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社距離我居住的那座城中村很遠，每天我要換兩次公交車，才能來到報社。暗訪假煙後，我的身份可能已經暴露，我決定搬離城中村，搬遷到報社附近。
然而，報社附近的房子，房租非常昂貴，遠遠超過我見習期工資的500元錢。而且，當時我囊中羞澀，怎麼辦？
我做過保安，對保安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親近感。負責我們那一層的保安是西北人，和我算是老鄉。有一次，我和他說，想搬到報社來住，不知道行不行？他說：“你夜晚就悄悄住進來，別讓別人知道就行了。”
我的全部家當只有一床被子和幾本書籍，我把這些東西裝進一個紙箱裡，帶進了報社。
此後，每當記者們寫完稿件都回家後，我就關掉燈管，在黑暗中摸索著打開紙箱，拿出被子，鋪在木條沙發上。那時候天氣已經很冷了，我在辦公室不敢打開空調，擔心會被人發現。為了驅寒，我把被子舖一半蓋一半，將廢舊報紙枕在頭下，在黑暗中遐想著以後的幸福生活，很快就睡著了。
後半夜，氣溫驟降，我常常被凍醒，此後就再也睡不著了。我想著以後的生活，我用憧憬來安慰自己。我那時候還經常會想起那個賣火柴的小女孩，我想我比小女孩幸福多了，我居住在房間裡，而小女孩只能蜷縮在大街上。
來到報社的第一個月是我生活得最艱苦的一個月，工資沒有發下來，我的生活青黃不接。我記得有一次身上只剩下幾張紙幣，一角兩角的，加起來一共只有一元錢。那天我從早晨一直餓到了午後，後來實在餓不下去了，就來到報社附近的一家蘭州拉麵館，買了一個餅子。拿著餅子走出拉麵館，經過了一家飯店，我隔著玻璃看到飯店裡靠窗戶的座位上坐著很多人，每個人的面前都有很多菜餚，散發著誘人的香味，我隔著玻璃也能聞到。我想，等到有一天有了錢，我要進這個飯店，把這個飯店所有的菜餚全吃一遍。
走過飯店，就是街角，這裡行人稀少，我拿出餅子，三口兩口就吞了下去，還沒有嘗出餅子的味道。我想起了吃人參果的二師兄。
那時候我還有一個公文包，每天出去採訪的時候就夾著它，器宇軒昂的，把自己想像成了腰纏萬貫的大老闆。公文包裡夾著採訪本和一本書，我總是隨身帶著一本書，在公交車上、在地鐵上、在等人的時候，我就可以拿出來閱讀。
每個記者都有一個隨身攜帶的包，包裡面裝著採訪需要的物品，這樣的一個包也是判斷記者身份的一個標誌。我曾走進超市裡，想買一個能夠和我的記者身份相匹配的包，然而，站在貨架前，我猶豫再三，最終還是沒有下定決心。那些幾十元一個的包，我感覺都很貴。
然而，作為記者，沒有隨身攜帶的包又不行。
有一天晚上，我在垃圾桶裡撿到了一個公文包，這個公文包很輕很薄，裡面只能裝幾份文件，就會被撐滿了。公文包是用帆布做的，上面有些污漬。可是就是因為有些污漬，包的主人就將它扔進了垃圾桶裡。這樣的一個公文包，在超市賣十多元一個。
我從垃圾桶裡拿出公文包，欣喜若狂，連夜洗刷乾淨，晾曬在窗台上，第二天中午，公文包晾乾了，我把採訪本和筆，還有一本雜誌放進包中，夾在腋下，興沖沖地出去採訪。這個公文包讓我感到自己的身價提高了很多。那時候的電影電視上，企業家和那些所謂的成功人士，經常腋下會夾著這樣一個公文包。
用了大概一個月後，包的拉鎖與帆布連接的地方，線縫鬆開，需要重新縫補，可是，偌大的城市，我找不到一家縫紉鋪。縫補衣服在過去叫做“縫窮”，在街邊的小店隨處可見，然而，這些年在城市的高樓大廈間再也難覓踪影。那些手藝精湛的老裁縫，不知道去了哪裡。
這樣的一個帆布包我一直用了好幾個月，每次出去採訪的時候，都要緊緊地把包夾在腋下，否則，就會有東西掉出來。每逢坐在那些高官和大款們的對面，拉開包取出筆採訪的時候，他們都會對我的這個包端詳一下，然後看著我，臉上若無其事，裝著沒有看到這個包的秘密。
距離報社幾百米遠的一條小巷裡，有一家廢品收購站。報社辦公室裡每天都有大量的報紙，每個記者發一份，他們翻翻後，就丟在一邊。我想，如果把這些報紙收集起來，拿到廢品收購站去賣，一定能夠我的飯錢。然而，我又想到，我是報社的員工，我要珍惜這張報紙，我不能把這張報紙當廢品來賣，那樣就是對報社的作踐，對自己的作踐。說句實在話，從進這家報社的第一天起，一直到現在，我愛惜這家報社，就像愛惜自己的名譽一樣。
後來，我從一位女同事處借到了二百元，終於度過了一貧如洗、窮困潦倒的日子。
實際上那時最痛苦的不是生活難以為繼，而是找不到好的題材，不能很快被報社認可。如果三個月後，你還是籍籍無名，還是默默無聞，那就要捲鋪蓋走人。到了那時候，我真的要變成“賣火柴的大男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