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交通員李升把小丫頭李敏送到6軍4師密營，李敏就算上隊參軍了。
李敏第一次見到那麼大的房子。
南北大炕，一面就十來米長。說是炕，其實是床，用木頭支架的，床面是碗口粗的黃波羅樹一劈兩半，半圓形皮面朝上，順著鋪擺開。黃波羅樹皮是味中藥，能治療腰腿痛、高血壓、糖尿病。那時不懂，就知道這東西發暖、軟和，躺上去比較舒服。
進屋後最明顯的，是地中央那個半人多高的油桶改制的火爐子。密營裡，冬天必得有這個東西，取暖，有的還兼做飯。劈柴柈子在裡面呼呼燃燒，像一台機器轟轟作響，上半截都燒紅了。如今城裡冬季供暖，政府規定室溫不得低於18攝氏度，否則居民可以不交取暖費。那時那屋裡能有5攝氏度就不錯了，屋子大，那房子也不嚴實呀。
帽兒山、鍋盔山、四塊石等等，李敏待過的密營多了。有利用山洞修建的，有半地下的地窨子，大都是像4師這種稱做“木刻楞”的木頭房子。四面牆都是電線桿子粗細的原木壘疊的，里外用泥糊一下，風吹雨淋有的剝落了，往裡灌風。打從人類穿上衣服有了家後，睡覺好像就得脫衣服了。那時的莊稼人，包括許多土財主，脫得更徹底，大人小孩，一絲不掛。一是沒襯衣，二是就算有，穿衣服睡覺特別費衣服，也捨不得。抗聯沒有脫衣服睡覺一說，不光不脫，臨睡前還得把穿戴拾整一番。頭上狗皮帽子，腳下烏拉頭，衣服釦子扣好，再把腰上皮帶或麻繩繫一遍。待到早晨起來，嘴巴臉上結滿霜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成了白鬍子老頭。
在家時，房子也四面透風，好歹有床破被，更重要的是身下那炕是熱的。密營沒被，老同志大都有件大衣，白天穿，晚上蓋。李敏剛上隊沒大衣，馬司務長就把他那件油漬麻花的日軍呢子大衣給她蓋著，那也凍得翻來覆去睡不著。可比起後來露營的日子，已是天堂了。
剛上隊時，密營裡就她和李桂蘭兩個女的，馬司務長年紀大，就挨著她睡。到帽兒山後，女的多了，男男女女一大屋子，就年紀最大的女的挨著男的睡。有的也用板皮或箱櫃什麼的，在中間隔開，裡邊睡女的，外邊睡男的。那時那人比較單純，有歪歪心眼兒的人少。
帽兒山密營裡有兩台縫紉機，就成了6軍被服廠。各軍密營裡都有被服廠，南滿被服廠叫“機器房子”，北滿管縫紉機叫“機器”，還有叫“自縫針”的。
忙時，那機器白天晚上就那麼“咔咔咔”地響著。
第一台機器，是1934年秋從大地主老夏家繳獲的，同時還繳獲一批白布，游擊隊給送進山里，建起被服廠。廠長裴成春和李在德、劉思淑、許貞淑，都不會用機器，縣委找來個裁縫張師傅，李在德最先學會了。游擊隊不斷發展，被服廠也不斷擴大，李敏、李桂蘭等人也來了。
買的繳獲的許多是白布，第一道工序是染色。把黃波羅樹皮放大鍋裡熬開半個小時後，把樹皮撈乾淨，布料放進去浸一陣子，撈出來晾乾就成了淡黃色。柞樹皮也行，效果差些，跟牛皮紙的顏色差不多。軍裝樣式是中山式，帽子是蘇聯紅軍的尖頂帽，中間有個紅布剪的五角星。各軍服裝的顏色，式樣不一致。國共合作後，吉東有的部隊帽子上嵌的是青天白日。就是一個軍也難得統一，比如6軍這批買的繳獲的是黑布，那就只能是黑色的了。待到1938年後，密營陸續被敵人破壞了，各軍又都像當初的游擊隊似的，什麼色的都有了。
最忙的是換季時，機器活，手工活，手腳不閒。晚上捨不得點油燈，就點松明子，一個個那臉都熏得灶王爺似的，吐出的痰都是黑的。李在德老人說，困哪，不知不覺就把手指頭送到針腳下，被機針扎穿了，一下子疼醒了。有時都顧不上包紮，趕緊看看是不是把機器弄壞了。就是根機針，也是來之不易的寶貝呀。沒事，把手包上，繼續幹。
被服廠也是抗戰形勢的晴雨表。該忙時沒活干，那就是不大好了。有時大雪飄飄，大批布料、棉花還沒送上山，那人就急出滿嘴泡了。
有時呼啦啦送來一批傷員，“機器房子”被服廠就變成了醫院。
平時，密營裡就是些非戰鬥人員。像在地方暴露、可能被抓捕的抗聯家屬，主要是老人、孩子。更多的是傷病員，其中包括戒大煙的人。收編的山林隊，譁變的偽軍，老弱病殘和煙癮大的，給路費回家了。年輕，煙癮不大，又願留隊，就送到密營裡戒菸，戒掉就歸隊了。
在大山里建密營，是環境逼出來的。就說傷病員吧，有根據地時可以放在老鄉家裡療養，根據地沒了，怎麼辦？
中醫，西醫，鄉下的土郎中，乃至聽說個什麼偏方就給傷員用上了，就成了“醫生”的人，各軍密營多數都有個把的。其他各色人等，只要能下地幫把手的，就都算護士了，被服廠的女兵當然更是主力了。
提起王耀均“王醫官”，6軍老人沒有不蹺大拇指的，說這人救了多少人哪。那時管醫生叫“醫官”。 5軍醫官管毅，大家也是齊聲稱讚。可無論是管毅、王耀均這種比較正規的醫生，還是那種幾乎全憑膽量，拿起木匠家甚就動手術截肢的“醫生”，最大的難題都是缺藥。
沒麻藥，動手術前通常吃點大煙止痛。張瑞麟的右下頦骨被子彈打碎了，給他動手術的徐哲可是個人物，正兒八經的哈爾濱醫學學校畢業，後來的朝鮮勞動黨政治局委員。那也沒轍，連大煙也沒有。先在腮幫子里外清除些爛肉，再由人幫著把傷口擠壓合到一起，用縫衣服的針線就縫開了。那時動個手術，幾個棒小伙子按著，像殺豬似的。這又不像鋸條腿，想哼一聲都不行，一口牙沒幾顆了，想咬牙也不成，就那麼硬憋著、挺著。
也是1軍，1師3團9連1排8號戰士李成才，右手被子彈打了個雙眼透，送去醫院，6個傷員只有1貼膏藥。
2軍6師軍需部樸部長，左腳負傷，送去密營住院，沒醫生，也沒藥。眼瞅著傷口潰爛，一天天蔓延，大家“會診”，一致意見是得把腳鋸掉。六十多歲的8團4連老兵老崔頭，找來把鋸，比劃一陣子搖搖頭。不知從哪兒弄個罐頭盒子，花半天工夫做了把鋸，“嘎吱嘎吱”就鋸上了，活生生“嘎吱”了兩個多鐘頭。
如今戒毒，有專門的戒毒所。那時戒菸什麼沒有，就是讓你在密營裡待著，遠離毒品，硬憋死抗，憋抗過去就算成功了。傷病員所謂住院，主要就是免除了行軍打仗，能夠休養、將養。營養談不上，反正每天能吃上三頓飽飯就是了——這還是1938年前。
曾當過半年服裝廠廠長的曹曙焰老人說，偏方治大病，那時光治槍傷的偏方就多了。像老倭瓜瓤子糊傷口能止血止痛，把串地龍根子煮了搗爛能治傷，老鴰眼樹皮效果最好。這東西山上有的是，扒了熬成膏，糊上就行。連隊幹部戰士用嘴嚼爛了糊上，輕來輕去的自己就“扎古”（治療）了。
老人們都說，那時打仗，繳到好槍最高興了，再就是藥。打進個鎮子，日偽的醫院、藥店裡的藥全部沒收，中國人的趕緊拿錢買。
主要還得就地取材，靠中草藥。開頭沒幾個人認識，後來都行了，有空就出去採集，回來就搗呀熬的，成半個土郎中了。
1935年8月23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來信》中說：
二、三軍如缺醫生時我們這裡只有一個會熬膏藥的，該膏藥治槍傷很有把握，且價錢不貴，他們用時可派去專熬膏藥。
1934年12月，《張同志給司令部的報告》中說：
病院二伴子，苦的要命，自己做醫生，自己作伙夫，自己作院長，夜間睡在木柴堆上，真是度日如年。
不知道拳打腳踢把這個醫院全包了的“二伴子”的姓名，也不知道這個醫院在什麼地方，從報告內容看似乎是哈東支隊的。無論是哪支隊伍的，讀者從中也能窺見當年醫院的一斑。
密營裡的“機器房子”，當然不止縫紉機，還有兵工廠的機器。
或大或小，各軍幾乎都有兵工廠，比較普遍的是翻新子彈。就是給彈殼重鑄底火、彈頭，裝藥後重新使用。許多軍都要求官兵收集彈殼，不光是自己發射的，敵人陣地上的也要撿，收集多的還有獎勵。
2軍兵工廠建得最早，而且有特色，能造“炸彈”。
11軍創辦的七星砬子兵工廠，能造機關槍。
1936年秋，原奉天兵工廠的一些失業工人到下江地區找抗聯，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長為抗戰出力。奉天兵工廠是東北最大的兵工企業，這是些技術純熟的產業工人，第一批是共產黨員胡志剛帶的6個人，在集賢縣找到獨立師。一個多月後，又陸續來了20多人。祁致中樂壞了，這簡直就是老天爺送來的人才、寶貝呀！派經濟部主任崔振寰和團長葉萬海，負責兵工廠的籌建和保衛，完達山支脈七星砬子群山的原始森林就熱鬧起來。
胡志剛帶人去佳木斯買機器，在一家鐵工廠看中一台機床，不光要錢，還得有3家鋪保。這下可把人難住了。祁致中的警衛員叢樹林，說他有個朋友是刻字工人，讓他給刻3家商號的圖章不就行了嗎？立即去辦，馬到成功。
造槍得有特種鋼，長發屯火車站上堆著不少鋼軌，一個騎兵連連夜趕去，一個班警戒，其餘的往爬犁上搬。敵人發現了，大雪紛飛中一場激戰，搶運鋼軌之戰。老天爺幫忙，正是冬季，爬犁便捷，包括那台機床和其他機器設備，全是些死沉死沉的傢伙，不然還真不好弄進那七星砬子大山里。
這“機器房子”裡的可不是縫紉機，用腳就能踏動的，得有電。就修道水壩，用水輪帶動發電機發電。水源不足時，就用汽車發動機燒煤油發電。
第一批產品是100支擼子，外形跟擼子一模一樣，只是像匣子槍一樣的機頭，就叫“匣擼子”。豆油烤漆，又黑又亮，性能也好。
第二批是手提式自動衝鋒槍，打的是匣子槍子彈。只是產量不高，一個月才能造幾支，子彈又少，試製成功再未生產。
接著就造出了機槍，並裝備了11軍。
東北鬍子多，槍械自然有市場，民間造槍業就應運而生。弄支槍模仿起來，鐵匠爐式的手工打造，一個人幹，或父子倆合作，質量大打折扣。其他軍兵工廠的師傅，不少是這種角色，跟11軍的正規軍沒法比。如果再乾上幾年，這座兵工廠的作用就大了。
1938年初出了叛徒，日偽軍進山“討伐”，兵工廠損失很大。之後，敵人不斷進犯，再加上歸屯併戶，兵工廠處境日益艱難。 1939年2月，敵人再次大規模“討伐”，除3個人僥倖逃脫外，包括胡志剛在內的工人和護廠官兵，全部戰死。
1936年（無月日），《劉海濤關於滿洲情形的報告》中說：“我們計劃著在裡邊（小興安嶺裡邊——筆者）建立軍事政府、學校、小兵工廠、各種設備，這個山里就是日本知道，他進攻是很難的，也可說要與對房子（“對房子”，又稱“趟子房”、“碓營”，即在山里打獵和乾各種營生的人修建的房子——筆者）和雪裡人（“雪裡人”即達斡爾人、鄂倫春人——筆者）聯合好了，日本就沒辦法進攻的了。”
當時許多人認為山里是絕對安全的。應該說這還是一種摸索階段，翻的還是鬍子的老皇曆，冷兵器時代對付官軍的那一套。
抗聯不能沒有密營，特別是在根據地的處境日益艱難，乃至被敵人瘋狂剿滅之後。
而密營的精髓就在個“密”字：敵人不知道你在哪裡，就是明知道你在那大山里，它也找不到。
胡真一老人說，管毅管醫官，兼著教導隊的文化教員。第一次見面，他問我叫什麼名字，我說在家時叫“小買子”，現在叫胡真一了。他笑笑，拿個樹枝在地上寫下“胡真一”3個字，先指著“胡”字，說這就是你的姓，左邊是個“古”字，右邊是個“月”字，“古”是古代的“古”，“月”是月亮的月，加一塊就是姓“胡”的“胡”，“胡來”、“胡說八道”的“胡”。講完“胡”，再講“真”和“一”。認識自己了，再認識“革命”、“共產黨”、“馬列主義”。 “馬列”是兩個人，“馬”叫馬克思，德國人，“列”是列寧，蘇聯人，“主義”就是他們說的話。馬列主義是真理，用馬列主義指導革命，就一定能勝利。
曹曙焰老人說，那時連里有識字班、政治討論會、軍事討論會、經濟討論會、自由講談會、“蘇聯之友”、衛生組、俱樂部，7軍管俱樂部叫跳舞隊。各軍叫法不一樣，內容都沒離開這些。政治討論會也就指導員和文化高的講講，有的連長都講不出什麼。我當指導員後就得講了，講共產黨是乾什麼的，打走日本子要像蘇聯那樣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個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書念。軍事討論會和經濟討論會就熱鬧了，大老粗講話不拐彎，那時那人也不大挑理。經常活動的是識字班，不打仗，沒敵情，弄塊板子掛樹上，寫上幾個字，嘴裡跟著教員念，手上就在地上畫。在家念不起書，沒想到參軍還能學文化，積極性挺高。也有不愛學的，特別是仗沒打好傷亡大時，有人就說明天這口氣說不定就沒了，學那玩意兒有什麼用？
各軍大都有教導隊（團），有的叫“隨營學校”，在根據地選個屯子，在老鄉家南北大炕上一坐，軍事、政治、文化課就開講。隨著形勢的惡化，“提拔的、培養的、教育的，趕不上犧牲的多”，也就越發突顯出培養幹部的急迫性。
打下老錢櫃，控制了小興安嶺湯旺河谷，3軍、6軍即在岔巴氣建起聯軍辦事處、修械所，在帽兒山建起被服廠、醫院、倉庫，在湯旺河支流伊春河畔建起政治軍事幹部學校。
幾幢灰黑色的木刻楞，隱蔽在茫茫林海中。木板門，樹皮頂，對面大通舖，每幢都能住上幾十人，原是流送木材的工人用的。這裡是紅鬆的故鄉，也是動物的天堂。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河裡游的，伴著參天的古樹，在一種原始、荒莽的狀態中恣意生長。清晨，學員們在門前空地上出操，鳥兒滿世界歡歌笑語，狍子、梅花鹿在林子邊好奇地探頭探腦。
校長趙尚志，副校長李華堂，教育長侯啟剛，兩名教員張德和張文廉，學員分3個月的士兵班和6個月的軍官班，前者培養連排長，後者畢業後許多當了師團長。張德講政治課和軍事課，張文廉講文化課。政治課有《中國近代史》、《社會發展史》、《資本論》等等，軍事課主要講游擊戰術，也搞射擊、刺殺、投彈、爬山、游泳、利用地形地物等訓練。教育長和教員每天輪流上課8小時，有時也請部隊軍事理論和技戰術素養較高的干部講課，晚上還有兩小時的討論，隊列、紀律教育則貫穿在日常生活中。
如今新兵入伍第一課，就是立正、稍息、敬禮等軍人基礎知識、素質訓練。這是條令規定的。那時沒這個。那時拿起槍上戰場，沒工夫練這個，莊稼人也不習慣這一套。見到上級不敬禮，進連部不報告，上級也不在乎，覺得打鬼子用不著這一套。這回進了政軍幹校還這樣，或者給予口頭警告，或者罰你徒手立正。不管你是什麼職務，打死多少鬼子，掛了多少彩，用今天的目光看，就是一律從新兵學起。
1935年1月，《東北抗日鬥爭的形勢與各抗日部隊的發展及其組織概況》中，說1軍士兵“百分之九十九文盲”。來自3軍、6軍、9軍、11軍的干校學員，文化程度要高些，也不能沒有文盲。而《資本論》應該是大學的課程。非常時期，特殊環境，從文盲到大學，從士兵到連排長，從連排長到師團長，就這麼速成著。從不會立正、稍息、敬禮，不懂向左轉、向右轉的莊稼人，到拿起槍就向侵略者衝擊的軍人，不也是這麼速成的嗎？
游擊隊、抗聯的優勢之一，是熟悉地形，那深山老林裡的溝溝岔岔，參軍上隊前就嵌滿了莊稼人的足跡。可離開家鄉，游擊到個陌生的地方，一時間就有點兒找不到北了。過去繳獲地圖，許多人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扔了，或是揣兜里留著擦屁股了。在幹校學習軍事地形學，懂得識圖用圖了，有人就拍起大腿，後悔不迭。
與此同時，還在巴浪河溝里辦起了電信學校。
校長兼教官於保合，1914年生於吉林省伊通縣，1933年畢業於吉林市省立一中，同年參加抗日救亡，年底被派去蘇聯學習無線電。他聰明，又刻苦，僅半年即提前畢業回國。
學校學員只有九人，最大的十九歲，基本都是初小文化，這已經很難得了。除獨立師的三人外，全是黨員。主要學技術、電學、電工原理和使用無線電的常識，然後練習收發報，教學器材是繳獲的無線電機器。三個月後，根據趙尚志指示，與政軍幹校合併，政治課、文化課與乾校合上，仍以學習報務為主。
到1937年秋，合併後的政軍幹校培訓一百多名軍政幹部。
辦政軍幹校和電信學校，無疑是深謀遠慮的。從命令張壽籛不惜一切代價拿下老錢櫃，到在湯旺河谷里辦學，黃埔4期的趙尚志，是不可能不想到南國的那所黃埔軍校的。可是，由於與七星砬子兵工廠被毀的大體相同的原因，學校只存在一年多時間就不得不停辦了。
實際主持政軍幹校工作的，是教育長侯啟剛。
據1939年5月9日《侯啟剛呈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的申訴書》分析，他1906年出生，好像是奉天省蓋平縣（今蓋州市）人，1919年到營口省立水產學校讀書，1924年考入遼陽滿鐵商業學校，“五卅”運動中因鼓動罷課不成，退學回家，何時入黨不詳。曾任3軍3團政治部主任、10軍政治部主任、3軍3師政治部主任等職。
侯啟剛，大個子，細長臉，眼睛挺大挺有神，嗓音洪亮。提起他，老人都說這人聰明，愛讀書，有理論水平，馬列主義一套一套的。
東北抗戰十四年，從滿洲省委到11個軍，誰是抗聯理論家？侯啟剛是不是應該算一個？算不算都沒人承認，但他確實有一套理論。
關於游擊戰術，有以下幾個原則問題——
一、化整為零，化零為整，整零並用；
二、敵進我退，敵退我進，進退並用；
三、敵動我靜，敵靜我動，靜動並用；
四、敵暴我隱，敵隱我暴，隱暴並用；
五、敵聚我散，敵散我聚，散聚並用；
六、敵鎮我警，敵警我鎮，警鎮並用；
七、聲東擊西，聲西擊東，東西並擊；
八、投實以虛，投虛以實，虛實並投；
九、設卡子，繞圈子，襲擊敵人，所謂乘其不意，攻其不備，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十、接近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動員群眾，武裝群眾，這雖不是戰術，可是成為運用戰術的先決條件。
這是1938年12月8日，《侯啟剛於東北抗日鬥爭的策略路線並戰略戰術問題給張光迪的意見書》中的文字。
1939年（無月日），《×××（筆者將姓名隱去）等人給侯啟剛的信》中說：
我們批評你寫的是：游擊戰術的“大鼓詞”和游擊戰術的“對聯”，不是什麼游擊戰術原則，我們的干部如果虛心研究上級給我們關於戰略戰術的指示，是有把握克服東北游擊運動的困難，就不用在中央指定的戰略與戰術的原則的上面，再壓上你這一套“大鼓詞”和“對聯”。
同年4月1日，《侯啟剛關於被撤銷工作給中共中央的申訴書》中，又提出“脫離原區論”，即脫離敵人已完成“集團部落”建設的地區：
敵人光靠採用游擊戰術或者精銳武器並不能使我們發生絕大困難，它之所以使我們發生絕大困難，主要在於縮短防地、隔絕民眾（毀滅小屯散戶歸大屯）、武裝大屯和普遍封鎖游擊區附近山林各種辦法總和採用的結果。使我依山林則缺乏給養，進大屯則不得一住，騎兵則缺乏草料，步隊則往返過勞，因而物資供給不足，尤其山孤林稀，大屯少而有反動武裝，散戶多而離山太遠（歸屯區差不多都這樣）之地帶，不光是冬期，就在夏秋中，於敵寇“討伐”期間亦呈絕大困難。當然有的大屯，有時還能取得或多或少的物資之補給，但當反動氣勢高漲，秘（密）探雲集，恃以解決一時則可，恃以支持長久，則勢所難能。所以我認為在這種區域，除因了有特殊戰略意義並給養有特殊取得方法之絕對保障時，都應脫離原區。
與此有關的，是“滿洲沒有二年以上的游擊區”：
由理論和實際狀況看來，敵人的反動辦法是有規律性的。敵寇最厲害的辦法，是毀滅游擊區。一九三五年秋曾普遍的干過了一次，三四、三六也曾局部的干過，而去年冬在三江省又來了這麼一回。 “滿洲沒有二年以上的游擊區”，我常提出的這種話，實是事實。這種毀滅，再加上歸屯併戶及照相居住證並嚴重軍事進攻，結果反日隊伍或早或晚，不是脫離原區，就是瓦解崩潰。
那怎麼辦呢？遠征，到敵人統治薄弱地區去開闢新區：
我認為在一九三八年度全滿和三江省的環境下，遠征絕不是逃跑而是“退守的進攻”之積極對策。
侯啟剛留存的論著挺多，以上只是擇其要點簡略敘述。比如遠征，所去方向、目的，沿途給養如何解決，原區是不是放棄不要了，等等，都有比較詳細、具體的論述。
此外，還有“縱橫不斷游擊論”、“小興安嶺大計劃”、“中日大戰（七七事變）不是大事變，日蘇大戰才是大事變”等等。而且，對於他所經歷的各個時期的各種方針、政策，幾乎都要評說、主張一番，少有不遭非議、批評的。特別是在前面引錄的“游擊戰術十原則”的那篇《意見書》之後，有人說“他已經永遠走進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同等的泥坑里”，“啟剛路線，是這些危險的、腐敗的、犯罪的傾向，永絕於黨”。
1939年4月12日，侯啟剛被撤職並開除黨籍。
侯啟剛有病，已知的是風濕病和三叉神經痛，有人說還有別的什麼病。而老人們談得最多的，是他有時精神不大好，瞅著瘋瘋癲癲的，自稱“東方斯大林”。還說他到10軍當政治部主任時，提出取消“挑槍片子”和勤務兵制度，遭到反對，不得不離開10軍。
1938年（無月日），《侯啟剛關於經費、北滿吉東黨路線的統一及乾部任免等問題的意見給金主任的信》中，說：“我病狀光怪離奇，什麼都說，說過都知道，工作熱情較前增加十倍，身體不覺壞，每日睡兩三個鐘頭，但精神並不壞。”
趙尚誌曾想讓他到6軍任政治部主任，他說不行，我軍事上沒把握。他從未認為自己在政治上不行。在那篇被批為“啟剛路線”的《意見書》中，他說：“此信我自己負整個責任，最近必交北（滿）省（委）和軍政治部核閱，我相信最低是近於絕對正確的。”
幾年來我以不應有的態度小看過誰？我逢迎過誰？我除了性生活不能都告訴人也不必都告訴人外，其他我都可以道出，而且都道出過。
我所希望的只要能實現了我的政治意見就行。
我認為我正確時，我從來就未讓步過一次。
我目前寧肯受省委處分而保留馬克思列寧主義。
因為不然，不光是對思想變節，也是對組織欺騙。
侯啟剛是進關找黨組織途中受到誣陷自縊而死的，時年三十三歲，或者三十四歲。
後面將要寫到，北滿曾有幾個人對所受處分不服氣，有的想進關去延安找黨中央，有的過界去蘇聯找“中共中央”，即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其中，侯啟剛的結局是最悲慘的。
清高，自負，狂放，狂傲，口無遮攔，筆鋒犀利，瞅著難以接近，感覺拒人千里。有老人說這人就是個書生，就是嘴損，嘴損也是因為書呆子氣，其實這人挺透明、挺好相處的。
在哈東支隊時，侯啟剛是反對槍支無條件歸公的，可到10軍又反其道而行之。 “知道是一個事，作去又是一個事，我是向同志你提出意見，其實我自己正在學習。”這是他的《意見書》中的一個自然段，無論所指為何，“東方斯大林”也是不無自知之明的。
得其所哉的，是伊春河畔的那所政軍幹校，那應該是他一生中最愜意的一段時光。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教授、學者、校長，可他沒有那樣的時空，侵略者也不會幹瞅著他在伊春河畔施展才華。好在幹校的辦學方向和成就是不可否認的，這位實際的當家人也就功不可沒。可在開批“啟剛路線”後，他講課的一些講稿也成了靶子。
他唯一未被非議、指責、否認的，好像就是他是抗戰打鬼子的。
在北滿那漫長的冬季，行軍、打仗、露營，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長的棒小伙子都落下殘疾，他這個遼南的病秧子是怎麼挺熬過來的？當光怪離奇的病發作時，每天只睡兩三個鐘頭，工作熱情反倒倍增，那心頭熊熊燃燒的又是什麼？
有老人說，侯啟剛的一些理論是有道理的，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當時也有人挺欣賞。像“縱橫不斷游擊論”，因敵人統治的不平衡，我們可以到敵人統治薄弱地區開闢新區，錯了嗎？所謂統治薄弱地區，就是還未歸屯的地區。這種見解是很深刻的，有指導意義的。可這個人太狂，講話絕對化，他看不上眼的人水火不容，有時不按組織程序來，還跟王明、康生的“中央路線”叫板，這不是自討苦吃嗎？
侯啟剛說他在軍事上沒把握。自“北方會議”後，多少路線、政策上的反复、爭論，政治、政策上誰有把握？其中又摻雜著多少別樣的東西，蘊涵著什麼樣的凶險？這個愛思考問題的病人、狂人，“東方斯大林”，一介書生，卻那麼自信，對錯誤也固執己見，用有的老人的話講是“撅腚不服”，那命運也就注定了。
沒人說得清在用根繩子結束生命前，侯啟剛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狀態。無論他怎樣清高、自負、撅腚不服，拿起筆來又如何激昂、雄放，這個弱不禁風的病秧子書生，其實原本就是不堪一擊的，卻也彰顯了他的血性、剛烈和高潔。
後面將會寫到，在此前後，多少人投敵叛變，這時給他戴頂什麼帽子，那是太容易了。
當於保合教授他的弟子學習收發報，“滴滴答答”的聲響歌兒般在伊春河畔高唱時，攜帶書信、文件的地方黨和抗聯的交通員，正在南滿、東滿、吉東、北滿的山水間跋涉。
電話、電報作為科技文明的結晶，人類早就開始享用這種便捷的通訊工具了。別說土八路，江西紅軍反“圍剿”，戰地指揮，前後方聯繫，就是這樣。東北不行，從滿洲省委到抗聯各軍，上級指示，下級報告，全靠人力送達。就是1940年春以後有了電台，各軍、路軍之間的聯繫，最重要的仍是這種古老原始的手段，憑一雙雙腳板在鄉鎮村屯、深山老林奔走，編織起一條條交通線。當年寫到紙上叫“交通員”，落到嘴裡就是“跑交通”、“送信的”、“跑道的”、“拉道的”（“拉道”本意為嚮導、帶路）。還有過界去蘇聯，與共產國際聯繫的，叫“國際交通員”，又叫“特別交通員”。
那時，省委、特委、中心縣委、縣委和軍長、師長、團長的身邊，是時刻少不得交通員的，有什麼指示、命令，或者需要請示、報告，或口頭，或書面，立即將交通員派出去。但是，十四年抗戰，東北黨和抗聯到底有多少專職和兼職的交通員，這個數字恐怕是沒人能夠說得清的。
1940年1月20日，《東北抗日聯軍概況》中說：2路軍“總指揮部交通隊，人數五十名”。
而看看1935年12月2日《中共吉東特委給各縣委的指示信》中的一些文字，今人就會對交通員有個大概的了解。
（一）縣委的專門交通員最少要有三個以上，一個專跑特委和縣委之間；一個專跑隊伍和縣委之間；一個專跑區委和縣委之間（區委多得按實際情形增加交通員，一個區委交通員至多知道兩個區委的關係）。此外還要準備幾個候補交通員，以便臨時派遣或代替發生問題的交通員。這幾個交通員不要他們互相知道和認識。
（二）交通的管理不要縣委負責人直接管理，應當設一專門管理交通的交通站。交通站最少要有四人：一人專門管理特委的交通員，一人專管理隊伍的交通員，一人專管理區委的交通（員），另一人為交通站站長。站長和以上三人發生直接關係（但不要他三人互相知道和認識）。文件直接由該三人從交通員處拿來時交給站長，由站長再轉交縣委負責同志。這樣縣委負責同志除站長外，不認識管理交通的人和交通員。
（三）當交通員的人應當是選擇最忠實，勇敢，耐勞和善於應付環境而有堅決犧牲精神的同志來擔任，絕對不應該隨便抓起來一個人，就叫他當交通員。交通員的住址除管理交通人知道外，絕對不許（讓）多人知道，而管理交通人的住址，除站長知道外也不許別人知道。交通站的工作員和交通員都不要參加任何群眾工作和黨的工作，他們作什麼工作和到什麼地方去，絕對不許別人知道。同時，也不叫他們知道許多的群眾和黨的關係。
前面第22章寫過幾筆的老交通員李升，人稱“抗聯之父”。
李升，1867年生於山東省德縣（今德州市），1894年因家鄉發大水闖關東，淘過金，種過地，打過零工，1915年到俄國修鐵路，1919年回國在黑河跑郵政。 1932年郵政馬車被偽軍拉去運軍火，連走十幾天，馬累得走不動了，偽軍就打。李昇說別打了，啞巴畜生也是條命呀。偽軍說打死活該。李升抄起塊木板，照那偽軍後腦勺就是一下，說打死你也活該。
敵人殺了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一把火燒了他的家，他躲到湯原縣鶴崗七號屯給人種地。馮仲雲到這裡發動群眾，李升非常敬佩這位大先生的學問。嘮起打日本，李升眼裡冒出火星子，二話沒說，就說你說讓俺老頭子乾什麼吧。
李升從小練武，身板硬實得小伙子似的，那也畢竟是六十五歲的人了。倘是有手好槍法，組織游擊隊時，上隊對付幾年，打死幾個鬼子，也算有用之才。而馮仲雲看重的是他走南闖北，眼界寬，路子熟，膽大心細，腦子活絡，這就是個交通員的人才了。那時“交通”、“交通員”的概念，對許多人還挺陌生，可馮仲雲是何等人物呀。
從此李升就到哈爾濱為滿洲省委跑交通。不管什麼時候，有任務拔腳就走，南滿、東滿、吉東、北滿到處跑，跑得最多的是北滿。有人說北滿抗聯活動的地方，沒有他沒去到的。省委幹部下去調研、赴任，也常由他護送。像楊靖宇、張壽籛、趙一曼、馮仲雲等人，他都送過。遇上敵人盤查，說你說這旮旯話，你兒子怎麼是個南蠻子？他就說俺屋裡的是個南蠻子，他是在那邊長大的，這不就弄一口南蠻子話回來了嗎？俺听著也別彆扭扭的不得勁兒。
李升有個“百寶囊”，一個大帆布兜子，刀斧鋸是必備的。冬天進山，晚上露營，砍鋸些木頭，用火鐮點著了，好在那火堆旁睡覺。夏天也得弄堆火，防野獸，驅蚊子，不然凍不死，蚊子一夜也把血喝乾了。還有個用桐油油過的布袋子，過河前吹脹了扎上，就成了“救生圈”。吃的當然少不了，通常是包米麵大餅子，或是炒麵，還有點兒鹽。他好喝兩口，身上挎著個用曬乾的牛膀胱做的酒壺，走乏了，坐哪兒，拔掉那節包米骨子壺塞，仰脖咕咚幾口。再掏出煙袋，吧嗒一袋老旱煙，就心滿意足地繼續跋涉。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文件。張壽籛曾說“交通線是我們的生命”，那文件就是交通員的生命。文件有的直接用墨水寫，有的用米湯寫，接到後用碘酒塗上，就顯出茶褐色的字跡。後者對付憲兵、特務和有經驗的敵人，有時也難。李升的衣服里外都是補丁，那時鄉下人這種穿戴毫不奇怪，文件一般就縫在那補丁裡。通常是藏在袖口裡邊和衣襟底下，這樣情況危急時，便於拿出來毀掉。下雨、過河時，要提防著別弄濕了，晚上睡覺別讓火燒了。
彭施魯老人說，那時有種叫“拍紙簿”的信箋式本子，一張薄紙配張厚紙，專供複寫用的，厚紙留作文件底稿，薄紙作為報告、請示送走。這種薄紙很有韌性，交通員把它捻成紙條，夾在麻坯裡搓麻繩，當烏拉帶用。比較而言，這是最安全的，當然只有冬天才能穿烏拉。
1937年8月26日，《宋一夫、周保中給王光宇並轉二師師黨委信》中說：“我軍最近西去交通員均被敵人伏兵追捕，將一切重要信件文書均損壞，幸未被敵獲去。”
李升跑交通8年，曾5次被捕，文件從未被敵人搜獲。最後一次是1941年，敵人用盡酷刑，把竹籤子扎進他的指甲。還把他拉到牡丹江邊，看著把“犯人”填進冰窟窿裡。他就說俺是個莊稼人，你們讓俺說啥？他被判10年刑，“八一五”光復後出獄。
1940年秋，北滿省委一個交通員被捕叛變，供出省委地址。敵人立即派出一支精幹部隊，由叛徒帶路直奔省委駐地老金溝。
3路軍總參謀長許亨植得知這個消息，已是幾天后了。這時，他正率12支隊在小興安嶺南部的臭松溝活動，老金溝在小興安嶺西坡，相距350公里。問題不在遠近，而在於沒人知道老金溝的具體位置，沿途道路也不熟。許亨植心急如焚之時，省委交通員於蘭閣從老金溝送信來了。許亨植當即讓炊事員傾其所有，給於蘭閣做了頓“好嚼裹兒”，吃完後立即出發，限令他9天內必須返回省委。
於蘭閣，吉林省樺川縣（今屬黑龍江省）人，1915年出生，1937年參加3軍1師警衛旅，先後任宣傳員、指導員和3軍、省委交通員。從老金溝到臭松溝，通常得半個月，他來時用16天。這次回返，頭3天硬是腳步沒停，第4天傍黑時，也不知道怎麼就倒在林子裡睡著了，虧得下半夜下了場小雪，把他凍醒了。醒來一驚，趕緊繼續前進，終於在第8天晚上，即連續奔波24天后，趕到了老金溝。
李升的手腳也凍傷過，但是沒有落下殘疾。曾任3軍警衛團團長的薑立新，人稱“姜禿手”、“姜禿爪子”，手指還剩幾個，腳趾都沒了，走路像小腳老太太似的。他是個熟悉地理的山林通，跑交通時在大山里凍壞的。
單立志在吉東省委、2路軍總指揮部當過一年多交通員，就在完達山里跑，大都是一個人跑。找部隊，去密營，有時是把文件放到個指定的地方，比如哪座山的一個什麼樣的砬子的什麼地方，有個什麼記號，下次放哪兒，再規定個記號。放好用石頭壓上，防止雨淋了，也不能讓野豬什麼的拱了。
老人說，“一出溜”（一個單程）200裡，讓你3天把信送到，就得晝夜兼程。開頭有人帶不覺怎麼的，待到一個人在大山里走，真是膽突突的，特別是晚上。周圍野牲口的眼睛鬼火似的，總覺得身後有腳步聲，有雙手要掐住你的脖子。後來無所謂了，累了，找個背風的地場，倒那兒就睡著了。其實呀，睡夢中就進了狼肚子裡的事，也不一定沒有。這個不害怕了，最可怕的就是麻達山了。那時完達山里都是原始森林，樹乾就算細的一個人也抱不過來，一根根電線桿子水泥柱子似的，地下寸草不生。冬天有陽光，夏天樹葉遮擋著，響晴的天，裡面也陰乎乎的。頭兩次麻達山，那是哭的心都有了。反正就是記住老交通員講的，碼著一個方向走到底。樹幹南邊光溜，北邊粗糙，還長青苔，晚上摸一把，大方向也不會錯。這比指北針還好使，碰上哪兒有鐵礦，指北針亂套了，反倒誤事。
老人說，現在讓我進完達山，也不帶麻達山的，就是腿腳不行了。
每次出行，都是歷險。
村屯鄉鎮，敵人盤查，稍有破綻，就出麻煩，更不用說被搜去文件了。後來敵人也摸到一些規律，在一些交通線上設卡捉人。還有鬍子、砸孤丁、棒子手。山里野獸出沒，就是被毒蛇咬一口，怎麼走出那大山？生病了，大山里誰管？夏季山洪說來就來，冬天在那冰天雪地中跋涉，乏了，困了，打個盹，那人可能就永遠醒不過來了。
縣委跑區委的交通員，半天、一天就回來了。在部隊跑交通，跑一趟幾天、十幾天、個把月是常事。趕上大雪封山，特別是山洪暴發，那就難說時間，能送到就不錯了——有時是送到也晚了，沒用了。
前面說過，像“1·26”指示信那樣重要的文件，密山縣委是一年後才收到的。
羅登賢派童長榮到東滿工作，告訴他為了反日救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什麼都等上級指示，黃瓜菜都涼了。
1940年5月20日，《張壽籛給王新林等同志信》中說：“一九三九年我們的交通關係最壞，五月份的信件由鐵××十月底送到總部。”
而像李升那樣，一個留著山羊鬍子的七十二歲的老人（與我半個多世紀後，在幹休所和鄉間採訪到的那些老人差不多），在1939年大雪紛紛的隆冬，獨身一人從北滿到南滿去與1軍取得聯繫，那幾乎就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了。可這位“抗聯之父”真就創造了奇蹟，給人帶來驚喜。而此前吉東、北滿派出的人，不都失踪了嗎？
來往於吉東與北滿、吉東與南滿三個省委的，還有兩個六十來歲的老交通員“老於頭”和“老劉頭”，都失踪了。
任何戰爭都有失踪人員。抗聯當年沒有“失踪人員”、“失踪者”的說法、字樣。那時派出去的交通員，總也不見人影，就知道兇多吉少，就說“出事了”。除了被捕叛變的，沒人知道他們出了什麼事，烈士的遺骸在哪裡。而本書能夠道出姓名的，幾乎都是倖存者。
可視為抗聯通訊兵的交通員，失踪者是最多的。而由於他們特殊的工作性質、通訊方式，和惡劣的戰爭、自然環境，其中的無名烈士也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