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的死，除了他的家人、親屬、門生故舊陷入悲痛，有一個與陶氏似乎並無多少瓜葛的女性，在致唁電錶示哀悼的同時，內心分外傷感淒涼。這位女性便是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
按輩分，曾昭燏與陶孟和屬於兩代知識分子，無論是在昆明初識還是在李莊為鄰，只是偶爾有業務上的往來，並沒有建立起親近的私人關係。但到了抗戰結束還都南京，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狂飆突進式的進展，二人對時局的看法和政治上的關係也發生了質變，開始作為一個溝裡的盟友發表言論並雙雙引起中共的注意和重用。
抗戰勝利復員之際，曾昭燏先後參加“戰時文物損失清理委員會”和“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等組織工作，由於此前李濟辭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受領中國代表團赴日本追查“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等任務，李推薦的梁思成又表示舍南京而赴北平到清華工作，中博籌備處主任一職便由曾昭燏代理，1947年5月由教育部次長杭立武兼任，曾昭燏擔任專門設計委員、總幹事，主持日常工作。這一時期，曾昭燏最為熱心的是中央博物院建設事宜。
抗戰爆發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人員匆忙撤出南京，擬定的博物院三個館的工程建築只完成了人文館，而最重要的大殿等主體工程只完成了大半，且在日據期間又遭部分毀壞，急需擴充、整修、完善，使其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國立中央博物院。對於這段經歷，曾昭燏回憶說：
1946年11月，偽國大的召開，等於替和談關了門，但我沒有註意這些事情，因為有新的工作佔據了我。博物院負責人李濟因他父親的病而留重慶，南京方面的事全由我管，我便趁此機會，找到傅斯年、翁文灝兩人，向偽教育部要了一大筆錢（偽國幣廿三億多）來修建博物院的陳列室，在一個多月之內，找建築師作好了計劃。要到了款子，招了標，與營造廠訂立了合同……1947年1月，在曾昭燏具體操持下，中央博物院主體大殿修建工程開始，至年底按計劃竣工，這座當年由著名建築師徐敬直設計，梁思成修訂並最終定案的仿遼建築的博物院，至此才算初具規模。此項工作使曾昭燏在政學兩界人士和同事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其間，曾昭燏充分展示了她的聰明才智和處理行政事務的能力。繼大殿之後，一個造型優美堅固的陳列室又很快建成並陳列藏品向民眾開放。在官場混亂、貪污腐化遍及宇內的墮落風氣下，這座建築透明得體的運轉機制和不凡的業績，猶如一潭死水掀起微瀾，令人精神一振，朱家驊、翁文灝、胡適、傅斯年等政學兩界的大腕倍加讚許。 1947年10月19日，胡適在日記中記載：“曾昭燏女士邀在中央博物院吃蟹，飯後與俞大維談。看博物院新建築，甚讚歎其在大困難之中成此偉大建築。”除了與曾氏友善的學界中人，即是國民黨內部純粹的官僚政客也不得不點頭為這偉大的建築與曾昭燏的主政能力表示由衷敬佩。
因了這一緣故，後來一度擔任過南京博物院院長的梁白泉猜測，曾昭燏之所以在1949年堅決地留在大陸，“很可能是因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大殿和陳列廳凝結著她的汗水和情感，也可能是她以為如日中天的考古事業還是在大陸”。這個推測的前半句自不待言，那滲透著自己心血的陳列室與博物院大殿，就像自己親生的嬰兒，當然是傾注情感與戀戀不捨的。而後半句則與當年夏鼐對郭寶鈞所說的那句“我們還有前途”頗為相近。若從曾昭燏的生命軌跡與思想轉變情形深入探究，又非如此簡單，內中暗含的隱秘曲折自是複雜得多，此點從曾昭燏留存的日記和向組織部門提交的“自傳”暗含的密碼系統可以窺探出一點門道。
1951年10月3日，在大舉清理階級隊伍的風潮中，按上級組織部門要求，曾昭燏以戴罪之心、模仿湘鄉荷葉鎮曾氏家族所藏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兵敗被俘所寫的《李秀成供詞》，寫出了數万字的供狀式《自傳》，謀篇佈局為十一個部分，目錄如下：
一、我的家庭和它的經濟狀況二、我的社會關係三、我的童年四、我的中學時代五、我在大學讀書和中學教書的時代六、我在國外讀書的時代七、我回國後在抗戰中的七年八、抗戰勝利後三年零八個月的我九、我與美國人的關係十、解放後我的認識十一、總結《自傳》按程序逐級上交，並經中央高層組織內查外調核實一番，作為“秘密”案卷封存於冰冷陰暗的鐵櫃中，除曾氏自己和少數幾個參與調查者，外人對案卷內容自是無法窺知。後來有關部門對曾昭燏含冤去世平反昭雪時，曾氏的同事與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知識分子為其撰文紀念時，對她的人生經歷，特別是在江山易色、政權鼎革之際的所思所想，以及政治思想轉變的內因外力等仍是茫然無知，只能憑藉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聞的，來替這位考古文博界傑出的女性說幾句公道話，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這一尷尬局面延續了幾十年，直到2009年才得以打破。是年春，南京博物院在“紀念故院長曾昭燏百年誕辰”專題籌劃中，由精明強幹的龔良院長親自出面，特別提請上級有關“組織”打開了陳封的捲宗，複製出了列入“秘密”級的曾昭燏《自傳》的大部分，以作曾氏生平研究的參考材料。就像20世紀五六十年代《李秀成供詞》被重新發現和定位一樣，透過曾氏《自傳》那一頁頁泛黃的紙片，許多懸而未決、爭論不休的隱秘得以揭開。
從曾昭燏《自傳》可以看到，湘鄉曾氏家族子弟一直秉承曾國藩“耕讀持家”的家訓，以及“居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的教誨，而子弟們也確實按照這位曾文正公指引的“大道”走了下去。只是這條路走得也不平坦，從龔自珍、曾國藩兩代人意識到老大中華“頹世”難挽和“洋患”逼人，直到歷史進入急劇變革又動盪不安的國民時代，這條“大道”漸漸淤塞成“小道”，最後竟變成了一條死胡同。悠忽間，社會進入了一個“革命”的大時代，在這個大時代鼎盛的1927年，魯迅寫下了這樣的話：“今年在南方，聽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聽得大家叫'討赤'的一樣盛大。……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一是紙面上寫著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就在這鮮血噴濺，哀哭嘯叫的“大時代”中，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幸或不幸地被裹挾於政治旋渦，並隨著旋渦的消長而升降沉浮，於生死間遊蕩或者翻滾兒。誠如魯迅在這一年冬天所說：“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時在湖南的大儒葉德輝被農民協會砍了頭，在北京的王國維驚恐跳湖，皆緣於這一既可以得生又可以得死的“大時代”。
就在這股打打殺殺加“血，血”的“革命”聲浪中，曾昭燏所在長沙藝芳學校校長曾寶蓀仍固執己見，不贊成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對此，曾昭燏在《自傳》中有過這樣一段回憶：“一九二五年初秋，到二六年初夏的這十個月，是很平凡的過去的，五卅運動的餘波，省港罷工的大運動，對於這個保守的女子中學，沒有發生什麼大的影響，但北伐軍的砲聲，終於把這深閨繡門的美夢驚醒了，革命軍攻入湖南的時候，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性質，只知道趙恆惕走了唐生智來，唐生智走了葉聞鑫來。葉揮隊還把歡迎唐生智的軍隊的學生打傷了，我們派人去慰問。”又說：“北伐軍佔領長沙後，全長沙市學生界的示威遊行，提燈遊行，講讀、貼標語，我們學校一概不參加，這在革命群眾的心目中，當然認為是反動的，許多人來同我們的學生會來談，我們不理睬，報紙上起始對我們責難，我們起初不理，後來分辯，責難得急了，招架不來，我們校長表面上辭了職，由教員學生組織了維持會來負學校的責任，我也是維持會的一個負責人。”
作為負責人的曾昭燏帶領一班學生向當時任湖南省教育廳廳長董維鍵請願，請求維持學校正常教學。時任湖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及主席的柳直荀（南按：毛澤東在《蝶戀花·答李叔一》“我失驕楊君失柳”之“柳”）妻子李淑一之妹與曾昭燏同學，遂一同率人找到柳直荀交涉，希望柳能拉藝芳一把。但柳氏不以為然，且態度蠻橫強硬地指斥“藝芳女子中學是個反動的學校，不應存在”。經了柳直荀這一番表態，藝芳學校面臨分崩離析的危險，儘管曾昭燏等奔走呼號，還是於1927年4月8日被毀，學生被迫解散。對於這一經過，曾昭燏回憶說：“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八日，住在我們學校隔壁毛主席所創辦的船山學社里面的農民協會的梭鏢隊，持著教育廳的命令，來解散我們的學校，我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事，抗拒著不接受命令，大家搶著把學校的東西往附近的同學家裡搬，衛護著校長出了大門，然後大家集合在教室裡，唱歌，用墨水在牆上寫'藝芳精神不死'的標語。然後大家呼口號，整隊出門。”在梭鏢橫飛，哀號奔逃的大混亂中，曾昭燏率一班學生掩護主要教職人員離校，校政主持者曾寶蓀與曾約農逃往漢口避難。曾昭燏與藝芳學校校舍總監、曾寶蓀表姐蕭孝徽，左景馨（南按：左宗棠曾孫女，曾留學英國，後為藝芳教師），陳昭炳，彭堅等師生租賃長沙“遵道會”房舍，將小學和初中部恢復起來，並輪流兼任教員和後勤人員，勉力苦撐。
隨後的日子，曾昭燏與她領導的“同學維持會”一直為複校奔走呼號，在親朋好友和社會同情者的幫助下，是年10月，終於把毛澤東所辦船山學社農民協會佔據的曾國藩祠中的“浩園”奪回。外避漢口的曾寶蓀接到曾昭燏拍發的電報，立即返回長沙欲圖東山再起，並在1928年春得以復校。此次事件，是曾昭燏首次親身與找上門來的政治勢力接觸和麵對面的交鋒對壘，顯示了潛伏於身中果敢決斷的性格，其臨危不亂的組織領導才能此時已初露鋒芒。這一時期，曾昭燏除了與“革命”者展開鬥爭，還目睹了“湯翯事件”並經歷了營救失敗的痛苦和迷茫（南按：前文已述）。曾氏從英國歸來到昆明，一度想當新聞記者的願望，就由早年這一悲劇性事件刺激而萌發。
當藝芳學校恢復之後，曾昭燏接受的仍是埋頭讀書、“不要問政治”、“愛你的仇敵”等具有基督教義色彩的教育。直到第二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學，仍盡力躲避政治干擾。曾氏在《自傳》中說，她與二哥曾昭掄整日忙於各自的事務，“除上課外，他關在他的實驗室裡，我關在我的實驗室或圖書館裡（我是外文系學生，兼有化學系的課，第二年才轉到國文系），晚上回來後他做功課，我們沒有時間講話，更沒有時間談政治，那時我對於政治的認識是非常模糊的。”儘管後來在留學海外期間深受國內抗戰悲情的刺激，一度對時事和政治產生了興趣，但仍屬於對家國、親人的掛懷，以及海外遊子的特殊情形造成，一旦回歸國內進入學術研究領域，對政治的興趣又趨緩下來。當曾昭燏隨中央博物院遷入四川李莊並隨吳金鼎率領的發掘團到彭山進行田野考古調查發掘時，其心態基本如前。只是，這個時候與政治緊密相連的社會現實不斷刺激著她的神經而令人難以迴避。對此，曾昭燏曾有過這樣一段交代：
此時發生的驚天動地的皖南事變，我們竟一點不知道。在彭山工作了一年，也同在大理一樣只從第三者的態度來看世界發展。蘇德戰爭的發生，使我又興奮一下，但只興奮而已，國際上複雜的局勢，使我不願多想。但不論你如何不願意過問政治，許多血淋淋的景象呈現到你眼前來。例如成都附近各縣在抽壯丁時各種離奇和慘無人道的事實，以及壯丁入伍後種種被虐待的情形，在老百姓口中傳播著，就在我們發掘的地方附近，一個青年農民為著躲壯丁竟跳入糞坑內，把頭臉埋在糞裡，差一點悶死，我聽見這些事，直覺地認識到國民黨這樣殘虐，決不能長久。
就在差不多相同的時間，曾昭燏的二哥、時任教於西南聯大的曾昭掄也發生著變化，並逐漸向政治祭壇靠近。這一轉變，從曾氏留存的1940年日記可窺其一斑。 5月25日，曾昭掄記載道：
晚七時半，聯大化學會在昆北五號開會，歡送畢業生，挽我出席。到會學生共五十餘人，惟女生則一人未到。教員中只有楊石先、曹本熹與我三人。今晚我之講演，大為成功。內容系勉勵學生，於今後十年中，努力奮鬥，以求一生事業之成功，且不妨懷有極大之野心云云。
同年12月18日又記載：
五時，應約往訪仲兄（南按：曾昭承）。仲兄相告，謂胡小石告彼，黨部向重慶告密，謂林同濟在此組織新政黨，以《戰國策》為其機關刊物。其常相往來之友人中，以我列第一名。按《戰國策》論調右傾，主張獨裁，與我之政治主張，正系相反。此項消息，真是離奇。暑假中林、何等與黨部合作，舉行學術講演會，關係似頗親密，不料今竟相忌至此。國民黨之不能容人，於此可見。
出於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對國民黨的不滿，到了1944年，曾昭掄索性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並作為這個民主黨派中舉足輕重的一員，與中共地下黨攜手合作，會同聞一多、吳晗等輩，與國民黨或明或暗地唱起了對台戲。以此開始，曾昭掄徹底捲入政治旋渦，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鬥爭哲學風行的時代大潮中升降沉浮，直至慘遭橫禍，命赴黃泉，算是為政治鞠躬盡瘁之一典型的悲劇人物。
對於曾昭掄的思想轉變，曾昭燏深受影響，並由逐漸認同到敬佩，認為曾昭掄投身民主運動，縱論時局風雲的氣魄與決心，“為自己所欽佩”。在潛移默化中，曾昭燏原本有些動盪卻被強壓於內心深處的思想，像春雨過後的小草慢慢從枯枝敗葉下探出頭來，欲接受風霜雨雪的吹打與洗禮，其生長的根苗漸漸向以紅色為主調的左方傾斜。到了1947年，幾個隱形的助推器潛入她的身邊，曾氏漂流的速度驟然加快，差一點漂出身在的江湖，躍上紅色的彼岸。對此，曾昭燏列舉了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個案以示明證：
我的一位堂侄女曾憲楷忽到南京來，住在我這裡。憲楷與我是中學同學，她有一位胞妹名憲植，在大革命時代就加入了共產黨，後來成為葉劍英將軍的愛人。在抗戰初起的時候，因為統一戰線的成立，憲植同著許多老同志回到了湖南，憲楷因之而與葉劍英將軍、周恩來總理以及其他許多老同志認識，常常往來。憲楷自己雖未參加革命工作，但對於共產黨至少有初步的了解，她和我談一切她所知道關於共產黨的事，她說共產黨絕對要文化，絕不會仇視知識分子，她勸我盡力保存著博物院這個國家文化的庫藏，以待新時代的到來。她的言辭使我消釋一切的疑慮，更積極地來做博物院的工作。
曾憲楷是曾國荃的重孫女，國立湖南大學文科學士、燕京大學碩士、歷史學家。 1948年底進入華北大學任教。這個歷史上存在時間較短的華北大學，在國共鼎革之際，其地位蓋過了國內所有公、私立大學。校長吳玉章是一名老共產黨員，副校長成仿吾儘管是被魯迅諷刺為“流氓＋才子”的所謂“創造社”成員之一，但他屬於左翼陣營的急先鋒，也是一位能量很大的人物。這個僅存活了一年多的革命大學，為中共培養了近兩萬名中青年干部，這些幹部中的大多數，像用特殊材料製成的種子撒遍全國，很快在鄉村城市生根發芽，成為中共建政後依靠的嫡系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鐵桿機器。 1950年10月，華北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大學，成為根正苗紅的中共第二黨校，一直站在革命前沿陣地的曾憲楷也隨之成為這所黨校歷史研究所教授，後一度出任副所長等職。曾憲楷詩文俱佳，有著作傳世，終身未婚，晚年與其妹，曾任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的曾憲植同住在一起。
直至20世紀末，對曾憲楷生平研究幾乎一片空白。隨著新世紀到來和以曾國藩為首的曾氏家族秘史被重新發掘、研究，其後世子孫亦成為研究的重點對象，曾憲楷的事蹟，特別是國共鼎革之際從事的一些隱秘活動也引起了研究者註意。據學術界初步研究的結果顯示，20世紀40年代，中共高層通過葉劍英夫人曾憲植，令曾憲楷以隱蔽的身份，周旋於曾氏家族中的自由知識分子，以及與其有姻親關係的民主黨派人士中間做“政治思想工作”。當時手握中央博物院實際權柄的曾昭燏則是重點爭取的對象之一，於是便有了曾憲楷肩負政治使命突來南京與曾昭燏同居一室的經歷。
曾憲楷不辱使命，其目的顯然是達到了，僅幾個月，曾昭燏的思想就有了重大轉變，並在政治上朝著紅色彼岸奔湧向前。不僅如此，曾昭燏在準備突出國民黨官僚體制和思想箝制的多重圍困之時，也試圖把身邊的親友、師生一同拉上彼岸，免得與蔣家王朝這艘古船一同沉沒，其“政治思想工作”觸角，竟伸向了國民黨政府的鐵桿支持者傅斯年。對於這段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議的經歷，曾昭燏在《自傳》中作了這樣的供述：
傅斯年……在思想上對我的影響相當的大……至於我對他怎樣呢？我雖和他長期在一起，而且非常接近，但我看不出他反革命的本質，我看見他反孔宋，反對官僚資本，反對二陳，我崇拜他，認為他有正義感，我看見他生活的嚴肅，對於自己的刻苦，對於朋友的肯幫忙，我認為他的死心塌地的幫國民黨，只是對於蔣介石私人的感情，而和社會主義在基本上沒有什麼衝突。我佩服他的學問與才能，因為他始終如一的對我的關切與支持，我對他有“知己之感”。當抗戰期間我還在四川的時候，我的思想不大能超越他的範圍，直至抗戰勝利回到南京以後，我逐漸認識清楚，而他愈來越反動，我不能正言勸他，因為他是很固執的，我只能用旁的方法，想使他和國民黨脫離關係。在一九四七年，他要出國養病，而一再拖延，不願出去，我用盡方法催他，通過俞大綵的關係催他，等他到美國以後，我又繼續地寫信去，勸他不要再回來。我希望他能逃過蔣家王朝覆亡的那一幕（我知道時候不久了）。免得他自己捲入旋渦中去，也希望他在國外能比較清楚的觀察國內的情形，而改變他的思想，不過我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勞，他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回到南京來，不到半年他便逃到台灣，不到一年南京便解放了。
儘管在傅斯年身上施展的連環妙法隨著傅氏的歸國而基本宣布破滅，但曾昭燏的政治熱情卻隨著國共實力彼此消長，以及國民黨腐敗現象的膨脹蔓延而變得高漲起來。而與生俱來的“果敢、負氣、質直”性格也在新的環境中得到了激活，“湖湘士風”的精神傳衍已融入了她的身心並令其感到亢奮。當時俞大絪正在南京暫居，姑嫂來往頻繁，在政治觀念上已站在丈夫曾昭掄一邊的俞大絪，亦無形地對曾昭燏施加著影響。曾昭燏回憶說：“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她在南京，我們時常見面，互相討論問題，對於政治上的見解，她是大致和昭掄相同的，因此她對我可說有幫助。”
1948年1月，赴歐美考察原子彈製造方法的曾昭掄已由歐洲轉赴香港待機歸國，曾昭燏與之多有信函來往，曾昭掄勸這位小妹不僅在政治思想上傾向紅色一邊，最好要像一些急進的左派知識分子如清華大學的吳晗等人一樣付諸行動，與二嫂俞大絪一起投奔中共控制的解放區參加革命。這個另類的設想令曾昭燏興奮了好一陣子，但最終未付諸行動，其理由是：“第一，對於博物院認為是自己製造的東西，已經有感情上的留戀，不願意在半途離它而去；第二，認為自己以前沒有勇氣參加革命，現在人家沒有你，革命也可成功了，你去湊熱鬧幹什麼，不如保存著博物院，對於將來國家的貢獻也許還要大些，而自己保存這個寶藏，總是有功無過。”曾昭燏這個說法既合乎情感又具有理性，應當是真實可信的。這年4月，中共山東兵團已攻克號稱“魯中堡壘”的濰縣，山東解放區連成一片，兵鋒之強勁，大有飲馬長江，直搗南京之勢。國民黨衛戍司令部於恐慌中急調城外憲兵進城守護，因事出倉促，進城官兵無房可住，軍方欲強佔中央博物院的房舍充作兵營。作為實際負責人的總幹事曾昭燏自是不能相讓，於是與軍方展開了一場拉鋸戰。軍方態度強悍蠻橫，勢欲開進，曾昭燏動用各種人脈資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了許多大官們出來說話，才沒有讓這些軍人駐進來。”在這樣一種危難情形下，曾昭燏要想一個人悄悄溜走，於情於理皆不相合，更無法向與自己同甘共苦的同事們交代，她所做的只能是苦撐待變，以圖將來。
這年冬天，國民黨政府開始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所藏珍品運往台灣。曾昭燏認為此舉不妥，力加阻止，但總是胳膊擰不過大腿。焦急憂慮中，只好致快函向當時與中共關係密切的鄭振鐸、徐森玉等文化界名流求援。 11月29日，曾昭燏得到徐森玉自上海發來的快信，內稱“此意既出於行政院及教育部，本院在京理事又皆贊同，先生即不以為然亦無法違命。”
徐氏對曾氏的舉措表示支持和同情，但深知大局如斯，無法挽狂瀾於既倒，只有安慰而已。 12月4日，國民政府軍政大員在行政院院長室召開國立中央博物院第三屆理事會第三次會議，決定選擇最精品文物隨同故宮古物遷台。曾昭燏列席了會議並做記錄，雖當場提出抗議，但無人理睬。盛怒之下，曾昭燏於12月6日致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杭立武一函，曰：
立武鈞鑒：
前日本院理事會開會，決議將本院所藏文物選擇精品壹百貳拾箱運至台灣。此決議純為諸物之安全著想，凡愛護民族文化之遺存者，必無異辭。惟是夜即聞招商局江亞輪在吳淞口外爆炸沉沒消息。爆炸原因陳說不一，最大可能為觸浮雷或船中置爆炸物，交通當局深以航行安全為慮。又昨日有從台灣來者，謂台灣屢次要求託管運動，皆一部分美僑策動主持。今美國態度昭然若揭。若萬一南京有失，美國既不願意放棄其軍事根據地之台灣，又不願捲入中國戰事旋渦之中，最巧妙方法為支持台灣人要求託管或宣布獨立。此運動若成，則所有運台文物恐無運出之日。此次遵照理事會決議，所選諸物多獨一無二之國寶，若存京文物，安然無恙，而運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後， 萬一有何損失，則主持此事者，永為民族罪人。職對此事雖無責任，然為本院保管文物已七八年，對於諸物有濃厚之感情，知有各種危險，豈可緘默。望鈞座陳之本院理事長，轉商各理事，慎重考慮，權衡輕重，要求較安全之策，則幸甚矣。謹此上陳，伏乞垂鑑。並賜復為禱。祈請鈞安！
職曾昭燏謹上卅七年十二月六日杭立武比曾昭燏大5歲，1923年畢業於金陵大學文學院。同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安徽省公費留學名額，赴英國倫敦大學深造，其間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擔任名譽研究員，獲碩士學位後返英倫繼續學習，1929年獲倫敦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教授並一度兼任系主任。 1931年任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1932年創立中國政治學會並兼任總幹事，1933年在南京成立中英文化協會，此後中法、中比、中瑞、中美等文化協會亦相繼成立。抗戰期間，任國民參政會參議員、美國聯合援華會會長。 1944年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1946年轉任政務次長，1948年開始負責運送國寶到台灣。
杭立武看罷台頭光禿禿、連個“先生”的尊稱也沒賜予，且直呼“立武”其名的信函，甚為惱怒，認為曾氏是不可理喻的妄人，簡直是一派胡言亂語，所述內容完全是婦人之見，所謂頭髮長見識短是也，遂於盛怒中棄之一邊不予理睬，仍運用手中掌控的權力，指揮大隊人馬按原計劃遷運中央博物院籌務處所藏珍寶。 1949年1月14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室再度舉行第三屆理事會第四次會議，出席會議者有朱家驊、張道藩（洪蘭友代）、徐森玉（杭立武代）、薩本棟（錢臨照代）、傅斯年、王世傑、翁文灝、胡適等，會議決定“盡可能將文物遷運台灣。留下文物，封存於該院（中博）及朝天宮故宮博物院倉庫內”。這個決定，仍遭到曾昭燏反對，但無濟於事。
自1948年12月至翌年4月，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文物分三批運往台灣，總數為852箱，其中包括殷墟卜辭、毛公鼎等出土文物和宮廷文物，皆為國之重寶。曾昭燏眼見自己保管的藏品大勢已去，在極度悲憤又無可奈何的傷感中，於1949年4月18日在上海與徐森玉、陶孟和、王家輯、吳有訓、周仁等學術界著名專家、學者聯合發表公開信，強烈呼籲把運往台灣的文物古籍重新運回大陸，以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和所站位置。就在這短暫而混亂的非常時期，曾昭燏與陶孟和因思想與政治觀點相近逐漸走到一起，並結成了政治同盟。在國民政府屬下幾個中央級的人文科學研究機構中，陶孟和與曾昭燏是國民黨風雨飄搖中留在大陸最為堅決和高調的兩位負責人，而中共控制局勢後對二人加以重用也緣於此。
當時曾氏家族及親友已有許多人在大混亂中出走台灣或香港，如曾昭燏的大哥曾昭承，弟昭拯，妹曾昭楣和妹夫譚季甫，堂姐曾寶蓀、堂兄曾約農，另有至親俞大維家族等，而遷台或香港的大多數親屬都勸其隨之前往，曾昭燏不為所動而留了下來。傅斯年赴台之前，特地找曾昭燏約談，勸其一同赴台到台灣大學教書或做專門的學術研究工作，並謂像曾昭燏這樣的家庭出身與社會關係，若留在大陸絕不會被共產黨所容，而且她在博物院工作十幾年，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將來一定有人乘機報復云云。此時曾昭燏雖在感情上仍對傅斯年感恩戴德，敬佩有加（南按：有人考證曾氏一直暗戀傅斯年），但在政治上已成了兩股道上人，因而當場拒絕，傅見事不可為，滿含傷感地默默離去。
1949年3月某日，居住在南京五台山的曾昭楣即將與丈夫譚季甫攜家飛台北，此時解放軍已飲馬長江，進入渡江的前夜，南京混亂不堪，大街小巷流竄著各色滿臉恐怖哀愁逃難的人群，車站碼頭更是人滿為患，逃生的最大通道下關碼頭人山人海，不時爆出叫罵與廝打之聲，滿面的塵土伴著汗水和鮮紅的血水在亂拳揮動、棍棒飛舞中噴灑流淌，哭爹喊娘之聲不絕於耳，蕩漾散發著脂粉氣息的六朝古都，再度由天堂變成了人間地獄。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曾昭燏得到妹妹出逃的消息，立即驅車趕到五台山譚公館探望。這段經歷給年輕漂亮的曾昭楣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三十七年冬要從南京撤退來台時，某日清晨燏姐來五台山我家，將她所分得的亡母遺物：金手鐲、翠玉鑲、金戒指各一隻贈我，並諄諄叮囑，說她孑然一身（燏姐終身未婚），留飾物無用，要我好好保存，想不到這就是我們最後一面。”曾昭楣是曾氏家族成員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出走海外的最後一人。從此姐妹天各一方，人海兩隔，再也沒能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