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們完成這部作品第二稿不久，一個振奮人心的喜訊傳來：2002年十一月八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億萬人民的期盼中召開了。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也是在開始實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部署的新形勢下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會。
會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成為代表們熱議的話題。人們開始把關注的目光，一齊投向了中國的農村。因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在農村；“三農”問題已經成為我們今天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瓶頸”！
接下來，2003年一月六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就在京召開了。從形式上看，它是一次“例會”，因為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年年都開，可是這次“例會”確實又是非同凡響的，它進一步強調要形成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完善體系，而不再是原來的“零打碎敲”，這一點被認為是中國在新世紀新階段解決農村問題的“重大新思路”，其鋒芒所指顯然是城鄉的“二元結構”；會議提出了新要求，這就是，將“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強調指出：從我國的未來發展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最繁重最艱鉅的任務在農村。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
胡錦濤在會上就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了重要講話；溫家寶也就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農業和農村工作作了部署；新當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紅、黃菊、李長春，都出席了會議。
理性的思維和求實的精神，正在主導中國改革的未來！
這是中國九億農民最大的福音！
接著，國務院辦公廳就以2003年一號文件的形式，下發了《關於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這是新一屆黨中央值此新春到來之際，送給中國農民的又一份厚禮，九億農民企盼多年的“公平對待”終於在中央的文件中得到了承諾。文件中的許多規定，其根本所指，就是給農民恢復“國民待遇”。
凡是熟悉中國農村改革的人，都不會忘記曾經有過的“五個一號文件”的歷史。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黨中央連續五年以一號文件的形式製定和頒布了關於農村工作的重大政策，這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極大地調動了當時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從而使得中國的農村工作贏得重大突破。此次“一號文件”的重現，讓人真真切切掂出了新一屆黨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關切之情。
2003年三月，世人矚目的“兩會”在京召開，可以說，“三農”問題再次成為這次“兩會”最為引人關注的話題。就在這次會議上，原來只屬於學術語言的“黃宗羲定律”，經過新任總理溫家寶的轉述，走出了書齋，廣為人知。 “共產黨人一定能走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溫總理的這句話顯示出了新一屆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勇氣和決心。
2003年四月三日，溫家寶正式出任國務院總理的第十六天，新的一屆中央政府就召開了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行動之快，節奏之快，說乾就乾，同樣讓人想到，他在就職當天答記者問時的一段表白：“我是一個溫和的人，但同時，我又是一個有信念、有主見、敢負責的人。”他在這個電視電話會議上莊重地宣布：“中央決定，今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在全國范圍推開。這是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發展的一項重大決策。”
這確實又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一項重大決策。可以認為，這一決策是連續兩屆政府所關注的改革走向縱深的一個里程碑。
當然，從溫家寶總理的講話中不難看出，改革的深入並不僅僅體現在試點地域擴大到了全國，更在於此次透露出的一些新的信息。一個最直接的政策變化，就是農業特產稅將被全面取消！
新任財政部長金人慶在接受采訪時指出：城市要反哺農村，工業要反哺農業。解決“三農”問題是本屆政府主要施政目標之一。儘管我國還不很富裕，農村要全部享受公共財政也一時還做不到，但我們要堅定不移向前走，從現在開始就逐步加大這方面的財政投入。為使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著更加有利於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方向調整，中央已經確定，今後文、衛、教方面的支出增量要重點投向農業！
僅僅過去一個多月，六月一日，一個令人鼓舞的消息又從八皖大地上傳出：安徽省在全國繼稅費改革後再次率先推行糧食體制的改革試點，全面放開糧食的收購價格，全面放開糧食的購銷市場；同時，全面地調整糧食的補貼方式，將原來通過國家糧食系統的間接補貼，改為按國際通行的做法，直接補貼到農民的手裡。
這種以糧食補貼方式為核心內容的改革，可以說是對我國農業政策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又過了一個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就提出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重要思想，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時刻牢記“人民利益無小事”。緊接著，八月三十日，新一屆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便通過了《行政許可法》。這是一個開創性的立法。過去，從中央到地方，行政審批項目的設置就不知有多少，多一項許可就多一次收費，收費不公開，不透明，老百姓不知情。有了這部重要的新法，不僅可以從源頭上解決權力運作過程中滋生的腐敗現象，對進一步解決農村中的“三亂”也有了法律制度上的保證。
這一系列重大的舉措，無疑是對原有改革“硬傷”的一種“修復”。也許，“修復”沒有“突進”來得那麼耀眼和激動人心，不是大刀闊斧，更不是以暴風驟雨的方式強力推進，但是它體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了民智，而且珍惜民力，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實實在在地讓人們看到了，新政府求真務實的政策圖景正在漸漸展開。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這次將農村稅費改革推向全國，仍還保留有“試點”二字，因此可以預見，這場已經被確定為“整體推進、配套進行”的偉大的農村改革，仍將會經歷一個相當複雜而又艱難的過程。
今天，中國農村的改革，毫無疑問已經進入到一個最關鍵、又是最困難的時期：身後無退路，腳下是雷區，改革觸及到了深層次的所有製問題，觸及到了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相結合的問題，難度都是空前的。
但是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的形成，已經使得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具有了空前的社會基礎和深化動力，具有了不可逆轉的趨勢，特別是，有著一個可以期待的以胡錦濤為首的新的黨中央，我們沒有理由不滿懷信心，和九億農民朋友一道，去迎接中國的歷史上又一次壯麗的日出！
2001年十月動筆
2003年十月三稿
轉自《當代》雜誌2003年第6期，全書34萬字，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