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揭露我和孫小六各自遭遇的奇譎詭異之謎以前，我確曾猶豫著：究竟該從哪一條線索展開敘述。我可以先從那一年在小五姊弟倆的護送之下前往輔大文學院應付碩士論文口試的那一天說起。然而這樣說並不吻合我重新回憶起彼日情景的實況——口試通過之後、直到家父為我撥雲撩霧、洞察世事的那一天中間過了差不多有將近九年的光景，我從不曾想起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十四日那天所發生的一些瑣事。之所以我會記得那日子，祇不過因為它既是我“竟然”取得學位之一日，也是我二十六足歲的生日。
我也可以先從孫小六那個“裡根爺爺”的身上說起。然而這樣說就很難繞回頭解釋歐陽秋、歐陽崑崙乃至紅蓮這祖孫三代和老漕幫這一係人馬之間似有若無、陰錯陽差的幾番遇合。此外，就我逐漸知悉世事眞相的過程而言，依據時序的前因後果、逐日逐月交代那些在早年我既不以為意、又不甚明了其究竟的枝節背景，則是樁既繁瑣、又無趣，除了比較貼近素樸寫實主義者們冗贅堆砌的風格之外毫不足取的事，所以我索性還是得暫旦不去理會“裡根爺爺”的部分。
斟酌再三，我最後決定從“白邪譜”上的幾個名字說起。這幾個名字出現在全譜的最後一行，從最末一名以次逆行而上，分別是：洪子瞻、洪達展、陳光甫、莫人傑、項迪豪。
不是我自負書讀得多，在看到項迪豪這個名字的那一剎那我得意地笑起來，說了句：“哈！每一個名字我都認得。”
“也都知道他們的事兒麼？”家父仍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的計算機屏幕，手指頭喀噠喀噠繼續敲著鍵盤。
“當然。”我叉合十指，枕在後腦勺上，蹺起二郎腿，把不知從哪些閒書雜誌裡讀到的些個舊聞軼事一抖露說了個透——
根據我的記憶所及：項迪豪和莫人傑分別是杭州湖墅一帶經營過塘行生意發家的兩個紈褲子弟。由於項、莫一一家素來通好，兩族各自精通的武術也時有交流，遂有“南腿雙秀”的美譽。可到了抗戰期間，項、莫二家的際遇卻判若霄壤；項氏盡數變賣了資產，舉家遷往上海租界區，經過幾年的蓄積韜養，居然在抗戰勝利之後改行投資海運事業，有了足可敵國的財富。莫氏則恰恰相反——原先的家業毀於兵燹不說，又欠了大筆債務，莫人傑甚至還在一樁債務糾紛之中被某幫會分子舉槍射殺，斃命於杭州商會會館待客小廳。
當我一口氣說到這裡的時候，家父才稍一側身，偏過半張臉來，嘴角斜斜撇給我一個難掩輕蔑之色的笑容：“哦？是這樣的麼？”緊接著——彷彿像是不忍打斷我的興致似地——他又連忙收斂了笑意，扭回身，道：“你先說下去罷。那陳光甫呢？”
陳光甫我就更熟了。許多和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處理外交事務有關的著作和文章都提過這個名字。此人最稱顯赫的一樁事蹟便是在抗戰伊始之際率團赴美遊說，借來一筆為數高達兩千五百萬美金的軍援款，為當時正捉襟見肘、寅吃卯糧的“老頭子”解決了燃眉之急。
此外，在署名陳秀美所撰的《上海小刀會沿革及洪門旁行秘本之硏究》一書“書畫門”之部中也曾提到：陳光甫為人十分風雅，有蒐集法帖碑拓及名家書藝眞蹟的嗜好，曾斥資百萬購買了一批號稱“蛇草行書”的新潮派書法作品，持之分贈政商名流，並倩人大作評介之文，發表於報刊媒體。果然鼓吹得力，匝月之間，這“蛇草行書”便轟動全國；非但藝壇稱盛，就連不識字的市井小民也知道：當代出了個走筆如舞蛇的大書家——這大書家正是“白邪譜”上緊挨著陳光甫的一人：洪達展。
在《上海小刀會沿革及洪門旁行秘本之研究》裡，洪達展之名不只出現在“書畫門”之部，也出現在“統領門”之部。所謂“統領門”，顧名思義，即是洪門這個幫會系統中領導階層的一個專章。無論我們泛稱為天地會也好、洪門也好，甚至隨俗而訛呼曰“紅幫”也好，由於這個系統的組織過於蕪雜、結納過於粗率，自凡是每三、五人共有一個抄錄了些口訣、手勢、儀節之類圖文的“海底”，便可自組一會。於是什麼小刀會、鐵尺會、邊錢會、紅槍會、斧頭會……各種名目的會黨都出現了，人人自稱洪英、號曰光棍，袓奉萬雲龍大哥，不爭地盤戶稅的時節皆是天地會兄弟，一旦爭起來，各械鬥團體之間直似一把散沙。是以《上海小刀會沿革及洪門旁行秘本之研究》之中的“統領門”十分熱鬧，寓目之下，彷彿每個有姓有名的人物都是一會之首——倘若我記得不錯的話，在同治、光緒兩朝之間，安徽盱眙地方就有一個鋼鞭會的會首叫“張大春”的。至於這洪達展，字翼開，杭州人，祖上是哥老會的首領，由於四處傳播“海底”秘本，宣揚“南會北教”結盟有功，其會首身分成了世襲。傳到洪達展的父親那一代又躋身油電業，經營發電廠致富……
想到這一節上，我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哆嗦，忽然回憶起不知多少年以前在三民書局二樓，以那種“接駁式閱讀”的方法讀書的某一刻——當時我在這本近千頁的書裡不斷地瞥見“哥老會洪達展”、“哥老會洪達展”這個名字，卻怎麼也串不成洪達展這個人物的整體印象，恐怕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疑惑或困擾，才促使我在未終卷之前轉而去翻閱了另一本《民初以來秘社會總譜》的。
這是一個極其微妙而有趣的體驗，使我幾乎忘了家父要我辨認“白邪譜”最後的那幾個名字的事，反而分心想著：人的記憶多麼奇妙？我以為不可能記得的，或者我不認為値得去記的涓涓滴滴會在你全然來不及提防的一刻重新回來，深深地撞擊你一下，且狠狠地干擾你正在關心、正在思索或正在著迷的生活。我暫時拋下了洪達展這個名字，俯身從書袋裡翻揀出《上海小刀會沿革及洪門旁行秘本之研究》和《民初以來秘密社會總譜》這兩本書，漫無頭緒、也漫無目的地翻起來。似乎——是的，似乎我眞正想要翻揀的並非書頁，而是另一個失落了的記憶的片段。幾乎也就在此同時，之前曾經來干擾過我一回的兩張臉孔又浮現了：紫色同字臉說的是：“可惜你讀了那麼些書，都讀了個七零八碎兒。”呼呼怪笑的圓臉說的是：“有朝一日人家把這些零碎兒摻合起來，匯入一鼎而烹之——”沒等腦海中這人說完，我大叫一聲：“我想起來了！”說時渾身上下哆嗦得更厲害了。
那是曾經出現在我碩士論文口試會場上的兩張臉；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十四號上午九點鐘。
那天清晨不過四點鐘左右的辰光，小五忽然來到美滿新城一巷七號，身上穿的居然還是頭一年冬天裡她送我到龍潭來的那一天穿過的棗泥色長裙，兩隻辮子像是又長長了，打結之處也仍舊綁著和裙同色的緞帶。我說我見過這條裙子，她說你當然見過，我一年到頭不過就那麼幾條裙子。我說又不是周末，你來做什麼。她說來接一個胡塗大少爺進京去趕考。我想了老半天才想起這天要口試，對於考試，我心裡其實沒抱半點希望，忘了日子臉上仍覺得掛不住，於是都倔到嘴邊來了：“現在才幾點鐘？”
“要不是前半夜忙耽擱了，我兩點多就來了呢。”小五一面往屋裡闖，一面喊著：“小六，都收拾好了沒有？”
孫小六應了聲，也沒說好不好，支吾了片刻，才皺眉苦臉道：“徐三哥給的那小冊子不見了。”
一聽這話，小五的臉色也變了，上牙咬起下嘴唇兒，兩丸亮晶晶的眼珠子轉轉東又轉轉西，彷彿走失了魂魄，卻拿不定主意該不該找去。
我當然知道那是本什麼東西。它看起來像是那種袖珍版的聖經，三邊開口的地方染著紅顏料，封面黑皮精裝。徐老三在村辦公室把它交代給我的時候還說過：“你很快就用得上了。”
事實上我的確如徐老三所言，很快就用上那小冊子了——祇不過用法決非徐老三的本意——在寫我那本碩士論文《西漢文學環境》的時候，由於（我曾經招認過）參考書籍過於匱乏，不得不信手胡編，有時靈感枯竭，一連幾個小時呆坐下來，也想不出一本古籍或一個古人的名字。有那麼一天，我隨手翻揀徐老三給收拾的那個藏青色包裹，從一條類似工具腰包的帆布囊底下找著了這黑皮小冊子。
那果然是一本十分合用的東西！ ；——小冊子的每一頁都分成上下兩欄。一般說來，上欄都比較簡略，祇註記了些公司行號的名稱、地址以及類似負責人的姓名；下欄便複雜多了，通常寫著另一個公司行號或單位機構的名稱，以及另外一大串人物的姓名，乃至於外號和生平簡歷，以及三言兩語的記事或某些不尋常的商品內容。比方說有一頁是這樣寫的：（上欄〕通和汽車音響百貨精品中心/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四八六之一號/簡瑞河（下欄〕九鑫賭具供應站/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四八六之二號/簡阿猴，松聯幫北縣一級代表。船骰、折視麻將（附透色鏡）、電子偵測及反偵測儀、點式彈跳枱布（另備遙控置）、定時易色撲克（限JQK三種）。
這是比較容易辨識的一頁；稍微細心思索一下便知道：簡瑞河和簡阿猴也許是同一家的人，或者就是同一個人。汽車音響百貨精品中心是一門生意——也可以說是另一門生意的“招牌”；而所謂“另一門生意”，在這裡就是販賣作假賭具給特定對象的行當，且應該與所謂的“松聯幫”有些關連。日後我才知道：徐老三借給我這本黑皮小冊子其實是有用意的——他怕我踩錯了堂口，在原本已經是一筆混帳的人生道路上又誤入什麼陷阱。
可是我卻讓這本小冊子發揮了另一種偉大的作用它變成我碩士論文的索引簿；每當我想不起一個人名、一個書名、一個地名……總之是鬧名字荒的時候，這本黑皮小冊子便成了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聖經。
舉例來說，有一頁是這樣寫的：
（上欄〕親慈婦幼衛生用品專門店/台北市古亭區同安街四十二號/梁城陽、王台生。
（下欄〕哥老會台北南區第二分會。入門訣：“要把台北南區分給老弟管理，請問怎麼做？”答稱：“看著辦。”入門再問：“誰看著辦？”再答：“哥子親自看。”入門再問：“各位老弟又如何？”再答：“翻開國語辭典，分座次。”入門最後需說：“老弟畢業之後再來封爵位。”
這一頁稍稍複雜了些——卻難不倒我。它的意思是：在台北市同安街四十二號掛牌經營婦幼衛生用品店的梁城陽和王台生其實是哥老會台北南區第二分會的負責人。如果不屬哥老會成員，而臨時有事要請該分會的光棍幫忙，就得在一進店門之後找著梁、王二人，依照入門訣問話。問一句，人自會答一句，總共一二問一二答，倘若字句皆無舛誤，入門求助的最後還要補上一句：“老弟畢業之後再來封爵位。”如此一來，梁、王二人便明白：來者雖不在幫，卻是道上混事的朋友，且有急難相求，應該立刻提供協助。這種盤查檢霰的應對言語顯然是從老幫老會那些個繁瑣異常的“海底”中所載錄的“切口”——也就是黑話——簡化而來，一旦深入翫究，其實並無神秘奧妙可言。
但是對於困在美滿新城無書可讀、無文可引的我來說，這小冊子上的任何一個字都像是天賜的奇蹟，閃爍著熠耀奪目的光芒。我利用這一頁所提供的字句寫下了論文第二章的一個片段。這一段原本是要證明：漢武帝將整個漢帝國中央集權的政體鞏固起來，形成統一專制之局。然而苦於沒有《史記》、《漢書》可資援用，祇好自己捏造了下面這樣一段——它其實就是從剛才所說的徐老三那本小冊子上所登錄的文字延展拉長、扭曲搗爛而來：到了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春正月，此一集權化運動達到了新的臨界點。武帝下詔：“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班固於本紀中遂判雲：“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天曉得：在把“翻開國語辭典，分座次”和“老弟畢之後再來封爵位”兩句改成“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並將之竄入班固所寫的《漢書》的時候，我是多麼多麼地興奮和驕傲。
懷抱著同樣的興奮和驕傲之情，我拉開那個舊梳妝枱的抽屜，拎起徐老三交代的那本聖經，往小五姊弟倆臉前晃了晃：“找這個麼？幹嘛？你們也要寫論文嗎？”
在這幾句話脫口而出之際，我並沒有仔細評量：話裡是不是飽含著輕蔑不屑的意思——我並沒有那——的意思；可是話裡卻彷彿有的。孫小六垂下了眼皮，小五則把下嘴唇兒咬得更緊了。她接過小冊子去，低聲像是跟整幢空屋子說了句：“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在接下來的五個小時裡，我才大約算是明白了那本黑皮小冊子眞正的用途。小五捧著它，翻到最後一頁。這一頁的文字也是手寫的，卻像鉛印字一般工整；寫的是台灣省各縣市治地的名稱，而在右邊另外註明不同的號碼。台北市是“1”，台北縣是“124”，桃園縣是“201”，新竹縣是“279”……以此類推，照著地圖上的台灣省各縣逆時針繞一大圈，回到了基隆市，號碼則增加到“1581”。小五沒等我在一旁偷眼看明白，徑自翻到了註明“201”的一頁。這頁又是一張用蠅頭小楷工筆塡寫得十分整齊的表格，看來像是依照鄉鎮區域排列，旁注的號碼則分別是“202”、“208”、“219”……直到“274”——大溪鎮就在“274”上，小五很快地順頁翻了去，前後搜尋半天，像是把“274”到“278”的五頁都背下來那樣的熟法兒，卻仍拿不定主意的模樣兒，囁著聲道：“怎麼是個簡本？唉！徐老三也眞是的！”
“簡本是什麼？”我指指那小冊子，湊近了些。
半像是賭著氣，小五瞪了我一眼道：“跟寫論文沒關係的，少爺。”接著，她在標號“277”的一頁上打了個折角，合起小冊子，道聲：“先走再說。”便拎起孫小六先前整好了的那個藏青包裹，扭頭朝外奔出去。
彼時曙色未開，天地間仍舊一片闐暗。我跟在小五身後，任由孫小六隻手按住背脊，一發朝我全然認不得的路途竄跑——那速度，一如半年多以前被孫小六吸著跑向青年公園的那回一樣——我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的兩隻腳根本沾不上地，不過是在半空之中前後晃蕩著一般假裝跑著，可這麼假跑了幾分鐘之後仍忍不住累得慌，胸口一陣一陣地酸疼，彷彿吸進肺葉里的空氣全長著細刺，一抽又一抽地燒灼著腔膛裡的髒器。就在我快要撐持不住的時刻，前頭的小五忽然停了下來，彎身朝路邊的一排草叢深處尋看了幾眼，覷個準頭，探手一抓，連根拔起一團芒草，另隻手往草根處的土塊兒上輕輕一彈，那土塊兒登時碎成像痱子粉一般小的顆粒，紛紛散了——也就在同一瞬間，一顆深灰色，約有雞蛋黃一般大小的石頭從草屑和土粉間落進小五的手掌心裡。小五攤開掌子，把那石頭往我和孫小六的眼前一亮——果眞是一亮——我多看了兩眼才發現：那石頭不祇是灰的，在將明不明的天光底下，居然還顯出了帶黑夾藍、甚至泛著些許墨綠的色澤。
“這叫黑蛋白石，待會兒天亮了，你從不同的角度看，一點一點轉著看，就看出來了，它會發出不一樣的光。別的寶石就沒有這種好處。”小五一面說著、一面使勁兒把隻手往太陽尙未升起的東方伸去，繼續說道：“算我們運氣不錯，是顆原石。遇上了識貨的，可以賣個好價錢。”
“你怎麼知道草叢裡有這種寶貝？”我一把攫過那顆黑蛋白石來，學她一樣迎向東方轉著看，果不其然看出一片又一片、一抹又一抹，猶似走馬燈一般層出不窮的顏色。而那顏色並不是固定的，隨著我手指的轉動，也隨著一秒一秒移升而起的微弱晨曦，它綻放出無一霎相同的色彩。
“當然是草啊。無論是什麼草，自凡它的根抓上了這種黑蛋白石，草葉就會現夜光，美極了。
要不是咱們有急用，我還眞捨不得拔它呢。 ”
那顆黑蛋白石眞正的價値究竟若干？我始終沒搞清楚。我祇知道那天天剛大亮，我們已經置身於大溪鎮的一月店鋪門前。表面上，那是一家當舖，可另一方面，它又是桃竹苗三縣非客籍人物的銷贓重鎭，負責人叫林玉郎——這些，當然都記在徐老三的黑皮小冊子裡，也就是小五打了折角的標號“277”頁上。
林玉郎人不如其名，是個豁了兩顆門牙，還長著一臉脂肪瘤的中年人。他把那顆黑蛋白石迎光左右看了半天，似不放心，戴上一枚獨眼放大鏡，又覷了個仔細，才慢條斯理抬起頭，咧開豁牙嘴，笑道：“太輕。”
“它本來就不該是重的。”小五皺起眉，摀住鼻子，道：“你不要就還給我。”
林玉郎卻把石頭抓緊了些，扭頭沖我道：“少年仔，你講多少？”
“她說多少就多少。”我翹起大拇指朝小五比了比。
林玉郎顯然看出了我是外行，查脯查某嘰哩哇啦了一大套，意思大約是用“男人不要讓女人拿主意”之類的話擠搭我，可他不知道：這種長威風、添志氣的言語對我一向不起作用，且我壓根兒不知道小五要賣這石頭乾什麼，自然也就不在乎成交與否。孰料一陣囉唣之下，這林玉郎開抽屜把石頭收了起來，兩手卻凌空朝外揮甩，猶如趕蒼蠅的一般。不消說：咱們這是落了陷，教這臭嘴惡氣的傢伙給坑了。林玉郎也許當眞看出那黑蛋白石的價値不菲，且決非吾等魯肉腳之人所配坐擁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約莫就是這個道理。或許他也曾揣測過：天才亮就撞進來這麼三口子眼生面澀的尷尬人，說不定是夜來剛得手的一窩小蟊賊，為什麼不給他們來個黑吃黑呢？
無論林玉郎打的什麼主意，總之他在幾秒鐘之內便後悔了——但見孫小六伸起一根直楞楞的手指頭，往櫃邊一根六寸來寬的頂梁紅木柱子上戳去，看他戳得不花氣力，猶似戳進一塊海綿蛋糕裡一樣，而食指齊根沒入，連一粒粉屑也沒驚動。孫小六指起指落，轉瞬之間在那根紅木柱子上留下六個圓洞洞。
林玉郎的手不揮了，探下桌面，打開另一個抽屜，向——五拋出一個求救的眼色，近乎帶著些絕望的神情，道：“你講多少？”
小五要了三萬塊錢，三百張百元大鈔，我們一人揣起一迭子塞進各自的口袋。從這一刻起，小五說什麼，我就听什麼，而且打從心底服氣——包括她招手攔了輛出租車，順嚮往新竹去，才到了新竹又換乘公路局中興號，一路坐回台北，再換了不知道幾趟出租車。趕到學校門口的時候剛過八點四十，輔仁大學例行第一堂早課的準時間。
路上總是小五挨著我坐，孫小六則始終坐在前座或者後座，不時朝四下里張望搜尋著，彷彿眞有什麼妖魔鬼怪在附近伺機蠢動一般。直到我在宿舍門口石階上吃了一顆子彈之前，無論是在意識或者潛意識裡，我始終把她姊弟倆這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行徑當做是一場無傷大雅的兒戲；有如孩提時代村子裡的小鬼們玩兒的什麼“追踪旅行”、“陸海空大作戰”或者是“神仙老虎狗”之類的遊戲，有逃的一方、有追的一方；有找的一方、有躲的一方。總的說起來，我們不過是玩一種即使長大了也還玩不膩的遊戲而已。
兒時玩那些個遊戲情景，我曾在一篇散文中描述過，稱之為“以想像力為僅有玩具的驚恐演側練”。在幾條連狗搖尾巴都會甩到牆的狹窄巷道裡，我們扮演獵人以及獵物；既不知會遭遇什麼樣的追捕，也不知該從事什麼樣的搜尋。通常我們會在轉角的牆磚上辨識一些用尖石片或超級牌小刀刻留的記號，但是——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我們分不清那記號是“同一國”失散的友伴所留下的指引或呼求信號，抑或是“另一國”守候的敵人彼此之間的聯絡密語。當然，它也可能是一種請君入甕的陷阱。我們甚至還經常遇到這樣一個狀況：大家都忘了牆磚上的記號，其實是上一次或上上一次遊戲的遺跡；那是一次早已結束的虛擬作戰，可是牆磚上的刻痕混淆了每個人的記憶，使我們在誤讀和誤解中將當下這一次的遊戲假想得更複雜且更凶險。
對幾乎所有的孩子來說，高潮通常在於敵對雙方或三方的人馬全都不約而同地停止了躡手躡腳的潛密行動，聚集到路燈底下爭論那些記號的意義。在爭論中，原本敵對的態勢會突然改變，“同一國”內部的矛盾開始浮顯、升高，留下錯誤記號和誤解記號意義的人立刻遭到排擠，解決的方式通常是把這種人揈回家去——在下一次的遊戲中，他們大多能組成嶄新的“另一國”。
對我而言，遊戲最有趣的部分卻全然不同。我常在爭論開始之前溜回家去，等所有的人不歡而散之後再悄悄地重返現場，拿小手電筒照映每一個筆劃模糊的記號，思索且決定它“其實是”、“應該是”、“絕對是”什麼意思。在喧嘩落盡的暗巷深處，屬於我自己的遊戲正式登場，參與的角色陣容無比龐大；有我從故事書裡讀來的古代劍俠，有我從電影裡看過的偵探、殺手、美女和惡棍，也有我生活裡的玩伴——祇不過在童年的現實之中他們從來不理會我的指揮調度而已。
當小五在那一程忽而繞遠、忽而抄近的車行途中，捧著徐老三的黑皮小冊子向我解釋那五百多頁暗碼的用途之際，我其實並沒有認眞聘聽，反而不時想起孩提時代在老復華新村那些狹窄巷弄裡獨自奔跑、藏匿，像煞有介事地追逐和逃竄，並隨時自言自語著順口發明的一些暗語的情景。我想我是一直在偷偷地笑著——我一直記得那種輕微的、掛在嘴角和心頭之間不知什麼位置上的嘲謔之笑；彷彿經歷了這麼多年，活過了這麼多日子（就算再加上“上了這麼多學”、“讀了這麼多書”罷），我根本沒有長大，我所遭遇到的人和事也都如此幼稚，猶似孩童的嬉戲！
在距離口試開場祇有一刻鐘的八點四十五分，我們來到了校園深處的文學院餐廳門口，我終於忍不住而放聲大笑起來，眞笑得彎腰縮腹、熱淚奪眶，小五姊弟（或許還有從旁路過的一些正忙著期末考的學弟妹們罷？）顯然被我這一陣突如其來的狂笑嚇了一跳，弄得東張西望、左顧右盼，不知如何是好，我卻笑得更厲害了——不是的確很好笑嗎？你們一個個兒神情肅穆、舉止端嚴，好似有那麼一樁鋪天蓋地、生死交關的大辜即將發生、正在發生、甚至已經發生了。可是，我又怎麼知道：說不定這一切，祇是一個成人世界故作正經而處之的遊戲而已呢？
也許我在那一刻崩漬了。這樣推測並非沒有道理；我與整個世界徹底隔離了半年多，杜撰了三十萬字的學術論文，親眼目睹了一切違反自然律、經驗法則和科學常識的事物，最後還得忍受一個“隨時冒著生命危險”的警告，參加一場絕對不可能通過的論文口試。我當然有理由崩漬一下。
然而，瘋人顯然也有瘋人的銳利理智——我在自己那一發不可收拾的笑聲中，感覺到周圍投注而來的每一束充滿驚疑、錯愕、哀矜、憐憫的目光，都像是發自一個極力扮演成人的小孩子。他們看我那樣笑著，可能以為我罹患了癲癇之症，遂在某一個片刻，他們會慶幸自己十分健康正常、未入譫妄之境。揣測到他們這樣的念頭，我便益發難以控制地笑得更響亮、更激動了。其間我一度想抬頭跟那些陌生的臉孔解釋：我祇是趁口試尙未舉行之前，帶兩個兒時友伴前來參觀一下大學時代我曾經住過的宿舍，如此而已。然而即便是這麼想了一下，都會牽動我橫膈深處某一條敏感顫抖的神經而催發更難抑忍的噱笑——因為我赫然警見宿舍門口張掛起“男賓止步”的藍底白字塑料告示牌！校方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把整幢男生宿舍改交女生寢住。我的老鼠窩乃至裡面未及搬出的書籍、數據、曰常用品以及垃圾全部轉交“另一國”人士使用了。我的大學生活、少年終頁和黃金歲月完全失去了可資實證的地標。我於是笑得更開懷，終至搖起頭來。
便在這一刻，我聽見小五對孫小六說：“你給張哥找杯水來，我去給徐老三打個電話。”大約就在他倆離開了幾秒鐘之後，像是有人惡作劇似地往我後心窩上用雨傘尖之類的物事給杵了一記——至少當下的感覺確乎如此——我一個穩不住身形，從宿舍門口洗石子的階梯短牆上朝前仆倒，所謂的狗吃屎，往階沿儿磕個正著，血水從鼻孔和嘴梢湧出，我暈了過去。
此後兩、三個小時之間所發生的事於我始終是殘片斷絮一般，這也是我在日後總想它不起、理它不清的原因。事實上我祇暈倒了不足一分鐘，小五姊弟便在一陣呼喊和吵嚷聲中衝入人群的重圍，把我扶了起來。我感覺孫小六的兩根手指頭在我的背脊上摸索了一陣，聽見他低聲跟小五說：“張哥中槍了，還好有徐三哥給穿的背心，應該不礙事。”
之後再有意識的一幕是在考堂上。本所碩士論文口試向例在研究所所長室裡的會客廳，廳中向北的牆上有一盞掛鐘，鐘面上的指針指著九點零二分，鐘底下一字排開坐著三個老先生。最右邊的是所長王靜芝教授，左邊那個照說應該是我的指導教授葉慶炳先生，至於中間那個則想必是從外校聘了來——我們稱之為“開刀手”的另一位口試委員。然而我怎麼看、怎麼不對勁兒，首先，我發現左邊那人長了張紫氣蒸騰的同字臉，一點兒也不像我的指導教授。其次是中間那位居然一直不停地說著些有關烹調、廚藝之類的話題，右手裡還不時撥弄著兩根銀光閃熾，猶如筷子一般的東西，看來更不像是要來砍我的論文的“開刀手”。此外，王靜芝所長也渾然不似平日里看見我時愁眉苦臉、恨不成器的嚴峻肅殺。相反地，他顯得十分興奮、十分愉快。
我再能記得的情形大約發生於九點四十五分。當時我的背脊發麻、頭殼腫痛，意識到自己可能有些輕微的腦震盪，滿心只罣念著小五姊弟倆究竟是怎麼把我安置進考堂的，以及他倆的去向又如何。然而，無論我多麼努力地想要集中註意力去思索或觀察哪怕祇是一個單純的對象，都不能如願。諸般感官像是各自搴旗擁兵，相互對陣開火，大有彼此爭勝的況味。我若使眼睛看什麼，便聽不見任何聲音；若使耳朵聽什麼，便猶如一個瞎子。從九點四十五分左右開始，這狀況持續了一、兩個鐘頭。就事後多年回憶的片段而言，當時三位考試委員侃侃而談的大都是我論文參考數據的部分。有一個（我實在記不得是哪一個了）不停地想說服王所長，極力稱許我所引用的書籍都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還有不少傳聞中新近在中國大陸出土的罕見文獻。王所長則像是不肯輕易回護一個被外人謬獎的子弟那樣，一再強調我對基本史料和原典的引述太少，而在未經證實的稀有書籍之借題發揮者又太多。僅僅是這上面的爭執就適足以讓我的頭皮像一隻無限充氣的皮球一樣，隨時而有爆裂的感覺。然後我注意到：那個應該是葉慶炳教授的紫臉人不時會朝我頷首微笑，似乎有意向我暗示：別擔心、別懊惱、高興點兒。 “Don＇t Worry， be happy”鮑比，麥克菲林原唱的那首老爵士，十分拉丁風情的那首歌——老實說：在看他那張同字臉的時候，我滿腦子就是鮑比，麥克菲林的那首歌。甚至——也許有那麼一小段時間——我已經不由自主地哼起“Don＇t Worry， be happy”的調子來。
挨到快十一點半，我的精神才稍稍恢復了些，看見壁上大掛鐘所指示的時刻，不覺嚇了一跳；心頭第一個疑惑是：時間跑到哪裡去了？我仍維持著端正的坐姿，開始回想這場口試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兩個陌生人是打哪兒冒出來的？王所長為什麼看起來如此快慰歡喜？還有，整場口試下來我為什麼一個問題也不必回答？抑或是在渾渾噩噩之中，我已經回答了什麼，卻一點兒也想不起來了。
“對不起——”我終於按捺不住，瑟瑟縮縮舉起右手，道：“請問葉老師怎麼了？”上座的三位長者相互看了一眼，似乎沒有因為我魯莽發問而不悅；在一陣短暫的寂靜過後，手裡撥弄著一雙銀筷子的圓臉老者忽然大笑出聲道：“好孩子——我說是個好孩子罷？到底還是惦記著慶炳兄。”
同字臉的老者接著朝我指了指，附和道：“王所長，此子謙恪恬厚，不聞《易經·謙卦》有謂：“亨，君子有終”，這才是貴系貴所的風範。看他屈躬下物、先人後己；能夠以此處世，日後當然能夠“所在皆通”的。”
王所長似乎勉為其難地接受了這聽來十分誇張的讚美，沖我笑了笑，道：“方才不是說了麼，鬧咳嗽鬧了幾個月，非作個詳細的檢查不可，今天出不了院，才請龍教授代一代的。此外倒沒什麼消息了。”
“敬謙兄名字裡有個“謙”字，這〈謙卦〉的卦辭自然是熟極而流了。”玩兒筷子的老者立刻搶道：“既然說到“君子有終”，我倒想考考敬謙兄了——你可聽說過“君子有終”是一道菜？”
“哦？”那龍敬謙教授聞旨一愣，道；“以偉兄說的可是《齊民要術》引《廣志》所述的“君子芋”？那麼這道菜該同芋頭有關嘍？”
話說到這裡，王所長意味深長地瞄了我一眼，隨即道：“既然大春的論文裡也引了《齊民要術》軼文，他一定也讀過《齊民要術》的正文，鄭教授何不讓大春來說。”
一時之間，我還不知道王所長之所以倏忽突襲一記是當眞對我有著無比的信心，還是根本存心拆穿我捏造什麼鬼軼文的謊言？正盤算著該如何逃過這一劫，卻聽那鄭以偉教授又朗聲笑了起來，道：“大春要是答了上來，我這教授銜兒也送與你了。”
這一下麻煩了，我的腦袋像是給轟然搗開了一個馬蜂窩，裡頭猛地衝竄出成千上萬的嗡嗡祟嚷的翅蟲，不得而已地應聲扯道：“《詩經·邶風》的〈終風〉篇說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毛傳》以為這“終風”是終日刮的風，不過《韓詩》以為是“西風”。如果說是一整天刮一陣風，這風就像颱風了。按諸地理言之，邶國大概不會刮颱風；換言之：倒是《韓詩》所解的“西風”為可信一些。倘若依《韓詩》所言，那麼“終風”應該就是指大風、狂風、暴風。”
同字臉的龍敬謙教授和圓臉的鄭以偉教授同時笑著點了點頭，齊聲道：“那麼“君子有終”呢？”其中鄭以偉教授還像是“做球”給我出手一般地補了幾句：“《齊民要術》裡既然引出“君子芋”來，同這大風、狂風、暴風又有些什麼關係呢？”
偏在這一刻，我忽然有一個奇特的感覺：這兩位教授好像不是來考較我的學位資格的，反而是來幫我個忙，準備讓我混成一名碩士的。僅此一念掠過，我的膽子陡然大了起來，漫聲應道：““終風且暴”之句在原詩裡是個譬喻，所喻者好像是莊薑的丈夫莊公偶爾會狂性發作打老婆，有時候雖然“顧我則笑”，可始終沒把這老婆當個應該疼惜、憐愛的人兒。從這裡說起來，終風不只是大風、狂風、暴風，還有壞脾氣、發怒的意思，今天我們說“火大了”、“光火了”就是這意思。
所以鄭教授問：“君子有終”是道什麼菜？我想就是大火燒芋頭罷？ ”
“而且是大芋頭。”鄭以偉教授“叮鈴鈴”夾兩下銀筷子，樂道：“《廣志》上說到蜀漢之地推廣老百姓種芋頭，以大小分等級，共十四等；君子芋最大，體積近鬥。這種芋用大火燒烤，不多時外皮就焦了，裡頭還是生的，可別說它不好吃，老饕才得識味——要吃就吃那焦熟的皮下和半生未熟的瓤子之間有那麼薄薄的一層，不軟不脆、不甜不淡、不膩不澀，帶些炭火味兒、又帶些生瓜香，正是君子人的質性、蘊藉。這道菜——呃這道題，大春算是答上來了。”
“算是答上來了。”龍敬謙教授也忙點著頭道：“後生可畏，後生果然可畏。”然而王所長似乎仍不覺愜意，一面翻看著我的論文，一面若有所指地說道：“可是咱們還是得回到大春這論文上看，兩位是不是還可以多提些問題？畢竟這裡頭還有相當多可疑之處呢！”
那龍敬謙教授聞言之下立即接道：“我倒是有一惑不解，得請教請教——在你論文的第二章、第二節、第六段講到了董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可是卻沒提到主父偃竊稿的故事，這一點極不尋常——”
“對對對！”鄭以偉教授也迭忙幫著腔道：“既然要指陳武帝外儒內法，且獨擅權術，怎麼連《漢書》本傳裡明明寫了的，這麼重要的一則證據都漏了呢？”
他們說的我當然知道。那是發生在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和長陵高園殿兩地鬧火災，董仲舒閉門在家，據《春秋》推演這兩起災變的緣由——這原本是董仲舒個人鑽硏的一套怪學問；他從秦漢以來的陰陽家那裡轉借了些災異、符命的神秘解說，試圖迎合武帝喜言天人相感的胃口，以便推廣他自己埋藏在諸般神道儀式底下的儒學禮義。草稿寫出，還沒來得及修改考訂，卻被主父偃偷了去，背地裡奏聞武帝。武帝其實早就偵知董仲舒外飾災異符命的皮毛、內擁禮樂教化的骨血，所以故意找來諸儒評講，還特別挑上了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呂步舒一不知此中另有君王的謀、二不知那草稿竟是本師所作，遂當庭斥之為“下愚”之見。這一下主父偃才說：此稿出自董仲舒之手。主父偃和武帝這一段“雙簧”演下來，當即把個董仲舒下獄問死，隨後再詔赦”一番，嚇得董仲舒再也不敢打著災異的幌子搞眞儒學了。
這一段說來容易，可我在美滿新城一巷七號杜撰論文的那幾個月身邊根本沒有《漢書》，哪裡去查引抄錄呢？然而，若是坦白承認我連《漢書》都沒準備就寫成了論文，還來混口試幹嘛呢？
“不過，”龍敬謙教授沒待我答話，徑自搶道：“以偉兄，能看出漢武帝外儒內法的門道，已然別具隻眼，少引一則材料倒顯得清爽。”
“可不？”鄭以偉教授把雙銀筷子朝左掌心裡一拍，像個說相聲的找著了哏，虎瞪起眼道：“今年我看了十六、七本論文，眞教亮眼的觀點沒有幾個，夾七纏八的書鈔倒有百把萬言。大春這一本的確清爽——”
“而且能遍讀那麼些珍本、善本的原典，顯見花了不少“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工夫。”龍敬謙教授說著，身軀往椅背裡一靠，籲了口長氣，道：“尤其是荀悅那本《漢紀外編》、劉珍那本《東觀漢書拾遺》，還有常洵傳那本《淮南子竹簡考釋》，這三本書太難得了；我還以為普天之下唯獨我架上的是孤本呢！”
此言一出，我卻不由得打了個哆嗦——他說的這三本書無一不是出於我的捏造，其中“常洵傳”根本是我初中同學的名字——之所以用他的名字純粹是因為我不善於編造人物姓名的緣故。可是，這位龍敬謙教授為什麼會說他也有這些其實並不存在的書呢？更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鄭以偉教授接下來的一句話，他看一眼王所長，作勢起身，道：“那麼，就恭喜了罷？”
王所長毫不遲疑地先離了座，同兩位教授握手，再繞過長桌的一端，走到我的面前，臉上綻開了笑容，眉心卻微微蹙著，道：“恭喜你通過了考試；你先到門口等一會兒，我和兩位教授要商量一下你的分數。”
小五姊弟倆一左一右，就像兩尊門神一樣，面朝外，站在走廊上。聽見我出來了，趕忙簇擁過來，怎樣怎樣問了個熱鬧，我隨便敷衍兩句，盯住孫小六的一雙眸子，反口問道：“剛才到底怎麼回事？有人放了我一槍？”
“呃——”孫小六一遲疑，又縮頭撓手露出一副孬蛋像：“沒什麼，放槍的人離得太遠，張哥又穿了“殼子”，不礙事的。”
“我好像昏過去了。”我開始極力想要回憶起腦門摔在石階上之後那短暫的幾分鐘裡所發生的事，然而無論如何卻不能夠，彷彿我生命中就有那麼一個，以及稍後的兩個、三個……連到底幾個我都不知道的空洞。在意識的底層，我其實明確地知道：背後飛來一顆子彈也許沒什麼可怕，眞正惱人的是那些個空洞裡究竟充塡了些汁麼？ “後來怎麼了？”
孫小六朝我身後的考堂木門呶呶嘴：“來兩個老頭兒，把你攙到這裡來的。”
“什麼老頭兒？是龍教授和鄭教授。”小五推搡了他一把，道：“他們不是你的教授嗎？”
沒等我答腔，孫小六接著道：“有一個還跟姊說：“眞快，都這麼大一個姑娘家了。 ”奇怪，我們又不認識他。”
小五白了她弟一眼，似乎對他那碎碎叨叨的話題十分不耐煩，索性搶著問我：“你自己怎麼了？跟著了瘋魔似地，胡天胡地亂笑，嚇死人了。”
就在此際，考堂的門開了。那身軀極為高大的鄭以偉教授當先跨步而出，跟我握握手，道聲：“恭喜！”這還不算，扭身他又同孫小六和小五也握起手來，說的是：“辛苦了、辛苦了。”話才說著，我身後一擠——次一個出來的龍教授赫然也是個高大胖碩而挺拔的老漢；他的手比之鄭教授既溫且厚，握上去的一剎那間彷彿戴上了一隻熱烘烘的棉手套。握時自不免又是一陣“恭喜”，然而他說完了卻沒有鬆手的意思，半拽半拱地把我拖出幾步開外，突然壓低聲說：“大春！切記切記——從今而後，無論如何不要獨自一個人出入任何地方。”
“什麼？”
“無論如何不要獨自一個人出入任何地方！”他又說了一遍，那張同字臉上倏忽像掀開一隻蒸籠蓋兒那樣漫出一陣紫氣來。我正詫異這人臉怎麼會猶似一塊調色盤那樣，他卻抽個冷子昂起鐘磬般的嗓子，道：“可惜你讀了那麼些書，都讀了個七零八碎兒。”
“有朝一日——”鄭以偉教授這時依舊用那種梟鳥夜啼呼笑之聲橫裡截過來，道：“有朝一日人家把這些零碎兒摻合起來，匯入一鼎而烹之；自凡是火候到了，未必不能大快吾等朵頤呢！”
兩位教授說到這裡，相互欠了欠身，結果讓個頭兒幾乎高出一指的鄭以偉教授先行，龍敬謙教授在後，臨去時回頭朝小五揮了揮手，再瞄了我一眼，笑道：“好、好、好得很呢！”
此刻之後的事，我祇記得王所長一步邁近我身邊，臉上掛著笑容目送那兩個漸行漸遠的魁梧背影，嘴裡卻嘆了口氣，沉聲道：“要不是碰上這兩位惜才如金，你這四年可就算白混了——還有你那本論文，我看還是燒了的好！”
我猜想他此刻的心情是極其矛盾的——一方面他為我僥倖混到了一個學位而高興，一方面更為那篇滿紙荒唐言的論文而不安——其實我又何嘗不是如此？然而，最頑強骨鯁的疑惑是：兩位教授怎麼一鬆手就放我溜過了門坎？帶著這個疑惑，我轉身朝王所長深深一鞠躬，說了聲：“對不起，老師。”我的意思不祇是為一篇胡說八道的論文辜負了他的教誨而道歉，也為我帶來的疑惑和不安而道歉。在鞠躬的當時，我當然無從解釋；此後多年，我更未曾向任何人提及這一點。或許是出於一定程度的蓄意掩藏罷；每當有人問起或向我索取我那本“聽說寫了三十萬字”的碩士論文，我就說：“早就不知道扔到哪兒去了”、“不値得看的”、“完全沒有什麼參考價値”。我確乎燒掉了手邊僅存的幾部，有如罪犯湮滅證物一般唯恐殘留一丁點兒蛛絲馬跡。但是絕大多數聽說過這本一度存在過的《西漢文學環境》的人都以為我這是出於中文系學者必然的行事風格。他們若不是誤會我謙抑自持、就是懷疑我擁學自重。這種加諸於我的標籤無論出自善意與否，都是不正確的；而我忙著逃亡——對於一個逃亡者來說，任何錯誤的認識都毋須辯解，因為它們總是最好的掩護。
是以我逐漸從意識的深處離開了學校、離開了這個培育我八年的系所、離開了老莊孔孟程朱陸王、離開了漢賦唐詩宋詞元曲、離開了原本我以為可以托蔽於斯、終老於斯的一個華麗古典世界。鞠著那個躬的時候，我在餓得姑咕叫的肚子裡跟自己說：“如果我再回來，一定是個騙子。”想必是出於羞慚的緣故——當我鞠了躬、道了歉、轉身隨小五姊弟倆的背影疾步趨出之際，根本不敢去看王所長的表情。也就在那一刻，我大約恍然悟覺：為什麼早上在已然物是人非的宿舍前我會那樣一無節制地縱聲大笑——其實我是想哭的，祇是我不太會哭（也許緣於缺乏練習之故）；我從未擁有那種認眞哭泣的能力。
從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十四日的口試現場回到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家父的書房，祇須一眨眼的工夫。這個老人並不知道我大叫著想起來的一切其實已然被我刻意隱瞞了整整九年，他以為我從“白邪譜”中找著了認得的名字，遂回過頭來，像是露出一絲笑容地說：“從年歲上看，我猜是這個“洪子瞻”。對不對？”
我搖搖頭，道：“我想起是誰告訴我“無論如何不要獨自一個人出入任何地方”的。”然後我說了那兩個名字——龍敬謙和鄭以偉——並且告訴他：是這兩位教授主持通過了我的碩士論文口試。
家父聽著，上半身似乎不由自主地顫抖了兩下，隨即扭回頭去，伸手往計算機鍵盤上敲了幾下，過了幾秒鐘，我看見那方黑色屛幕上出現了“龍敬謙”和“鄭以偉”的反白字樣。家父接著又按了十幾個我來不及辨識的字鍵，又過了大約半分鐘之久，那六個字在轉瞬間消失，變成了另外兩組三個字的姓名：“錢靜農”和“魏誼正”。
“如此看來——”家父索性把那副看來像是怎麼扶也扶不住的眼鏡摘了，吐了一口大氣，緩緩說道：“你早就招惹上這批人物了。果然是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