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家父而言，渡海途中身首異處的那位“歐陽崑崙”祇不過是個過耳即逝的陌生的名字。這個名字和發生在他身上的事都離奇得像是只會出現在那種荒誕不經的武俠小說之中；然而，在家父的人生現實裡，“歐陽崑崙”既是幫助家父、家母得以逃離中國大陸、避禍來台的恩人，也是輾轉受家父的雙重身分牽累而枉送性命的犧牲。在抵台後最初的幾年流徙歲月中，家父只能透過強迫自己不去回憶的手段來過生活；他和幾個不期而遇的同鄉醵資在台中第一市場外開了一月小雜貨舖，埋首於秤斤計兩、錙銖必較的商販生涯。可是他的同鄉合夥人太喜歡齊聚一堂、重溫當年在山東老家的種種情景，彷彿祇有憑藉著不斷的回味，大家才能確信自己仍然還在繼續生活著；也祇有互相描述、爭辯著故鄉人事景物、甚至為之塗抹上其實彼此都無法詳加印證的獨特色彩或豐富細節，才算（在精神深處）保有了故鄉的一切。這種談話使家父逐漸無法承受，他總在即將有人問起：“你是怎麼來的？”、“你是跟著哪一個部隊來的？”、或者“你是哪一天上的船？”之類問題的時候藉故逃席。久而久之，他的人生出現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空洞——自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一一十號到六月上旬的某日；也就是從青島登艦開始、直到在基隆港吃了一大串香蕉而狂瀉不已為止，其間的一切都憑空消失。當不再能夠和同鄉們不斷地交換記憶以相互慰藉之際，家父的恐懼、惶惑和抑鬱並未消解，反而益發深陷成一種頑固不可銷解的信仰；在意識或思維的核心，他篤定地認為：正是他這個人的存在，而使得這個世界上有其它的人受難吃苦。
幾乎是以一種不告而別的潛逃方式，趁著某個藉中秋節而舉辦的同鄉宴正熱哄哄、鬧嚷嚷著的時候，家父結清了帳務，取走了自己該得的一份本利，和家母搭火車連夜北上，來到竹林市的王代表家中寄居。車行途中，家母指了指窗外那一輪黃澄澄的滿月，說：“這月亮老跟著咱們呢！”家父便哭了起來。當時他完全不能預知：不過數日之後，李綬武翩然到來，以一種猝不及防的手段指點他重新面對人世苦難的勇氣。說穿了其實很簡單：那份整理、編寫一部《中國歷代戰爭史》的工作得以讓家父在接觸其龐大的史料的同時——不斷地發現：在看來已有成敗定論的戰鬥、戰役以至戰爭事件背後、還有更長遠的淵源和背景，那些所謂的結果都出於種種必然或偶然的原因；而被人稱為“原因”的東西實則又是另一個更巨大的歷史系統操作下的“結果”……如此層遞相生、輾轉相沿，當家父不得不為謀生而陷入故紙堆中，尋找一個又一個既果、又是因、既是因、又是果的答案，等那答案到手之後，才了解到它祇不過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的線索而已。這份工作逐漸令家父擺脫了“我的存在必定造成他人苦難”的自我折磨——在一個從未經歷過戰亂、流離，從未於去，留一念之間掙扎著背棄了家園、同胞，也從未面臨過任何重大抉擇的我眼中看來，這折磨應該祇是過分高估自己的重要性的人開了自己一個悲哀的玩笑罷了。但是李綬武顯然並不這樣想——對他而言，家父爾後如痴成狂地鑽硏戰爭史料的這份療傷工作祇不過是一個更長遠的謀略的一部分。
《中國歷代戰爭史》是一個規模龐大、卷帙浩繁的計劃，即令集結數十百人之力，也很難在可循見的時日之內克竟全功。然而，家父從上班的第一天起，便祇一個人、一張木質辦公桌、一把竹藤椅、一壁合板釘成的檔案架、一隻由砲彈箱改裝的地圖捲軸桶、一迭十行紙、一杯茶和一個傳令兵——傳令兵不傳他的令，傳的是“《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的令。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從未露過面，家父祇知道李綬武是委員會的召集人——召集人也從未露過面。露面的祇有傳令兵；他每隔幾天會抱進一大迭少說有尺把厚的資料來，請家父簽收。所謂“數據”，就是各式各樣的白紙黑字。大多數的內容可以稱之為“斷爛朝報”式的考古文獻，且完全不以任何系統形式的分類或序列出現。比方說，家父頭一天領到的第一和第二號兩份數據分別是這樣的：“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蹇蹇錄》謂：“當國運死活迫於眼前之際，北京政府徒逞黨爭，如此兒戲之譴責，使彼不得斷行其計略，並免除其責任。李鴻——之不幸，實可謂中國政府自殺其國家耳。 ””、“英王至穎州，欽差大臣勝保勸之降，英王不從，乃檻送北京。未至，奉詔就途中殺之。遂於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在河南衛輝府之延津遇害；時年才廿六耳。英王眼下有雙疤，有“四眼狗”之別號，驍勇謀略。忠王聞其死，歎曰：“吾無助矣！ ””家父的職責便是把這兩條沒頭沒尾的文字抄錄在十行紙上，並依記憶（其實是模糊含混的印象）分別將之歸入“中日甲午戰爭時期”和“太平天國諸役時期”，然後個別收入一個墨綠色馬糞紙製的檔案夾，放在合板架上。家父永遠不會忘記：他在上班前四天裡一共處理了第一批的七百五十二號資料。
就是以這樣穩定如恆的工作方式，家父每年平均歸檔的數據在四萬六千八百條以上——這是以每日處理一百五十條的速度推估的最低數字。在將近十八萬四千條以上的數據入文件之際——也就是家父上班快滿四年的民國四十六年六月，我出生，第一個傳令兵退役，家父則通過了委任級公務人員資格考試，並且注意到有兩條不知在什麼時候隨其它數據一同混入，卻始終難以歸類的文字。一條是這樣寫的：
“上海製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允兵輪勿往游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擾。此局軍火專為防剿長江內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沒有督撫提司，各國毋庸驚疑。助餉金二十萬兩口口輪空獨力發之。參見中央日報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版。”
另一條的內容則是——
“致遠艦久戰之後，船傷彈盡。管帶鄧世昌念己艦不能全，當與敵共碎，謂大副陳金揆曰：“倭艦專恃吉野，苟沉是艦，則我軍可奪其氣也。 ”遂鼓輪向敵吉野艦猛衝。未至，過定遠艦前，適撞及日方射攻定遠之魚雷，鍋爐破裂，艦身左傾，頃刻沉沒。口口輪空斷首於磨盤洋，非戰之罪。”
這兩條文字在整整三十五年之後變成黑底反白的字樣、從家父的計算機屛幕裡一行一行地閃熾出來。老人多皺褶的臉上也映得異常亮了，他用鼻子“哼哼”了兩聲，道：“其實我原先也沒看出來。”
之所以無法歸類入檔，乃是因為這兩條文字的內容皆有難以解釋的矛盾。在第一條裡，自“上海製造局”到“毋庸驚疑”為止的一整段，原本是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七月三十日——也就是八國聯軍之役以後，由盛宣懷策劃與各國領事簽訂的〈保護東南章程九款〉之中的第七款條文。照說應該併入八國聯軍檔中，然而接下來的兩句渾然與聯軍之役無關，且其間更有“口口”狀之脫漏，更使文義看似全不可解。
第二條的情況也極類似：從“致遠艦”到“頃刻沉沒”為止的一整段，原本說的是中日甲午之戰的片段。可是在脫漏了兩個字之後居然出現了東海海域的磨盤洋，而非甲午海戰爆發所在的黃海。
家父最初的推測是那“口口”二字也許是某艘海船的名字，這完全是因為在兩條文字中都出現了“兵輪”或“致遠艦”、“吉野艦”的緣故。然而對照起下文來，文句根本不通，文義自然也就不得而解。
直到某一日，家父忽然心血來潮，跑了一趟當時位在植物園裡的中央圖書館，把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十一號的《中央日報》複印件調出來，仔細搜尋半天，終於讀到了這麼一條不太起眼的消息：中央銀行所存黃金、白銀已全數平安運抵台灣、廈門，行庫收支依常規進行，任何個人及單位不得無理干涉。唯坊間爭傳上海另有最當局準備金二十萬兩，是純屬子虛烏有的謠言。
“最高當局準備金二十萬雨”自不免讓家父想起“上元專案”來。他於是再將第一條文字逐句詳讀了幾遍，無論怎麼讀都忍不住會將“防剿長江內地土匪”的字樣想像成國府播遷來台前夕的景況。當他再翻找出彈箱裡的地圖來一對照，答案的一角浮現了：“製造局”和“火藥局”之間正是那個叫黃泥塘的地方。換言之：那兩句竄入〈保護東南章程〉第七款底下的文字正和條款內容所描述的地點形成一個共同指向黃泥塘窖藏黃金的互文。
由於有了這個互文的想法，第二條文字便也吐露了不尋常的意義：在甲午海戰之中，致遠艦和定遠艦的背後有一段血淚斑斑的故事。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力戰未捷，欲與敵同歸於盡之時，卻遭日軍吉野艦魚雷擊沉。據說鄧世昌所養的愛犬當時也落了海，在湧波之間浮游，曾一度以口銜咬鄧世昌的手臂，不欲令鄧沉溺；鄧卻在浪濤中將愛犬斥去，意在必殉而後已。不料那犬又泅回，囓咬鄧的髮辮，鄧於是“望海浩歎，遂與義犬相抱而逝”。可恨的是：因致遠艦而得苟全的定遠艦管帶劉步蟾乃一卑鄙小人，戰後居然謊奏另一濟遠艦“首先駛逃”，並冒領鎮遠艦擊炸日軍旗艦松島艦的軍功。遂使濟遠艦管帶方伯謙於戰後梟首正法，劉步蟾則“著以提督記名簡放，並賞換洪額巴圖魯名號”。
這則故事除了彰顯“善不賞、惡不罰”的“天地不仁”之外，還有個代罪而亡的遺憾——設若鄧世昌未欲與敵同歸於盡，便不至於成為佞人劉步蟾的替死鬼，則劉步蟾又如何能陷害另一位恪忠奮戰的方伯謙呢？
家父再思三歎，終於發現這兩條文字之所以難於歸檔乃是因為有人刻意擬造一個無法輕易歸檔、而獨可引起他注意的效果。
家父曾經想透過新到差的傳令兵詢問：究意是“編纂委員會”裡的什麼人、在什麼時間以及何等動機之下把這兩條另有所指的文字雜廁於一般堪用的史料之間？傳令兵的答復是：我祇負責收發公文，其它事一概不得過問。倒是忽有一日，家父偶爾在軍方內部的一份名曰《忠誠報》的新聞紙上讀到這麼一則簡訊：“由三軍大學《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負責編撰之《中國歷代戰爭史》已於去年正式展開史料蒐集和彙整的工作。三軍大學已邀請國內知名史學家、軍事家共二十餘人共襄盛舉。預計完成後本書共七編、十八卷，五百四十餘萬言，並附圖七百餘幅。將於民國六十年左右出版。總編纂李綬武資政表示：《中國歷代戰爭史》將有效提高我三軍官兵對吾國歷史及戰爭本質之認識，提升全軍精神戰力……”
對於家父來說，這是一則完全荒唐的消息。第一，從哪裡冒出來個“三軍大學”？第二，一切由“編纂委員會”具銜匿名而匯入的數據都還在檔案夾裡，怎麼會有七編十八卷五百四十萬言的數字？第三，如果依照他單人獨力整理一切數據的方式和進度來看，到所謂的民國六十年，不過是累積了近八十萬條與戰爭沾得上邊際的瑣碎文獻罷了，這些雞零狗碎的知識殘片又哪裡能提升什麼精神戰力呢？
另一方面，無法歸類入文件的數據也不時會繼續出現，每當傳令兵除役或退伍，交接間稍有混亂情況，就會冒出幾張摻合著時空錯亂、眞偽淆糅的文字。基於抄寫、蒐集的基本職責，家父並沒有把這些數據隨手擲棄，久之索性另建一檔，題簽曰“備考”。
要不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八日那一天，發生了孫老虎深夜開車、遇上三個打劫的惡客、給打斷了一條肋骨、搶走兩千多塊錢的事件，家父恐怕祇會往那“備考”夾裡丟數據、根本不會有興趣重新翻揀、查考它的。
孫老虎捱了揍去找彭師父，彭師父用他獨門的高粱酒泡樟腦丸給搓了一陣，說：“你老弟的底子薄，我會的那點兒本事也來不及渡給你；我看你就老老實實躺它十天半個月的罷——肋條骨長得快，你一晃神兒它就接回去了。”
孫老虎打從那時候起再也不信彭師父會有什麼能耐，賭氣回家躺平了休養。家父帶著我前去探視，發現他的床頭堆置著一大迭武俠小說。一見家父的面，那種自慚才疏學淺的小人物窩囊勁兒又禁不住溢了滿臉，直拿臂膀遮掩著那迭小說，道：“唉喲喲！教張大哥見笑了、教大春也見笑了。我、唉——我們不是讀書人家兒，盡看這些個閒篇，一點兒學問沒有、一點兒學問沒有！”就這麼一陣騖亂，原本好端端砌在床邊五斗櫃上的小說撒了一地。家父一隻手連忙按住孫老虎，自己蝦腰幫著拾掇。
我對那一次探病的印像不深，祇依稀記得：家父也許是為了化解孫老虎那種不知發自天性、抑或出於養成的卑怯，好像刻意向他借了套武俠小說回家，以示同好此道，並無高下；這讓孫老虎顯得非常開心，辭氣間居然流露出感激之情。
我所記得的另一個細節則是孫老虎在惱嘆他的兒子們不成材的時候說大一、大二是軍隊裡的米蟲，小三、小四是社會上的米蟲，至於只有十——一歲、第三度離家出走、幾個月不見踪影的孫小六則已經註定是國家、民族的寄生蟲了。生養了一堆蟲子的孫老虎壓根兒沒提到小五——我猜想就算是提到了也一樣會搖頭說什麼女孩子家沒出息之類的話——當時之所以沒數落小五乃是因為小五就站在門邊罷？她一聽孫老虎搬弄起那麼些蟲子，顯得很不高興，清兩聲嗓子扭身便走。孫老虎卻像是逮住了訴苦的機會，一把從枕頭底下摸出一個牛皮紙封，從裡頭抖抖擻擻甩出一根黃澄澄、亮晶晶的金條來，壓低聲跟家父說：“今兒是六月九號不是？上個月九號早上我一大清早要出門熱車，在信箱裡看見了這個——”孫老虎一根金條緊緊握在手裡，卻把個牛皮紙封遞給家父，上頭迤邐歪斜寫著幾行狗爬字：“爸：/不小心ㄐㄢ到這個給你用/小六”。
“你知道他在外頭乾了些什麼嗎？張大哥。”孫老虎瞪起雙虎眼繼續說下去：“我可是想也不敢想啊！”
“也許當眞是他撿的呢？”
“他有那個命我就是王永慶了我！”孫老虎隨即指了指胸口的傷處，道：“我教人來上這麼一下子，十之八九同這根條子有關係。”
整整十五年之後、七月十三日的這天晚上，家父問我記不記得去探視孫老虎受傷的事，我立刻想到的是那根金條。家父卻一指桌面上的那部《七海驚雷》，道：“孫老虎借給我的武俠小說，就是這一本《七海驚雷》。”
我望一眼那小說，再望一眼計算機屛幕上的兩段文字，似乎明白了——文中的“口口輪”並不是脫漏了兩個字的船隻名稱，“口口”祇是段落上的區格，竄入史料的句子應該？讀成：“輪空獨力發之”以及“輪空斷首於磨盤洋”。輪空——一個武俠小說裡的英雄人物，虛構出來的角色；幼小離家，練成不世出的武藝，以雲遊僧人之身替嵩山少林寺護送一批名為《武經》的秘笈往福建南少林而去，功成之際為兩名預伏寺中的灑掃老僧材庸和材平出掌斬斷了脖子。
“我那個“備考檔”其實是一條一條零零碎碎夾藏在光明正大的史料裡的密碼。為了保留下一些不能光明正大記錄下來的事實，才用顛倒錯亂的手法混進我的檔案裡來，從文順字地讀，讀不出什麼；一旦湊合上這個解碼的譯本——”家父又指一下《七海驚雷》、以及我腳前的書袋，遲疑了幾秒鐘，才道：“你就會明白許許多多原本不該明白的事了。”
僅從編號第一和第二的兩條“備考文件”資料看，家父馬上聯想起從李綬武口中所得知的、關於那“幫朋”參與“上元項目”的事。顯然，他之所以得到這份工作未必是同鄉王代表從中撮合而已，或許竟出自李綬武主動授意的居多；因為他早就發現到家父曾經在青島總監部大軍移動前後涉入的工作以及去留之間的不安、甚至也窺知家父目擊艦上一宗血案的經過，這兩個容有悔愧驚懼之情的心理背景使家父成為一個適於看守秘密、甚至發現秘密的人——家父越是想要藉由了解眞相、探究因果、以擺脫自責自疚，便越是深深陷落虯結繁複如迷宮般的秘密之中；而知道了越多的秘密，便越是失去了和人們溝通往來的權利。
在這間寂寞氣味充盈滿溢、有如一具燜熟了千百顆爛梅子的蒸籠的書房裡，我祇能假設：家父先從“輪空”這個人物的儀貌行止上想到了“歐陽崑崙”的名字，看出《七海驚雷》裡有一部分角色的姓名藏著個類似燈謎“捲簾格”的機關。輪空反捲成為空輪、音諧崑崙，材庸和材平反捲成庸材和平材、音諧用才和品才，也就是老漕幫的光棍“哼哈二才”。至於裘攸則稍稍複雜些——攸字可用“陽歐”二字反切出它的讀音，捲簾而上便是“歐陽”，裘字音諧秋字；合而觀之，正是“歐陽秋”。歐陽秋這個名字出自〈第一屆全國武術考試對陣實錄〉，他的故事則俱載於《民初以來秘密社會總譜》——倘若高陽的考證無誤，這本總譜的作者“陶帶文”又正是李綬武的化名；則可知李綬武不祇利用家父的職務傳遞並保存一些館館訂訂的片段信息，連他自己也以一個註腳者的角色旁證著一個龐大秘密迷宮的存在。
然而，在解譯裘攸傳的那個叫“跨兒”的徒弟之際，我遲疑了片刻。用我腦子裡殘存著的那些中文系文字學、聲韻學和訓詁學的老把戲，不難把這兩個字反捲出“子越”二字——那是我們“越活越回去大俠”彭師父的名字。依照一連串字謎的邏輯看來，現實裡的彭師父應該就是《七海驚雷》中盡得拾荒人裘攸一身奇門遁甲道法眞傳的孤兒；另就我親眼目睹的實況言之：確乎極有可能是如此。如果將小說的情節翻轉到現實世界來看，民國十七年，歐陽秋在窮途末路之際從一個叫“魏三”的路人手中得著了一部《無量壽功》。依據《民初以來秘密社會總譜》引武林史料稱：《無量壽功》練到第三層“川流七坎”以上，便能晉臻一“廣開方便門/大展包容量”的修為。此上再入第四層“鵬搏罾九霄”、第五層“雲合百岳”則可以縱意所如地改變軀體外形，是以《清朝野史大觀，清代述異》卷下便曾記載：一個叫曹秀先的大臣“肚皮寬鬆，必折一二迭；飽則以次放折”。從這一點看來：忽而肥碩壯挺、忽而矮小佝僂的彭師父應該就是歐陽秋“講功壇”的“說拳”弟子，其功法可以直溯至曹仁父。這一點似乎也能夠從我書袋裡的那七本書找到佐據——曾詳述曹仁父“食亨”一脈絕藝的《食德與畫品》的作者魏誼正、行三、人稱魏三爺，不正是倜儻逍遙、任性瀟灑、將《無量壽功》拱手讓與歐陽秋的“魏三”麼？此人——和李綬武、乃至於錢靜農、汪勳如、趙太初、孫孝胥等人不也正是與家父同舟共渡的一批神秘人物麼？更令我不寒而栗的是：冥冥中大有不可違逆之力早已安排、擺佈著我，竟於不知不覺間讀了他們的書。 “爸剛才說不知道這個“飄花令主”是什麼人——”我試探地問了一句。老人搖了搖頭。
“你不覺得有點兒蹊蹺嗎？和你們一條船來台灣的幾個人所寫的書都在這個袋子裡，唯獨沒有孫孝胥的書，難道這“飄花令主”不就是——”
“不可能的。”家父繼續搖著頭，道：“下午你不在家的時候，我翻了翻這幾本書，一時也納悶兒了。不錯，當初《七海驚雷》的確是從孫家借出來的，可純粹是巧合。”“為什麼？”
“孫孝胥其實是孫老虎的父親、小五小六他們的爺爺。他老人家早在民國五十五年就過世了。可這《七海驚雷》卻是民國六十六年一月才出版的。”
我沒有立刻跟他爭辯，因為在那個剎那之間，我也忽然生出一種“無知或許較為幸福”的念頭——連帶地，我更不敢貿貿然追問他是否知道“彭師父就是岳子鵬”、“歐陽崑崙救過彭師母”甚至“岳子鵬知情者也”的字謎。我猜想：或許他還沒有時間把《七海驚雷》之外的六本書一一細讀過；正因如此——倘若他也認定“知道得越多越危險”的話——我祇有保持緘默。果不其然，正當我端坐成一副“敬受教哉”的模樣兒之際，家父捧出了他眞正想教訓我的一番話——且一如我所揣想的，從渡海到落戶、從武俠到戰史、從清洪角力到國共鬥爭、從盤點軍需到纂輯文獻……無論這老人曾經歷練了什麼、見聞了什麼、感受了什麼以及覺悟了什麼；他根本不在意也不要求我這個兒子是否更了解了他的一點什麼，他的目的祇是要我記住：在我自以為如何如何的世界背後，其實有一股更可怕、更強大的操控力量在主宰著人們的遭遇和認知，且沒有人能夠反抗或懷疑。
家父的論證其實祇有簡單而明確的幾句話：““哼哈二才”從“保”字號兒混下來，一直混到部裡的情報局；之所以從來沒對我下手，除了因為我在幫中頂著個字輩兒，主要還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我究竟知道了些什麼。如今你同這個什麼歐陽紅蓮又纏在一塊兒，他們搞特務的豈有不疑上加疑之理？寄這些照片來，明擺著是個警告的意思。”
我很想反問他：我和紅蓮已經廝混了十年，他們跟在後頭拍這種下三濫的小照片也差不多一樣久了；為什麼早不警告、晚不警告，偏偏現在來警告了呢？以理度之：就算歐陽崑崙出手幫“老頭子”運了一大批黃金到台灣來，“保”字號兒恩將仇報、殺人滅口，這也是近三十三年以前的塵封往事了，何以時至今日，忽然想出個寄小照片的餿主意來試探家父或者我呢？話未出口，家父輕抬腳尖，朝我腳下的書袋比劃了一下，道：“不祇你我父子，恐怕他們也早就盯上了高陽了。”棚我幾乎不敢想下去。自民國七十五年春天，我與高陽同遊日本訂交以後，他也教一群遊手好閒、惹是生非的情治人員給盯上了——這批人物猶之乎皰疹、流感病毒或蒲公英，十足有牽攀附著、勾串羅織的習性——莫不是因為我和高陽偶爾交談過有關那本《奇門遁甲術概要》，而讓他也跌進了網罟之中罷？
然而，誰又能否證這個猜測呢？高陽在榮總病榻之上，的確曾經對我說過：“他們結拜兄弟七個身上有一部奇案，我打聽了幾十年，不過知其二丁其中還有許多情由緣故不能分曉。”也就在想起這番言語之際，我的眼前猛可閃過一個銀髮白衣、但面容模糊的醫生。不，不是醫生，是做醫生打扮的萬得福——在我和他十年前僅有的那次晤面時，他清清楚楚地警告過後腦勺上教燈架砸了個大窟窿的老大哥：“榮總是“他們”的地盤，”而且“二才剛還到門口來晃了一下。”
一個小小的推論：高陽因病入院的時候，其實仍念茲在茲於萬硯方等兄弟七人身上的那部奇案，是以他所擁有的七本書和厚達六吋的文稿也隨身攜行、或恐即在臥榻左近。然而他發現自己的病情可疑——明明有把握“還有卅載陽壽可供揮霍，一甲子後再言去留”，卻於診療之後突然惡化；於是才會在我前往探視的時候突然提起早年我偶遇趙太初於三民書局的舊事。可惜我一時未察——甚至一副全然失憶的模樣——高陽一定頗為失望，是以未曾將書、稿當面交我。接下來，或許是因為他又察覺了醫院當局（或病房內外環境之中）有些什麼異樣，才會將書、稿託付一個全然不知情的文學雜誌主編，並言明：出得了院、就將原物歸還；出不了院、才將之親手交給我。設若高陽的確周思密慮而作成這一決定，則想必是冒了極大的風險、但也絕對出乎“他們”那批人的意料之外——我幾乎能夠想像出他如何設計了一個偷天換日、掩人耳目的怪招；請那位主編扛個十幾本適合在病榻上消磨時間的閒書前去探訪、再趁四下無人之際把那七本書和他的手稿攜回的過程。
如此作想，則自高陽病危到過世期間，“他們”必定滋生出某些疑慮；那就是這位素以博聞強記、詳考密察著稱的歷史小說家究竟對那部奇案了解了多少？又傳授了多少？以及他和我乃至於家父對於近世老漕幫與國府中樞、權力核心之間的恩怨鏐轎所掌握的瑣碎知識究竟出自何種共謀？如果確有共謀，那麼主使者是誰？共謀的機制與運作又如何？這些，想必都是“他們”百思而不得其解的。也正因如此，“他們”才會在高陽過世之後展開了行動——寄來這樣一迭照片，和一張寫著“張大春與歐陽昆潘之女歐陽紅蓮”字樣的便條。
無論照片和便條是否一如家父所言、出自“哼哈二才”之手，其目的顯而易見。一方面，這是在撥草尋蛇；等待並觀察我們父子的反應，且據之以判斷我們和高陽、紅蓮乃至那些行踪詭秘的老者究竟有無共謀？涉入多深？所知又有多少？另一方面，這也是在打草驚蛇，意思毋寧是說：不論你們有無共謀、涉入多深、所知又有多少，一切到此為止。家父要把高陽的遺書遺稿付之一炬，恐怕也是著眼於此。
“漫說你不及高陽於萬一；”家父繼續說著，一面回身又像切肉丁似地在鍵盤上剁剁剁剁了一陣：“就算高陽再世又如何？一個讀書人怎麼跟那種牛鬼蛇神較量？更何況你的書也沒讀得怎麼樣！”
“這就未免太瞧不起人了——”
“你方才說起“白邪譜”上的莫人杰和陳光甫，兩個人你都說錯了。”一如民國四十六年六月出現的第一和第二條“備考文件”文字，計算機屛幕上又出現了標示著“備11”和“備12”的資料。 “備11”是這麼寫的：“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羆之士、百萬之眾，安得而用之？ ”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等軍吏以上七十餘人，責而斬之。口口愛能實非人傑之助，世宗高壽死，豈其所願哉？”
“備12”則是這麼寫的：
“日軍侵占香港，迫市民用“軍用票”，停止使用香港匯豐銀行所發行鈔票，原有港幣形同廢紙。周氏紙廠委代表陳光甫四出收之，聚為造紙原料，計噸許。曰本投降，匯豐復業……”
家父之所以未曾將這兩條歸檔，其實亦另有緣故。在“備11”裡，原文本來應植入後漢和後周的戰史之中；說的是後周大將樊愛能在後漢主劉崇借契丹兵大舉南侵之初，即棄甲曳兵，引眾漬逃，甚至剽掠輜重、驚走役徒，致使後周方面損失慘重。後周世宗柴榮遂借張永德諫勸之言祭出軍令狀，殺了樊愛能。
可疑的仍舊是“口口”二字之後的幾句話。尤其是“世宗高壽死”，既與上下文不合，亦與史實不符——周世宗英年早逝，其“氣局恢闊、規模宏遠，有唐太宗之風”，可稱五代帝王裡的翹楚；而天年不假、偉業中殂，也是？讀史者皆知的，怎麼能說他“高壽”呢？正因這一疑，家父把這三句多讀了幾遍，忽地發現第一句中亦藏有機關：“愛能”雖是後周名將樊愛能的名字，卻因聯讀起底下的“非……之助”字而令人想起“愛莫能助”的成語。一旦這個成語浮閃腦際，“人傑”二字與“莫”字便串了起來。以家父早年入幫的資歷，自然風聞過項迪豪挾巨資向莫人傑勒求拳譜的江湖傳言——以之而重讀“愛能實非人傑之助”，非但立刻想到莫人傑、還會接著憶起民國三十四年發生在杭州商會會館中的一宗血案：年僅十六歲的莫家拳少宗師被一無名刺客三槍打死在一間待客小廳的沙發椅上。這條新聞當時轟動大江南北，有謂老漕幫向與經營海運的項氏不睦，故派槍手先殺人、嫁禍，好讓項氏難堪。也有人以為是飄花門孫少華怕項迪豪一旦得著拳譜、便將一報昔年當街折辱之仇。甚至還有人說：莫人傑是詐死，目的在於乘機賴掉項迪豪為一覽拳譜而替他清償的一屁股爛債。更有人懷疑：項、莫二家早就勾串好了，什麼債務、拳譜，都是表面文章，其實不過是找個家下傭作代死，目的反而是於案發之後鼓唆報刊雜誌之好事者添油加醋，捏造出對老漕幫和飄花門極不利的傳言——事實俱在，莫人傑一案果爾在極短時間之內挑撥得孫少華憤激而死，老漕幫聲譽暴跌。
“這一條是民國五十一一年十月中竄進來的，”家父接著湊臉近前，道：“當時爆出個沸沸揚揚的“周鴻慶事件”——你還小，大概不知道罷？”
我不吭聲。因為我還沒打定主意要不要告訴他：其實我非但知道“周鴻慶事件”，也在《食德與畫品》這本書裡讀到過：杭州湖墅旺族莫用過一任主廚，叫周鴻慶，拿手的名菜叫“紅煨清凍鴨”。周鴻慶聲震一時之際，還有知名畫家給畫過一幅長寬各約數丈的巨幅群鴨彩繪，題上“冰肌玉骨香無汗/水暖春江鳥不知”的七言詩句，“江鳥”二字巧嵌其中，寓一“鴻”字，傳為美談。這人日後如何，我卻不得而知；因為我在讀到這個段落上的時候，頗為書中形容那巨幅彩繪的工具——“帚筆”——所吸引，一翻檢附註，說“帚筆”須具備相當程度內功、且功力必精湛異常者方可運行，“近世唯滬上方公鳳梧一人能之而已”。當下轉了興趣，便去尋覓那和方鳳梧有關的書；就是《神醫妙畫方鳳梧》了。
“你先看“世宗高壽死，豈其所願哉？ ”這雨句——”家父樞彎食指，往屛幕上的字跡敲了敲，道：“周世宗英年早逝，則稱不得高壽；既非高壽，這高壽二字必有別解。我再問你：讀過南朝梁徐勉的〈故永陽敬太妃墓誌銘〉沒有？諒必沒有，問了也是白問。在這篇墓誌銘裡有這麼幾句：“年高事重，志義方隆，宜永綏福履，而奄奪鴻慶，以普通元年十月廿三日遘疾，十一月己卯薨於第。 ”這裡的“鴻慶”所指的便是高壽了。如此再回頭：“世宗”是後周之主，隱一“週”字，合以下文“高壽”所射之“鴻慶”，非“周鴻慶”而何呢？兩句並起來看，則冒出來個“周鴻慶死，豈其所願哉？ ”，再合上前一句“愛能實非人傑之助”怎麼看、怎麼像是藏了個脫靴摘帽的謎戲，實則說的是“莫人傑”，或者“姓莫的實非人傑”——這一條，逞足我的力氣，也委實解它不得。不過，倘或江湖上傳言不虛，說莫人傑其實未死，則說不定死的卻是“周鴻慶”，於是下文中“周鴻慶死，豈其所願哉？ ”這才說得通。對罷？”
聽語氣，家父並不知道那周鴻慶和“紅煨清凍鴨”乃至於他在莫家擔任廚作的雜說掌故。換言之：家父憑字解謎，得著了一個明明是正確的答案，但是卻沒有證據——他手上的拼圖板缺了一塊——而缺掉的一塊證據，卻恰恰藏在他不許我讀下去的書裡。我聳聳肩，道：“我讀書少；說對了也是白說，說不對也是白說。你讀書多，那麼“備12”又怎麼解釋？”
家父可能很想斥我一回，可興許是他的考究癖上來了、擋不住了，遂祇白了我一眼，硬呑兩口唾沬，道：“這一條雖說與對日抗戰的背景有關，卻根本不屬於戰史的材料範圍，之所以編進備考檔，純粹是因為它當初是同“備11”寫在同一張紙片上的緣故。只不過從這一條上倒可以看出些別的頭緒：第一，陳光甫不祇是國府要員，也和民間一些大公司、大行號有極深的淵源，常憑藉著洋文呱呱叫的本事，替人辦些交涉之類的事；第二，這一條沒寫完，祇寫到匯豐銀行複業，這很奇怪。我後來查證了些別的資料，發現匯豐復業之後，曾有很短的一個時期，宣佈公開兌現舊港幣；那是因為庫存現鈔夠不上應市、新鈔又來不及發行。英國人原以為戰火慘烈、焚毀無度，也許兌不回多少舊鈔，總之是拿來流通應急而已。孰料周氏紙廠赫然押運了一噸多的舊鈔來兌英鎊，兌得匯豐差一點周轉不靈，祇好以銀行股票易鈔票、另外還延請周氏紙廠的老闆出任匯豐董事、兼理總裁職務。你方才說陳光甫買下多少“蛇草行書”的作品，分贈政商名流；其實那些書法作品根本不是陳光甫買的，眞正的買家卻是那位隱身幕後的周老闆。第三，“蛇草行書”的確如你所言/，是那洪達展自創的一門書法，可是它既骨董、亦非傑作，怎麼會有人肯花那麼多錢去買了來交際公卿呢？——”
“搞政治的懂什麼書法？有人捧、有人送，自然有人掛起來當寶貝。”我哼了一聲。
“不！這裡頭另有玄機。”家父托起下巴頦兒，摩挲著花花白白的鬍子碴，道：“尤其是這兩條文字的內容全然無關、卻寫在一起；這表示：除非前一條裡的“周鴻慶”與後一條裡的“周氏紙廠”有什麼牽連，否則是說它不通的。此外，眾所周知“周鴻慶事件”是民國五十二年十月間發生的事，周氏紙廠兌港幣卻是民國三十五年秋天發生的事，至於“蛇草行書”大興其道，更在三十六、七年間，三者可以說風馬牛不相關；各見端緒卻互無脈理。然而既給寫在同一張紙上，依例是不可能無關的。”
他在這麼說著的時候，我已經理出了自己的頭緒。在我看來，陳光甫（或者他所代表的周氏紙廠老闆）之所以會去買一大堆並無藝術價値的爛字畫，極有可能是一樁幌子交易——質言之：買方出錢是眞，賣方所供應的卻另有其物；只不過那眞正的貨物若非見不得人、即非可見之物，才藉著“蛇草行書”的買賣掩護之。其次，如果“周鴻慶”早就在民國三十四年被當成是“莫人傑”而遭人射殺於杭州，則到了民國五十二年十月間冒出來的“周鴻慶事件”便顯然也是個幌子了——起碼，在日本投誠、卻讓一輛莫名其妙的出租汽車給載進蘇聯大使館、以致功敗垂成、被遣回中國大陸的倒霉鬼應該不是什麼“周鴻慶”，卻極有可能是當年誘人為餌、代捐一命的“莫人傑”了。暗中提供數據給家父的人也是趁著鬧出“周鴻慶”事件的熱潮，才打蛇隨棍上、把這一條竄了進來。
然而此刻我所關心的不是什麼陳年骨頭爛年鰓的謎底，反而是家父這後半生所戮力從事的工作。不論他埋首於這滿坑滿谷的戰史資料是一程多麼繁複迷人的探訪，也不論這探訪之於他是否眞能作為一次不堪回首的逃亡的救贖或治療；我隱隱然覺得：李綬武當年提供的這份差事是不値得做的！
從那折返點之後，家父所涉獵、鑽研、勾稽、補綴的一切，都是一個看來十分十分偉大的大時代對一個十分十分渺小的小人物的作踐、浪擲和虛耗。在那不時會供應一條又一條難以歸類入文件的數據給家父的人心目之中，家父祇是一部堪用的機器，負責保管一切有價値的秘密。家父絞盡腦汁、費煞思量，祇能爬梳出一些對於整部《中國歷代戰爭史》全無用處的“備考檔”。浸泡在這些彷彿藏匿著許多意義的謎樣的文字之中，家父自己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墨綠色馬糞紙製成的檔案夾而巳。他永遠不可能眞正了解由他所發現、謄錄、整理甚至拼湊出來的秘密。
“究竟是誰提供給你這些備考檔的？”我衝口問道：“難道你從來不去查一查？你不想知道麼？如果就是李綬武，你不覺得他只是在利用你——”
“沒有誰能利用誰。”家父倏忽提高聲量，旋即瞑上眼，深深喘息了一陣，才又平靜地說：“如果你說的是部裡這份差事，我從臨時僱員幹到簡任一級編審，一干三十四年，最後畫成了七百多幅戰圖；可以了！如果你說的是這份備考檔——”
“我說的就是備考檔。”我站起身，暗裡使腳尖勾住書袋的背帶，道：“這個一天到晚給你假資料、打啞謎的傢伙到底想幹嘛呢？有話為什麼不明寫白說呢？繞那麼些個圈子，不是簡直要把人逼出個妄想症來了嗎？”
“要是寫明了、說白了，“他們”那一邊的人不也明白了嗎？”家父睜開眼，魚尾紋微微朝上揚了揚，似乎是笑了：“至於這一邊的，我不知道是誰，也不知道人家是“一個傢伙”還是“幾個傢伙”；我只知道人家很沉得住氣，一絲一縷地追查著一些個事情，有了點什麼眉目，就竄個一條半條的材料給我，一直到整部《中國歷代戰爭史》初稿編成，那是民國五十六年一月的事。之後，我開始忙畫戰圖的工作，直到退休，其間二十年，再也沒有收到過任何一條資料。”
對於家父來說，“備考檔裡藏著什麼重要的訊息？”原本是個不存在的問題，直到他從孫老虎那本《七海驚雷》裡看出歐陽崑崙運金遇害的一點苗頭，才興起了翻箱倒篋、徹地鑽天的搜檢和考證工作。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他才赫然發現：備考檔已經十年多沒有新的進項了。最後一條的編號則是“備33”。
這三十三條字謎當中，可解者不過四、五條。家父遂將《七海驚雷》從頭到尾又看了幾遍，依舊毫無所得。照他當時的揣測，乃是由於譯碼的“譯本”應不只《七海驚雷》而已；可是書海浩瀚蒼茫，教他到哪裡去尋覓其它的、也可能根本不存在的“譯本”呢？在這個若有知、實無知的階/段，家父有一個在事後看來固然可稱為準確、卻也失之簡單的直覺：他認為備考檔極可能來自不祇一個的、親近老漕幫的人物，為了追查和老漕幫有關的疑案、而刻意將這些看似藏有機關的字謎竄入戰爭史料，加上一個能細心盤點材料如家父這樣的角色，自然而然將字謎匯集起來；既不易為外人所偵伺，又能夠在文獻的護傘之下保存起來。一旦字謎累積得夠多、相互之間產生了意義性的關係，且為有心鑽之硏之者識破揭露，則一謎解而眾謎皆解，隱藏在大歷史的角落裡的另外一種眞相便得以逐漸顯影；且正因為它們已經是《中國歷代戰爭史》的一部分，這戰爭史又是一部由國防部史編局作業、再加上一個三軍大學之類的學術單位背書的皇皇巨構，早在民國四十年代末即明訂其編數、卷數、字數甚至戰圖幀數，可見其計劃之精詳縝密，應須是千金不易一字的定稿，也就不容有心文飾、蔽匿或毀棄者妄加撼動了。
不過，依我的後見之明，家父此一直覺仍過於簡單——因為他太看重這一大套由國防部和三軍大學領銜編纂的“正史”地位和價値。在我看來，把這些字謎竄入史料的人另有兩種目的：第一，設若家父混水摸魚、囫圇呑棗，未經消化即將字謎原封不動地摻入史料，以致竟爾以此面目出版問世，自然會招引一些眞正篤學深思、敏求好問者撻伐追究，則隱伏在字謎中的機關反而會惹來更多的人注意和探討，所謂大歷史角落裡的眞相也才會不期而然地在眾目睽視之下浮現。
第二，設若家父不肯放過纖芥之疑、毫末之誤，便應當傾力於這些字謎的解譯工作。如果能夠從他親眼目睹歐陽崑崙橫遭加害的這一個經歷舉一反三，而又對種種古老的文字謎戲十分熟稔的話，提供字謎的人其實不祇希望能藉家父之手、將大歷史角落裡被塵封掩埋的一些個疑案悄然不動聲色地保存下來，他（們）恐怕還更期待家父能以同樣的觀點和方法、換一副“幽冥晦暗之地”的眼睛、去重新翻視一遍幾千年以來、那表面上十分“光天化日”的歷史和現實。
“你知道為什麼再沒收到那些字謎了嗎？”
家父點點頭，道：“大概知一點？只不過——我知遍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