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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第八章挺進東邊道

雪冷血熱 张正隆 15315 2018-03-04
“九一八”事變兩週年這一天,磐石中心縣委和南滿游擊隊,在磐石西玻璃河套豬腰嶺召開會議,將紅32軍南滿游擊隊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第1獨立師。師長兼政委楊靖宇,參謀長李紅光,政治部主任宋鐵岩。師部設政治部、參謀處、軍需處、軍醫處及政治保安連。全師轄兩個團,1團長袁德勝,政委樸翰宗,參謀長李松坡;3團長韓浩,政委曹國安,政治部主任李明山。師部加兩個團共300人,另有一個南滿第1游擊大隊80餘人。 10月27日,楊靖宇率師部、保安連和3團南渡輝發江,挺進東邊道。 年底,1團也南下與主力會合了。 1軍2師是1934年11月組建的,只有一個團和一個少年營。 3師是1936年5月成立的,有兩個團。而這時只有一個獨立師的1軍,為什麼要離開磐石根據地南下東邊道?直接原因是日寇對這支共產黨領導的比較正規的抗日武裝盯得很緊,10月1日調集萬餘日偽軍對磐石地區進行“討伐”,根本原因是要開闢新區,擴大游擊區域。 7月1日,省委即指示中心縣委和游擊隊:“赤色游擊隊目前的主要任務不是死死的守住那個狹小的根據地,而是要擴大游擊運動,開展反日的游擊區域。”在滿洲省委的戰略構想上,磐石游擊隊並非局限於磐石地區,這在“紅32軍南滿游擊隊”的“南滿”二字上,也能體現出來。把楊靖宇這樣“政治上在滿表現得最堅決”的人物派到磐石,矚目的也是整個南滿。

後來的東北抗戰史證明,誰死守舊區誰受損失,開闢新區即獲發展。 1軍是最早動作起來的。 “道”為行政區劃名。 1914年,北洋政府將東北劃為3省10道,東邊道為10道之一,隸屬奉天省,轄20餘縣,主要為今天吉林南部的通化地區和遼寧東部各縣,包括筆者家鄉本溪市的桓仁縣。 “九一八”事變後,遍及遼東、吉南的唐聚五的遼寧民眾自衛軍,就是在桓仁誓師抗日的。東邊道是山區,重巒疊嶂,古木參天,是打游擊的天然去處,更兼民風古樸、強悍,富反抗性。兒時聽老輩人講,民間管東北易幟叫“民國了”,什麼“民國”、“官國”的,反正都是官家、官府,關老百姓屁事?這回國難當頭,唐聚五舉義,老百姓那心態可就大不同了,咱是中國人,咱這疙瘩還是中國地,小日本子想佔沒門兒!東邊道幾乎清一色的青天白日旗幟,許多縣城,包括一些鄉下,家家掛紅燈。

義勇軍失敗後,許多隊伍上山成了山林隊。前面說過,一個縣就有幾十支千多人,甚至幾千人的山林隊。義勇軍興起時,是指望關內出兵,配合反攻的。如今,鄧鐵梅犧牲,特別是唐聚五進關,對大家打擊很大,厭惡、怨恨國民黨,有種被出賣了的感覺。沒指望了,東三省沒救了,大大小小的山林隊都被這種情緒籠罩著。儘管如此,東邊道仍然槍聲不斷,日偽軍難有一天不被襲擊的。只是一些隊伍匪化傾向日趨嚴重。也是沒法子的事,要吃要喝要生存呀。有的有心下山投降,當個順民過日子,也不大敢。 反复無常原是鬍子的本性之一,投降後又不被信任,待遇也不好,有的降了又反了。這時期鬼子對降隊的辦法,除繳械外,用鬼子的話講叫“嚴重處分”,即殺掉,特別是頭子、骨幹。 1932年12月,磐石“三江好”頭子與關東軍司令部小越大尉聯繫,要率部下800餘人投降,約定22日在煙筒山車站北廣場集結,舉行受降式。小越假作交涉,將17名頭目帶進車站,鬼子就動手了。車站內和廣場上一場混戰,“三江好”遺屍300多具,頭目幾乎全被打死。輝南縣報號“野騾子”的山林隊,1933年投降後,100多人被機槍射殺,只跑掉1人。 “殿臣”頭子,覺得自己有1000多人,投降後怎麼也能弄個一官半職,結果被日本憲兵炸死。為掩人耳目,鬼子又花2000元將其厚葬。

就在這時,楊靖宇率獨立師來了,用山林隊和老百姓的話講,是“紅軍來了”。 山林隊各有各的地盤,保護自己的地盤,不吃窩邊草,當地人則為其當耳目、做眼線。一些山林隊還互通情報,用鬍子的行話叫“傳海頁子”(海頁子,又稱“葉子”,即信件、消息)。開頭搞不清獨立師的底細,以為是日本人派過來的便衣隊,待到和邵本良打了幾仗,都說這紅軍了不得呀,把邵本良的老窩都端了。後面將會寫到,邵本良是東邊道赫赫有名的慣匪出身的偽團長,日本人養的一條狗,山林隊最怵這小子了。 一不投降、不出賣、不擾民,反日到底;二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財產充作抗日軍費;三維護民眾利益,不妨礙民眾反日鬥爭,武裝民眾共同抗日。這是滿洲省委提出的與義勇軍、山林隊聯合抗戰的三項條件,而這時在東邊道迅速傳開的,則是1軍獨立成立宣言中的四條,內容基本一致。

“老長青”首領隋長青,四十來歲,中等身材,精幹利索。他從小給人放牛,河漲水,淹死只牛崽,幹兩年一隻牛崽的債反倒更多了,一氣之下當了鬍子。此人素講忠義,處事公道,只綁大戶,不禍害百姓,在綠林中威望很高。事變後,實心實意打鬼子,敢碰硬。他說咱是中國人,東三省要是在咱這茬人手裡弄丟了,還怎麼有臉去見地下的先人?自結識楊靖宇後,就率隊隨1軍活動,轉戰濛江、輝南、輯安、臨江、柳河等縣,不斷襲擊敵人。黨可以在他的隊伍中組建政治部、反日會,他患病時,就把隊伍交給1軍指揮。這在其他的山林隊中是難以想像的。在磐石中心縣委和1軍寫給省委的報告中,說“第一好的部隊李長青(隋長青——筆者)”,“抗日軍和我軍最密切的是老長青的部隊”。

隋長青與楊靖宇第一次見面,是在金川縣龍泉鎮附近山上。事先約好的。他里三層外三層地佈置妥當了,一副進可攻退可守的架勢。他是真心實意想見識見識這位紅軍司令的,可知人知面不知心,萬一出點兒什麼意外呢?江湖中人,天天在刀尖上過日子,是半點兒差池也出不得的。 已是1934年1月了,山林溝壑被積雪埋壓著,陽光下格外刺眼,非白色的物體也就格外顯眼。遠遠地,山下來了一個人,沒人留意。大家眯縫眼睛,等待出現的是一隊人馬。司令出行,世道這麼亂,要見的又是一幫素昧平生的鬍子,不說傾巢出動,起碼也得帶上十幾個武藝高強的壯漢呀? 約定時間快到了,也不見動靜,那人卻來到半山腰了,聽到“嘎吱嘎吱”的踏雪聲了。這人大高個,戴頂莊稼人常見的那種狗皮帽子,穿件日本黃呢軍大衣,嘴裡“呼哧呼哧”喘著粗氣,呼出的哈氣立即在乾冷的空氣中化作白霧,眉毛、鬍子和帽子上結著白霜。

是楊司令!之前到1軍“傳海頁子”的小頭目叫了起來。 隋長青先是愕然,隨即三步並作兩步迎上去。楊靖宇微笑著向他伸出手來,他撲通跪倒雪地上,磕了個頭,然後昂首道:百聞不如一見,俺隋長青服了你了。楊司令,從今兒個起,俺這一百來斤和一百多個弟兄都交給你了。 在通化縣山林隊中,“海樂子”朱海樂也算得個有影響的人物。他自稱“抗日救國軍團長”,和鬼子打幾仗都吃虧了,心不甘,又沒轍,覺得窩囊。聽說來了個紅軍楊司令,打鬼子厲害,就派人“傳海頁子”,要求“碰馬”(見面)。 這一天,兩個人在通化縣三岔河見面了,朱海樂殺豬宰羊,盛情款待。大海碗,老白乾,“叮咣”一碰,朱海樂道:楊司令今兒個能賞光見俺,俺朱海樂三生有幸了。

楊靖宇笑笑:你是朱(豬),俺是楊(羊),咱們朱(豬)楊(羊)一圈,日本子可是要殺朱(豬)宰楊(羊)的呀。 朱海樂哈哈大笑:有楊司令當家,俺朱海樂就是老虎了,俺這老伙計也該好好開開小鬼子的洋葷了。 說著,抽出腰間那支大鏡面匣子槍:司令你看,大狗頭,通天擋,滿槽,金機,百發百中,在這旮旯誰也比不了。俺就是有了這支槍,才拉起這支隊伍的。 就瞅著楊靖宇腰間的槍套,問:楊司令,你用的什麼槍? 楊靖宇道:三號匣子,沒你的好。 朱海樂略一思忖,隨即立起,將他的寶貝雙手舉過頭頂:楊司令,你指揮千軍萬馬,這支槍就送給你了,算是俺對司令賞臉的見面禮,也是俺和弟兄們跟司令抗日的一片心意。 寶刀、駿馬,自古英雄所愛。這支槍在朱海樂心中的分量,是誰都曉得的。楊靖宇趕緊將他扶坐下,動情地道:朱團長,你的心意俺領了。你是帶兵打仗的人,衝鋒陷陣,建功立業,這支槍在你手裡有大用場。

朱海樂臉一沉:司令不收下這支槍,就是沒看得起俺。 這支大鏡面匣子槍,就是楊靖宇犧牲前手中向敵人噴吐火焰的雙槍之一,如今陳列在哈爾濱東北烈士紀念館裡。 楊靖宇讓副官去保安連選兩支最新的三八大蓋,連同自己那支三號匣子和槍套,一併送給朱海樂。然後,握著他的手,說:朱團長,說一千,道一萬,咱們今兒個見面,就是一個意思,同心協力打日本子。你說是不是? 朱海樂顯然不習慣握手這種比較現代的禮節。像隋長青一樣,這些山林隊首領習慣而且尊貴的禮節是跪拜,只是那膝蓋可不是輕易會彎下的。這一刻卻情不自禁地一彎,被楊靖宇一把扶住,兩雙大手就熱乎乎地握了個滿把。 朱海樂眼噙熱淚:楊司令,從今兒個起,你說打到哪兒,俺朱海樂要是皺下眉頭,就不是站著撒尿的爺們儿!

大的、小的,所有鴨綠江北、沿著老龍崗山一帶主要的抗日軍,皆向我們靠攏,完全在我們領導之下,組織了東北抗日聯軍及其總指揮部。取消了他們的山頭,改換為第×支隊的名稱。至於群眾,都說我們才是真正抗日的,看我們的隊伍如同救星一般。 以上文字,摘自滿洲省委巡視員小孟(韓光,離休前為中紀委常務書記——筆者)1934年4月23日給省委的報告《南滿抗日游擊運動》。 4月1日,在濛江縣那爾轟附近的城牆砬子,楊靖宇主持召開了1軍與16支山林隊的“東北抗日聯合軍總指揮部”成立大會,並代表滿洲省委首先講話,分析了東北的形勢,闡明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山林隊首領也紛紛發言,表示贊同統一戰線,願隨共產黨抗日到底。

韓光在《南滿抗日游擊運動》中寫道: 選舉總指揮部人員的時候,尤為鄭重,皆採用投票法,當時室內則鴉雀無聲,選總指揮票十七張,十六張寫著楊司令。總參謀長我們得九票,趙參謀長七票,結果還是我們的參謀長當選了。總政治部主任也是我們當選了。所以形成了我們的司令部,即是總指揮部。老長青為副指揮,趙參謀長為外交部長,餘各為參謀委員。 在南滿,在東北,無論從哪方面講,這都是與非黨武裝比較像模像樣的最早的聯合。 桓仁縣木盂子鎮仙人洞村老人潘國權,光頭白髮,慈眉善目,叼著一隻挺大的黑色煙斗,坐在炕頭上跟我嘮抗聯。 楊靖宇是1934年2月到仙人洞的。 1998年3月筆者採訪時,老人記不得這個時間了,只記得那年他十八歲。 老人說,楊司令來前,先來一支部隊,下半夜到的。狗叫一陣子,就听外邊有腳步聲,心裡咯噔一下,鬍子來了!那時遍地起鬍子,還有“棒子手”、“砸孤丁”,窮人家沒什麼可搶的,可好吃好喝也伺候不起呀?有姑娘媳婦的人家,就更擔驚受怕了。俺大氣兒不敢出,尋思是不是過路的,就听見敲門了。叫“大爺”、“大娘”,讓開門,還說“俺們不是鬍子”。這倒稀奇了,半夜三更找上門來,還有不是鬍子的?是不是也得開門呀,把人家惹火了,那不是找死嗎?俺先下地,俺爹怕俺冒失,說話不周全,衝撞了人家,又把俺擋在身後。人家卻不進來,說讓家里人穿好衣服再進屋。那時那人哪有襯衣呀,就是空筒子棉衣棉褲,晚上脫了都“光巴溜竿子”(光溜溜、赤條條)的。就尋思還有這麼講究的鬍子,這是幫什麼鬍子呀?那時俺家二十來口人,南北大炕,一邊穿衣服,一邊倒出一邊大炕。他們說睡地下就行,又問有沒有穀草,秫秸也行。俺尋思這是要鍘草餵馬,也沒見到馬呀?他們一人抱幾捆穀草鋪地上,灶房地上也是,鋪好就睡了。大冬天,上面都是雪,也抖落不盡,抱屋裡化了,潮乎乎的,就那麼睡。 老人說,這一夜,翻來覆去就尋思:這是什麼世道呀?怎麼來了這麼一幫鬍子呀?他們說不是鬍子,那是什麼呀? 老人說,這些人都戴著紅“胳膊箍”(袖標),上面寫著“東北人民革命軍獨立師”,是第二天有識字的人認出來的。兩年後又變成上紅下白兩色的,寫的是“東北抗日聯軍”。老百姓管他們叫“紅軍”,並不是知道抗聯最早就叫“紅軍”,而是從這紅胳膊箍來的。 獨立師軍需部長韓震,住在高儉地彭玉堂家。彭玉堂要殺雞,韓震說我來殺,接過雞就放了,說你這樣外道,還讓俺怎麼在你家待呀? 1933年秋,趙尚志率珠河游擊隊到三股流。百家長趕緊各家攤派做好吃的,把大煙土都送來了。老百姓以為是鬍子,害怕,花錢免災呀。祖祖輩輩就這樣子,他們已經習慣了。趙尚志趕緊制止,又自己掏錢,讓百家長代買幾雙烏拉。老百姓不解,說還有買東西的鬍子,鬍子還講“買”?待到自以為搞明白了,就稱之為“文明鬍子”。 正月十五元宵節,楊靖宇率隊伍來到仙人洞。村子裡扭秧歌,潘國權扭得好,唱得也好,大家叫喊讓他唱一個,他開口即唱:“十三大轍唱江洋,楊司令在上聽其詳……” 唱完了,扭完了,楊靖宇給秧歌隊的人逐一發香煙。這在民間是種很高的禮遇。紅軍楊司令給的煙卷,有的人幾天都捨不得抽。 然後,楊靖宇站在石頭台階上講話。講紅軍是窮人的隊伍,是抗日救國的隊伍。谁愿當兵,俺們歡迎,不願當兵,部隊常來,跑個腿,送個信,幫幫忙,也是抗日救國。日本子佔了東三省,咱不能光顧自己家的小日子,沒有國哪有家呀? 村里老人還記得楊靖宇的模樣,高個,挺瘦,瓜子臉帶點兒棱角,大眼睛,高鼻樑,穿青色棉衣,披黃呢大衣,背支匣子槍。聲音洪亮,關里口音,管日本叫“兒本”,革命叫“給命”。 楊靖宇來仙人洞,是考察地理、民情,看能否在這一帶建立根據地。 有40多戶人家的仙人洞,位於桓仁、興京兩縣交界處,偏僻閉塞,歷來為統治薄弱地區,現在日偽勢力也未波及這裡,沒有任何敵偽機構。遼東山區,溝壑縱橫,峰嶺如浪,這裡更有“遼東屋脊”之稱的老禿頂子山,南至寬甸,西連本溪,東望通化,可向任何方向進出,退守則像魚兒潛入大海,一個天然的游擊戰樂園。至於屯兵存糧,療傷養病,大山深處,萬無一失。不僅如此,還與奉天、撫順、本溪等重工業城市近在咫尺,緊鄰連接朝鮮的安奉鐵路,戰略位置十分重要。 1軍要在南滿有所作為,這裡是必爭之地。 4月,3團11連50多人,在連長馬廣福帶領下,來到窪子溝、仙人洞一帶。緊接著,團長韓浩和師軍需部長韓震,也率30餘人來到了仙人洞。目的明確,就是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 不到一個月,仙人洞、高儉地、暖河子幾個村落,50多人參加紅軍。 後來給楊靖宇當了傳令兵的王傳聖,這時住在仙人洞附近的頭道嶺子溝裡。他纏磨父親要去當紅軍,父親說你才多大點兒呀?那年王傳聖十五歲,個子小,還單薄,一看就是個孩子。王傳聖覺得自己的理由挺充分:前院小汪柱子都當紅軍了,李向山都當紅軍了。 小汪柱子年紀、個頭跟王傳聖差不多,李向山則是桓仁縣赫赫有名的人物——後面將會寫到,抗聯在桓仁發展那麼快,與他有很大關係。 到底把父親磨得同意了,王傳聖趴地上磕個頭,就去當紅軍了。下午部隊行軍,爬山時,看到前邊有個人像分家另過的大哥王傳清,上前一看,正是。兄弟倆幾乎同聲道:你怎麼也來了?後來,王傳聖的五叔和姑父也參加了抗聯——只他一個人活了下來。 楊效康父母雙亡,扔下他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父親生前欠12元地畝捐,百家長追著要,一口一個“父債子還”。他和大弟弟一商量,把小弟送人了,再給妹妹找個人家當了童養媳,就去找紅軍。王傳聖參軍時就嫌他小,不要,正沒轍,碰上李向山,可李向山怎能認識他呀?他就說俺爹叫王玉琳,你在縣里當勸學員(相當於教育局督察)時,俺爹給你當過馬弁呢。李向山想起來了,覺得這個小孩怪機靈的,就說要了吧,俺作保。那時參軍得有保人,一是防止奸細混進來,二是怕你想家,開小差。楊效康年紀跟王傳聖差不多,弟弟更小,又沒保人,哪里肯要?哥倆硬賴著不走,部隊走到哪兒就跟到哪兒,跟了十來天,算是收留了。兩個月後,小弟在人家挨打受氣,也找來了,1940年在濛江縣龍泉鎮西翁圈,和3師師長曹亞範一起犧牲了。大弟弟是三年後在琿春犧牲的。 潘國權沒用保人,元宵節扭秧歌,他是“明星”,都認識。沒敢告訴爹媽,帶兩個小伙子汪紅海和張國全,部隊在溝裡老禿頂子山下,去了就要了。幾天后他媽攆去了,抱住他哭,非讓他回去不可。楊靖宇就讓他回去,說前方打仗,後方得有人支援,堡子裡需要你幹的事多了,有人會去找你,告訴你幹什麼,怎麼幹。 老人說那時有支歌,叫《起來,齊心》,說著就唱起來: 起來,齊心, 參加人民革命軍! 你也願去,我也願去, 共同打日本! …… 跟潘國權一樣,當年和現在都住在仙人洞的樊万林老人,那年十五歲,去參軍也給打發回來了。筆者採訪時,也就1.60米出點頭的老人說,楊木井子有個楊福榮,比俺還小一歲,可人家長得高高壯壯的,就要了。俺說不講理。楊靖宇笑了,拿手比畫著自己脖子下邊,說再過兩年,長到這麼高了,就要你了。 鏵尖子鎮趙明山老人,九歲給人放牛,十四歲當“半拉子”(未成年的長工,算半個勞動力)。老人說,抗聯來桓仁那年,俺十七歲,是獨立師3團,要過渾江,找人擺渡。他們說他們不是鬍子,是人民革命軍,抗日救國的,可老百姓哪懂呀,那年頭見到扛槍的人,能跑的撒丫子就跑,來不及的就硬挺著了。若是連打帶罵,拿槍逼著,誰敢不去?可他們就是商量,大家害怕,都不吱聲。一個挎匣子槍的大個子瞅瞅俺,說這不是三子嗎?俺一看,是俺的兩姨舅舅馬長嶺,後來知道是個連長。他說你會使“槽子”(桓仁人管小船叫“槽子”)嗎?俺說會,就跟他走了。東家派人去俺家報信,說你們家三子跟幫帶紅胳膊箍的鬍子走了,俺爹就攆來了。俺舅先跟俺爹商量,俺爹不聽,俺舅就“哈唬”(嚇唬、批評、責備——這裡是後者)俺爹:你也是個大老爺們儿,自己不抗日,還不讓兒子抗日。又問俺:你是抗日,還是回家?俺說俺要抗日。俺爹恨不得揍俺一頓,說“槍子”(子彈)不認人哪。俺舅說:有俺就有他,就是死了,抗日救國,也值!俺爹抹著眼淚走了。俺爹老實巴交個莊稼人,不明白俺參加的是什麼隊伍。堡子裡都傳說俺當鬍子了,戳俺家人的脊梁骨。 老人說,俺第一次見到抗聯,他們張口第一句就是“俺們不是鬍子”。後來俺也一樣,走到哪裡,特別是沒去過的地方,張口就是這句。那時在老百姓眼裡,扛槍的人,除了官軍,就是鬍子。 “滿洲國”了,沒官軍了,不是日本子、偽軍,還是鬍子。你說“俺們是抗聯”,誰懂啊?先來一句“俺們不是鬍子”,多少也能算顆定心丸,然後再說不是鬍子是什麼。不然,人家撒丫子跑了,再不就喊“鬍子進堡子了”,敲鑼打盆的,抄家甚跟你幹上了。 老人說,那時參軍叫“上隊”,地方乾部到部隊工作,也叫“上隊”。俺上隊幾天后,一個乾部見到俺,說這小孩哪來的?有保嗎?俺舅說是俺的兩姨外甥,俺保了。 叢茂山老人上隊時就不用保人了。他是本溪縣蘭河峪鄉劉堡人,1935年夏天參加1軍的。那天在山上放羊,山樑上過來一群扛槍的人,他以為是鬍子,想跑,又捨不得那群羊。這些人戴著紅袖標,挺和氣,坐著的,站著的,掏出煙袋抽煙的,跟他嘮嗑。問他多大年紀了,家住哪兒,都有什麼人,又問他聽沒聽說過紅軍。一個挎匣子槍的人說,你得上隊當紅軍打日本子。叢茂山說行啊,又說俺得回家告訴一聲。那人說俺們會告訴你家的。他說那也得把羊趕回去呀?那人說俺們給你趕回去。 六十六年後,在本溪縣光榮院叢茂山老人的房間裡,老人說,這不是明擺著信不過俺嗎?俺挺來氣。兩年後,俺負傷了,在密營養傷,那是真想家呀,動搖過,那也沒跑。這工夫俺說上隊當紅軍了,那就吐口吐沫是個釘。要說俺有多高覺悟,不是那麼回事兒。俺就尋思俺是中國人,還是個爺們儿,不能當日本子的亡國奴。就這。這一走就是六年,俺家可遭殃了。第二天,日本守備隊來了,把房子燒了,俺爹俺媽和兩個哥哥都給抓去鹼廠鎮子裡。有走狗、密探呀。俺媽六十多歲,一股火死了。唉,有國沒家了,救國救不了家呀。 老人個兒不高,1.60米出頭。老人說老了,縮回去些,可俺年輕時可有勁了,不然怎麼能當兵沒幾天就去了機槍連呀。一挺歪把子28斤,壓滿子彈30多斤,抱在懷裡突突一陣子,有時就衝上去,有時就退下來,登山爬砬子可來勁了。 叢茂山、趙明山、潘國權等人,與當了乾部的抗聯老人的不同,是除了打了幾年鬼子外,這輩子就是農民,張口都是地道的莊稼嗑。 趙明山也在機槍連乾過兩年,我問叢茂山認不認識這個人。老人說,你一提名字俺就蒙了,那時俺們當兵的沒有名字,只有號數,叫“×號戰士”。按班論,從1號到幾號、十幾號。俺剛參軍時是“6號戰士”,後來當到“2號戰士”,就是副班長,1號是班長。 趙明山開頭是“8號戰士”,後來也當到“2號戰士”。王傳聖、楊效康等人也都有號。抗聯1軍的士兵,參軍後就沒了姓名,只有號數。平時嘮嗑,開會點名,戰場上下達命令,“3號掩護”、“4號衝鋒”,都只稱呼號數。你貴姓啊,家在哪兒呀,這種最普通的家常嗑都不准嘮。這是紀律。每個士兵的自然情況,只有連長、指導員知道。各級幹部也只稱呼職務,頂多加上個姓,“劉連長”、“王指導員”、“馬副官”、“韓團長”等等。趙明山從4連到機槍連、保安連,連里幹部傷亡、調動,不知道換了多少茬,除了個兩姨舅舅馬長嶺外,頂多就知道個外號。 今人只知道當年的地下黨通常都是化名,誰曾想抗聯士兵的姓名也要保密,而且不是化名,竟然只是個號數、編號。 這在古今中外的軍隊中,恐怕都是絕無僅有的了。 任何事物都是環境使然——讀者看下去就會明白,這種地下黨似的抗日武裝,為什麼只能出現在中國的東北抗聯。 各地游擊隊剛成立時,不約而同有句話,叫“不搶不奪”。 “鬍子進屯要煙土,官兵進屯要派飯,打精米,罵白面,不打不罵小米飯。”黑土地上的老百姓,祖祖輩輩就希望有支不搶不奪的隊伍,保衛國家,保護地面,讓他們安生過日子,可這不是白日做夢嗎?而今,這樣的隊伍竟然真的來了。這樣的隊伍受到歡迎、擁戴是理所當然的,難題卻也隨之而來了。 除戰場繳獲外,游擊隊的重要經費來源是打土豪。打土豪可直接獲取衣食,當然還有錢,錢能買到任何物品,包括槍彈。 “1·26”指示信後不能打土豪了,這條財路就斷了。游擊隊一切後勤補給全靠自己解決,抗日不掙錢,可抗日不能沒錢呀!有人提出抓個漢奸當人質,幾乎沒有不晃腦袋的,這不成鬍子綁票了嗎?殺掉漢奸沒有異議,用這種方式剝奪他們的財產,解決點兒抗日經費,就顧慮重重了。至於不能打土豪了,還可以向大戶募捐呀!抗日救國,出錢出槍出糧出人,各盡所能呀!可這些後來司空見慣的辦法,那時哪懂呀? 磐石游擊隊成立後,許多農民趕來參加。誰不盼望擴大隊伍呀?可“不搶不奪”,養活不起呀。縣委宣傳部長是游擊隊長,把這些人編成兩個隊,讓他們自己活動,不准打紅軍旗號,不然又搶又奪的,豈不壞了紅軍的名聲。百家長帶著隊伍來了,熱烈歡迎,人家有錢呀。結果,前者當了鬍子,後者幾天后也走了:光吃俺的,誰跟你們幹呀! 1934年6月9日,《孟××關於巡視珠河縣團的工作致團省委的報告》中,在談到“關於游擊隊的工作”時,說: 不搶不奪是到非常嚴重的現象,很多的值錢的有嫌疑的走狗以及富戶,可我們不捉,似乎要“保護”他們的利益似的。所以隊內窮的要命!隊員穿露肉露腳的棉衣的還不少,多數像要飯花子(黃炮、朱萬金隊),隊員情緒當然不快,表現有流動現象。 “流動”,即走了不干了,或者不在你這兒乾了。 湯原游擊隊跌倒爬起,終於站住腳後跟的第一次戰鬥,是1934年3月打偽軍。這天,游擊隊在格節河三號木營進行軍政訓練,縣委派人送來情報,說屠旅兩個騎兵連出城了,中午可到木營,讓游擊隊速作準備。 打不打?怎麼打?隊長戴鴻賓認為地形有利,可以打。他說屠旅到咱這旮旯,必得經過葫蘆脖子的山嘴子,那兒就一條爬犁道,兩邊都是砬子,咱們就在那旮旯設卡打埋伏。有人說咱是游擊隊,人家是正規軍,人數又是咱們的四倍,這仗打不得。有人說打也不能像隊長說的那樣,那不是等在那裡挨打嗎?咱們應該去抄他的後路。還有的主張先打打試試,打不了就跑。有人說淨扯淡,兩條腿能跑過四條腿呀?你是飛毛腿呀? 王鈞老人說,就這麼吵了兩個來小時,也沒捋出個眉毛、鬍子。戴鴻賓火了,說走狗軍都快到了,咱們還在這兒沒完沒了地扯淡,今兒個這事就俺做主了,說著就下命令部署戰鬥。有人阻攔,他也不理,一口氣兒部署完了。有人就批評他,說咱們是黨的隊伍,不是你戴鴻賓的私家軍,你耍什麼軍閥脾氣?這邊還吵著,那邊打響了,敵人上來了,大家這才往陣地上跑。這一仗打贏了,不然起碼那隊長得擼了。 老人說,舊軍隊家長制,軍閥作風,游擊隊是共產黨領導的新型武裝,講民主。家有百口,主事一人。民主挺好,還得有集中呀。那陣子凡事就講民主,不講集中,一集中就是“軍閥”。有時還發動全體隊員民主討論,幾十上百張嘴瞎戧戧,亂當家。 東滿的幾支游擊隊,開頭也是這樣。決定什麼事情,先黨內、後黨外地開會,人人發表意見才算民主。指揮員下達命令,下級還要討論,多數人反對,就可以不執行。 從軍閥專製到極端民主化,這對應的兩極,有時只有一步之遙。 王鈞老人說,遼沈戰役後,東北解放了、和平了,我是黑龍江省軍區參謀長。到哪兒檢查工作,情不自禁先看看地形,周圍有什麼制高點,有敵情敵人會從哪兒來,應該怎樣部署兵力。再一想,就笑了。打了十幾年仗,習慣了。可湯原游擊隊剛成立時,晚上不知道派崗哨,後來知道了,那哨位也常常選得不是地方。一群莊稼人,隊長“半拉子”出身,握鋤把子的手拿起槍,懂什麼呀。第一次戰鬥後,有個戰士說他的槍不好使,我問怎麼了,他給我看手裡的幾個子彈殼,說槍響了,這子彈怎麼還留下大半截子呀?他以為那彈殼也跟彈頭一樣,會從槍膛裡發射出去的。 1934年夏,2軍繳獲第一門迫擊砲。官兵圍觀,高興得不得了,說再打據點不愁了,兩炮就給它揭蓋了。一個士兵懊悔得直拍大腿,說這就叫炮呀?一次追擊敵人,他在草叢中絆了一跤,爬起來看,一截挺粗的鐵筒子,半人多高,下邊還有個鍋樣的鐵傢伙。這是個什麼東西呀?瞅一會兒,踢兩腳,拉倒了。 1935年4月29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報告》中說,政治部除了主任、組織科長和一個團的工作同志外,“其他人員大都是政治上有問題的,分配到各部去都不適宜,在政治部寄生著”。 1934年9月的《東北反日游擊隊哈東支隊給省委的報告》中說:“直到今天政治部工作是停滯在小局部裡面。可憐的除了宣傳單以外就是睡覺,政治部幾個同志眼就睡紅了。” 共產黨人向以政治工作著稱於世,可最初的政治部竟是這副模樣。而在更廣闊的宏觀上,東北已經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還要全國一盤棋,搞土地革命,把張學良、馬占山、王德林等及一切有產階級統統打倒,那原因種種中少得了“幼稚”二字嗎? 書記是一個幼稚同志,二十多年的雇農,同時又會劁豬,他在1931年派爭領導之下參加組織的,他很忠實積極,若是有人告訴他什麼他幹什麼,也不知道對不對生幹(“生幹”即硬幹——筆者)。 縣委本身對於中央的指示信(指一月二十六日)和省委的指示,不但未能熱烈的傳達到支部去討論研究,就是縣委本身根本也不了解。 這類“幼稚同志”,通常文化都不高。另一類就不同了,似乎也不“幼稚”。無論“北方會議”精神,還是“1·26”指示信,好像都能講得頭頭是道。 像1934年11月召開的南滿第一次黨代會上,有人認為貧農是小資產階級,人民政權中貧農太多是個問題。這種人喜歡引經據典,而且通常都能從馬列著作中找到幾句依據,經常把一些工農分子“理論”得找不著北,又不能不讓人佩服,覺得人家有“學問”。當然也有受窘的時候。比如講到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利益是一致的,有人問算不算日本的工人階級,回答自然是肯定的。那你說鬼子的槍砲誰造的?鬼子里工人、窮人也不少,怎麼不去殺日本軍閥、資本家,倒大老遠跑中國來殺人放火?回答是上當受騙了,還沒覺悟。但是咱們要明白,工人階級是最有覺悟的,他們早晚會起來戰鬥的。大家就七嘴八舌道,騙一人一時,還能千千萬萬的騙這麼多年?這日本軍閥和資本家也太厲害了,你再講俺們也糊塗了,不講倒多少還明白點兒。 這種人往往把“理論”和無條件的不妥協,視為革命者的唯一標誌,不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是玷污了共產黨員的稱號。他們中不乏虔誠的布爾什維克,只是還需要更多的苦難和磨礪。 還有一種干部,更多的是憑經驗、直覺,憑對事物最普通的也是最基本的理解和原則行事。對於上級指示,對的執行,錯的不理睬。只要是對抗戰有利的事,他們就乾。他們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曲大爺的那種“山里風味”。在一些人的眼裡,他們也是“幼稚同志”,時不時地會被戴上各種各樣的帽子,乃至受到處分。但他們掌管的那方天地,工作通常都挺好,甚至有聲有色。 而上述幼稚的、不幼稚的,都犯了一個非常幼稚的錯誤,從一開始就違背了地下工作的“地下”原則。 支部橫的關係,一人知道十幾個支部,支部幾十個人天天開會等等,都是地下黨所不允許的。到日本統治區域做工的同志,應當教育他最起碼的秘密工作常識,帶手槍,穿西服,背文件,先通知百家長及工頭,開口閉口共產黨,這種行為對於黨是極有害的,客觀上等於公開告密。 縣委絲毫不注意秘密工作,就是游擊區的一個小孩都知道誰是縣委和住處在哪裡。 比之1軍士兵編號,以數字代姓名,這種“等於公開告密”的地方黨,實在難以理喻。可東北各地的地方黨組織,基本就是這樣子。結果,敵人來了,根據地被破壞,即便黨組織未被破壞,也沒法活動了。 從紅軍到人民革命軍到抗聯,共產黨的隊伍與山林隊的區別之一是唱歌。環境允許,隊伍走到哪裡都唱,一聽到歌聲,老百姓就知道抗聯來了。 戰場上也唱。 南滿最先領教這歌聲威力的,是歪脖子望山戰鬥。 1935年5月中旬,日偽軍對桓仁、興京兩縣抗日軍發動“討伐”,楊靖宇率軍部直屬隊和1師500餘人,從桓仁果松川轉移到歪脖子望山時,被敵發現。從上午10點多打到下午2點來鐘,東西北三面被敵包圍,南面則是追兵。其中對1軍威脅最大的,是從通化過來的廖旅的一連偽軍,佔領了東西兩面的山岡,下山的兩條山溝都在步槍射程之內。 楊靖宇下令停止射擊,發動政治攻勢,喊話、唱歌。 親愛的滿洲士兵們,都是中國人, 為什麼中國人還打中國人? 鬼子強迫你們來打仗, 傷亡回去,傷心不傷心? 滿洲士兵們,你們想想吧, 我們為什麼拼命來血戰? 完全是為了救中國, 你們是不是中國人? …… 唱罷《你們是不是中國人》,再唱《唱給滿洲士兵的四季歌》,唱一陣子就喊話,喊一陣子再唱。 站在海拔800多米的山峰上,周圍全是波濤般起伏的峰嶺,幾百人放開喉嚨歌唱,那是一種什麼樣的聲勢? 《唱給滿洲士兵的四季歌》共四段,春夏秋冬唱個遍,每段歌詞都比《你們是不是中國人》長。且不論這樣的歌拿到戰場上唱合不合適,也不說在那槍聲和大山的回音裡能不能聽得清,問題在於哪輩子聽說戰場上打著打著竟唱起來了呀,這是打的哪門子仗呀?每次“討伐”,日本人都說是“剿匪”、打鬍子,一聽這歌就不是鬍子。鬍子唱歌是瞎哼哼,是“提起那宋老三,兩口子賣大煙……”,是“高粱地”、“二丫頭”什麼的,哪有這樣唱、唱這種歌的呀,越是聽不清就越要聽,慢慢地就听出味道了,再一聽那調就明白了,扣扳機的手指就沒了勁道。不得不開槍時,那槍口就抬高幾寸,或是乾脆沖天上放了。 1軍每排編制個宣傳幹事。中國道教龍門派第21代傳人、著名道教聖地本溪鐵剎山三清觀道長趙至剛,當初就是1軍1師(團營連排不清)宣傳幹事。當宣傳幹事的條件是有點兒文化,能教大家識字、唱歌、戰場喊話。歌曲大都是自己編的。許多抗聯將領都寫過歌詞,不會譜曲,就套用民間小調。筆者採訪到的抗聯老人,都會唱些抗聯歌曲,趙明山老人能唱三十多首。一為平時娛樂,配合軍政教育,昂揚士氣;二為打政治仗、心理戰,瓦解敵軍,當然都是唱給偽軍聽的。戰場上喊話,喊得最多也最具殺傷力的是,“你們是不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再說歪脖子望山這次。上邊唱著、喊著,下邊聽著,約莫有兩袋煙的工夫,下邊也喊上了,說你們是什麼隊伍,上邊答俺們是楊靖宇的隊伍,抗日救國的紅軍。下邊就喊:那咱們別打了,你們下來個人,俺們上去個人,到“當間兒”(中間)講和。 偽連長親自上來了,姓栗,大個子,一臉麻子。見到楊靖宇派下去的教導團3連劉連長,說日本子把你們包圍了,你們常走的道都“下了卡子”(有埋伏),又問你們子彈怎麼樣。 子彈有的是。不知對方底里,又是第一次打這種交道,劉連長就硬撐著道。 栗連長道:天黑後,你們從俺們這邊撤出去。你們說得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又道:你們讓出個山頭,俺們把子彈擱那兒,你們去拿。你們把些破爛槍支,還有不行事兒的馬和沒什麼用的東西扔一些,俺們就能交差了。 正談著,山下馳來兩輛滿載日軍的汽車。栗連長呸了一口,說:你們看著,俺一會兒就把這些鱉羔子打回去! 鬼子上來了,隱蔽在樹叢中的偽軍,果然一陣機槍、排子槍把鬼子打下去了——後來說是打誤會了。 當晚9點多鐘,1軍下山經過這個連的防區時,偽軍一槍未放,還說別著急,慢慢走。 1軍當然感謝不盡,禮尚往來,送給他們一些煙土。 第二天發現1軍沒了,鬼子莫名其妙,說楊靖宇飛了。 1937年5月,幾乎同樣的一幕,又在清原縣砬子山上演。聽罷歌聲,偽軍一位寇連長脫掉上衣、帽子,上山談判。 3師師長王仁齋、參謀長楊俊桓和政治部主任柳萬熙,熱情接待,寇連長當即要求參加抗聯。這當然是求之不得的,可王仁齋告訴他,你的家人都在日本人手裡掌握著,會遭殃的,只要記住自己是個中國人,幹什麼都能為國家效力。寇連長越發感動,表示他的這個連再也不打抗聯,下山後又派人送來1000發子彈。 有老人說,那時被敵人包圍了,我們就往偽軍的那一面衝,我就衝過兩次。偽軍真打的不多,大都沖天上放槍。 這種情形,抗聯各軍幾乎都有,特別是1937年以前。 弟兄們!趕快覺悟起來,殺死你們的長官和日本子,帶槍到我們抗日兵士方面來,一起打日本子和“滿洲國”! 這是1934年3月《民眾抗日軍告“滿”軍兵士書》的最後一個自然段。 最初的戰場喊話,沒有“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能是還沒想到這句話,或者即便有人情不自禁地脫口而出,八成也會被制止,因為它沒有階級性。溥儀、熙洽、張景惠等都是中國人,蔣介石、張學良也是中國人,能不打嗎? 開頭缺乏組織、訓練,見到偽軍心頭來氣,“亡國奴”、“走狗”、“良心叫狗吃了”、“狗都不吃”等等,就衝口而出,甚至祖宗三代地罵,形成對罵,越罵越對立,也就越打越兇。後來就喊“兵士不打兵士”、“紅軍是窮人的隊伍”、“殺死長官和日本子,譁變到紅軍中來”。把所有的長官,包括上面寫到的栗連長、寇連長,都跟日寇畫了等號,顯然會引起反感,甚至可能使一些人越發死心塌地為日寇賣命。有道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種心理戰對自己的殺傷,在某些方面甚至甚於敵人,卻是符合“北方會議”後的階級路線的。 1936年7月2日,《中共吉東省委、五軍黨委、寧安縣委給寧安地方工作同志的信》中說: 走狗軍中有許多抱著反日救國的兵士,有許多是強迫徵調的兵士,有部分是流氓地痞與投降的山林隊義勇軍改編的,情形雖然複雜,但是忠實於日賊的總是極少數。下級軍官情形雖然不同,同樣有反日救國思想與期待,他始終抱著一種錯誤觀念:國民黨的口頭語——大戰起來才行,大戰起來再乾,現在不干了,抄日本子後路時再乾。 偽軍的主體是張學良的原東北軍,“九一八”事變後有的還參加過抗戰。張學良不抵抗,馬占山、李杜、王德林、唐聚五等人抵抗一陣子也跑了,沒指望了,偽軍的心態和許多山林隊差不多。到哪兒“討伐”,吃飯了,人家日本子是白生生、香噴噴的大米飯,他們是紅了吧唧的、有錢大戶通常都是餵牲口的高粱米。 “日本子不把中國人當人待!”心頭都有這話,有時也敢說出來。老百姓和抗聯叫他們“滿洲兵”是好聽的,更多的是“亡國奴”、“投降軍”、“漢奸隊”、“走狗軍”、“滿狗”、“滿奴”,有的干脆就一個字“狗”,見到偽軍就說“狗來了”。對偽警察,則一律稱“警察狗子”。一些偽軍則自稱為“降隊”。在打禍害百姓的鬍子時,或許能少點兒愧疚,可在抗聯這樣的隊伍面前,他們在道義上是抬不起頭的。如果這其中還包括像栗連長這樣的中國人,戰場上的情形就可能為之改觀。 有譁變的,很少。因為他們認為現在打不過日本子,和日本子作對是白送死,而且他們也吃不了抗日軍那份苦。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中的一些人尊敬這些有骨氣的中國人,聽著“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挺順耳,覺得這樣的隊伍不一般,能成事,能幫一把就幫一把。 滿軍不願與游擊隊作戰,如××偽軍中尉,在王家小舖關於欽佩游擊隊的談話:“我們作滿洲軍官,並不是光榮,乃是人生的恥辱,游擊隊才是中國的男兒呢!”××滿軍配合人民搜高粱地時,秘密告訴人民:“看見紅軍也不要報告,誰要報告,我先打死他。” “滿洲兵”痛恨抗日軍投降分子,並許多投降分子被殺害和暗害,這是很曲折微妙而又明顯的事實。 縣委五一的傳單印好後叫同志們送到各區去,路遇“滿洲國”卡路士兵三十餘,搜出傳單便把交通同志留下,後來有些士兵詢問傳單是講什麼的,因為他們都不認得字,於是這個同志便乘機將傳單內容向他們解釋,並對他做一番鼓動,結果這些士兵大大同情,立即對同志說這樣好的東西你送給我們每人一份,其餘的你拿去派發好了。趕緊跑不要耽誤公事! 在各地給滿洲省委和有關上級的報告中,此類文字不時可見。而像1軍歪脖子望山戰鬥那樣,被偽軍網開一面、放條生路的事例,各軍幾乎都經歷過。 一聽唱歌,知是紅軍,一些偽軍不想與紅軍作對。還有一種情形,知道紅軍打仗不要命,打不過,跑了。有的則是二者兼而有之。若是鬍子打街,那就打了,有時知道打不過也得打,老百姓也幫著打。紅軍不搶不奪,進來就進來唄,老百姓歡迎還來不及呢。 日本戰犯、“滿洲國”軍政部最高顧問佐佐木到一,在1946年7月5日的筆供中說:“滿洲國建國以來,一部分滿軍是協助了日本軍維持治安進行剿匪的,但其大部分是不足以信賴的。” 不足信賴,也沒辦法。 “小鬼子”,兵力少,不敷分配,不用不行。偽軍每連都設有日本指導官,怕譁變,有的晚上就把槍收上來鎖上。可又不能逼急了,那樣可能真就譁變了,指導官連小命都沒了。中國的軍閥混戰,養活了相當一批兵痞,這些人除了扛槍桿子,別的什麼不會幹,也不想幹。繳械,遣散,他們上山了,那“滿洲國”就更不穩當了。 1935年2月,1軍1師教導團1連李指導員帶十餘人,在桓仁縣猴石與木奇偽警察署“討伐隊”遭遇。李指導員大喊:俺們是紅軍,都是中國人,你們打什麼?對方停止射擊,李指導員以為沒事了,正要走,敵人突然開火,當即死傷各一。李指導員也在指揮突圍時犧牲。敵人將他和另三位烈士的頭割下,扔到山溝裡,後來又拿去向日本人請功領賞了。 1937年7月中旬,教導團政委安昌勳,在向敵人喊話時中彈犧牲。 喊唱“你們是不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是因為還有打中國人的沒有中國人味兒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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