
我整天望著手上的浮塵子鐘，分針怎麼可能倒轉行走呢？
晚上，楊弘念從洛杉磯打電話回來給我。他從來不會在洛杉磯打電話給我，尤其工作的時候。按時打電話給女朋友，從來不是他的習慣。
“什麼事？”我問他。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在家裡。”
“我當然在家裡。”
“那沒事了。”
“你打電話來就是問這個問題？”我奇怪。
“我想听聽你的聲音。”他說。
自從文治來過之後，他就變得很古怪。
幾天之後，他從洛杉磯回來，一踏進門口，就抱著我不肯放手，問我：
“你有沒有掛念我？”
我該怎麼回答他？我的確沒有掛念他。
我吻了他一下，用一個差勁的吻來堵塞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