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塌陷，墳包凸起。
當胡適、梅貽琦、朱家驊、傅斯年、李濟、董作賓、凌純聲、芮逸夫、石璋如等學界大腕，連同蔣夢麟、蔣廷黻、羅家倫、葉公超、蒲薛鳳、張其昀等一批學人政客，相繼出走美國和台灣後，隨著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土崩瓦解，當年未響應“搶救學人”計劃而堅持留下來的大小學者，隨著五星紅旗遍插神州大地，開始了新一輪生命歷程。
當國民黨大潰退，中央研究院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部分人員倉皇撤離南京、上海之際，與此相關的幾個人卻在大失控、大混亂、大逃亡的世紀性變局中悄悄留了下來，這便是梁思永、丁聲樹、夏鼐、郭寶鈞、曾昭燏、王振鐸、逯欽立等人。據王振鐸後來對人說，傅斯年行前再三勸王跟自己到台灣，王卻以八歲女兒需要照顧為由謝絕。傅無奈，遂將自己旅美時帶回的一個英國名牌3B煙斗和一個頗像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時所戴的巴拿馬帽贈王以作留念，同時說了一句：“留下也好，共產黨會重用你們的！”似有嘲諷之意。
梁思永當時正在北平家中養病，已不能遠行，即使有意隨史語所主力撤退，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且由於整個梁氏家族在平津根深蒂固的歷史淵源，梁思永尚沒有如此打算。時主持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實際事務的曾昭燏，由於多層次的牽掛錶示堅決不赴台。面對朱家驊、傅斯年等人的一再催促，據說丁聲樹的書箱等物已先行運抵台灣，只是由於夫人堅決反對最終沒有渡海，後來此人加入了中科院語言研究所，主持編撰《現代漢語詞典》等大型語言工具書，隨後大陸幾代人都與這本典籍結下了不解之緣，只是知道丁聲樹為何許人也者寥寥無幾，不知是歷史的無情，還是丁氏的不幸？時已從中博籌備處轉到史語所服務的郭寶鈞，想起當年殷墟發掘時傅斯年故意“嗚裡哇啦”說著英語和自己這位壓根不懂英語的土學者對話，很有些憋氣與惱火，遂產生了借混亂之機擺脫傅斯年與史語所另謀生路的念頭。後來有人說，當年史語所人員全部被傅斯年動員去台灣，就是沒有動員郭寶鈞。對此傳聞，幾十年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石興邦曾作過說明，當年郭也在傅的動員之列，只是郭一時四顧茫然，下不了決心，躊躇中便向夏鼐問計，聰明過人的夏鼐毫不猶豫地對郭說：“我們不要走，我們還有前途，我們留下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石興邦說，這個話郭寶鈞後來在考古所召開的大會小會上說過好幾次，當時夏鼐在場，以郭的性格和言行推斷，沒有撒謊的必要，可見外界傳聞是不實的。
1980年，身為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張光直到中國大陸訪問，其間與時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的夏鼐進行過交談。同為李濟的得意門生，夏在談話中對張坦露心跡，把自己一生的大體經歷告之對方。張在筆記本上有過這樣一段記錄：
一九四七年傅去美，找夏作所長，約法三章才同意。
（一）不得為後例；（二）只一年；（三）如作了後得罪人，允許離所。
一九四八年卸任。怕傅延命所長，故未隨去台。同時也不怕共。
這個記錄被後來由大陸赴美國哈佛訪學的青年考古學家陳星燦抄錄並公開披露。按陳星燦的說法，“傅斯年赴美治病那一年，不足四十歲的夏鼐代理所長，這一點人盡皆知，但鮮有知道'約法三章'者。這件事，我估計也不會有任何文字留下來，因為這本來就是他和傅斯年之間的默契，所以這段文字對於了解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曆史語言研究所的情況，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傅斯年對夏鼐的器重和夏鼐對傅斯年的敬重，在近年公佈的檔案中多有流露，所以夏鼐才會有'約法三章'之舉。但把夏鼐不肯離開大陸解釋為害怕傅斯年再次派他的差事，不知道是夏的真實想法，還是張的記錄有誤。因為這種解釋太簡單，也不太符合邏輯。”
對此，陳星燦分析認為：“夏鼐滿肚子的學問，需要找一個施展的機會。一九四九年以前，他雖然參加過幾次西北和西南的調查和發掘，已經發表的論文初步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但積累的材料畢竟有限，而殷墟的資料整理和研究他又沒有參與，所以排除他的政治傾向，但從學術的前景來看，他不去台灣，自在情理之中。據說，夏鼐的老朋友，科技考古史家王振鐸先生當年也不願意隨傅斯年遷台，傅勸說無效，遂把自己的煙斗和旅行帽贈之以為留念，並深情地說：'留下也好，共產黨會重用你們的！'這也許是張光直筆記中所謂'同時也不怕共'的註腳。”
陳氏的懷疑與分析自有其道理，就從已公佈的傅斯年檔案與其他相關材料看，在1948年大地陸沉之際，傅讓夏鼐隨所遷台是真，但沒有看出讓夏到台灣出任史語所所長的言辭與跡象，而事實上也不太可能讓夏在如此混亂的局面中擔當一所之長的重任。若夏出任所長，那麼李濟、董作賓、凌純聲、芮逸夫等大腕級人物又作何安排？眾人又如何服膺？工作又如何展開？傅斯年又如何自處？局促於一隅之地畢竟與在大陸不同，且這個所長不是代理，而是要“真除”，即正式掌控一方地盤，這個地盤可是有點令人眼熱心跳的托命之處。事實上，到了台灣之後，李濟與董作賓之間的暗中較勁兒，凌純聲與芮逸夫之間的最終決裂與鬥得死去活來，凌單獨拉桿子搞獨立開辦的民族研究所，因芮的不合作與李濟等人不支持，導致凌氏只有空名而無法工作……如此等等事例，便可證明傅斯年不會如此做，也可推斷這個說辭只能是夏鼐的一廂情願，或憑空猜測罷了。需要對陳星燦的推理進行補充的是，儘管夏鼐是一隻才氣過人、智慧非凡、學問廣博的大型號“海龜”，但假如到了台灣，在這座孤島上屬於自己可做的工作，只能是面對安陽殷墟發掘的一堆器物，抱殘守缺地研究下去。而對這堆器物的田野發掘，當年尚是一名實習生的夏鼐僅僅是稍有參與而已，且挖的都是小墓（夏鼐語），那些氣勢恢弘、器物眾多的大墓發掘和出土文物的具體情形幾乎全然不知，因而在研究上自然就存在著不可彌補的先天性不足和限制。更重要的是，有李濟、董作賓、石璋如、高去尋等當年親自參與發掘的幾座高山屹立，要想憑著這堆器物的研究脫穎而出，甚或要達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境界，幾乎是難於上青天——此點在許多年後仍能得到海峽兩岸大部分考古界同行的認同。
出類拔萃的夏鼐尚且如此，對於滿身泥土氣味，被“海龜”們不放在眼裡的土學者郭寶鈞，其學術前途自然可想而知。而一旦留在大陸，面對的將是高山塌陷，丘嶺與墳包同時崛起的境界。在新的製高點上，夏、郭等人放眼學界將是一馬平川，無人與之匹敵，其燦爛前景正可謂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風光無限好。當年夏鼐與郭寶鈞的對話，可謂一語雙關。就可以預見的情形而言，無論從個人的政治命運還是學術前途考慮，既然只能在國共分野的大陸和台灣之間選擇，夏鼐與郭寶鈞留在大陸是明智的。也正是聽從了夏鼐這極富戰略指導意義和前瞻性的忠告，郭寶鈞才在1948年底那個混亂時刻下決心留下來，以迎接新時代的到來。聰明過人的夏鼐打定主意後，也在一片紛亂中悄然回到家鄉溫州貓了起來，靜觀時局，等待命運轉機。在離開南京之前，夏鼐做的最後一件事，是為好友吳金鼎撰寫了一篇悼念文章並公之於世。
吳金鼎自在李莊投筆從戎後，入四川成都新津盟軍第二招持所擔任接待主任一職，軍方之所以讓吳擔任這一差使，皆因他是留洋的“海龜”，洋文、洋話都不在他的話下，搞接待事宜非有如此本領的人不能辦到，吳所具備的洋文與洋話正好派上用場。但吳是學者出身，生性靦腆，不愛與人打交道，且還有一股子山東人特有的倔犟脾氣，疾惡如仇，對看不慣的人和事就要迸發心中的不平，甚至還要出手擺平抹掉。是時，美國大兵在中國土地上的所作所為已令人漸覺失望與厭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美盟軍大量進駐成渝後方，而1944年日本軍隊完成“一號作戰計劃”，打通大陸交通線之後，又有2萬多盟軍官兵進入中國。對於盟軍在中國的生活狀態，《劍橋中華民國史》一書這樣寫道：一個美國士兵在中國的費用，抵得上500個中國士兵的費用。孔祥熙曾對美國官員抱怨說：“在中國，你們的孩子每天需要6隻雞蛋，而現在減為4只。……為了供應肉食，我們把耕牛拿來給你們吃……很快將沒有任何牲畜留下來幫助農夫們耕種他們的田地了。”另據一位美國專家對1200名中國士兵檢查結果發現，有57％的中國士兵營養不良。如此艱難困苦的情況下，盟軍官兵吃了中國老百姓的耕牛，還性慾大發，四處留情。對此，江西學者廖作琦曾作過這樣的記述：“'食色性也'，這批美軍大哥們的'性'的解決問題，最初落到了勵誌社總幹事黃仁霖的頭上。初期人數不多時，黃仁霖在重慶市七星崗下面的一小塊平地上，建了一幢兩層樓的'勝利大廈'，裡面有舞廳、宴會廳等場所，並找一些交際花之類伴舞，但粥少僧多，只能供應部分中上級軍官。而那些士兵們呢？就任其自由發展，讓一些妓女來擔任此一任務。因為美軍手中花花綠綠的美鈔炫眼，於是一些生活困苦的家庭婦女（曾發生過產下混血兒、夫妻離婚的事），和極少數的女大學生也加入了此一行列。當時經常看見美軍駕著吉普車，旁邊坐一個濃妝豔抹、花枝招展的女郎嘻嘻哈哈的招搖過市，有的不會說英語，還比畫著手勢，這些被市民們譏稱為'吉普女郎'，成為當時街頭的一種奇景。”又說：“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前夕，成都華西壩發生了一起教會辦的華西大學學生搗毀成都某報館事件，起因是該報將中敘張生赴鶯鶯約會時的一首詩稍作改動，以諷刺該校少數少女兼作'吉普女郎'的事情。”
王實甫所作的原句是：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
月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而報館編輯竟借題發揮，把此詩改為：
待月西廂下，迎風腿半開。
月移花影動，疑是美人來。
如此肉麻加赤裸裸的諷刺美軍與中國女大學生的交易，自然要引起麻煩。只是麻煩過後，報館照常開業，“美人”繼續四處尋找花姑娘讓其“迎風腿半開”，且憑藉自己所具有的世界強者的地位，態度跋扈，氣焰囂張，從不把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年輕的男人放在眼裡，更不理解中國人民面對如此窘迫之境錐心泣血的內心劇痛。美國大兵們的橫行霸道，引起了中國具有民族文化良知者的厭惡、憤慨甚至仇視。當年由昆明史語所偷偷跑到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胡厚宣，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思想改造運動中曾提到這段抗戰生活，謂“對因新津建美軍機場而成都充斥美軍，橫行霸道，產生仇視”。既然躲在清靜之地搞學術研究的胡厚宣都有如此的感受和敵視心理，與美國佬們天天打交道且承擔接待之責的吳金鼎，面對美國人將富兵橫的挑剔與呵斥，頗具血性又沉默寡言的他所受的委屈與心中的苦痛可想而知。當時在成都燕大任教的陳寅恪詩作《詠成都華西壩》中“誰知萬國同歡地，卻在山河破碎中”所透出的悲涼，正是具有文化良知的中華民族自由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涕泣與悲呼。
在新津機場服務的日子，吳金鼎經常感到失眠頭痛，夜不能寐，精神委靡不振，陷入一種悲情意識不能自拔。為化解心中的鬱結，吳氏利用自己的職權，經常喝一點不花錢的、只有美國佬才能享受的洋啤酒予以排解。當幾瓶散發著醋酸氣味的啤酒灌進肚子後，酒量並不大的吳金鼎又醉倒在地，狂喊亂叫著嘔吐不止。
好容易盼到抗戰勝利，吳金鼎總算擺脫了在他看來魔窟一樣的盟軍招待所，重返學界。只是他沒有回到令自己為之神傷的李莊，而是轉入尚在成都華西壩的母校——齊魯大學任教。 1946年3月，作為教育界名流和齊魯大學代表之一，吳金鼎赴重慶參加教育部召集的全國各大學復員會議，之後隨齊魯大學一道返回濟南原地，主持學校復員事宜，先後出任校長室西文秘書、校訓導長、文學院長、國學研究所主任、歷史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等職，直至去世再也沒能有機會從事他一生摯愛的田野發掘工作。
1948年夏秋，吳金鼎因患胃癌赴北平協和醫院就醫，此時已病入膏肓，協和醫院回天無術，宣告無能為力，吳只好隨著潰退的國民黨大軍以及紛亂的人流返回濟南“靜觀待變”。 9月18日，吳金鼎撇下病床前淚流滿面、悲慟欲絕的夫人王介忱，於齊魯大學辭世，終年48歲。
當這個不幸的消息輾轉傳到南京史語所人員耳中，已是10月28日。此時國民政府首都已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史語所人員正紛紛打點行裝倉皇出逃與遠遁。夏鼐在北極閣一間小屋裡，孤獨一人默默地想著吳金鼎的死，想到了過去流失的時光，以及吳氏夫婦與自己的交往和友誼，不禁潸然淚下。在一片人喊馬叫的混亂之夜，他藉著昏暗的燈光，怀揣悲戚蒼涼的心境，為自己的好友寫下瞭如下文字：
今天得到了吳禹銘（金鼎）先生的死訊，不僅是我們朋儕間覺得喪失了一個不可多得的良友，並且也是中國考古學界的一個大損失。今日中國考古學界中，真正能夠吃苦，肯下田野去做發掘工作，既有豐富的田野經驗，又有充分的考古學知識的學者，不過十來個人。正感覺到人才的缺乏，現在呢，在這十來位中又弱了一個。
在悼文的最後，夏鼐以深情的筆觸寫道：
談到吳先生一生的事業，自不能不提及吳太太……夫婦一道出來做田野考古工作，在國外是司空見慣的事，但在事事落後的中國，吳先生夫婦還是第一對。這次吳先生的逝世，吳太太的悲痛，可想而知。聽說吳太太仍在濟南城中，料理吳先生的後事。我在這淒風苦雨的晚上，趕寫這篇文章，一面以追悼吳先生，一面也藉以慰唁吳太太。我們在哀悼吳先生之餘，更盼望著這混亂的局面早日澄清，使我們能繼承吳先生的遺志，展開中國田野考古學的新天地！
吳金鼎悄然無聲地走了，夏鼐的夢想很快成真。 1950年底，他應邀自溫州老家來到北京，出任新組建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在郭沫若和鄭振鐸的領導下，與梁思永、郭寶鈞等一道“展開了中國田野考古學的新天地”。只是好景不長，梁思永便撒手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