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當盧溝橋槍聲響起時，陳寅恪作為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兩系合聘教授，在講授多門功課的同時，仍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歷史組主任、研究員。在此之前的七八年間，陳氏在學術研究上著述頗豐，教學上業績輝煌，深得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朱家驊、傅斯年以及清華大學梅貽琦、馮友蘭、朱自清等雙方大小主事者的讚譽和尊敬。 1934年5月27日，傅斯年在致胡適信中特別提道，“若以寅恪事為例，則寅恪之職務，大事仍由其主持，小事則我代其辦理。”又說：“且寅恪能在清華閉門，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數目在所中一切同仁之上）。”這一時期，根據清華大學規定，教授月薪最高以400元為限，所在學科有特殊貢獻者，可超過此限，其人數不得超過全體教授總數的五分之一。陳寅恪屬當之無愧的“特殊貢獻者”，因而得以連年加薪，到1937年上半年，月薪已達480元，為清華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一家人生活穩定，無憂無慮。最令陳寅恪得意的是，他的父親三立老人得以從南京遷北平城內和兒孫輩家人經常見面，不再孤獨。平時城內與清華園兩方面家務都有僕人打理，省心省力，大事小事均可通過家中電話隨時聯絡，真正過上了俗世中所說的幸福像花一樣的美滿生活。
這一時期，與陳寅恪交往頻繁、密切者有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吳宓、理學院院長葉企孫，以及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等名流大腕。由於陳寅恪日記不幸在“文革”中散失，他的心境已不得而知，但從好友吳宓留下的幾條日記可窺知清華園內的景象和教授們不同的側影。 1937年5月21日，吳宓日記云：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近始感樹木繁榮，綠葉浩浩發明光，景物之美麗， 居處之清幽，皆足以適我之性，怡我之情。能端居自讀佳書，即是真樂。 ……蓋宓久為志業、道德、戀愛諸事所困，勞苦多年，不知享受。近頃始漸能超然，略獲解脫，稍致心安意得之境界。苟能長如此，則戀愛婚姻問題，無論如何途徑解決，皆能得所裨益而不足為累矣。
如此怡性舒適的環境和心境，吳宓在整天思索著戀愛與女人相互關係與作用問題的過程中，與陳寅恪交往更趨頻繁。沿著吳宓日記的軌跡延伸下去，可看到這樣的場景：
1937年5月24日晚上、6月3日晚上、11日上午和晚上、22日晚上、23日晚上，陳寅恪要么到吳宓住處閒談，要么二人在戶外西園散步，談學論世兼及婚喪嫁娶，興致盎然。 6月25日晚，陳寅恪與吳宓雙雙來到清華園西園散步，觀天上各色雨雲及彩虹，夜歸後，吳宓作《寫懷》詩，以舒當晚得意快活之情懷。
7月6日晚7時，陳寅恪與吳宓再次來到園中散步，後坐在體育館後球場觀晚霞，覺大自然之美妙，人生之苦短。忽陳寅恪心中若有所失，默坐了一會兒，又談起時局變化，感日本之洶洶，嘆中國之落後，不禁黯然神傷。第二天夜裡，盧溝橋畔槍聲響起。自此，西天的雲霓霞光被騰起的砲火硝煙所籠罩。
7月14日，吳宓在日記中記載道：“閱報，知戰局危迫，大禍將臨。今後或則（一）華北淪亡，身為奴辱。或則（二）戰爭破壞，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樂靜適豐舒高貴之生活，必不可得。我一生之盛時佳期，今已全畢。此期亦不可謂不長久，然初未得所享受，婚姻戀愛，事事違心，寂寞憤鬱，痛苦已極。回計一生，寧非辜負？今後或自殺、或為僧、或抗節、或就義，無論若何結果，終留無窮之悔恨。更傷心者，即宓本為踔厲風發、慷慨勤勉之人。自1928年以來，以婚姻戀愛之失敗，生活性慾之不滿足，以致身心破毀，性行墮廢。故當今國家大變，我亦軟弱無力，不克振奮，不能為文天祥，顧亭林，且亦無力為吳梅村。蓋才性志氣已全漓滅矣！此為我最傷心而不可救藥之事。如此卑劣，生世亦何益？思及此，但有自殺，別無它途。”
7月15日，吳宓日記又載：“是日清華提前發給教職員七月份薪金。計私利，急逃避，此中國人之所能為者耳！”“夕5—6洪謙來（南按：留德哲學博士，時為清華大學講師），同散步。洪君以國人洩洩沓沓，隱忍苟活，屈辱退讓，絲毫不圖抵抗，使日本不費力而坐取華北。如斯喪亡，萬國騰笑，歷史無其先例，且直為西洋人士所不能了解者。故洪君深為憤激痛苦，宓亦具同情。按西洋古者如Troy與Carthage之亡（南按：指古希臘特洛伊城與古羅馬時代迦太基之亡），皆歷久苦戰，即中國宋、明之亡，爭戰支持，以及亡後圖謀恢復之往跡，皆絕異中國今日之情形。中國之科學技術物質經濟固不如人，而中國人之道德精神尤為卑下，此乃致命之傷。非於人之精神及行為，全得改良，決不能望國家民族之不亡。遑言復興。”
7月21日，風聞盧溝橋已開戰，此為大戰之始，清華園內師生更加驚慌。面對此情此景，吳宓頗為悲憤地記述道：“3—4，蔣振東來。友生多為個人逃避之計，或包運書物，而絕少激昂悲憤，以談論國事者；遑言舍生取義耶？”
7月29日，吳宓日記詳盡地記述了戰爭緊迫，清華園末日，各色人等的形態，以及自己逃亡入城的慌亂情形：
晨，在荷花池散步，花猶盛開。日機在空中整隊飛翔，偶聞一二擲彈或炮聲，旋及平靜。 8：00企孫電告，因張自忠軍及石友三保安隊等倒戈，我軍大敗，宋等已於昨夜退走保定。城中已另有政治組織云云。一夕之間，全局盡翻，轉喜為悲。不特為事實上之大損失，抑且為道德精神上之大失敗。益嘆人不能亡我，而我能自亡也！
陳昌年來，言擬隨同眾學生走門頭溝，由此南行，以避敵鋒，因學生將被搜捕云云。甘肅學生馮繩武兩次來，以存款不多，生活無術，求為宓之僕。宓拒之。此時，見學生紛紛乘自行車（攜小包）離校，或以人力車運行李入城。教授亦紛紛以汽車載物送眷入城。校工則退還儲金，又將發給兩月工資解散。
傳聞日軍已南進至清河，前隊已駐守清華園車站。不久，或即來校接收。情形甚為忙亂。宓深感清華瓦解之易，與員生之但求自逃，不謀團結維持。宓原擬終留清華，至是，葉企孫力勸入城。陳寅恪亦謂'在此生命無憂，入城可免受辱'。宓以眾教授如此行動，遂亦決入城（事後思之，實太急遽）。電K，則香山電話已不通矣。
10：00卞慧新來。還書。宓與吳延增匆匆收檢隨身零件，單衣，及一部分日記等，於二小手提箱。馀皆棄置（深悔平日不早決行止，雙軌預備。此時尚可自僱汽車，多帶要件及貴重物品書籍以行，乃全行棄置，悔咎無及）！至1：00畢。
約2：00，與吳延增別，託其暫管宓之書物。又以彥函一包，托彼攜歸家中保藏。吳延增又大悲泣，揮淚送我。宓忽如此捨棄可愛之清華園西客廳，一生美滿舒適之環境與生活，從茲盡矣！關魁元亦來送。宓附乘葉企孫之汽車，並熊大縝君，入城。約3：00抵城內簾子庫一號姑母宅中。
就在這一天，陳寅恪見清華園已經大亂，知花落春去，事不可為，亦乘一輛人力車攜帶部分小物件於紛亂中逃入北平城內西四牌樓姚家胡同三號寓所與家人團聚。一進大門，陳寅恪便急切地招來侄子陳封雄說，其他的東西都可犧牲，唯多年購置的常用書籍與手稿不能丟，讓陳封雄盡快想法雇車赴清華園寓所把這些東西搶出來。陳封雄知道書籍與手稿乃叔父的性命，想方設法雇了一輛小汽車前去搶運。陳寅恪購書之多在清華眾人皆知，早在哈佛求學時，他就主張大購、多購、全購書籍。 1919年8月18日，吳宓在日記中記載：“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維，兩君讀書多，而購書亦多。到此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籍，已充櫥盈笥，得數百卷。陳君及梅（南按：即梅光迪）君，皆屢勸宓購書。回國之後，西文書籍，杏乎難得，非自購不可。而此時不零星隨機購置，則將來恐亦無力及此。故宓決以每月膳宿雜費之餘資，並節省所得者，不多為無益之事，而專用於購書。先購最精要之籍，以次類及，自本月起，即實行焉。”
陳寅恪歸國時曾於國外購買一大批書，到清華後仍四處收購不輟。一次竟將積蓄的2000元購買一套日本印製的《大藏經》，約有二三百冊之巨，放於清華園寓所中研讀。此次陳封雄乘車趕到清華園陳氏寓所，本想把這套巨著一併帶上，無奈體積實在龐大，汽車空間有限，只好暫時捨棄不顧，先把書桌內外的手稿及書桌周圍的書籍匆忙收拾起來塞進車內。當滿載書籍、手稿的汽車於慌亂中駛出清華大學西校門時，正好碰見一輛日軍坦克迎面駛入，幾個鬼子嗷叫著鑽出坦克，荷槍實彈衝過來喝令汽車停下接受檢查。待車門打開，鬼子們揮動槍上的刺刀胡亂挑檢起來，見裝載的都是一捆捆的破書亂紙，有些失望地衝陳封雄嗚哩哇啦地喊了幾句聽不懂的鬼話，抬腳狠狠地踹了一下車門，示意放行。據陳封雄後來說，當時日軍仍在西苑一帶投彈，處境十分危險，遂沒有再返回清華園。翌日，因通州敗退之保安隊為日軍追擊，潰敗人員繞北平城北、城西而遁，西直門外萬壽寺之地猶有戰事，西直門連續幾日關閉，不能出城，逃入城內的朱自清、陳福田、吳有訓等清華教授皆乘車出城，欲入清華園搶救書籍、衣物，皆被阻回。後來清華園成了日軍的兵營，陳寅恪又遭逢父喪，沒再施行搶救措施，當年花費重金購買的《大藏經》和其他大量書籍全部下落不明。
正應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的古話，陳寅恪入城之時，85歲高齡的父親陳三立老人已身染沈痾，行將不治。盧溝橋事變發生後，面對山河破碎，生靈塗炭，日本軍隊咄咄逼人的兇妄氣焰，三立老人憂憤不已，情緒低沉，終致一病不起。無論家人如何勸慰，總是憂憤難平。臥床期間，每有親朋故舊前來探視，老人則艱難撐起病體，以低沉沙啞的聲調問道：“時局究竟如何，國軍能勝否？”外傳馬廠國軍大捷，老人特向來訪親友詢問消息是否確鑿。當中國軍隊敗退，有悲觀者言稱中國非日本人之對手，必棄平津而亡全國時，三立老人於病榻上圓睜二目，怒斥曰：“中國人豈狗彘不若，將終帖然任人屠割耶？”言畢遂不再服藥進食，欲一死明志。平津淪陷後，老人傷心欲絕，大放悲聲，曰：“蒼天何以如此對中國邪！”延至9月14日，一代詩文宗師溘然長逝。
炮火連天中，老父的不幸棄世，對陳家可謂雪上加霜。時陳寅恪幾個兄弟均在南方，因交通阻隔，一時難以趕赴北平奔喪，陳寅恪只得在等待中先行準備喪事。
進入城中的吳宓自8月10日始，又幾次潛入清華園，將寓中書籍、衣服被褥等物皆清點裝箱，僱人力車拉回城內姑母家中保存。
9月2日，清華大學校長辦公處發出公告：“開學無期，現組織校產保管委員會，自九月份起停止發薪。”各自設法向長沙集中，吳宓對此猶豫不決。 23日，吳宓親至城內姚家胡同陳宅參加三立老人祭吊。此時，北平早已淪陷，日軍已進清華園，清華師生多數已躲避逃亡。吳與陳寅恪商量逃難辦法。吳宓不願南下，欲留北平暫避讀書，陳寅恪表示贊成，惟謂“春間日人曾函邀赴宴於使館，倘今後日人徑來逼迫，為全節概而免禍累，則寅恪與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他適矣。”也就是說，日本人已註意到自己的身份並開始拉攏，且日後還會前來糾纏，身為富有民族骨氣的學界名流，要想不受日本人拉攏和協迫，甘當漢奸，做有辱人格與民族氣節之事，就必須離開北平，遠走他鄉。於是，二人決定奔赴長沙臨時大學，吳宓比陳寅恪提前一個星期，也就是10月26日，攜兩位女學生與葉企孫、熊大縝等人一起離平去津，自此開始了流亡西南的亂離生活。而熊大縝抵津後。突然決定赴冀中參加中共指揮、呂正操直接領導的部隊抗日，就此踏上了撲朔迷離的艱險生涯。
吳宓與葉企孫等同事好友走後，陳寅恪繼續留在北平家中辦理喪事。國恨、家愁交疊而來，陳氏急火攻心，導致視力急劇下降，不得已到同仁醫院檢查，診斷為右眼視網膜剝離，醫生叮囑及時入院手術治療，不可延誤。陳氏聽罷，面露驚慌之色，但猶豫不決。據陳寅恪女兒陳流求回憶說：“記得那天晚上祖父靈前親友離去後，父親仍久久斜臥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嚴峻，一言不發。”又說：“考慮到當時接受手術治療，右眼視力恢復雖有希望，但需費時日長久。而更重要的是父親絕不肯在淪陷區教書，若在已陷入敵手的北平久留，會遭到種種不測。當年，美延剛出生，流求八歲（南按：應為九歲）。側聽父母嚴肅交談反复商量，從大人的語句中感覺出父母做出決定很慎重，也極艱難。父親終於決定放棄手術治療眼疾，準備迅速趕赴清華大學內遷之校址。此時父輩四兄弟均已抵達，共議祖父身後事，在祖父逝世後剛滿'七七'尚未出殯時，於11月3日父親隱瞞了教授身份，攜妻帶女，離開北平，決心用唯一的左眼繼續工作。”
關於陳寅恪身患眼疾的淵源，據流求說：“父親出身在一個世代讀書的家庭，家中藏書豐富，自五六歲人家塾啟蒙後即嗜好讀書”，從而影響了視力。另據陳寅恪在成都燕大任教時的助手王鍾翰談到陳寅恪突患右眼視網膜剝離症一事時透露：先生“一日見告，'我之目疾非藥石所可醫治者矣，因齠齡嗜書，無書不觀，夜以繼日，舊日既無電燈又無洋燭，只用細小油燈藏於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帳，以免燈光外露，防家人知曉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紙石印縮本之書，字既小且模糊不清，對目力最有損傷，而有時閱讀愛不釋手，竟至通霄達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視，視網膜剝離，成為不可倖免之事了'。先生語畢，不勝感慨系之。”儘管陳氏自知“目疾非藥石可醫治”，但後來還是抱著一線希望去英國醫治，只是被他自己不幸言中，外科手術終告失敗，終致一代史學大師雙目失明，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悲劇。
陳寅恪常年漂泊海外求學，無心婚配，直到1928年39歲時才與唐篔結婚。唐篔小寅恪8歲，廣西灌陽人，其祖父為清廷台灣巡撫唐景崧。 1895年甲午海戰一役，中國戰敗。 4月17日，清廷代表李鴻章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予日本。台灣官吏與士紳聞訊，激昂悲憤，聯合上書唐景崧，謂：“萬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寧先死於亂民之手，不願死於倭人手”，力主唐氏抗日守台。同年5月23日，唐景崧發表“台灣民主國獨立宣言”，宣稱“台灣同胞誓不服倭，與其事敵寧願戰死”云云。 5月25日，台灣民主國成立，唐景崧被推選為總統，年號“永清”，開始組織軍隊與招募義勇抗擊日本侵台之敵。 6月3日，日軍陷基隆，台灣岌岌可危。 6月4日，唐景崧自感力不能敵，遂化裝為一老婦，帶領隨員和部分官銀逃到滬尾（今淡水），轉乘德國籍輪船鴨打號（Arthur）棄職內渡廈門。台籍士紳、新上任的義勇統領丘逢甲得知唐氏逃遁，亦不再抗日，於混亂中攜帶公款十萬元，逃往廣東嘉應州。此後，整個台島人心惶惶，潰兵四處搶掠，台北藩庫存銀被搶劫一空，繼之倉庫失火，秩序大亂。延至6月7日，強悍的日軍佔領台北，曇花一現的台灣民主國宣告覆亡，台灣落入日本人之手。
唐景崧逃回大陸後，被清廷以抗命罷黜，1903年卒於家中，有《請纓日記》等傳世。
當時陳寅恪的舅公，即俞大維伯父俞明震曾入台襄助唐氏策劃防務並出任民主國內務大臣。而胡適的父親胡傳（字鐵花）曾以台灣直隸州知州兼（軍事）統領的職務，助唐景崧、劉永福守台，後於1895年退出台灣病死於廈門（南按：一說因棄台獲罪，遭清廷賜死）。胡適5歲之前曾在台灣隨父居住。許多年後，胡適由美國轉赴台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職，曾專門尋找過兒時的舊居，媒體多有報導。因了這一歷史淵源，唐氏家族與俞家、胡家、陳家皆有交情。陳寅恪在海外學成歸國任教清華，一個偶然的機會，與時任北京女子文理學院體育教師唐篔相識並“一見如故”，在胡適、趙元任夫婦的撮和下締結連理。在以後的若干歲月裡，陳、唐夫婦相濡以沫，榮辱與共，手拉肩扶地走過了悲欣交集的人生旅程。
陳寅恪、唐篔夫婦共育三女：長女流求，其名為台灣古稱；次女小彭，意指澎湖列島，兩個名字皆為紀念台灣島和唐景崧所取。三女取名美延。抗戰爆發，當陳氏一家自北平逃亡之際，陳寅恪47歲，流求9歲，小彭7歲，美延出生僅4個多月。
未久，陳寅恪與相繼趕到北平的幾個兄弟匆匆議定了父親葬禮辦法（諸如暫停靈柩於西郊寺廟等），未及出殯，便於1937年11月3日攜帶家人，連同傭人忠良與照顧美延的王媽媽等踏上了逃亡之旅。此時日軍已在平津地區穩住了陣腳，整個局勢已完全被日偽政權控制。為防止平津文化、教育界人士出逃南下與抗日力量會合，日偽軍在車站碼頭及沿途重要關口設卡堵截。出逃之前，陳家就听說清華老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後，在天津火車站一下車即被日偽軍識破身份，當場按倒在地一頓拳腳揍了個鼻青臉腫，然後一根繩子拴住手腳扣押起來。為防不測，陳寅恪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們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關地址及人名，以便在走失後設法尋找親人或故舊。待這一切匆匆安排妥當，一家人踏上了險象環生的逃難之旅。
此時，深秋已降臨中國北方遼闊大地，在寒風的肆虐中，樹葉枯萎，草木凋零，天地蕭瑟。清晨，北平城內霜氣陣陣，冷風襲人，越發令人感到淒苦悲涼。陳寅恪一家與北大毛子水等幾位教授結伴，在淒冷、慘淡的星光映照下，於微明的夜色中踏著晨霜，悄然告別北平相依相戀的家園，由前門乘火車向天津進發。所幸的是，由於逃難人潮如黃河之水奔騰四溢，無論是火車之內還是沿途停靠的車站，如同一鍋煮爛的餃子，人聲鼎沸，身影綽綽，混亂不堪，使日偽軍的辨別能力受到限制。陳寅恪等幾名教授趁著混亂，引領家人小孩在慌亂的人群中穿行。孩子們則一個接一個牽著父母的衣角，越過了日軍和偽警察設置的盤查關卡，提心吊膽走出了天津火車站，在租界暫時躲了起來。次日，先到一步的葉企孫已奉梅貽琦密電留守天津保管部分資金，與學生熊大縝共同負責清華師生南遷事務。陳寅恪自葉企孫處領到部分薪水作路費，擇定乘英商船濟南輪南下，一家人於天津紫竹林搭大汽車至大沽口碼頭，登上“濟南號”英國郵輪向青島駛去。跟隨陳氏一家服務十年之久的佣人忠良，因家事不能前行，在把陳家老小送上輪船後，含淚作別，依依不捨地離去，只有王媽與陳家同行。另外，與陳家同行的還有袁復禮、毛子水和一位北大教授。輪船在大海中一路顛簸動盪總算到了青島，乘客登岸後已過午夜，陳家與毛子水等幾位教授不敢停留，急忙購好長沙聯票，連夜擠上去濟南的火車。行至濟南，火車停開，班次皆無。此處風聲更緊，商店關門，人相爭傳日軍即到，各色人員爭相離開這塊危險之地，整座城市陷入混亂之中，逃難者如同被火燒著的螞蟻，擠成一堆，滾成一團，又各自向心中的目標掙扎衝撞。火車站每有火車南開，人潮如江海巨濤，轟然而上，至於最終逃往何處，許多人並不清楚。陳寅恪一家被裹挾在湧動的大潮中，於茫茫人海中不知身歸何處。幸虧蒼天有情，一班列車停在車站未動，被擠撞得熱汗淋漓的毛子水突然從一個窗口中發現清華教授劉清揚眷屬已先在車內。這一發現，如同大海中迷途的航船突然看到了暗夜中的燈火，眾人拼盡力氣擠上前來求援。劉清揚等見車門已不能通行，索性把陳寅恪家人連拖帶拉從窗口一一拽進車廂，毛子水等也藉機鑽了進去。車廂內如同一個被封了蓋的熱鍋，擁擠不堪的人群如同熱鍋上的螞蟻，在一片高呼小叫、哭爹喊娘中四處衝撞游動，以找到片寸落腳之地。不懂世事的美延突見如此混亂情景，連驚加嚇大哭不停，弄得陳氏一家情緒低落，叫苦不迭。此時，北風呼嘯，陰雨連綿，敵機不斷在沿線轟炸，濟南車站時聞炸彈在附近爆裂的聲音，並有炸起的碎石塵土落入站台之上，車內車外驚恐淒苦之狀令人心碎。所幸的是，陳家乘坐的火車沒有遭炸彈掀翻，未久即駛出濟南站，一路狂奔向南急駛。至徐州後下車，天空大雨連綿，日機不能起飛前來轟炸掃射，心神略安，陳家與其他教授轉隴海線至鄭州，旋又轉車奔赴武漢，在入夜的混亂中，毛子水一隻手提箱被人盜走，懊悔憤懣不已又徒嘆奈何。在漢口旅店休息半日，即搭粵漢車冒雨前往長沙，歷盡磨難，終於11月20日夜抵達長沙。同來的大小知識分子各尋住處，陳氏一家無處覓房，暫時在一位親戚家借住。自北平至長沙，整個行程5000餘里，歷時18天。在天津之時，陳寅恪本想乘輪直去上海或香港再轉長沙，為求快捷，決定在青島登陸轉火車南下，想不到此路竟拖延了十幾天，且一家人備嘗亂離苦痛，才總算熬到了落腳之日。
一家人喘息未定，長沙臨時大學又奉命南遷雲南昆明，陳寅恪只好攜家眷繼續登程。在遷往昆明的三條路線中，陳家選擇了水路。在南下之前。陳寅恪將清華園搶運出的一批私人書籍另行打包郵寄長沙，但直到要離開此地時，郵寄的書籍因交通阻隔尚未收到。眼看師生已走大半，陳氏已顧不得許多，只好攜家眷起程。據流求回憶：“我們離長沙時已經霜凍，經衡陽搭乘長途汽車，途中拋錨，走走停停，夜宿零陵縣，入夜米糖開水的叫賣聲，提醒我們逃難的路程已由遼闊的華北平原到達祖國富饒的南方了。”接著乘汽車到廣西桂林市。廣西是唐篔的故鄉，父母早已去世，有些親屬在桂林工作和居住。這是一座看上去較北方安靜的古城，買賣貨物使用的是“桂幣”，物價尚平穩。陳家住進靠近湖畔的一家旅館，一面做繼續上路的準備，一面在城中拜訪唐氏的本家或親戚。
桂林的日子很快過去，陳寅恪一家又要急著趕路。在濛濛細雨中，一家人登上長途汽車，經平樂到達廣西梧州市，稍事休息，再轉內河輪船，沿江夜航而下，經虎門抵達香港。此時已是1937年陰曆歲末了。
初到香港，陳夫人唐篔因旅途勞累過度，心髒病突發，三女美延又身染百日咳，高燒發熱，晝夜尖叫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找一家旅館住下。據流求筆記：“這時香港大學許地山教授夫婦來我們旅館看望，見三妹患病發高燒，許伯母把我和二妹帶到他們家，並代租賃房屋暫住。我家就在這簡單行李和家具的房子裡度過逃難後的第一個春節。”大年之夜，幽暗的燈光映照下的餐桌上，唐篔悄悄叮囑女兒：“王媽媽和我們奔波半年，過舊曆年總要讓她多吃幾塊肉。”意思是讓尚不太懂事的流求、小彭們主動克制、謙讓一些，盡量讓王媽媽多嚐到一點難得的美味。王媽媽從旁側聞聽，感動得淚流滿面。
春節過後，陳寅恪必須趕往西南聯大授課，唐篔心髒病未癒，體力不支，不能隨行。陳氏只好告別家人，獨自一人先行上路，自香港取道安南海防市抵達雲南蒙自。幾個月的艱苦跋涉，令陳寅恪與吳宓、朱自清等清華同仁在這座邊陲小城再度相聚，抗戰流亡的生命歷程中添加了一個特殊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