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日本正式投降的第二天，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兼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找傅斯年談話，讓其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為複員北平作準備。 （南按：時朱已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改任教育部長）同時承諾傅斯年賴以起家並作為根據地與大本營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仍由傅本人牢牢地攥在手心，他人不得染指。朱家驊最後強調，這一決定不只是教育部和行政院，更是介公的旨意。
早在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5月31日，國民黨一中全會常務委員會宣布行政院院長蔣介石、副院長孔祥熙辭職照準。遴選宋子文當行政院長，翁文灝為副院長，受命組閣。由於宋子文與時任西南聯大常委、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皆為留美派系的首要人物，且二人關係密切，宋便拉蔣夢麟出任行政院秘書長。蔣夢麟在翁文灝的幫腔與自己的妻子陶曾榖串通、蠱惑下欣然同意，並於6月答應就職。
時蔣夢麟正在美國考察教育和採購洽商教學儀器、圖書，同時物色一批新教授，以為即將勝利復員的北大重建作準備。想不到圖書儀器沒到手，要聘請的人沒見到一個影子，自己卻棄北大當起政府的官僚。這一決定不但事前未與北大同仁商量，事後也不致信向北大教授們解釋。更離譜的是，蔣自美國回國經過昆明也未下機到聯大看一眼，徑飛重慶。直到6月末，蔣夢麟才給北大歷史系教授兼校秘書長鄭天挺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到行政院當官的事，並有自己“仍可兼任北大校長。西南聯大常委事擬請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務擬請你偏勞”等語，這一不合常情的舉動，立即引起北大教授們的強烈不滿，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對此事尤為憤慨，感情異常衝動，大罵蔣夢麟不仁不義，無情無義，典型的混賬王八蛋。接信的鄭天挺也氣憤地對周炳琳說道：若“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蔣夢麟）個人之恥，抑亦學校之恥”。又說：“（蔣）師果允之，則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無遺矣！”在鄭天挺等教授們的眼裡，蔣夢麟是天下士林罕有其匹的重量級甚至宗師級人物，這樣的人物在抗戰勝利之際拋棄北京大學，去做一個宋氏門下的幫閒者，實在令人費解和感到悲哀。但蔣夢麟對此卻不以為然，照樣我行我素，在蔣氏看來，他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實屬有著不得已的理由。
1886年生於浙江餘姚錢塘江岸蔣村的蔣夢麟，原名夢熊，字兆賢，別號孟鄰。按蔣夢麟在自傳中的解釋，蔣姓始祖是周代替成王攝政的周公的第三個兒子，被分封到黃河流域下游一個叫“蔣”的小地方，後來子孫統以蔣為姓氏。 3世紀之前，蔣氏一支遷往長江流域，因而有了江南無二蔣的說法。據蔣氏家譜雲，蔣夢麟一支的祖先是元末從徽州遷到浙江奉化，又從奉化輾轉來到餘姚定居，繁衍開來的，與一直在奉化居住的蔣介石一支屬於近族，後來蔣夢麟一直受到蔣介石的尊敬和照拂，與二人同族同宗有一點關係。
蔣夢麟幼年在家鄉餘姚蔣村私塾讀書，12歲進入紹興中西學堂，開始學習外語和科學知識。後參加家鄉科舉考試，得中秀才。 1908年8月赴美留學，次年2月入加州大學，先習農學，後轉學教育。 1912年於加州大學畢業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John Dewey）攻讀哲學和教育學，比同門的胡適進入該校早了三年。 1917年蔣畢業時，胡適也完成了哥大的學業即將離校。兩人不同的是，胡適於這年5月在答辯場上“面如死灰”，口吐白沫，差點昏倒在地，終未闖過最後一道鬼門關。而端坐殿中專管在鬼錄上簽名的閻王爺兼教授老頭子杜威，只是捋著自己花白的鬍子假裝糊塗，壓根不把眼前這位黃皮膚的“支那蠻”放在眼裡。年輕的胡適折戟沉沙，愴然淚下，不得不捲起鋪蓋，含恨離開哥大，赧顏東歸。這一年3月，蔣夢麟在哥倫比亞大學答辯場上躍馬挺槍，過關斬將，連續掀翻了幾位端坐在主考台上不可一世的活閻王，終於突出重圍，闖過鬼門關，一舉拿下了該校哲學和教育學博士學位，大功告成。作為同出一個師門同期畢業的胡適，拿到該校博士學位要比蔣夢麟整整晚了10年，而胡適坐上北京大學校長的椅子，則比蔣夢麟晚了17年。
據說，當年蔣夢麟是背著陪伴了他海外留學九個年頭的一條毛毯，吹著口哨離開哥倫比亞大學的，可見其風流瀟灑、春風得意之態勢。蔣在美國留學時就與孫中山結識，並出任過孫中山在舊金山指導的革命性報紙《大同日報》主筆。因了這層關係，蔣氏歸國後先是充當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秘書，助孫撰寫《實業計劃》等文，其間結識了許多國民黨要人。五四運動爆發後，蔡元培辭職出走，由蔣夢麟出任北大代理校長（南按：在蔡元培任校長期間，蔣氏長期擔任總務長，曾三度代理校長）。當時孫中山曾寫信給蔣夢麟，其中有“率領三千子弟，參加革命”等句，對蔣寄予了殷切厚望。因了這一風雲際會，蔣夢麟於1927年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浙江大學校長等職，後為國民黨北伐成功後南京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 1930年，因與國民黨幾位元老意見相左，蔣辭部長職，出任北大校長，並適時地提出了“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口號。儘管遭遇戰亂，但蔣夢麟在任期內北大的教學研究水平都有大幅提高，直至西南聯大八年，也是功績多多，受到學界的普遍尊重。
此次蔣夢麟毅然辭卻北大校長而入主宋氏內閣，令鄭天挺等北大教授大為不解。行政院秘書長的官銜僅相當於一個副部長，早在1935年抗戰爆發前，蔣夢麟、鄭天挺等人的好友翁文灝、蔣廷黻二人就分別棄學從政，出任行政院秘書長和政務處長。按蔣廷黻的解釋：“行政院是中國最高的行政單位。由於蔣委員長兼任院長，所以需要秘書人員輔佐他。秘書人員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以秘書長為首，下有秘書十名。另一部分以政務處長為首，下有參事十名。就理論上說，秘書長是協助院長執行政務的，而政務處長是替院長擬定政策的。易言之，一個要注意法令與慣例，一個要注意行政的效果。雖然理論如此，但事實上兩部分人員都是在一起辦公的。”又說：“所有中央各部會、省及特別市的重大事務都要經行政院通過，各部長、省主席及特別市市長的公文都要呈行政院院長。秘書人員要幫助院長處理這些事務，代他分勞。公文往往由秘書長或處長念給院長聽。特殊重大事件，要為院長作摘要。秘書長和政務處長都是次長階級，均能出席院會。”正是有了翁文灝和蔣廷黻的例子在先，鄭天挺才覺得蔣夢麟作此選擇特別不可思議。按鄭的說法，若說為了貪圖功名，早在十幾年前蔣夢麟就出任過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算得上是高官大員了。現已屆60歲高齡，北大校長的社會地位和影響也不算低，何必躬身屈就一個國人皆恨之的國之巨姦院長宋子文的幕僚？當花發斑白的蔣夢麟低頭躬背，小心謹慎地向一個小自己差不多十歲的晚生宋子文誦讀文件時，情何以堪？此舉真是應了孟子那句名言“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面對蔣夢麟如此糊塗的抉擇，鄭天挺認為“為師計，殊不宜”。並把此意思特地致函蔣夢麟原秘書、後演變為其夫人的陶曾榖作了陳述，讓其轉告蔣不要置名節榮辱於不顧，關鍵時刻還需以北大前途與自己的名節為重。但對方不聽勸阻，一意孤行。在此種情形下，北大同仁共舉傅斯年以公私兩重友誼向蔣進言，作最後的努力。按傅斯年的人格魅力和與蔣氏的交情，或許能挽狂瀾於既倒。
蔣與傅相識於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當時傅剛畢業，但仍在北大西齋暫住，蔣由南方返京，接替蔡元培代理北大校長。傅斯年“肥胖的身材，穿了一件藍布大褂”，向這位代理校長“高談闊論了一番五四運動的來踪去跡”，不久即離開北平回山東，然後放洋出國。 1922年，蔣、傅二人又在英國見面並有過推心置腹的交談。傅回國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後見面機會增多，二人關係更加密切。蔣夢麟曾回憶說：“當我在一九三零年回北京大學時，孟真因為歷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辦公了。'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和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是太大了。”正是由於這樣一種非同尋常的關係，傅斯年才愛恨交織地勇於出面阻止。想不到依然回天乏力，蔣夢麟並未給他面子，傅斯年弄了個灰頭土臉。對此，傅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北大的事，是因孟鄰（夢麟）先生到行政院起來的。他這幾年與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總是陶曾榖女士的貢獻，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沒有希望'。我為這事，曾和孟鄰（夢麟）先生談過好多次。他總是說，聯大局面之下無辦法，一切待將來。”又說：“我真苦口婆心勸他多次，只惹得陶之不高興而已。他答應宋到行政院，事先絕未和北大任何人商量過，到此地亦若干日與北大同仁無信（過昆飛機未停），我勸他趕快回去一看，也未做到。於是昆明同仁吵起來了。”這一吵不要緊，引起了更多教授的憤慨。月底北大召開教授會討論，多數教授主張，既然蔣校長要到政府中樞做高官，是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阻擋不得，但按教育部製定的《大學組織法》，大學校長不得兼任政府其他官職，就是說蔣夢麟既然坐上了行政院秘書長的椅子，就不能繼續兼任北大校長，必須辭掉，然後由在美國的胡適回來執掌北大。這個意見通過傅斯年轉達蔣夢麟和教育部長朱家驊後，蔣仍無動於衷，開始對傅的態度甚好，後來漸漸有所芥蒂防範起來，壓在抽屜裡的北大校長之印就是不交出來，大有與教育部和全體北大師生較勁的感覺。傅見對方如此狗坐轎子——不識抬舉，認為這些反常的舉動“是陶曾榖的把戲”。盛怒之下遂不再顧及師友情誼，開始鼓動朱家驊乾脆來個一不做二不休，立即革掉蔣夢麟北大校長之職，勒令其交出印把子，一了百了。如果對方還算識趣，仍爭取讓蔣氏主動請辭，以保全在北大師生面前的一點面子。朱家驊聽罷認為此計可行，乃與傅斯年合力夾擊圍堵，蔣夢麟只好忍痛割愛，與北大一刀兩斷，公開辭去西南聯大常委及北大校長等本兼各職，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宋子文內閣。
蔣夢麟之所以作出令大多數同仁不解甚至在大夥看來“羞恥”的抉擇，自有他的想法和理由。所謂人心隔肚皮，冷暖各自知。儘管傅斯年與鄭天挺等輩與蔣夢麟共事多年，但對蔣深層的思想與性格了解的並不夠。在傅斯年看來，蔣之所以作出這個自認為明智實則糊塗的抉擇，與他那位年輕的新任妻子陶曾榖背後鼓搗有極大關係，因為這位風騷加風流兼帶著愛慕虛榮的原教育部秘書，一直認為高官大員的奢侈生活才是真正的闊人的生活，其他職業皆屬低賤之輩，北大校長亦屬此類。因而已是徐娘半老的陶曾榖“尤工媚外”，在昆明短期居住期間，經常組織西南聯大與雲南大學漂亮女生，以慰勞盟軍的名義到俱樂部陪美軍軍官跳舞，且以每小時4美元的價格收費，結果是鬧得雞飛狗跳，廣受學界與社會人士詬病。因了這些“前科”，傅斯年在給胡適信中，明確認為陶曾榖在蔣夢麟辭北大校長問題上作出了很壞的“貢獻”。
傅斯年的說法自是含著對陶徐娘不滿的情緒，且有點藉此洩憤之嫌，但就當時的情形論，把蔣的意願全部歸加到這位半老的徐娘頭上，似欠公允。陶曾榖縱有千種風情，萬般嬌媚，以及千萬顆攀高接貴、驕奢淫逸之心，只要蔣夢麟不為所動，她也只能乾瞪眼而無可奈何。只是蔣氏的身子先自己彎了，那也就怪不得陶徐娘趁勢踹上一腳，來個徹底弄翻顛倒了。就心理學的角度加以探討，蔣夢麟辭北大校長入內閣的“荒唐”舉動，自有其更加複雜和深層的原因，其深層可追述到他的童年生活。歷史經驗給予人類的啟示是，一個人的童年生活和在其心靈裡播下的種子，將終生影響他的性格、思想、事業與前途。對於這一命題，德國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研究得更加深入細微。接照弗氏的嬰兒性慾理論，人生中最早的幾年完全決定他的一生，成人後的性格特徵和精神情緒的毛病，都和童年經過的幾個階段的經歷有密切關係。作為“紹興土佬”（蔣夢麟語）的魯迅如此，而作為鄉村土財主的兒子“賤相未脫”（魯迅語）兼一代教育家的蔣夢麟也莫能例外。
同大多數中國讀書人一樣，蔣夢麟童年所受的是私塾教育，5歲背誦，後來開始攻讀四書五經。據他在自傳中說，那時限透了家塾，一度逃課回家，後來老師因勢利導，有針對性地講解課文的微言大義，家國情懷，他才從四書五經裡慢慢了解做人的道理，並有了一些朦朧的修身、齊家、愛國、平天下的理想。少年蔣夢麟雖覺背古書既乏味又愚蠢，但當他到了成年，常常可以從背得的古書裡找到立身處世的指南針。而由少年到青年這一時期，當他看到並領悟了所有的學者名流、達官貴人，大多都是經過數年寒窗苦讀的煎熬，才終於迎得飛黃騰達的人生風景時，對自己的前途也充滿了無限希望。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等格言，驅策著年輕的蔣夢麟向學問之途奮力邁進，其情勢“正如初春空氣中的芳香吸引著一匹慵懶的馬兒步向碧綠的草原”。學有所成的蔣夢麟決定參加科舉考試，以此來賭一生之榮枯。在這一思路指導下，他昂首挺胸走進了紹興中西學堂和浙江高等學堂，畢業後參加郡試，初試和復試均榜上有名，為即將踏上“人上之人”的獨木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促使蔣夢麟由一度逃課的頑皮少年，轉化為一個埋頭讀書奮發的“小書生”，除了以上君子大道的滲透，還有一個不為外人所知的偶然事件。這個事件在蔣氏的命運轉折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並與其形影相隨，相伴一生。許多年後，蔣氏在他的自傳《西潮》中對這個隱秘故事做過詳細的解說：“我故鄉餘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這是各縣都有的。如果有上級官員過境，知縣就在這裡迎候。大約六十年前的一個下午，我發現亭子附近聚了一大堆人。我趕過去一看，原來是大家在觀望學台和他的隨行人員紛紛下船，有些上岸。這位學台正預備去寧波主持郡試。前一日，知縣已經從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幾條大船，那條專為這位學台預備的船上裝了好幾隻加封條的箱子，至於箱子裡面裝些什麼，自然只有經手的人才知道了。”又說：“我遙望著學台等一行換了船，學台踏上最華麗的一隻，隨後這只載著官吏和陋規禮金的小型艦隊就揚帆順著退潮駛往寧波去了。那種氣派使我頓生'大丈夫當如是也'的感觸。我心裡說從今以後一定要用功讀書，以便將來有一天也當起學台享受封藏在箱子裡面的神秘禮物。”
正是這頗具神秘色彩、令人心馳神往的一幕，在蔣夢麟幼小心靈裡埋下了“大丈夫當如是也”的種子，這粒種子催使著他在學業與事業雙重世俗勸業上奮發努力，一度登上了比那位學台還要顯赫的權勢寶座。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這粒種子一直伴著蔣氏身心，揮之不去，慢慢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如今，蔣夢麟之棄北大而入政府內閣，正是這粒種子梅開二度，適時開花結果的際會因緣。
蔣夢麟可謂生得其時又不適時。 1928年，意氣風發的他初次登上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部長的高位時，是否享受到了當年家鄉那位學台“封藏在箱子裡面的神秘禮物”，不得而知。但就當時那種亂象叢生、“城頭變幻大王旗”的社會局面，“神秘禮物”即使可得，也決不會有什麼貴重的成色。到了執掌北京大學時代，要享受類似的禮物，怕也是心有餘而物不足了。
隨著抗戰爆發，不但夢中的“神秘禮物”隨風而去，即使應得的那份乾薪也朝不保夕，生活難以為繼。由於戰爭使中國國土不斷淪陷，日軍又不斷地對海陸進行封鎖，中國經濟又恢復了舊時代的情況。女人們又搬出她們的紡車，開始用手紡線。用煤油燈的人家開始改用桐油燈照明，抽紙菸的人改抽水煙，家織布代替了機織布。大片田地荒蕪，工廠倒閉，商店關門，鄉野田疇遍布面黃肌瘦的逃荒者與失業人員。而對於賴以避難的西南邊陲，同樣是百業凋零，經濟一落千丈。在西南聯合大學的蔣夢麟親眼看到“物價則一日三跳，有如脫韁的野馬”。家事校事國事皆令他愁腸百結、焦灼無計與惶恐不安。對於這段經歷，蔣夢麟在自述中說“抗戰第二年我們初到昆明時，米才賣法幣六塊錢一擔（約八十公斤）。後來一擔米慢慢漲到四十元，當時我們的一位經濟學教授預言幾個月之內必定漲到七十元。大家都笑他胡說八道，但是後來一擔米卻真的漲到了七十元。法屬安南投降和緬甸失陷都嚴重地影響了物價。”又說：“物價不斷上漲，自然而然就出現了許多囤積居奇的商人。囤積的結果，物價問題也變得愈加嚴重。鐘擺的一邊盪得愈高，運動量使另一邊也擺得更高。”
這種令知識分子落魄的生活遭際，時為西南聯大化學繫著名的“怪教授”曾昭掄亦深表鬱悶和無奈，他在這年7月6日的日記中記載：“昆明教育界生活日趨艱苦，聯大教授中，每月小家庭開支達五百元者，為數不少。月薪不足之數，係由自己貼補。昨聞黃子卿雲，彼家即每月需貼百餘元。一年以來，已貼一千元以上。原來存款，即將用罄，現連太太私房及老媽子的工錢，也一併貼人，同時尚當賣東西到資補助雲。”8月28日記道：“九時，蔣明謙、買樹槐來談，自稱現今每月掙一百零五元，入不敷出，顧家更無辦法。買又云，彼等住昆師之教員被該校逐出，現已無家可歸。”其悲慘之狀可與乞丐難分彼此，甚至可以於夜間同蓋一塊大廢報紙而成為真正情同手足的階級弟兄了。
1942年，聯大中文系教授王力應《中央周刊》之約寫過一篇《戰時物價》的小品文，說“這兩三年來，因為物價高漲的緣故，朋友一見面就互相報告物價，親戚通信也互相報告物價。不過這種報告也得有報告的哲學，當你對你的朋友說你在某商店買了一雙新皮鞋價值四百元的時候，你應該同時聲明這是昨天下午七時三十五分的售價，以免今天他也去買一雙的時候硬要依照原價付錢，因而引起糾紛。又當你寫信給你的親戚報告本市物價的時候，別忘了補充一句：'信到時，不知又漲了多少。”'又說：“現在有些小地方追趕某一些大都市的物價，恰像小狗背著斜陽追趕自己的影子。但是無論小地方或大都市，人人都在嗟嘆物價如春，如初日，如脫手的氣球，只見其高，不見其低。有時候又像小學算術裡所敘述的蝸牛爬樹，日昇三尺，夜降一尺，結果仍是升高……一向不曾做過生意，現在從北方帶來的原值一元的網球竟能賣得九十元，獲利九十倍，怎不令人笑逐顏開？”對於物價飛漲而教職員薪水也跟著蹦跳而又始終追不上物價的尷尬現實，窮困中仍不忘舞文弄墨的王教授以調侃的筆法寫道：“明年的薪水一定比今年增加：明年如果肯把這一支相依為命的派克自來水筆割愛，獲利一定在百倍以上。”
王力早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據說是同班32名學生中唯一跟隨趙元任治語言學課業者，後來負笈遠遊，留學法國，融中西文化於一身，成就斐然，屬於陳寅恪、趙元任學生輩中最出色的學者和語言學家。但據王力自己說，同是我這個人，寫正經的文章時往往為了推敲一個字而“嘔出心肝，若寫些所謂小品，卻是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出現這種差別的原因，除了王氏自言是“尼姑思凡，動了一念紅塵”之外，當是生活本身的利刃已在他心中劃過無數道帶血的印痕，鬱積於心中的塊壘必須傾吐出來才感到身心舒坦一些，於是便有了他一連串發表於各報刊關於戰時物價與人民生活真相的文章問世。就當時的情形言，與王力處於同一種心境者大有人在，如抗戰期間一直在淪陷的上海行醫的醫學名家陳存仁，於1949年漂泊香港後，應《大人》雜誌之邀，連續寫了許多札記類文章，後來結集為《銀元時代的生活史》和《抗戰時代生活史》出版。因兩部書多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和“發憤”之作，加之收集資料翔實，曾轟動一時，頗為抗戰生活史家重視。在《銀元時代的生活史》中，陳存仁對抗戰時的物價有這樣一段描述：
我為了寫這篇文稿，好多熱心的朋友為我蒐集資料，有一位朋友替我在香港大學圖書館中查到戰事開始後，黃金美鈔對紙幣的比數列表如下：（按：這裡所謂一元，起初是指老法幣，後來是敵偽時期儲備票，再後來是金元券銀元券等。）一九三八年五月，美金一元，等於四千一百五十八元。 （按：這是初見的記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於六千一百六十元。 （按：這是七個月加了半倍。）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於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五元。 （按：幣值大崩潰了。）一九四零年八月，美金一元，等於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五元。 （按：幣值還是漲。） 一九四零年九月，美金一元，等於十八元七角八分。 （按：幣制已改。）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於二十二元六角。 （按：表示這年尚穩定。）一九四四年八月，美金一元，等於七百八十六元。 （按：說明幣值大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於十二萬一千餘元。 （按：幣值瀉得不像樣子。）對於戰時物價變遷與高到什麼程度，陳存仁又列舉親身經歷的兩例加以說明：
一種就是最不值錢的油炸燴（油條），每一條要賣到二千元，後來漲到五千元，再後來漲到一萬元。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買一盒火柴，要一萬元，什麼紙幣我已記不清楚，我卻算了一算，究竟一根火柴要值多少錢，拿鳳凰牌（最有名的一種）來說，我叫學生細細點一下，一盒火柴大致七十根，用一萬元計算，就是一根要值到一百三十三元。
從前銀元的市價，幾天一變，漸漸地成為一日一變，更進一步，成為早晚市價不同，總是漲，漲！幣值總是跌，跌，跌！
這樣的境況，正是在昆明的陳寅恪贈吳宓詩中所言“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念昔傷時無可說，剩將詩句記飄蓬”的生動寫照。
1943年，李約瑟自英國第一次來昆明時，以一個科學家的眼光與理性，忠實地記錄了西南聯大師生貧困窘蹇的生活狀況：“由於戰爭及世界形勢的轉變，自由中國現在已經與世界的其他部分隔離很久了。”稍後，在專為同盟國科學工作者撰寫的報告中，李約瑟對西南聯大的教學、科研等情形作了這樣的描述：“各係都設在用泥磚建造的'臨時營房'中，房頂上簡單地蓋著瓦和鐵皮，儘管有些房子上有中國式建築偉大傳統的雕簷，內部、地面是夯實的土，摻有少量的水泥。在這種情況下，配置研究和教學用的實驗室體現了高度的聰明才智。例如，由於沒有煤氣可使用，所有加熱必須用電進行，因而（用黏土自製的）電爐的電爐絲用完後，工作陷於停頓，人們發現雲南一家兵工廠的製砲車床的刨屑是很好的代用品。蘇木精買不到時，人們發現與其類似的一種染料可以從雲南土產的一種橘黃色木頭（Coesalpinia）中提取。顯微鏡的載片買不到時，就切割被空襲震破的窗玻璃代替。買不到蓋板就代之以當地產的雲母片。還可以列出許多詳細的事例。”
李約瑟所言非虛，此時西南聯大教學設備的陳舊與落後，所需物資，特別是實驗物品的緊缺，不忍追憶。據化學系學生吳大觀在一篇回憶楊石先教授的文章中說：“二年級第一學期上化學實驗課，每兩個同學一組，火柴盒裡僅裝三根火柴，做完實驗，按規定要把火柴盒連同借用的儀器一起還回去。我做完實驗，把火柴盒一搖，空了，便將空盒毫不介意地丟到靠門的垃圾堆裡。當保管員問我火柴盒，我卻回答：'一個破火柴盒還要它幹嗎！'第二天下午，楊先生把我叫到辦公室（楊石先，留美博士，原為南開大學教授，時任西南聯大化學系主任），我一眼就看到了放在桌上的火柴盒，心裡一怔，知道壞事了。楊先生真的生氣了，緊鎖眉頭，眼睛冒火，毫不原諒地指責我不知國家在抗戰中的困難，辦學不易，一口氣給我講了許多做人的道理。有一句話我至今不忘：'你耍什麼大爺脾氣，我要停止你的化學實驗。'仔細想想，在抗戰的歲月裡，一根火柴都十分珍貴，何況一個空火柴盒！通過一個火柴盒，我悟出了一個中國人生活的真諦：愛惜公物，勤儉節約。”吳大觀同學後來所悟出的“生活真諦”，當然不只限於“中國人”，它對一切國家的人類皆適應。只是在中國最為艱難的抗戰時期，作為一個中國青年學子，當更應恪守並從內心深處領會這一真諦的意義，也只有如此，才能於無盡的苦難中保留住心中那顆充滿了希望與光明的火種。也就在初次訪問中，李約瑟還看到：“學生們住在糟糕擁擠的宿舍裡，並且遭受著肺結核一類疾病的嚴重侵襲。因為缺乏洗滌設施，沙眼一類的感染非常普遍。但普通科學工作者現在的生活與以前相比差距更顯著，有重大成果的男女科學家也住在院子周圍搖晃的舊房子裡，無法保持清潔。工資只漲了7倍，而云南的生活費用上漲了103倍。我只能做這樣的比喻，就像一個人有了一套舒適的公寓並擔任了年薪1000鎊的職務，後突然變成每年不到70英鎊，因此要生活在阿蓋爾郡的海岸上，就要節省每一個先令。一些在歐美名聲顯赫的人常常難以填飽肚子。”
李約瑟究竟不是文科出身的秀才，他對聯大師生理解的同情當然會為中國人民乃至世界進步人類“理解”，但在行文中所做的這個蹩腳的比喻，既不夠高明又不夠“科學”。此時的聯大教授哪裡會有阿蓋爾郡海岸上的“舒適的公寓”，有的只是在髒亂的陋巷或偏僻荒涼的郊外風雨飄搖的幾間土屋。在這個黑土屋里居住的教授及家人們，不是要節省“每一個先令”，而是需要想方設法從外面弄進家門一文大錢以便活命，有的人就是因為難以弄進一個“先令”而險些喪命。時任西南聯大物理學教授的吳大猷，先是租住在昆明市內周鍾岳公館一層，後為避敵機轟炸攜家遷到郊外崗頭村，進城上課比較麻煩，對此，吳曾回憶說1943年春天，“有一天我從崗頭村搭一輛馬拉的兩個輪子的板車去西南聯大上課，馬驚跳起來，把我摔下車的路旁。因為後腦受震，暈倒臥床差不多一個月。內子阮冠世本來便連病了幾年的，因為又擔心，又侍候我，等我稍痊了，她便病倒下來。脈搏微而快，有時數也來不及數。身體太弱了，醫生看也沒有什麼辦法。……第二天城裡北京大學的辦事處的金先生下鄉來，看看是否要預備後事了。幸而冠世掙扎過去，病臥了幾個月，到了冬天，費好多事，借了一輛病車，從崗頭村送她到西山車家壁的惠滇醫院分院，住了兩個月，總算回過一口氣來。”又說：“現在大家或者不容易想像那時我們孤單單地住在鄉下，一個病危，一個憂急無策的情形。”
吳大猷夫人倏忽間欲登鬼錄的時候，不知陰曹地府哪個值班的小鬼打了瞌睡或發了慈悲之心，倏忽間又越過了鬼門關，重回人間大地生活。相對地，聯大陶雲逵教授一家就沒有如此幸運了。
1904年出生的陶雲逵，早年留學德國柏林大學和漢堡大學，師從德國人類學家Fisher，攻讀人類學、遺傳學和民族學，獲博士學位後歸國，先後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南開大學、雲南大學、西南聯大從事彝族、傣族、納西族人類文化學研究和教學工作，抗戰期間足跡遍布西南地區的山野村寨，成為中國人類學研究領域德國學派的代表人物。在聯大任教並兼任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期間，陶氏不畏艱險。赴雲南新平縣魯魁山大寨一帶納蘇（Nasupuo）部族（黑夷，屬於藏緬語系倮鑼群）調查研究當地族群盛行的雞股骨卜風俗和傳布，其成果《西南部族之雞骨卜》轟動學術界而成為民族人類學的經典之作。 1943年，陶雲逵率領幾名助手離開昆明到大理蒼山洱海一帶進行人類學調查，其間，愛子忽然得了當地人稱為“大熱病”的險症，一夜之間就被病魔奪去了生命，陶雲逵返回昆明，已經永遠看不到可愛的孩子了。貧困的生活與精神的打擊，令陶教授難以承受。未久，身患當時社會和坊間談虎色變的“回歸熱”而病倒（南按：1934年6月，北大教授劉半農前往內蒙古等地調查方言音調和聲調，途中遭昆蟲叮咬，染上“回歸熱”。返平後於7月14日入住協和醫院，當日下午不治而亡，卒年43歲。傅斯年曾“為之流涕”，並謂劉是“北大老教員中第一位不該死者”），後來就醫於雲南大學附屬醫院，輾轉病褥達數月之久，最終轉為敗血症而於1944年1月26日撒手歸天，年僅41歲。陶雲逵身後極度蕭條冷漠，夫人林亭玉遭失子喪夫之雙重打擊，經濟貧困，生活無著，痛不欲生，撇下才出生兩個月的女娃，投身滇池欲一死了之。幸有漁民發現，急駕舟前往搭救，將在水中翻滾的林氏用魚網套住提上船來。送醫院搶救時，在其口袋裡發現了一封遺書，世人才知道這位衣衫襤褸的投水女人，原是西南聯大一位著名教授的夫人。事後，南開大學為陶教授爭取撫卹而不得，而林亭玉又無法在昆明生活下去，兩難中，聯大的羅常培、馮文潛、黃鈺生和陶雲逵生前摯友、留德同學、哲學家鄭昕等發起募捐，湊了路費和一點生活費，才將陶夫人及其襁褓中的女娃送回廣東陽江縣的娘家。
陶雲逵教授一家悲慘至此，那些夫妻兒女健全的教授家庭，生活亦痛苦不堪，即如蔣夢麟、梅貽琦、潘光旦等聯大的頭面人物，生活處境同樣極端惡劣，難以為繼。據梅貽琦五弟、抗戰時期曾任成都燕京大學代理校長的梅貽寶回憶說：“三十四年美國國務院約請燕京大學指派教授一人，赴美報聘。教授會議推舉我去應邀。由成都起飛，道出昆明，在'五哥'五嫂家住了一夜（南按：梅貽琦在家族輩分中大排行第五）。校長住宅倒也罷了，只是人口多些，擠些，晚飯實在太簡單了。當晚只見祖彥侄悶悶不樂，迥異尋常。臨睡給我搭了張行軍床，借了條被，就設在'五哥'書架前。他一面看學校公事，我們一面敘談家常。我問到祖彥，'五哥'才說，兩天前跑警報，彥侄把一副眼鏡連盒給跑丟了。家裡無錢給他再配一副，而他沒有眼鏡就不能唸書，故而父子都覺十分窘困。我素來服務於私立學校，大致比國立機關待遇好些，而家裡多半有兩份職務收入。亦曾聽說'五哥'在昆明主持聯大，生活不寬裕，但未料到他們一貧至此。遐邇傳聞的校長太太制賣定勝糕的佳話，大概就屬於這個時期。”
梅貽寶所言不差，就在這一時期，教授的月薪只夠半個月吃飯，剩下的半個月只好另想辦法，且多靠夫人們操勞。教授夫人來自五湖四海，為了吃飯，在昆明這塊地盤上開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繡圍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小食品拿到街上叫賣。據梅貽琦夫人韓詠華回憶說：“我年歲比別人大些，視力也不很好，只能幫助做做圍巾穗子。以後庶務趙世昌先生介紹我做糕點去賣。趙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鄉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個銀錠形的木模子做成糕，兩三分鐘蒸一塊，取名'定勝糕'，即抗戰一定勝利之意。由我挎著籃子，步行四十五分鐘到冠生園寄賣。月涵還不同意我們在辦事處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質系教授袁復禮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個孩子，比我們的孩子小，有時糕賣不掉時，就給他們的孩子吃。”又說：“賣糕時我穿藍布褂子，自稱姓韓而不說姓梅。儘管如此，還是誰都知道了梅校長夫人挎籃賣定勝糕的事。由於路走得多，鞋襪又不合腳，有一次把腳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腫起來。”儘管如此，還是要風雨無阻地來往奔波，而換來的錢大都給孩子們添置了必需的生活、學習用品，至於自己的生活，“經常吃的是白飯拌辣椒，沒有青菜，有時吃菠菜豆腐湯，大家就很高興了”。
韓詠華一家高興了，潘光旦卻有點不太高興，他除了喝湯，還想吃肉，沾一點腥味，但又無錢購買。於是因地制宜，根據昆明當地耗子又肥又大且無處不在的特點，支起鐵質夾子抓耗子。每抓到耗子便“剝皮去內臟，收拾得很乾淨，切塊紅燒”，全家人分而食之。據潘光旦女兒潘乃穆在回憶文章《關於潘光旦吃鼠肉的故事》中所說：老鼠肉的味道“感覺和吃雞肉、兔肉差不多，並無異味。吃過之後也沒人因此害病”。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很快在昆明和更大的範圍傳開，經過好事者不斷加工渲染，一時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這一話題若干年後得到了馮友蘭證實，馮氏說：“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傳一時。他的兄弟是個銀行家，在重慶，聽說他吃耗子肉，趕緊匯了一點錢來，叫他買豬肉吃。”於是，潘光旦吃耗子肉的故事才漸漸消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