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沉重的農民負擔，走在一個又一個仍未從貧窮中突圍的村莊中間，我們的良知常受到煎熬。
一位朋友講過的一個故事長時期地在我們眼前揮之不去，它使得我們的內心非常不安。
這位朋友說，有一次，他陪一位地區官員到縣里去檢查工作，因為彼此是同學，所以同住一家賓館又同居一室。這天，大清早，服務員送來一份電報，這電報嚇了兩人一跳，它像長長的哈達，足有三四尺長。細看才知道，這是一個從窮鄉僻壤趕來想見這位地區官員的農民打來的。
他帶著全村人的希望，帶著滿肚子的苦水，想找“父母官”訴說，可賓館門衛不讓他進，後想方設法進了賓館卻又被秘書擋了駕，情急之下，老農傾盡賣豬的幾百塊錢，跑到近在咫尺的郵電局，把帶來的上訪信的文字變成了電文，這才“來到了”賓館。
地區官員捧著老農傾訴真情的電報，潸然淚下，顫著聲說：“我離他們遠了，太遠了……”
我們看到、聽到的高級領導機關下去的人，都被一級級一層層的下級幹部前呼後擁，按事先定好的“視察”地點、事先佈置好的人員去了解訪問，能有多少真實情況？
我們想到了毛澤東。戰爭年代的毛澤東是那樣地運籌帷幄，決戰千里，胸中自有百萬雄兵，縱橫捭闔，戰無不勝，但解放後怎麼會提出一個“一九八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號召呢？現在，回頭再看，這個號召已顯得十分可笑。究其原因，除去經濟建設的經驗不足而外，這種決心多半來自對當時中國農業，甚至包括對當時中國工業的真實狀況產生了錯誤的估計，它背離了社會實際，留下的，就只能是一位偉人的一樁憾事。
我們也注意到，中國政府在上個世紀末，曾做出過兩項承諾：一項是“要讓淮河水在2000年變清”；一項是“不將貧困帶給下一個世紀”。
為使淮河水如期變清，中國政府拿出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壯士斷臂的勇氣，在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凌晨之前，毅然關閉了淮河沿岸上千家小造紙廠，並在最後期限的日子裡，打響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零點行動”。
為消滅貧困，基本解決農村中八千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中國政府從一九九四年到2000年的七年時間裡，集中了人力、物力、財力，動員起社會各界力量，還為此制定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並向全世界宣告：“2000年，消除貧困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但是，奇蹟和成功，掩蓋不了依然存在著的事實，這就是，淮河的水並未因為一個舊世紀的結束便從根本上改觀，淮河的現狀，依然讓我們為之憂慮；同樣，我們也沒有把貧窮堵截在新世紀的門坎之外，它現在仍困擾著一些地區的農民兄弟。
我們承諾的決心，無疑是對真實狀況的嚴峻性及復雜性缺乏準確而可靠的估計。
這自然又使我們想到有關教委對靈璧縣馮廟鎮中學進行的一次九年義務制教育的“達標”驗收。在驗收大員尚沒到達馮廟之前，鎮政府就已急令各村突擊把失學在家多年的青少年，統統“動員”回校，並由在校學生替他們趕做了各門功課的作業簿，同時派人趕往百里之外的江蘇省徐州市，採購來名煙名酒。驗收大員們對驗收的結果據說是十分滿意的，但驗收的隊伍前腳離鎮，可憐的失學青少年後腳就被“驅出”了學校。
假如我們對農村的教育狀況都依憑馮廟這樣滿意的判斷，並據此制定發展計劃，豈不是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