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畢業典禮，劉文典沒有應邀參加，他只在自己租賃的那間寒舍前，孤獨而淒然地眺望著昔日的同事與學生悄然遠去。而把劉氏一腳踢走的聞一多同樣沒有出席典禮，對他來說，聯大的畢業典禮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對青年學生髮表自己的政治高見。當此之時，他正在由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昆明學聯於雲南大學至公堂“青年運動檢討會”上，鬍鬚抖動，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
在演講中，面對一個學生“今後中國青年應該做些什麼”的提問，聞一多先是習慣性地呵呵幾聲，然後回答道：“在去年五四紀念晚會中，我曾提出五四給我們的歷史教訓，五四運動的初期，教師與同學是一致的。後來，教授的態度漸漸轉變，不同情學生，甚至壓迫學生，他們的理想是：運動漸漸被政黨操縱了。當時那政黨不用說就是國民黨……今天我們讀歷史時所慶幸的，正是當時教授們所詛罵而惋惜的，其實凡是以運動始，必以政爭終，否則這運動便是失敗，是白費。正為五四運動後來有國民黨領導，才收到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的果實，一二·九運動也因有共產黨領導，才收到造成七七抗戰局面的成果。同時一二·九運動之被人指摘為受黨派利用，也正為五四之受人指摘一樣。今天歷史已經證明兩度的指摘同樣的是愚蠢無知，然而今天的歷史偏偏又在重演，愚蠢無知也依然在叫囂。”又說：“我們應認清歷史的規律，接受歷史的教訓，大膽投向政治。凡是拿'政治'來誣衊或恫嚇青年的，不是無知便是無恥。這些傢伙必將成為未來的歷史上的笑柄，正為五四與一二·九時代他們的同類，在過去的歷史上一樣。”
說到此處，聞一多兩手按著桌面伸頭環視一周，又呵呵兩聲，接著說：“其實人就是政治動物，用不著怕。中學同學年齡太小，我不贊成你們參加什麼政黨；但大學同學，尤其是三四年級的同學，快離開學校到社會上去，應該趕快決定你究竟參加哪個政黨，或是參加國民黨，或是參加共產黨，中國就這兩個大堡壘。我是民盟的，我不賣膏藥，不勸你們參加民盟。”
聞氏的演講令全場為之大嘩，有人拍手稱快，高呼過癮；有人不屑一顧，嗤之以鼻；更有反對者當場予以指責，隨後在《光明周刊》《民主與時代》等刊物上撰文對其進行猛烈抨擊，勸聞一多照著屈原的法子，趕快跳昆明湖自盡，甚至把聞的暴躁性格與激烈言論，歸結為他家庭生活的不幸福所致。同時，在昆明的近日樓、青雲街、文林街等處先後貼出署名“自由民主大同盟”的大幅標語和壁報，謂聞一多等人乃拿盧布的俄國特務，雲南民盟支部組織了暗殺公司，董事長就是聞一多，而有個叫李公樸的傢伙，已“奉中共之命攜巨款來昆密謀暴動”，其主要干將為“聞一多夫”、“羅隆斯基”、“吳晗諾夫”，並張榜懸賞40萬元收買聞一多人頭一顆云云。
1946年5月5日，聞一多在巡津街四十二號參加了清華學校辛酉級畢業二十五週年聯歡會，在昆的孟憲民、黃子卿、李繼侗、羅隆基、潘光旦等人出席了會議，梅貽琦受邀出席。席間，聞一多發表了措辭激烈的演講，“大聲疾呼地要求大家和清華、留美教育決裂，重新再做學生”。眾人愕然。
5月7日，吳晗與夫人袁震離昆飛渝，聞一多全家為之送行，雙方頗為傷感。一年後，吳晗在《一多先生週年祭》中回憶說：“我向你告別那一天，是五月七日清晨，你和一家人送我們到院門口，你看著我居然先走，有點感傷。嘴裡說兩個月後北平見。看神色，我明白你的難過，你的笑容是勉強的，最末一句話是要我回清華時，先看你舊居的竹子。”
就在吳晗離昆前後，聞一多接替了民盟雲南支部主辦的民主周刊社社長一職。
7月15日下午，聞一多與其子聞立鶴自民主周刊社出來，在離家門口十餘步處，突然槍聲響起，聞一多遭擊，倒地斃命。
聞氏死時尚不足48歲，用梁實秋的話說：“聞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轟動中外，大抵是平靜安定的，他過的是詩人與學者的生活，但是對日抗戰的爆發對於他是一個轉捩點，他到了昆明之後似乎是變了一個人，於詩人學者之外又成了一位'鬥士'。”又說，抗戰軍興之後，一多在昆明，我在重慶，未能晤面，通信也只有一次，所以，“聞一多如何成為鬥士，如何鬥，和誰鬥，鬥到何種程度，鬥出什麼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聞一多是抗戰前的聞一多，亦即詩人學者之聞一多”。
梁實秋是聞一多在清華與美國時的同學好友，抗戰前又為青島大學的同事，對聞的回憶，許多與其同時代的人，往往夾雜黨派色彩與即興發揮的渲染成分，甚至如吳晗在狂呼一些空洞的口號之中夾雜著過多的個人成見與政治成分。而梁實秋的回憶無疑是所有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最具理性與符合常情的珍貴歷史文獻，其價值不可抵估。
1899年出生的聞一多，於1912年自湖北浠水考入清華學堂讀書，這年他13歲。聞的同班同學羅隆基後來曾開玩笑自詡說：“九年清華，三趕校長。”聞一多聽後說：“那算什麼？我在清華前後各留一年，一共十年。”聞入學前沒有讀過英文，在清華頭一年功課不及格被留級一次。留級後的聞一多被編入了1921級，又稱辛酉級，與原本低一級的羅隆基成了同級同學。五四運動爆發之際，雖然位居城內的北大是策源地，但坐落在郊外的清華緊跟而上，成為積極參與的中堅力量。清華的學生領袖最初為陳長桐，此人有清楚的頭腦和天然的領袖魅力，後來被聞一多同班的羅隆基取而代之，羅成了清華的新一代學生領袖。羅氏思想敏捷，辯才無礙，而且善於縱橫捭闔，風頭極健，是個天生搞政治當政客的人物。聞一多雖熱心運動，卻不是公開的領袖，所做的大都是撰寫通電、宣言，製作標語等文書類的工作。那時的聞一多身上還多帶有湖北鄉巴佬的氣息，不善演說，易於激動，在情緒緊張時滿臉漲得通紅，如同茶壺倒餃子——肚裡有貨，就是倒不出來。學校當局處於政府及各方面的壓力，對學生在運動中的所作所為越來越感到不滿，時任清華校長的張煜全在一次學生集會中，下令關閉電燈，欲派人強行驅散學生，眾人並不理會，點燃早已準備的蠟燭繼續開會。有幾個望風放哨的學生突然發現會場外有幾個形跡可疑的人，遂一擁而上當場捉捕，經盤問方知是校方特意請來準備彈壓學生的特務人員。 ——此事儘管有些蹊蹺，但還是引起了學生眾怒並引發了驅趕校長的風潮。張煜全走後，又來了一個金邦正，學生不滿，再趕，再走。外交部派來的第三位校長羅忠詒，尚未到任，就有消息傳入清華園，說此人吸食鴉片，不務正業，屬政客與街頭小混混兒之類。於是輿論嘩然，清華學生公開表示反對，羅忠詒未能走馬上任即已去職。在短短的幾年內，清華三易校長，其情形在教育界實不多見。本來清華學生在校學習八年就可畢業“放洋”，但是1921年6月3日，北洋政府派兵鎮壓以馬敘倫為首的北平八校教授索薪鬥爭，並毆打索薪代表，遂演成“六三”慘案。面對被胡適稱為“馬夷初帶著大家亂跑，跑向地獄裡去”的悲劇，北京市學聯決議全市罷課，以示反抗。羅隆基、聞一多等29名辛酉級畢業班學生堅持罷課而拒絕參加出洋前的大考，結果被校方分別給予自請退學的處分，一年後根據悔過表現方得以赴美。故羅隆基有了“九年清華，三趕校長”的自詡，同時也有了聞一多清華十年的特例。
1922年2月，聞一多屈服於家庭壓力，極不情願又無可奈何地回到湖北浠水巴河鎮望天湖畔的聞家鋪子村，與鄰村一位姨妹高孝貞小姐結婚。高氏出身鄉村小官僚之家，自小在家鄉小環境里長大，所受教育不多，粗通文字，但陳腐朽舊的封建禮教卻被強灌了不少，從既要“孝”又要“貞”的名字上，即看出為其取名者的苦心與所受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思想文化錘煉。一個月後，聞一多獨身一人返回清華，在自己與梁實秋等人創辦的“清華文學社”裡繼續過他的單身詩人生活。時已與聞成為詩友的梁實秋回憶說：“一多對他的婚姻不願多談，但是朋友們都知道那是怎樣的一般經驗。”半年後的7月16日，聞一多與羅隆基等辛酉級被迫留級的29名清華學生，登上了駛往美國的輪船，開始了“放洋”生涯。
抵美後，聞進入芝加哥美術學院開始接授傳統的西洋美術教育。一年後，又到珂泉大學、紐約藝術學院等院校轉了一圈，所學專業仍是美術，但更多精力卻放在詩歌的學習與創作之中，其間有《憶菊》、《洗衣歌》、《七子之歌》等詩歌與詩集《紅燭》在國內問世，引起青年人的追捧，從而奠定了其在現代詩壇的地位。
1925年6月，聞一多結束了學業，但沒有得到任何學位，遂懷著一絲惆悵與對故土的眷戀之情，與餘上沅、趙太侔等同學離美返國。未久，在好友兼詩友，當時正在編輯《晨報》副刊的徐志摩引薦下，入北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任教務長。時任藝專校長的是章士釗的親信劉百昭，也就是後來在女師大風潮與“三一八”慘案中，被魯迅稱做“率領男女武將”把劉和珍等學生強拖出校的那個“活寶”。儘管聞一多看不上劉百昭輩張牙舞爪的模樣，但未敢造次，正如梁實秋所說，“初回國門，難為擇木之鳥”，只好暫時隱忍，以作權宜之計。 1926年4月，奉系大軍殺出山海關攻入北京，其間槍殺了著名報人邵飄萍、林白水等，大肆迫害文化名人，整個京城陷入人人自危的境況。加之北平八校欠薪與藝專內部風潮迭起，派系傾軋紛爭越演越烈，聞一多徬徨無主，乃辭職返回湖北家鄉暫住。之後又流亡到上海，在好友潘光旦等人的幫助下，到張君勱創辦的吳淞國立政治大學任訓導長，半年後離去，在全國各地輾轉奔波，求職謀食，先後做過國民革命軍政治部藝術股長，中央大學外文系主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長。 1930年夏受楊振聲（字金甫）之邀，與留美歸來的好友梁實秋同去青島大學任教。聞氏任青島大學文學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梁任圖書館長兼外國文學系主任。
早在清華讀書時，聞一多受漸進改良主義影響，對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十分反感，認為這樣的主義只教導國人如何去破壞砸碎這個世界而沒有建設，是十足的敗家子與胡鬧台。待“放洋”美利堅，很快與一幫志趣相投的清華同學創立了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大江會”，編輯出版《大江季刊》，宣示自己的政治、文藝主張，聞一多在這個季刊上發表了《七子之歌》、《洗衣曲》等著名詩篇。 1925年回國後，聞仍對政治仍保持極大的熱情，曾一度與著名的國家主義者、中國青年黨黨魁之一、反共反蘇急先鋒李璜聯手，強烈反對共產主義。據後來遷往台灣的李璜回憶：“我於民十四之秋到北平後，一多時在國立藝專任教職，他是看見《醒獅週報》註銷國家主義各團體聯合會的發起廣告，而同著餘上沅找上我的門來的。他一見我，說明代表美國同學主張國家主義者所成立的大江會，特來參加聯合會，後而慷慨激昂地說：'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宗旨不錯，但得要真正的干一番，你怎樣干法？'我答：'先行團結愛國分子，大家商量著幹吧。'他說：'好！'停一下，他又說：'現在北京的共產黨就鬧得不成話，非與他們先乾一下，唱唱花臉不可！我看老兄是個白面書生，恐不是唱花臉的吧！'我笑道：'花臉就讓你來唱吧！如何？'”
此時的聞一多雖然表面上謂李璜是一介書生，實則對其頗為敬重，並一度稱其為“光風霽月國士無雙”的中華民族最傑出的英雄，他決心追隨這位“英雄”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與共產黨分子較量一番。聞在致梁實秋的信中說道：“國內赤禍猖獗，我輩國家主義者際此責任尤其重大，進行益加困難。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勢將在最近時期內有劇烈的戰鬥。我不但希望你趕快回來，並且希望多數同志趕快回來。我輩已與醒獅社諸團體攜手組織了一個北京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聲勢一天浩大一天。若沒有大批生力軍回來做實際的活動，恐怕要使民眾失望。”
在大批生力軍到來之前，聞一多單槍匹馬於月黑風高之際，以狂熱的激情幾次參與國家主義派系分子在北大召開的反蘇反共大會，而幾乎每次都與共產黨人發生激烈衝突直至大打出手。聞在給梁實秋的信中曾繪聲繪色地描述過此事：“前者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發起反蘇俄進兵東省大會……（有人）大肆其搗亂之伎倆，提議案竟一無成立者。結果國家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隔案相罵，如兩軍之對壘然。罵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有女同志者排眾高呼，出言不遜，有如大漢之叱吒一聲而萬眾皆喑。於是兵荒馬亂之際，一椅飛來，運斤成風，僅折鼻端而已……”
如此這般鬧騰了幾年，轉了一個圈子來到青島大學，聞的政治思想與態勢仍未改變。 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隊攻占瀋陽，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奉系軍閥張學良密令所部不戰而退，整個東北全境淪陷於日寇的鐵蹄之下。面對東北父老的聲聲呻吟與飛濺的血淚，全國人民群情激憤，學界師生慷慨悲鳴，要求抗日的呼聲在中華大地上翻滾沸騰，呈風雷激蕩之勢。平津學生紛紛罷課結隊南下，向南京國民政府請願，要求當局放棄不抵抗政策，立即發兵北上，打出關外，收復東北全境。青島大學的左翼學生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也加入到這股洪流之中，以各種形式宣傳抗日，號召廣大的愛國青年團結起來，積極加入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同年12月，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青島大學“反日救國會”，組織由179名學生組成的“赴京請願團”到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 ——這是在中華民族遭到外敵入侵之時，青島民眾與正義師生髮出的第一聲抗日的吶喊。
意想不到的是，此舉竟遭到學校當局大肆阻撓，校長楊振聲與聞一多、梁實秋等當權派公開表示反對學生此次愛國行動。據梁實秋回憶：“在校務會議中，聞一多有'揮淚斬馬謖'的表示，決議開除肇事首要分子。”這種置民族大義於不顧，不識大體的妄舉狂言，立即激怒了學生，引爆了大規模學潮，雙方矛盾更趨尖銳。梁氏又說，當“開除學生的佈告剛貼出去，就被學生撕毀了，緊接著是包圍校長公館，貼標語，呼口號，全套的示威把戲。學生由一些左派分子把持，他們的集合地點便是校內的所謂'區黨部'，在學生宿舍樓下一間房裡。學校裡面附設黨的組織，在國內是很平常的事，有時也會因此而和學校當局齟齬。胡適之先生在上海中國公學時，就曾和校內黨部發生衝突。區黨部和學校當局分庭抗禮，公然行文。青島大學的區黨部情形就更進一步了，左傾分子以黨部為庇護所，製造風潮，反抗學校當局。後來召請保安警察驅逐搗亂分子，警察不敢進入黨部捉人。這時節激怒了道藩先生，他面色蒼白，兩手抖顫，率領警察走到操場中心，面對著學生宿舍，厲聲宣告：'我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我要你們走出來，一切責任我負擔。'由於他的挺身而出，學生氣餒了，警察膽壯了，問題解決了。事後他告訴我'我從來不怕事，我兩隻手可以同時放槍。'我們都知道，如果沒有他明辨是非堅韌不撓的精神，那場風波不容易那樣平復下去。”
在梁實秋的筆下，張道藩的出場如同武俠小說或電影中的英雄人物一樣剛健豪邁，氣勢恢弘。但在許多人的筆下，張道藩是一位政客、小丑加色鬼一流的角色，除了以權力和金錢勾引徐悲鴻夫人蔣碧徽和投機鑽營當上中央宣傳部長，其他的一切更是齷齪下流，不足道也。而在這次青島大學的風潮，張道藩所起的壓製作用並不像梁實秋吹噓的那樣大，最後的結果是以楊振聲宣布辭校長職並出走北平而使風潮暫時平息。只是好景不長，隨著陳夢家進入青島大學，整個形勢又生髮了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