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去世一年零十一個月的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予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全面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予盾，提出在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係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偉人的一聲號召，使兩個月後的“大鳴大放”達到了高潮。
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此後，全黨整風運動逐步展開。與此同時，“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攻擊”。
5月15日，毛澤東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內部下達，自此拉開了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反右”序幕。頭懸利劍，許多人已進入張開的網中，只是這個時候大多數入網者還蒙在鼓裡渾然不覺，仍在繼續著鳴放的迷夢。為此，毛澤東對黨內乾部指出：“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之後再加以收拾。 “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右派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
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指出：“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 》社論。此後，全國性大規模“反右”風暴開始，給歷史留下最悲愴的影響是一網打盡數十萬知識界精英，開創了現代中國政治運動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先例。 “在以後一連串政治鬥爭及一系列政治人物的升降浮沉中，人們都可以看到'反右鬥爭'毫無遊戲規則的政治變幻。這是一段思之依然令後人不寒而栗的歷史。”
在這段歷史中，首當其衝的是“章羅聯盟”的定性，隨之而來的是名動朝野的“六教授事件”出籠。據童第週回憶說：“1957年反右派鬥爭時，有一個'章羅聯盟'。過去高教部和科學院有矛盾，我到北京後，這個矛盾已經尖銳化。中國科學院成立後，很多人想到科學院來工作。高教系統提出取消科學院，科學院應分散到各個大學去。當時民盟提出：成立一個科學體制委員會，民盟科學體制委員會有我、錢偉長等人。沈鈞儒召開過一次會議，在會上我發言的中心思想是科學院不能取消。我的發言當時已刊登在《爭鳴》雜誌上。”又說：“後來毛主席召開了一個高教部（楊秀峰等人）和科學院（張勁夫、郭沫若、吳有訓、嚴濟慈、我、范長江、於光遠、胡喬木等）的聯席會議。在毛主席辦公室召開的，大家都發表了意見。我當時的意見是兩者都要存在，要互相合作。每人發言後，毛主席說：'我給你們劃條三八線，都要存在，不要再拉繩了。'”
童第週與夫人葉毓芬當年離開李莊後，流亡到重慶的複旦大學，抗戰勝利復員時又來到了他早年任教的山東大學，先後出任動物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長等職，1948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山東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三所高校走出來的唯一一位院士。 1956年，童第週調任中國科學院任生物學部副主任，同時兼任民盟中央常委等職。他所說的在毛主席辦公室開會，就是以中國科學院要員身份參加的。會議之後，按童第週的說法：“由於我清楚這個情況，所以沒有去參加民盟的'體制問題'會議。有一次進城開會回來，路過民盟中央，進去一看，華羅庚、曾昭掄、千家駒等正在討論'體制問題'，並訂了幾條。我去了大約一小時，沒有參加討論就走了。後來這幾條成為所謂的'反動科學綱領'登在《光明日報》上，下面卻登了我們5人的名字。葉毓芬要我趕緊聲明，當時我已去青島，後來華羅庚打電話給我要發表聲明，我們就聯合發表了聲明。”
童第週所說的“體制問題”，是經過民盟中央決定，由時任高教部副部長、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掄與民盟負責人之一黃藥眠，分別負責召集兩個小組草擬的《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草案初稿）》兩份文件。文件就保護科學、科學院與高等學校以及與業務部門研究機關之間的分工協作等問題，提出了建設性意見。令他們萬沒想到的是，《意見》在1957年6月9日《光明日報》一發表，來勢兇猛的“反右”鬥爭便狂襲而來，這兩份文件被視為“章羅聯盟”路線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的“鐵證”。參與製定文件的主要人員曾昭掄、黃藥眠、費孝通、陶大鏞、錢偉長、吳景超等六位教授，立即被打成右派分子，或撤職查辦，或充軍發配，或送往邊疆農場勞動改造，一時間，社會各界如春天裡點燃的野火，掀起了大規模圍剿、批判“六反動教授”的烈焰。因童第週、華羅庚此前已嗅出導火索正在暗中燃燒的不祥氣味，引起警覺並在高人指點下適時發表了聲明，命運開始有好轉。
6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華羅庚、千家駒、童第週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聯合發言，認為《意見》中關於重視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強調人民內部在培養機會上應一視同仁，保護科學家等意見，都不符合事實。 7月14日，《人民日報》登出了華羅庚《我願以這件事作為教訓》的檢討書，對不贊成“外行領導內行”的觀點作了自我批評，表示：“黨能夠領導科學，能夠領導教育，能夠領導知識分子。”因了這一連串不斷彎腰點頭作揖的檢討，加之周恩來及時出面援手保護和周旋，童第週、華羅庚二人僥倖成為漏網之魚，暫時沒有被緝拿歸案，而其他“六教授”則被一網打盡。
1957年7月中旬，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在北京飯店舉行聲勢浩大的批判曾昭掄等六教授“反黨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大會。出席會議的有一百多名專家學者。會議連開五天，中科院主要領導和大小嘍囉們紛紛發言，對曾昭掄等右派分子進行“憤怒聲討”。會議認為“民盟中央科學規劃臨時小組的'幾點意見'，實際上就是一個在科學工作方面的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綱領”，是“右派分子企圖奪取國家領導權，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領導權的陰謀的一部分。”就在眾人於統一步調的大呼小叫中，突然，從羊群裡蹦出一匹老馬，衝全場發出了與眾不同的嘶鳴——這匹半道殺出的老馬便是大名鼎鼎的陶孟和。
在國民黨行將崩潰、全面撤出大陸的前夜，由於陶孟和與國民黨不同的另類思想和對共產黨的同情，使他堅決地率領本部人馬離開中央研究院大本營，轉戰四方，最後下得水泊梁山大寨，重投新主。
1949年4月23日，陶孟和以極為亢奮的心情出席解放軍佔領南京的儀式。第二天，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身著灰布軍服，帶一位警衛員，來到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辦公樓看望陶孟和，由於陶事先不知道陳氏到來，當然也不認識陳某人，乃像往常一樣身著長袍至會客室相見，待互道姓名以後，方知對方身份。據陳毅說，他早年在北平中法大學讀書時，曾讀過陶孟和發表的一些文章，受到啟發，並留有印象云云。到底讀過什麼文章，則沒有說出。在解放軍渡江前夕，陶孟和與幾位同道者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如國寶不能南遷台灣等文章，已被這位陳司令員所聞並表示讚賞——這或許正是陶孟和所要達到的效果。此次會談，陶孟和與傅斯年等人大不同的另類思想，以及甘為共產黨效力的表態，令掌控生殺予奪大權的陳毅司令員非常滿意。
同年5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管會文教會派趙卓到南京北極閣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召集員工聯誼會理事會，陶孟和積極出面支持軍管會的要求。在中央研究院各所被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接管之前的一段空隙裡，根據南京軍管會安排，曾成立中央研究院院務委員會，維持南京各所的日常工作，共選出14位委員，陶孟和為主任委員。 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在北京召開，陶孟和以“特別邀請人士”身份出席會議，被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49年10月19日，成立未久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組成了以郭沫若為院長，陳伯達、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為副院長的中國科學院。陶氏能擠進新生的中國科學院並出任高官，據說是陳毅出面向中共中央力荐的結果。陶孟和當年的心思總算沒有白費，在改朝換代的歷史形勢下，其政治理想如願以償。 11月1日，中國科學院在北京正式辦公，後來即以此日為中國科學院成立日。院址最初借用東四馬大人胡同10號，11月23日遷入王府大街9號；1950年6月23日遷至文津街3號；1966年遷往西郊友誼賓館北館；1970年7月，遷往三里河路52號。建院之初，科學院下設辦公廳和研究計劃局、國際合作局（聯絡局）、出版編譯局等三個局，陶以副院長的身份兼任出版編譯局局長。
有些巧合的是，中國科學院院於1950年遷入的文津街3號，正是30年代原社會調查所與靜生生物調查所舊址。已成為中科院副院長的陶孟和，辦公室就在他原任社會調查所所長的那間屋內。想不到在風風雨雨，硝煙炮火中繞了大半個中國，人到白頭又回到了事業起點的位置。舊地新任，百感交集，陶孟和自是嗟嘆不已。儘管他不再像當年那樣年輕和朝氣蓬勃，不再為自立山頭還是歸附水泊梁山聚義廳之問題與中基會總幹事任鴻雋不惜一戰，但面對舊屋中的那把顯然有所增高的坐椅，內心深處對新政權的恩情還是由衷地感激，並力圖在科研事業上有所貢獻。正是怀揣著這樣一個偉大夢想，在新中國剛剛成立之時，他與同時被任命為副院長的竺可楨從北京返回南京、上海等地，以各自在學術界的聲望和影響，同時以新任黨國大員的威力，動員收攏已散落於各派系山頭和流落於江湖中的舊部與科學界好友留在大陸，以為新中國效力。只是出乎陶孟和預料的是，當他坐在副院長的高大椅子上環顧四周，突然發現面臨的處境並不容樂觀，且越來越陷入有苦難言的尷尬境地。就當時的情形論，作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這一職位，與他此前的學術聲望，以及後來為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所費的心力是相稱的。但此一時，彼一時，既然新政權已經建立並漸趨牢固，陶的學術價值與當年所作的敲邊鼓性質的一點事業，已經不值一哂了。據當年與陶共過事的中科院人士回憶：陶孟和是文科，解放後不興文科，他在科學院沒多少實際的工作（管出版、圖書），開會也可以不叫他來。
然而，令陶孟和不快和對他的致命打擊還在後頭。當他坐上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交椅的時候，其一手經營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尚在被視為蔣介石老巢的南京，工作、生活方面諸多不便，經批准於1952年底遷往北京。這個時候，社會學已經被新政權和新生的“天才”們當做偽科學遭到了否定，該所到北京後即被改為學術性質和研究方向大不相同的經濟研究所，整個社會學專業被無情地取締。正如陶的部下巫寶三所說，“到1952年底，可以說社會調查所和社會研究所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這個由陶孟和頂著各方面壓力一手創建、中途經過改編和重組，歷盡風雨坎坷始終由陶氏掌舵達26年之久，且最初是以研究人民生活問題為指導方針的社會調查所，就這樣如一縷輕煙無聲無息地消失了。一個在社會學界頗負盛名的重量級學者，最後落到學術成果無人理會，甚至連自己的專業都保不住的悲愴境地，其內心的痛苦與精神上的打擊可想而知。更令陶孟和為之扼腕的是，抗戰期間他與他的同事輾轉幾萬里，含辛茹苦，耗時八年，以國際通用的科學計算方法調查研究出的科學報告，因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與日本政府的複雜關係，這批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廢紙，被當局棄之麻袋不再理會。最後的結局是：中國人民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打贏了，但國共雙方分別代表自己所統領的黨派主動放棄了對日本政府的戰爭索賠，中國在戰爭中折合當時計算數額高達1000億美元以上的經濟損失，未得到一分一厘的賠償。 ——這是當時在李莊時期的陶孟和與社會學研究所全體人員沒有料到的，也是中國普通民眾沒有想到的。更不可思議的是，幾十年後的2004年，一個撿垃圾的老漢在北京某地一個丟棄的廢墟中，撿到一麻袋文件，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研究所李學通等專家鑑定，正是當年陶孟和等人在李莊時期所撰成的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損失調查報告。而對這堆“廢物”作何處理，仍無人理會。
既然社會科學研究所已不復存在，陶孟和的兼職所長也自然隨之化為烏有，他成了一個被架在空中的光桿副司令，晚年的人生也隨之步上了另一段高聳雲端、搖晃不止、虛無縹緲的天梯。他在忽忽悠悠的騰雲駕霧中，身心俱疲，精神幾欲崩潰，再次發出了久積於心的“夢想是人類最危險的東西”的呼喊。儘管他的呼喊有些聲嘶力竭，但沒有人樂意回首一聽，其尷尬情形從擔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兼副院長的張稼夫回憶中可以看出，張說：“在科學院工作時期，我們相處得十分融洽，科學院的重大事項，郭老、李老、竺老、范老（範文瀾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換意見，統一思想，然後再交院務會議通過。”
在張氏提到的幾位科學院大佬中，唯獨沒有陶孟老，這當然不是作者的疏忽。既然陶孟和還坐在副院長那把儘管有些搖晃但尚未徹底翻倒的椅子上，這“事先交換意見”的程序，按院章規定也應有他的一席，可遺憾的是陶孟和確實已經沒有“席”了。一位中科院的老科技干部後來也有類似的回憶：郭沫若因有副總理頭銜，事情多，交往忙，平時難有時間顧及科學院的事。張稼夫1956年因病調出後，與其一字之差的張勁夫人主中科院，從1956年到1967年，張勁夫實際領導科學院，成為事實上的一把手。陳伯達、李四光都在科學院外有事忙，做事務的副院長就是竺可楨、吳有訓（南按：1950年12月出任副院長）。這位老科技干部又說，科學院的副院長通常也沒有掌大權，大權是科學院黨組，黨組成員行政職位可以不高，但是決策權在黨組。如果黨組書記願意，可以給科學家院長副院長一些權。如果現在誰以為當時的副院長在決策圈裡面，那就搞錯了。實際上張勁夫的黨組成員有裴麗生、杜潤生、秦力生、謝鑫鶴、武衡、郁文等人。
這個時候的陶孟和顯然被踢到了圈子之外，成為一個懸在空中可有可無的影子。時過境遷，痛失地盤和人馬的陶氏自知再拉桿子轉戰二龍山，重登梁山聚義廳或忠義堂的時代一去不返，只好把花白的頭顱埋於中科院圖書館（南按：陶兼圖書館館長）一摞又一摞的故紙堆中尋找一絲精神的慰藉。但慰藉也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有時不但找不到慰藉，反而帶來更大的苦惱甚至羞辱。曾在中科院編譯局任職的趙儷生，對陶氏的經歷有過這樣一段回憶：
郭沫若，我從小對他的文章有好感。在初中時，我讀到他那情書集，“你那飄浮在逝水上的澆葉啊”，我常常吟誦。又讀了他的短篇小說《葉洛提之墓》，這是一篇“盜嫂”的故事。還讀了他的譯品，開頭幾句我一直能背，“一日晚秋薄暮，一老人衣冠楚楚，徐行走下城市”……這一切都說明，一開始我對他並無反感。
反感，是自到科學院以後。我是院長副院長學習小組組長。 ……我親眼看見他拍著桌子訓斥吳有訓和陶孟和。吳有火性，不服，跳起腳來同他吵；陶則安安穩穩地承受這種凌辱，其狀甚慘。於立群當時並不是科學院人員，但也搬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身後幫腔，說三道四。
我忍不住了，就寫信給當時設在王府井大街南頭路西的《人民日報》，說有情況要反映，他們打電話約我傍晚7點到報社。我去了，當時還沒有錄音機。有四五台打字機圍在我周邊，啪啪啪啦價打。但最使我吃驚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复信……前一段是“應酬”的口氣……後一段就厲害了，“但是”（一個“但書”，毛澤東就幾次闡發過“但書”的重要作用）說毛主席教導說，假如拿敵對的態度對待同志的話，那麼我們自己的立場就不知不覺站到敵人那方面去了。 “謹供您參考”。好傢伙！這不就是說，誰給郭沫若提意見，誰就是反革命嗎？
因了趙儷生對郭沫若的霸道作風表示不滿，很快被當權者踢出圈外，另謀生路去了。而此時的陶孟和儘管政治上失落，人格上遭到羞辱，內心悲鬱憤懣，幾有屈原憂心愁瘁，徬徨山澤，經歷陸陸，嗟號昊天之悲苦。但身為一個立志以科學報國的知識分子，出於文化良知和對社會的責任，仍有屈原“思君念國，憂心罔極”的悲憫情懷。 1951年之後，陶孟和對中國大地興起的一連串“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以及運動之後學術研究工作仍一籌莫展的狀況甚為焦慮，言談中經常帶出一些不滿情緒，最後終於將積憂憤懣爆發出來。當此次舉行聲勢浩大的批判曾昭掄等六教授“反黨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大會時，陶孟和眼見中科院的主要領導和大小分子登台發言，一個個齜牙咧嘴、大呼小叫，沒有辛酸淚，只有荒唐言，且神經兮兮地對曾昭掄等進行“憤怒聲討”，對此不以為然，不滿情緒更加外露，認為曾昭掄們搞出的那個科學綱領並沒有什麼大錯，即使有錯亦不能如此上綱上線地批鬥。想到這裡，遂與郭沫若為首的批判者叫起板兒來。
經陶孟和一頓攪局，狂叫者的氣焰稍有收斂。但最後的結果據當年社會學所研究員巫寶三說：“有人藉機散發了陶孟和平時對黨不滿的言論，大概由於受到領導上的保護，陶先生後來沒有成為批判對象。”也就是說，有人想藉機拿陶孟和在會議上攪局一事開刀，但最終未能開成，其內在緣由巫寶三猜得不錯，的確是受到領導上的保護，且這個保護的“領導”，就是“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發動並遙控運動形勢的毛澤東本人。早在1957年整風初始，當政者動員知識界大鳴大放，意為“引蛇出洞”時，滿面真誠的陶孟和乘“鳴放”的東風，稀里糊塗地發表了自己的“高見”，認為“舊知識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國干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無材者充數，以致釀成許多混亂。”到了整治曾昭掄等“六教授”時，陶受到慘烈的批斗場面刺激，開始反省並認為當權者不能這樣做，特別是科學人才集中的中國科學院更不能以這種形勢上綱上線地整人，遂自己跳出來與郭沫若等人叫板兒。主持會議的郭沫若自然不把陶孟和當一盤菜，於是決定反制，將陶氏踢出圈外，或乾脆打翻在地並踏上一隻腳，賜給他一頂“鋼盔”（南按：各類反動分子帽子的別稱）戴著，但幾個月下來仍沒有成功，此事連郭沫若都有點不解。這年9月，當“反右”進入高潮時，中國科學院連續開了三天大會，集中火力批判費孝通、吳景超、陳振漢、李景漢等四教授的“恢復資產階級社會學和經濟學的政治陰謀”。會議由郭沫若主持，許多所謂的科學文化界名流都加入了這個把對方“批倒批臭”的運動行列。就在各色人等懷著不同目的紛紛登台聲嘶力竭地大加鞭撻時，素不習慣在大會上發言的陶孟和又出人預料地報名登台發言，他一張口就令眾人大吃一驚。陶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人們相互間的關係和社會的進步，依靠的是友愛，而不是仇恨，知識分子應發揮他們的作用，而不應受到敵視。”最後，陶孟和臉色鐵青地大聲疾呼：“反右鬥爭對知識分子是一場浩劫！”——後來在社會上興行和廣為流傳的“浩劫”一詞，就肇始於陶氏這次偉大而冒險的發言。
陶孟和此言一出，眾皆驚悚嘩然，認為僅憑這一個“浩劫”，打成反革命並拿入大牢，再抬上老虎凳，捏著鼻子灌一頓辣椒湯已成定局。陶的言論很快被寫成專門報告呈送到周恩來辦公室與毛澤東的書房，最高當局盛怒之下，一度曾把陶氏內定為“右派”加“反革命”雙重分子，後來毛澤東經過反复思慮又改令手下對陶孟和提出警告，終沒有將其置於死地。內中原因，據說是陶的兩層非凡的人脈背景使他在極度的危難中免遭壓頂而來的“浩劫”。第一，陶孟和為南開中學的開創者之一，屬於周恩來的師輩人物，並與週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師生關係。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陶在北大任教的1920年，毛澤東在長沙時代的老師兼準岳父楊昌濟教授病故，當時楊家來京不久，無依無靠，生活艱難，且楊教授生前有幾個錢都讚助了欲出國勤工儉學的學生。在這種處境下，是蔡元培、馬寅初、胡適、陶孟和等四人聯名刊登啟事，向北大師生徵集賻金，並料理了喪事。喪事辦完後還剩了一點錢掌握在楊夫人手中，準備以後生活所用。當時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受毛澤東的影響已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準備與毛正式結婚，但毛澤東卻根據當時的形勢要回湖南創辦文化書社，只是缺少資金一時無法離開，在這種情況下，楊開慧便動員母親把父親辦喪事剩下的那筆錢拿出來交給毛澤東，作為創辦文化書社的資金。毛在感謝楊開慧母女的同時，自然知道這筆來之不易的錢是蔡、馬、胡、陶等四人發起呼籲捐助的，因而毛澤東對上述幾位教授的情誼刻骨銘心，念念不忘。正是念及這段舊事，毛才手下留情，沒有對陶採取嚴厲行動。也正因為毛感念這段舊情，馬寅初才成為後來的北大校長。而“成為美帝國主義走狗”的胡適在遭到中共控制的文人策士們一陣口誅筆伐，被批得體無完膚之後，毛澤東於1957年2月16日在頤年堂接見政協知識分子代表時，就胡適的是非曲直、功過是非，說了一段出乎眾人意料，且意味深長的話：“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找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這是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出於政治的考慮，對當年爭取胡適和清除胡氏“毒素”的無奈，也是作為一個普通人對舊情無法割捨的感念之舉。而其他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已赴台灣、香港的傅斯年、錢穆或留在大陸的馮友蘭等輩，一生都沒有等到，也不可能等到這句令人思之感傷的心裡話。所謂“行下春風才有秋雨”，其根源就在於此。陶孟和躲過了一劫，三生有幸，可謂當年燒香布施找對了廟門。否則，性命憂矣！
1949年8月16日，身居在美國的胡適在給趙元任夫婦的信中談到一些留在大陸的故友，對大陸的變化及朋友們的出處表示了深情關切。在談到陶孟和時，胡適引述故友沈怡，也是陶孟和郎舅的來信，謂陶在京滬“很活躍”，並說“他是道地好人一個，可惜自己太無主意，並且容易衝動，於是別人的見解都成了他自己的—套看法”。這個評價是否公允，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性格就是命運，作為陶孟和後半生的生活與精神狀況，確是令人為之扼腕一嘆。 1960年4月17日，陶孟和心懷鬱悶孤寂之情赴上海參加中國科學院第三次學部會議，突發急性心肌梗塞，經搶救醫治無效不幸去世，終年7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