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羅家在李莊的顯赫門庭與龐大的人脈背景，逯、羅夫婦的婚事在當地轟動一時，備受矚目。當初逯欽立在史語所子弟學校教室吟詩作畫與“項莊舞劍”之時，羅筱蕖猛然感到“無風起了浪”。而隨著他們婚事的舉行，整個板栗坳更是冰解潮湧，風生水起，許多蟄伏在青燈黃卷下的光棍漢們，開始心旌搖動，想入非非，時刻準備興風作浪，於愛情的汪洋大海奮力搏擊。李莊的姑娘們也從逯、羅的婚姻中受到啟發，大膽敞開心扉，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在她們看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浪潮，將史語所剩餘的光棍漢兼才子們一舉攬於懷中。在不長的時間裡，史語所的李光濤與羅筱蕖的表妹張素萱；王志維、楊志玖與李莊姑娘張彥云、張錦雲，由悄悄的地下戀愛演變成了地上公開的結婚事實。
對於這段浪漫生活，當初由南開大學進入史語所跟隨傅斯年讀書，抗戰勝利後又返回南開大學任教的楊志玖曾有過一段回憶“1946年6月，我經所內同鄉汪和宗先生介紹，要和房東（史語所的房東）小姐結婚。我寫信告訴傅先生。先生來信不贊成這樁婚事。他說，那和某同事不同，不應忙著結婚，而且'今後天下將大亂，日子更難過也'。他勸我退婚或訂婚而暫不結婚。我已答應同仁家結婚，如反悔，道義上過不去，未聽從先生的規勸。我結婚後，先生來信祝賀說，南宋時北方將士與江南婦女結婚者甚多，不知是否有委婉諷喻之意。在我結婚之前，已有兩位山東同事與當地人結婚。先生對此不以為然地說：'你們山東人就愛幹這種事！'”
對於傅斯年的弦外之音，書呆子氣十足的楊志玖直到晚年還一直認為傅“有山東人倔犟、豪爽的性格，但他不以山東人自居”。此言真可謂大謬矣。明眼人一看傅氏所說的“你們山東人”如何如何，當是自嘲與戲謔之語。縱觀傅斯年一生，他從來沒有擺脫山東乃至北方這一地域觀念為人處世，當然他只是站在這個精神地域之上放眼中國乃至世界，並不是用狹隘的地域觀來思考和應付人事，此點從他後來主張遷都北平與在全國幾個重點地區辦校的文章與書信中即可見出。與楊志玖的理解恰恰相反的是，傅斯年作為一個山東人，眼睜睜地看著李莊共有五位姑娘嫁人史語所人員，而山東人已超越了半壁江山獨占其三，如此“功績”，讓他這位當所長的山東老鄉情何以堪？如果山東人在中央研究院學術論文評獎中，獲獎作品獨占史語所五分之三，倒是傅斯年的一種榮耀和自豪。若說在當地搜羅良家百姓的花姑娘，而被山東響馬與梁山好漢們一舉奪了頭魁，實在不是一件值得炫耀之事——史語所畢竟是以研究歷史和語言這一學術為己任，並不是婚姻愛情介紹所。由此，向以山東人或水泊梁山好漢自居的傅斯年，用自嘲和戲謔性的語調，向跟隨他的列位兄弟們說出：“你們山東人就愛幹這種事！”恰恰表明傅對這樣的事情不情願但又無可奈何，並且在關鍵時刻還須像梁山頭領宋江一樣親自出馬，向強悍風流的扈三娘主動示好，以為矮腳虎王英之輩成其好事的複雜矛盾心境。
戲謔過罷，傅斯年對楊志玖在婚姻問題上的建議，還出於其他方面更深層次的考慮，可惜此意在若干年後才被對方頓悟。楊志玖後來曾心懷遺憾地說：“這年的下半年，南開大學要在天津上課，文學院院長馮文潛先生寫信要我回校任課。我以本系借調，理應回去，寫信告傅先生說明。哪想到這一下使他很惱火，他沒給我回信，卻令史語所停止給我補助。我因為不願違背當日諾言，不願讓馮先生失望（馮對我也很好），也就顧不得傅先生的警告了。事後我才明白，傅先生把我借調到他那裡去，本有意把我留在史語所不回南開，借調本是個名義，好比劉備借荊州，一借不還。還聽鄭天挺先生說，傅先生本想送我到美國去，因我結婚而罷。怪不得傅先生給我信，勸我退婚或推遲婚期，可能與此有關。我從此再也沒見到傅先生了。”——正是這一決定人生命運的“輕率”抉擇，令後半生趴在南開大學歷史係並不得意的楊志玖思之悵然，悔之晚矣。
1946年10月中下旬，民生公司的幾艘長遠號貨輪停靠在李莊碼頭，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等機構，開始搬運貨物，日夜兼程，緊張而忙碌地裝船。此時，整個李莊鎮長江沿岸已是人山人海，李莊鄉民幾乎傾巢出動，為相處了六年的學者與家屬們送行。招呼聲、問候聲、互道珍重聲伴隨著嚶嚶哭泣聲、低沉的嗚咽聲，此起彼伏。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在波滾浪湧，人聲鼎沸中，隨著一根又一根粗壯的纜繩緩緩解開，所有人的心“咚”地一沉，如同撕裂般滾過一陣劇痛。悠長而令人心焦的汽笛緩緩響起，長遠輪迴身轉首，披波斬浪向江心駛去。
碼頭上，萬千隻揮動的手臂漸漸變得模糊，聳立在岸邊的魁星閣翹起的高高的飛簷尖角，漸漸被淹沒在青山翠竹遮蔽的綠色裡。漸行漸遠的長遠輪拉響了最後一聲告別汽笛，突然加大馬力，抖動著龐大的軀體順滾滾江水急速而下。
浩瀚的江面上，幾艘長遠輪前後一字排開，乘風破浪，順流而東。當輪船轉過幾座山頭，李莊遠離了視野，船上的人員才漸漸擺脫了離別的憂傷，精神變得活躍起來。許多年後，據同船而行的史語所研究人員張秉權回憶：“眾人顧不得秋風蕭颯的寒冷，一個個爬出船艙，佇立甲板，盡覽長江勝景。尤其三峽的雄偉天險，令人嘆為觀止。記得夜泊巫山的那晚，縣城在半山腰，下瞰灩澦灘，眺望白帝城，惜別之情油然而升。第二天一早駛進夔門，兩岸峭壁聳天，江心險灘處處，暗礁無數。有一艘運軍糧的帆船，從下游逆水而上，大概無法避開我們那艘小輪的航道，急得向駕駛台放了一槍，山鳴谷應，全輪震驚，人心惶惶。然而領船的那位師傅，不慌不忙，從容鎮定，用手勢和手指，指示航道，終使兩船均能安然無恙地脫離險境。”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順長江，出三峽，回故土，抵東海，不只是千百年來文人墨客和流亡漂泊者的夢想，它同樣是一個民族精神追求與圖騰的感召。四年前，當北京大學校長、西南聯大常委蔣夢麟，面對“炸彈像冰雹一樣從天空掉下”的殘酷場景，躲在陰暗潮濕的防空洞撰寫他的大著《西潮》時，曾有過這樣的預言：“中國所走的路途相當迂曲，正像曲折的長江，但是她前進的方向始終未變，正像向東奔流的長江，雖然中途迂迴曲折，但是終於經歷兩千多里流入黃海。它日以繼夜，經年累月地向東奔流，在未來的無窮歲月中也將同樣地奔騰前進。不屈不撓的長江就是中國生活和文化的象徵。”
遙想抗戰初期，平津淪陷、上海淪陷、南京淪陷、武漢淪陷、宜昌淪陷，國軍節節潰退，日軍步步進逼。揚子江一線炮火連連，血水湧動，人頭滾翻，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三峽作為一道天然屏障保住了中國最後一點血脈和反攻的力量。當然，三峽的意義不只是自然地理和軍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一種標誌。中國所走的路途之迂曲，正像曲折的長江，但是前進的毅力與方向始終未變，不屈不撓，日夜不停地奔騰前進。在抗日戰爭最為艱苦卓絕之時，馮玉祥將軍於三峽險峻的夔門之上，奮筆題詞“衝出夔門”四個大字以銘心志。由此，整個抗戰八年，夔門成了中華民族抵擋外擄、誓不屈服的旗幟與堅毅的象徵。置於絕地而後生的中華民族最終衝出了夔門，收復失地——那滿載文化精英與大批國之重器，披波斬浪、飛流直下的航船就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