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出使美國的幾年中，儘管整日殫精竭慮、不辭辛勞地四處演說，以喚起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同情，並以正義力量介入戰爭，達到“以戰止戰”的目的。以蔣介石為首的重慶國民政府同樣以堅強的意志和實際行動，向國際社會宣示了中國軍民抗戰到底的決心。然而，只有決心沒有實力仍然是一場虛幻的夢境。當抗戰苦撐到1939年9月，胡適與陳光甫爭取到的桐油貸款即將用竭告罄，國民政府再次陷入經濟和戰爭的雙重危急。根據蔣介石的指令，9月8日，駐美大使胡適緊急求見羅斯福，26日又見摩根索，申述國內局勢之嚴重，要求美國再提供一筆借款，給中國“打一劑救命的針”。摩根孛態度還算積極，但羅斯福迫於國內政客和日本方面的壓力，要求一定慎重從事，“勿授人以柄”。
1939年12月6日，胡適與陳光甫再訪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闡明中國時局的惡化以及對美援助的熱切期望：“中國抗戰已逾二年半，國困人乏，一切物資都亟待補充。……務請早日擬定辦法。……如日本正式宣戰，我方接濟更多問題。”摩根索聽後，“頗為動容，答應極力設法”。隨後，陳光甫告知對方今天是自己59歲生日，能夠得到摩根索財長“極力設法”的允諾，實在是一件最好的生日禮物。摩根索聽後，深為陳氏的敬業精神所感動，並深信有胡適、陳光甫這樣的忠義之士為之效命，中國不會滅亡，戰略反攻只是遲早的事情。怀揣著對胡、陳二人的敬意，摩根索當即親自為陳光甫預訂了回紐約的機票，讓陳回去過一個安穩的生日，並允諾他將親自處理貸款事宜。在得知陳尚未與聯邦貸款署瓊斯（桐油貸款時為美國復興金融公司董事長）商談後，摩根索又主動表示將親自與瓊斯商談此事。陳光甫深為感動，後來回憶該事件時稱之為“奉旨度生辰”。
摩根索與瓊斯等人商量的結果是，中國可由著名的滇錫貸款。陳光甫與胡適抓住這一時機，趁熱打鐵，胡適先後兩次會見羅斯福總統竭力爭取對方促成滇錫貸款事宜。 1940年1月24日，胡、陳二人又一起會晤瓊斯並聲明，重慶國民政府一定不會中途與日講和，中國人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決不投降。如果美國能出力援華，中國定能堅持到最後勝利。為了向美方申明中國確有債務信義，陳光甫電促孔祥熙如期交付桐油款。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940年3月7日，美國聯邦貸款署主任瓊斯終於宣布再向重慶國民政府貸款2000萬美元。 4月20日，陳光甫與美進出口銀行正式簽署了滇錫貸款合同。胡適在向重慶報告時特別指出，這次貸款利息較上次為輕，償還時間較長，售錫餘款還可“自由”支配，堪稱是優惠條件（比桐油貸款年利少零點五厘，還期為7年，比銅油貸期長2年）。蔣介石對胡、陳二人與美達成新一輪貸款深表感激，於3月9日致電羅斯福表示衷心感謝。國民政府多數軍政大員聞聽這一喜訊，也在長吁一口氣的同時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堅定了抗戰到底的決心，並對胡適與陳光甫的努力充滿敬意。
就在中美雙方皆大歡喜之時，唯孔祥熙處於復雜的政治目的和心中擰結的陰暗疙瘩，滿懷醋意地對此次貸款表示不滿，揚言貸款條件似尚偏苛，不如對芬蘭等國為優，芬蘭貸款無須抵押，條件較寬，而中國不但以錫做抵押，美方還要利息，美國佬真是狗眼看人低，不是個東西云云。孔氏以行政院院長身份正式回電中，對美方頗有微詞，並悍然責備胡適、陳光甫等人談判不力，沒有為國家爭得面子等。胡、陳聞訊，在大為震驚迷惑的同時，對蔣介石這位“老二”孔祥熙的做法很是惱火，想不到在孔祥熙的眼裡，自己不但無功，反而成了民族罪人。盛怒之下，陳光甫決定回國當面向蔣介石說明並與孔祥熙對質，以視正聽。在離美之前，悲憤交織的陳光甫致電孔祥熙並轉呈蔣介石，極其明了又毫不客氣地說道：現在的美國“論利害與我非唇齒之依，論交情亦無共患難之宜，何獨鍾情於我等積貧積弱之國家政府？國際間無慈善事業……今後抗戰必須基於自力更生之原則”。又說“我先自助，人方助我。否則，求人之事難若登天。”此言算是對單獨勃起較勁兒的孔祥熙一個猛力回擊，也是對蔣介石本人與國民政府高官大員們的一個嚴厲的警示。
然而，世界是複雜的，政治更為複雜，胡適的舉動和努力，依然招致國內以孔宋集團為代表的政客們的種種非議和責難。原本就與胡適特別是胡的“打手”傅斯年水火不容的孔祥熙，不但不加收斂，反而在蔣介石面前屢進讒言，謂胡適書生氣太重，“只好個人名譽，到處領學位”，辦事不力，在中立法、借款、禁運、合作等主要使命上，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作為向來好熱鬧和愛面子的胡適，在四處講演的同時，喜歡在美國各校接受名譽博士學位確是事實，四年間，竟領得榮譽博士帽子30餘頂。如此炫目浮華的盛譽，確也過於顯山露水，令人眼熱，並給對立面提供了攻擊的砲彈。於是，孔祥熙、宋子文之流便抓住此點到處散佈，一併將水攪渾，把胡在美的其他功績全部抹殺，最終導致蔣對胡失去了原有的信賴。 1940年6月，蔣介石撇開胡適，命他的郎舅宋子文以自己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美國爭取對華貸款。宋子文下車伊始，便以皇親國戚咄咄逼人的氣勢，劈頭蓋臉地對前來拜見的胡適指責道：“國內有人說你講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還是管管正事吧！”胡適經此一擊，自是不服，當場同宋子文爭執起來。自此二人結怨，再也難一共事與合作。宋為急於立功，撈得“大魚”，也撕破臉皮，開始對胡適進行或明或暗的詆毀與擠壓。
1940年10月，宋子文致蔣介石密電，公開表示對胡適的不滿，說：“欲得美國切實援助，非空文宣傳及演說所得奏效，務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斷活動。”又說：“際此緊要關頭，亟需具有外交長才者使美。”宋甚至公開提出撤換胡適，推薦施肇基接任駐美大使。蔣介石認為宋之意見頗有道理，但鑑於胡適與羅斯福總統建立的良好關係以及在美國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思慮再三，遲遲未下決心。同年11月，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抄錄了這樣一段話：“《封神》十九回說：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藉此表達了胡氏一心為國操勞，想不到卻備受讒言詆毀與暗箭刺擊的憤懣痛苦之情。
這年12月17日，這一天是胡適的生日。胡對自己一年來的工作作了梳理與回顧，頗為感嘆，同時對做事的困難也有了更為辯證的認識：國際局勢演變對中國日益有利，確實使做事的難度減少了。但來了一群“太上大使”，又使做事的難度稍稍增加了，自己也“只好忍這種閒氣”。在如此的困境中，胡適仍決定困獸猶鬥，堅持自己的主張和做法，以“為國家做點面子”，“叫人少討厭我們，少輕視我們，叫人家多了解我們”。但“太上大使”宋子文卻不作如此想，他越來越把胡適的存在視作眼中釘、肉中刺，非欲除之而後快。宋氏窮追不捨，連連向蔣介石拍發密電，催促盡快免去胡適大使職務，以“挽救外交之頹局”。在蔣介石仍舉棋不定的情況下，1941年7月12日，按捺不住的宋子文在給蔣介石拍發的密電中，再次枉說胡適在工作上不予配合，並頗有協迫意味地表示：“長此以往，不但文不能盡職，有負委任，適之亦屬難堪。唯有懇請毅然處置，迅予發表。”這個時候的宋子文已有恃無恐，幾乎包攬了所有的外交事務，而將胡適排擠於圈外。一向懷有寬恕之心的白面書生胡適，終於忍無可忍，激憤地公開宣稱宋子文為“太上大使”，對自己的工作頗多掣肘打壓，二人矛盾進一步惡化。因胡適心中有一個把美國拖入太平洋戰爭，使中國好有“翻身”機會的信念，在與宋子文等輩斡旋的同時，依然堅持忍辱負重，咬緊牙關“苦撐待變”。當珍珠港事變爆發之日，胡適懸在心口日久的石頭才砰然落地，感到多年來期待的“大事因緣”已然鑄就，或謂千載一時，一時千載，新的世界格局業已形成，自己的使命也該結束了。 “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既然太平洋局勢已經翻盤，世界頭號霸主——美利堅合眾國業已參戰，強有力的“車、馬、炮”已雲集陣前，作為書生大使的胡適對國民黨政府來說，真的成為一個無足輕重、可有可無的“過河卒子”了。而這個卒子是拼命向前還是後退，抑或翻到溝中的污泥裡去，亦無關大局。與此相反的是，宋子文藉此機會來了個鯉魚打挺，神奇地登上外交部長的坐椅，開始名正言順地對胡適發號施令，竭盡排擠打壓之能事。面對這種令人尷尬、憤懣局面，1941年12月24日，胡適鄭重其事地對宋子文說“郭泰祺來美時，我曾經告訴他，我不想幹這種外交官的事。若有更動駐美使節的需要，我隨時可走。現在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樣向你聲明，如果政府要更動駐美使節，也請你千萬不要遲疑。我隨時可走。”
胡氏之說可謂真情流露。但是，頗懂官場遊戲規則的宋子文，深知若在這個節骨眼上趕走胡適，無疑會引起國內對立面的憤慨與學術界的強烈反彈，讓對方抓住不仁不義的辮子反攻倒算，對自己的名聲地位極其不利。於是，他採取和稀泥的方式，把胡適架空並晾在一邊，讓其既不能進，亦不能退，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地在懸空夾縫中自生自滅。
轉瞬半年時光過去了，徒有大使之名但無所事事的胡適，於1942年5月17日給翁文灝、王世傑寫了一封長信，敘述了自己悲涼的處境與內心酸楚。信中說：“我在這四年多，總為諸兄說'苦撐待變'一個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變了。但現在還沒有脫離吃苦的日子。還得咬牙苦撐，要撐過七八個月，總可以到轉綠回黃的時節了。”又說：“某公在此，似無諍臣氣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駁回一字。我則半年來絕不參與機要，從不看到一個電報，從不聽見一句大計，故無可進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兩兄了。……去年十二月八日我從國會回家，即決定辭職了。但不久即有復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認為我'不合作'，對內對外均費解釋，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尋一個相當的機會，決心求去。我在此毫無用處，若不走，真成'戀棧'了。”
兩天后的5月19日，胡適在日記中饒有意味地記載道：“自從宋子文做了部長以來（去年十二月以來），他從不曾給我看一個國內來的電報。他曾命令本館，凡館中和外部，和政府，往來電報，每日抄送一份給他。但他從不送一份電報給我看。有時蔣先生來電給我和他兩人的，他也不送給我看，就單獨答復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對人說的）。”又說：“昨日我複雪艇一長電，特別抄了送給子文看，並且親筆寫信告訴他，意在問他如何答复，他今天回我這封短信說，'I replied much in the same vein'（我已用同樣的意思答復了）！他竟不把他的電文給我看！”此時的胡適作為國民政府任命的特命全權大使，竟被宋子文之流擠壓到如此苟延殘喘的可憐地步，一代學術宗師的尊嚴盡失，面子蕩然無存，胡適本人為之憤懣不平的同時，也令旁觀者欷歔嘆息。
遙想當年，胡適受命擔任駐美大使時，他一再聲稱自己就職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是在“國家最危急的時期”，“為國家找點戰時工作”。在給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胡適寫遭“我到此已五十日，沒有領到一個錢的薪俸。全館十餘人，還須我墊借錢應用。我每天總是很忙的，晚上睡覺總是很晚的。……我不怕吃苦，只希望於國家有一點點益處。頭髮兩邊花白了，現在當中也白了不少。”在另一封信中又說“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聲明做到戰事完結為止。戰事一了，我就仍舊教我的書去。”在胡適看來，坐上駐美大使這把椅子，並不是一種榮耀和發財的機會，但在另一些官僚政客看來恰恰相反。因而，戰事尚未結束，他就被孔宋家族擠出圈外。面對這一令人悲感交集的結局，拘於禮義道德與情面的胡適在痛定思痛之後，算是徹底想通了。既然大道不行，小道充塞，也就不再顧及許多，索性放下“吾曹不出，與蒼生何”的書生意氣，立即辭去大使職務，按照孔子“乘桴浮於海”的古訓，重歸士林，操持舊業。
1942年9月8日，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國務會議決議：免去胡適駐美大使職，調駐法大使魏道明任之。胡適接到免去他駐美大使職務的電報後，已近夜11點鐘，他斜靠在沙發上長長地出了一口氣，稍後便回電國民政府：“蒙中樞垂念衰病，解除職務，十分感謝。”
9月18日，胡適交卸差事後，提著自己的行李，黯然離開了在華盛頓的官邸——雙橡園，結束了4年“過河卒子過洋來”的大使生涯。在當天的日記中，胡適這樣記述道：
今天早十一點離開雙橡園，離開華盛頓。
同事諸人都在站送我。劉鍇躲在我房裡，我忽然覺悟，他不願人看見他流淚。他送我直到Baltimore（巴爾的摩），才回去。我也下淚與他相別。
胡適含淚與同事握別，孤獨地來到紐約東八十一街一零四號，開始了斷斷續續大學教書和蹲在自己租住的房舍研究學問的寓公生活，此一居又是4年之久。
既然已經卸任駐美大使，標誌著“戰時徵調”已經結束，該復員回鄉了，但胡適為何仍寓住紐約遲遲不肯回國？個中原因頗為複雜，除了他兩個兒子胡祖望與胡思杜當時正在美國讀書需要一筆錢外，國民政府中樞也不希望他立即回國。內在緣由，曾擔任過外交部部長的郭泰祺（南按：珍珠港事變爆發後，《大公報》批評過的以巨額公款購買私人豪宅的那位），於1942年10月6日託人帶給胡適的一封密函中有所披露，信中說：“兄持節四年，譽滿寰瀛，功在國家，一旦去職，中外同深惋惜。”又說：“近閱報載言美各大學紛紛請兄留美講學。鄙意兄若能勉徇其請，似較'即作歸計'之為愈。因在目前情況下，兄果返國，公私兩面或均感覺困難，於公於私，恐無何裨益。”信中所言多含隱語，但胡適心領神會。此時國民政府中樞，甚或蔣介石本人不想讓外界對自己生髮“狡兔死，走狗烹”的惡劣印象和非議，同時胡適留美在各大學演講，還可以像小爐匠一樣，在中美關係的一些裂縫破洞間，起到敲敲打打的修補作用。而就胡適本人而言，剛卸去一個攻堅抗壘、搏殺前沿的“卒子”職責，也需要有一喘氣和改變角色的緩衝機會，不至於因丟官罷職而在國人面前大跌面子。如此這般，在美國委屈求全，遮遮掩掩地留住近4年之後，胡適終以北京大學校長的新頭銜，於1946年6月5日下午1點50分，離開紐約東八十一街一零四號居所，乘朋友的汽車趕往碼頭，精神抖擻地健步登上客輪甲板。下午3點半，郵輪拔錨起程，站在甲板上的胡適望著漸漸遠去的紐約百感交集，在當天的日記中，他深情地記載道：
此次留美國，凡八年八個月（sept.26，1937到june.5，1946）。
別了，美國！別了，紐約！
富有意味的是，當胡適跨過浩瀚的太平洋，於7月4日靠近離別近九年的故土時，迎接他的首先是狂風暴雨，繼而是如血的殘陽。此時的胡適沒有意識到，這轉換突兀的物色景緻，既是一種象徵，又是《易》卦辭所昭示“主大凶”的不祥之兆。它預示著古老的華夏民族文武周公孔子的後代子民們，在經過八年血火交織、抗擊外虐的苦戰之後，將再度展開一場更加酷烈的大戰與劇戰，緊隨其後的將是國民黨的敗亡與赤縣神州山河變色。 ——此時國共談判已經破裂，北方的砲火硝煙已隨著漫天黃沙起舞升騰。再過一個多月，也就是8月10日，美國特使馬歇爾與司徒雷登將正式宣布“調處”失敗，同一種族的兄弟在自家的庭院中老鼠動刀——窩裡反將起來。歷史進程的狂風大勢已將這群黃皮膚黑頭髮的種族分化為非“赤”即“白”兩大陣營，身處這陣營中的各色人等，再也沒有一點迴旋的餘地和半塊自由的家園了。不是革命的戰士，就是反革命的罪魁，芸芸眾生只能在一場改天換地、再造寰宇的滾滾洪流中，別無選擇地扔下鋤頭鐮刀與乞討的要飯瓢，身著草鞋褲衩，赤膊上陣，掄刀舞棍地展開靈與肉的搏殺與撕咬。
在黃浦江碼頭走下船頭甲板的胡適當然顧不得日出東方西邊雨，是大吉大利還是“主大凶”的預兆。像當年他出使美國一樣，此次回歸祖國，是為“復興北大”與全國學術界這一“大事因緣”而來。
往事已矣，不堪回首，夢想與光榮、孤獨與屈辱皆成過去。擺在胡適面前的一個首要任務和重大目標，就是把北大建成中國乃至世界一流的教育、研究與傳播科學與民主思想的文化重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