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放棄繪畫，上了大學。大學中有稱基督的同學，也有稱帝的同學，與我最接近的是一個疾惡如仇的同學。他過得併不好。
一夜他去街頭散心，聽到街頭矗立的一座民工大棚中傳出鄉音，一攀談，果然是老鄉。
他聊起校園生活的積怨。只要是積怨，民工們聽了都會感動。
後半夜，民工們深情地對他說：“住下吧！”
他住了一夜。第二天醒來已近中午，大棚中只剩做飯的民工。
做飯民工見他醒了，從大鋪上搜出本皺得像一堆海帶的書，說：“看吧，很黃！”他是疾惡如仇的人，但感念民工把他們的精神食糧分給他，是拿他當作了自己人。不忍違這番好意，他裝模作樣地翻了兩頁，不料一翻就停不下手。
看完後，他跑到書店買了兩本。一本他自己留著，一本送給了我。
那是王小波的，那時王小波還沒有成名。
1997年，我大學畢業找工作，找到了王小波《青銅時代——萬壽寺》中寫過的萬壽寺。我被告知：“這條件不好，但你要想生男孩，就到這工作。”我沒能接上話，那先生自行解釋：“萬壽寺是慈禧住過的地方，你想，她要沒生出個男孩，歷史上能有她什麼事？”我下了生男孩的狠心，但也沒得到這份工作。
那一年我開始寫小說，後來成為《王小波門下走狗大聯盟》系列叢書的作者之一，不知不覺已是三輯。
我與王小波的緣分，就是這些了。
今春一位失踪多年的同學來京，說：“我看過你寫的小說了，感慨現在還有一個人是懂小說的。”我沒被人這麼誇過，登時謙虛，說：“你能說出這種話來，說明你也是一個懂的人呀。所以，應該是兩個人。”他擺擺手，說：“以前我覺得是兩個人，但看完了你的小說，我覺得只剩下我一個了。”他失踪多年，但霸氣依舊，所以我們是好朋友。
除了這位同學，還有一位學長，他大我十歲。十年來，他沒有住過帶洗浴噴頭的房子，每次從郊區趕來看我，脖子上的泥都很黑厚。
我問他：“你多久洗一次澡？”
他單指向天，回答：“下雨的時候，就是我洗澡的時候。”妙句，令人開闊。
他寫的是比小說更難存活的東西——詩，而他十年來又禁止自己寫詩，稍動一點遣詞造句的念頭，就一陣哆嗦。那他在幹什麼？
不知道。只好說他在求道。
他的家裡沒有書，糊牆的報紙上有一個粉筆寫的“讓”字，問何意，他說是“讓他們十年”的縮寫，“他們”指的是所有人。
時光是可以用來讓的？
這部，是我1997年剛寫小說之初，最早一批小說中的一篇。最早一批小說有四篇，兩個月內集中寫完，除了，其他的在三年內都得以發表，覺得幸運。
那時看到德瓦蒂約演的《巴爾扎克》，躁動的巴爾扎克在印刷廠的機器前忽然安靜，說：“我寫了那麼多小說，總有一部會流傳後世吧？”德瓦蒂約把這種哀傷演得深入骨髓，令人震撼。
我一度很愛模仿這段表演，說：“我寫了四篇小說，總有一篇會流傳後世吧？”期待別人罵一句：“你的成活率也太高了吧！”然後哈哈笑一通。
我繼續寫著新的小說，而這部則像一道兒童時期留下的刀疤，隨著人的長大，也被拉長了。它最早是一個兩萬字的短篇，後來是一個四萬字的中篇，又改成一個兩萬字的短篇。
七年前，我獲得了一個出單行本的機會，將它寫成一個十八萬字的長篇。這是我的第一個長篇。其時還不具備寫長篇的功力，自然遭到批評意見和修改建議。
這個時候，我讓了。
沒有繼續修改，放棄了出版機會。我也第一次體會到，在藝術領域有許多才智達不到的事情，你只能等著自己再老一點。
等著你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慢慢完結。
幸好我沒有及時完成這部小說，所以等來了素材的發酵期。不是我對素材的改造能力增強了，而是當初促使我創作小說的這塊素材這麼多年來還在生活裡存在著，並活生生地發展，展現出令人敬畏的因果關係。
所以，十八萬字保留了一萬字，然後，重寫。
我的黃金時代，是十年前我寫最早的四篇小說的時候，短短的兩個月時間。那時的我被靈感充斥，寫字快慰無比。現今的我，寫字已時感痛苦。
必須承認，寫作是消滅才華的。寫作是一門殘酷的行當，如同人類史一樣，伊甸園如此短暫，只在最開始的時候。
在寫作上，我早早便才華盡失，用光了幸福。現在的我常想，年華是一個書寫者存在的方式。拜火教的天堂是一片冰冷的黑暗，只有時間的莊嚴——或許，這是書寫者的天堂。
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