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牢”就是非正式監獄的意思，這是我杜撰的詞。我經常犯杜撰新詞的毛病，其實也是被逼無奈。按照法律法規，這東西不該存在，不過考察歷史和現實，這東西又隨處可見，而且各有公開認可的名稱，並未躲躲閃閃。這種說黑不黑、說白不白的東西見多了，想給個統稱，一時又找不到，只好臨時杜撰一個。
最近一次發現灰牢，是在李昌平描寫親身經歷的書裡。李昌平先生曾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2000年初上書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為負擔沉重的農民叫苦，引起了高層領導重視。經過《南方周末》頭版頭條的報導，此事鬧得全國皆知，李昌平也因敢講真話被《南方周末》評為當年的年度人物。
在李昌平的書裡，灰牢以兩種不同的名稱出現。首先出現的叫學習班，隨後出現的叫小黑屋。
1997年5月，湖北省監利縣柘木鄉茶卜村農婦朱長仙喝農藥自殺，直接起因就是“學習班”。
1996年7月，監利縣南部遭水災，農民顆粒無收。但是縣里5月份提早徵糧，朱長仙一家已交納負擔款800元。受災後，湖北省委書記視察災區，號召“舉全省之力，抗監利之災”，可當時的監利縣縣長卻挪用救災款修建超標準的賓館、機關和宿舍大樓，還撥救災款給各科局買高級小車。朱長仙一家大災之年不僅沒有得到救濟，提前交給政府的800元錢也沒有退還。
次年，縣政府又安排在5月份徵收全年稅費的25%，朱長仙家應交700元。朱長仙要求用去年交的800元抵交，管理區幹部和村長說，縣政府下達的夏徵任務一定要完成，要抵帳年底再說。雙方爭吵，打罵，最後乾部把朱長仙的丈夫關到村小學“辦學習班”。朱長仙有理無處講，絕望之下用自己的生命討說法——喝農藥自殺。
這裡提到了朱長仙的丈夫被關入村小學“辦學習班”，講得不詳細，但我們可以用隨後一個故事中的細節補充。
監利縣黃歇口鎮新熊村五組農民熊華品，按當地標準應交稅費2085元，稅費拖欠未清。 2000年11月1日晚，熊家剛剛睡下，黃歇口鎮副鎮長、管理區總支書記、副書記等7名幹部和幾個打手來到熊家，讓熊華品到管理區去辦學習班，問為什麼，說你們欠錢。眾人有的卡脖子、有的拉手、有的拉腳，將他雙腳騰空架上車。有人還猛擊他的後背，用電筒將他的頭打破。到管理區後，熊華品和其他三個農民被關進一間房子。總支書記說，不管你們到哪裡去告，我們都不怕。
熊華品被放回家後，四處找幹部要醫藥費，但是要不來。他說，我身上被打爛，脖子被卡傷，頭被打破，找幹部們不理不睬，要醫藥費也一推再推，反正我搞不過他們，不如死了算了，他們不願出三五百元醫藥費，我用三五元錢農藥對付他們。他到村小賣店給在部隊的兒子打電話未通，偷偷拿了店裡的一瓶農藥，邊往家走邊喝，十幾分鐘後被送往醫院搶救，不治身亡。
熊華品死後不足20天，監利縣新溝鎮南禪管理區紅陽村農民李啟棟被從床上抓走，關進管理區所設的“小黑屋”，兩天兩夜後凍死。
死者李啟棟68歲，公社時期欠下糧款和電費190元。承包製以後，村里換了五任支書，都沒有找李啟棟收這190元。 2000年11月23日深夜，南禪管理區總支書記、副書記和村支書、村主任帶著一些打手來到李啟棟家，要求交清由190元利滾利已變成1800多元的欠款。李交不出，連衣服都沒穿好，就被帶到管理區，與其他十人關入十幾平方米的“小黑屋”。
同關的一位年輕人說：“屋裡只在水泥地上鋪了點稻草，23日被關進來不久天亮了。24日晚，管理區炊事員黃師傅見我們冷得發抖，半夜偷偷丟進來幾條麻袋讓我們擋寒。青壯年都凍得手發抖、腳抽筋，尤其是人一打盹後，時常凍醒。25日天快亮時，我們發現李啟棟凍得快不行了，喊幹部們來救人，他們說是裝的，沒有理睬。等了一會，見他實在不行，我們又喊又叫又踢門，唐輝和嚴澤華來了，罵罵咧咧：'一清早，喊什麼喊？吵了老子的早覺，一腳踢死你們！'隔著窗戶看到李啟棟是不行了，他們才打電話給村支書姜大迪，一個多小時後姜大迪來了，他讓每天以40元雇來的兩個看門人開門進去看看是不是裝的，一看確實是不行了，才送往醫院，聽說死在路上”。
同被關的人說，李啟棟死後，鎮裡害怕，才將其他被關的幾十人放了，並說李啟棟是病死的，叫我們不要亂說。
據記者調查，新溝鎮一貫採用抓人關人等手段強行徵收稅費，李啟棟是南禪管理區2000年秋徵時所抓的第二批。
看了上述故事，自然可以明白小黑屋和學習班是什麼東西了。那是一個權威部門用來關押“有過失”的人的地方，在這裡，關押是強制實施的，是作為懲戒手段使用的，是對人身自由的剝奪。具有這些特徵的地方正是監獄。然而，鄉鎮政府和管理區屬於行政部門，沒有權力建立監獄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我們又不好稱之為監獄。如果不叫“灰牢”的話，我們就只能向當地人一樣稱之為學習班或小黑屋。
但是為什麼有兩個名稱呢？小黑屋與學習班有什麼不同嗎？我的第一感覺，就是詞語的產生時間有先有後。開始都叫學習班，後來人們發現這裡只關人不開課，漸漸改口，直稱小黑屋。不過追究起來，學習班這個詞在上邊引文中最後一次出現的時間是2000年11月1日晚10點左右，流行時間並不早於小黑屋。我的推測不對。
無奈之中，我打電話向作者請教。李昌平回答說：“學習班，這是乾部的叫法；小黑屋，這是農民的叫法。都是一個東西。”
我再一次為廣大干部群眾的創造力所折服。鄉鎮政府不是無權建立監獄嗎？那我們就在權限之內辦一個學習班。為了躲避捕食，某些昆蟲長成樹枝甚至糞便的形狀，生態學家稱之為“擬態”。廣大干部的擬態策略更簡捷，也更便宜，只要挑選一個名詞即可。農民群眾不肯接受這個名詞，但又不知道應該如何稱呼這些不是監獄的監獄，於是白描曰“小黑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場識別與反識別的遊戲玩得有聲有色。
往遠說一句。張正明先生的《晉商興衰史》上，有一段描寫官府如何強迫商人“自願”捐款的文字：“嘉慶五年（1800），山西捐輸有一縣派至10萬兩，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責，甚至鎖閉班房，名曰'黑窯'。”
湖北人住屋，山西人住窯，黑屋即是“黑窯”。時隔二百年，相距千餘里，用詞居然如此相似，其間彷彿有鬼神出沒。
以學習班之名，行關押拘禁之實，其歷史幾乎與學習班的名稱一樣悠久。
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力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於是各種各樣的學習班紛紛湧現，許多讓人聯想起拘禁的名稱也先後亮相，譬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學習班”，“小偷小摸學習班”等等。
在我讀到的正式出版物的記載中，具有灰牢性質的學習班早在1968年6月便出現了，距離最高指示的發表不過半年。據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在《我家》一書中記載，1968年春節後，他被關入北京半步橋監獄。 1968年9月底的一天，“三輛卡車把我們這些人拉到了北郊的北京市第一少管所。原來，我們這些人是托毛澤東'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的福，被送到這裡參加第二期學習班的。”
遇羅文寫道：“第一期在三個月前到的這裡，在我們來之前已全部釋放回原單位。這無疑預示給我們美好的希望，但沒有人告訴我們一定釋放和哪天釋放。（一個多月後，輕工業學院一位大學生從這裡逃跑，就被毫不留情地抓了回來。）
“這裡還住著一夥'學習班'，有五、六十人，我們私下叫它'黑幹學習班'，成員都是被明確定為'黑幫'的子女，像劉少奇的女兒、賀龍的兒子等，已經在這裡好幾個月了，好像還沒有釋放的意思。”
追溯到關於學習班的最高指示發表的日子，似乎並沒有追到源頭。專門研究延安時期的學者朱鴻召和我談起過當時常用的一個手段，就是把人扣下開會學習，不轉變立場不放人。他提到1942年10月召開的一次西北局高干會，毛澤東作開幕報告，為了讓那些與毛主席不是一條心的人轉變過來，會期竟長達88天，不轉變就不散會。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立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測那些被扣下的領導該如何打小算盤：脫離權位越久，自己的影響就越小，被別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再不轉變，想鬧二心也沒本錢了。
這個故事使我更進一步理解了事物的複雜性。我們面對的並不是一個界限分明的東西。既然開會學習總要把人圈在某個特定的時空之中，與會者總要暫時喪失部分自由，那麼，圈三五個小時是圈，圈三五個月也是圈；小事小病可以請假准假，悠悠萬事惟此惟大一概不准請假——在這不間斷的連續系列上，拘禁關押與開會學習的分界究竟在哪裡呢？這種模糊性提供了一個空間，在此模糊空間之內，可以產生一種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這可是很有利用價值的東西。
順便說一句，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學習班這個詞尚未流行，但是“學習組”和“整風班”已經出現。韋君宜在《思痛錄》中說她的丈夫“楊述被關在整風班裡，但天天凌晨要他們整隊到無定河邊去冒著寒風乾活。”韋君宜寫道：“整風！整風！毛主席的整風報告說得多麼有理，怎麼這裡卻是這樣幹的？”她說，“天真的我們，還以為這是地委幾個人幹的，楊述跑到延安去上訴。後來才知道，原來延安的情況比綏德更厲害。”
韋君宜寫到的整風班活躍於1942年12月，但這仍然不是盡頭。在此之前，國民黨已經發明了訓導團和訓練班之類的灰牢，也是半天學習、半天勞動、集中關押。
還可以再往前追。我在《清代社會的慢變量》一書中看到，清朝末年，浙江省南潯鎮的鄉紳自發設立了“洗心遷善局”，將一些不夠繩以官法的“故家不類、市井無賴、鎮之不逞者”禁錮其中，朝夕巡邏把守，“局之司事者日與之講說善事”，“錮其身足使桀驁之氣不得不消，發其天良使愧悔之萌不得不力”，時間久了，這些被關押的人有了悔改之意，又有親族來保，再將其釋放。看來這已經是很地道的監獄學習班了。
這裡說的牛棚是文革期間各單位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大量產生於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發表之後。牛棚也不是正規監獄，可算是文革中的灰牢。那麼，什麼人屬於牛鬼蛇神呢？
按說，我也算經歷過文革的人，好像明白什麼叫牛鬼蛇神。不過較真起來，又覺得說不清楚了。向當過牛鬼蛇神的父母請教，他們商量了一會，給出的答案是：“地富反壞右，封資修，叛徒、特務、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符合公安六條的人，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基本沒有一個真的，最後都平反了。”
我又請教了兩位當過牛鬼蛇神的老幹部，他們的答案幾乎完全相同。為了突出這個定義的正確性，當過右派的老宋還給我舉了一個反例。他說，他們的校團委書記屬於保皇派，有婚外關係，上床時被造反派抓住，脖子上掛著破鞋批鬥，然後關入牛棚。過了不久，更高層級的造反派組織下令放人。由此可見，牛鬼蛇神還是講標準的，“破鞋”就不夠格。
對照上述標準，我檢驗了幾個熟悉的樣本。老宋當過右派，被當牛鬼蛇神收拾了，對得上“地富反壞右”的“右”。我母親當大學教師，講課時提到“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肅反政策，被人貼了大字報，說她宣揚調和論，是修正主義分子，於是遊街批鬥，對得上“封資修”中的“修”。我父親出身破落地主家庭，他住牛棚的罪名是“階級異己分子”。這一條好像難以歸類。什麼算階級異己分子呢？與理論上“高大全”的無產階級“標准人”相比，真能找出沒有異己成分的活人麼？真正要緊的是，掌權的那一派要找茬收拾他，而整人總要找個罪名。
我繼續對照，翻出了季羨林先生的。季先生也住過牛棚，他的罪名是什麼呢？這個問題也是當年他苦苦思索，反复考量過的。走資派？作為系主任，大體也能算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修正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似乎都夠得上。最後他被關入了北大的“黑幫大院”（季先生說這是牛棚的另外一種叫法，可以歸入灰牢系列），又獲得了一個黑幫的頭銜。
然而，最大的問題在於，這一切都不是真的，後來都平反了，都不算了。這叫什麼標準呢？認真考察上述標準和定義豈不成了瞎折騰麼？
話又說回來，這種模糊性正好開發出低成本傷害他人的權力。對各單位的得勢者來說，握有這個武器便比較容易整人。東西既然好，需求量自然比較大，牛棚便容易普及了，也確實在文革中普及到幾乎每個單位。
比起牛棚來，學習班的參加標準更寬泛。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員，下至牛鬼蛇神監獄囚犯，誰能說自己不應該學習呢？這種更加模糊的特性，使學習班的生命力和普及程度又超過了牛棚。
從知道班房這兩個字起，我就一直把班房當成監獄的口語化叫法。 《辭海》（1979年版）對“班房”的解釋是：“看押犯人場所的俗稱，指看守所、監獄等。”看來有這種感覺的人不只我一個。
前些年開始認真讀古書了，才知道班房並不等於正式監獄。在原初意義上，班房是官衙或私人府第裡的差役們值班或休息的地方，後來這地方用來臨時關押人了，便漸漸發展出灰牢的意思。
在我的閱讀範圍內，班房二字最早出現於（明）湯顯祖（1550-1616年）的《牡丹亭·鬧宴》。官衙里舉辦宴會，秀才要進去找岳丈，被差役攔住，秀才想：“怕進見之時，考一首太平宴詩，……且在這班房裡等著，打想一篇，正是有備無患。”這裡說的班房便是衙役值班之處。一百五六十年之後，曹雪芹在第五十一回寫到大夫看病，“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的小廝們的班房裡坐了，開了藥方。”這個班房也是家僕值班和休息之處。
再過半個世紀，著名師爺汪輝祖（1730-1807）在《學治說贅》裡提到的班房，已經有了明確的“灰牢”性質。在談論為政要點時，汪輝祖告戒官員要建立班房的“管押簿”，經常查看，他說：“管押之名，律所不著，乃萬不得已而用之，隨押隨記。”
請注意“律所不著”這四個字。監獄在法律上是有正式地位的，班房卻沒有。班房中的關押是沒有法律根據的關押，這就不能叫“白”；但這是由合法官府“萬不得已而用之”的，又不能叫“黑”。說黑不黑說白不白的關押場所，正是“灰牢”。
我們地大物博，歷史悠久，灰牢的名稱也難以統一，譬如在四川就叫卡房，有的地方叫官店，還有差館、押館之類的名稱。班房只是流行比較廣泛的一種。
班房中關押什麼人呢？據汪輝祖說，最多的是賊盜嫌疑人，還有與命案有牽連的人。與民事訴訟有關的人也常被關押。
張集馨曾經出任四川臬司（主管刑獄的副省長），他在《道咸宦海見聞錄》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記載中描繪了四川班房的規模和狀況：“卡房最為殘酷。大縣卡房恆羈禁數百人，小邑亦不下數十人及十餘人不等。甚至將戶婚、田土、錢債、佃故被證人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給稀糜一甌，終年不見天日，苦楚百倍於囹圄。……前此通省庾斃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
全省每年在灰牢里關死一二千人，這意味著什麼？當時，四川省每年明正典刑的處決人數不過一二百，“灰色處決”比合法處決多十倍。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量化的判斷，明白煌煌國法與灰色規矩孰強孰弱。
如此懸殊的比例可信嗎？張集馨會不會誇大了“灰色處決”的數字？我看到的一則材料表明，張集馨很可能縮小而不是誇大了這個數字。道光初年，四川省豐都縣監生陳樂山因捲入一場訴訟案件，在巴縣（屬重慶）羈押七個月，在華陽縣（屬成都）羈押兩個月，親眼看見數十人庾斃。他在給皇帝的上疏中推算，四川全省每年庾死六七千人。
從語言發展的角度看去，班房在實際的社會控制中越來越有影響，終於在百姓口中成為監獄的代稱，原初意義反而消失了。
灰牢對什麼人有利？對什麼人有害？這些利害又是如何分配的？
在我的閱讀印像中，從灰牢制度中獲利最多的似乎是衙役。按照汪輝祖在《學治說贅》中的說法，衙役們很善於利用在押人犯牟取利益。盜賊嫌疑人，可以縱使夜出盜竊，得贓分肥。民事訴訟的牽涉人，可以用來作弊詐騙，索取利益。命案牽涉人，可以押在污穢不堪的處所，冬天凍他，夏天熱他，平時餓他，以此向他敲詐勒索。
以上三種辦法只是一部分。我知道的辦法還包括：1、迫使在押人扳指無辜，然後敲詐無辜；2、向所有住班房的人索取高價飯食錢；3、調戲姦污在押女人；4、私下收錢放人；5、以關班房為威脅手段敲詐平民。
如此說來，班房可算是衙役的利藪，他們自然是班房擁護者。但是衙役地位低下，官員們犯不上為了他們的利益而冒險違規。那麼，對衙役的上級領導來說，班房的利弊得失又如何權衡呢？
張集馨看到了每年瘐斃一二千人的大弊病。 1848年，他在四川臬司任上，嚴令拆毀全部卡房：“已往不究，以後如再有私設卡房者，定即嚴參。”
張集馨在四川只管了一年多刑獄，拆毀卡房的命令貫徹得如何，出現過什麼問題，他沒有留下後續記載。話又說回來，他何必太執著呢？每年瘐斃一二千人，受到傷害的首先是被關押者及其家庭，然後是因此遭人怨恨的朝廷，而兩者的利益都不同於他的個人利益。張集馨下令拆毀全部卡房，說明他是一個還把朝廷和百姓的利益當回事的好官，為了做一個好官，他願意發一道公文。其實，身居副省長的高位，發一道公文很容易，畢竟取消班房的代價並不由他張集馨承擔。
汪輝祖筆下也有禁革班房的記載。他說，數年前禁革班房，但那些臨時關押的實際需要仍然存在，於是官員們便讓衙役將人關押於“私家”，結果更難稽查，弊病更多，還不如關押於“公所”。
汪輝祖一直在師爺和知縣的位置上轉，他親自查點班房，隨時審結隨時放人，以防衙役作弊。汪輝祖比張集馨更了解實際情況。他知道，禁革班房的代價是由被關押的人承擔的，他們將因此更容易遭到衙役的敲詐勒索。本來關押三五天的，很可能被悄悄關押上幾個月——在自己家裡，衙役們更加不受監督了，為什麼不乘機多擠榨一點油水呢？這真是一個驚人的觀點。原來班房並不是壞透了的東西，而是一種利益折中的產物，其中還包含了對被關押者適當保護的意思。
由此看來，真正要緊的是那種“萬不得已而用之”的關押需要。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從汪輝祖談到的內容看，這種需要似乎關係到破案或斷案的效率，關係到官員們付出的努力和收穫的政績。在這方面汪輝祖說得比較粗略，既沒有詳細展開，更沒有追根尋源，而李昌平提供的當代案例正好可以補充上述不足。
李昌平引用了一篇記者寫的調查報告，其中追究了監利縣小黑屋的歷史和產生原因。原文抄錄如下：
這段調查寫得很清楚，關押的需要產生於徵收糧款的需要。有人抗糧抗款，基層政府不得不打擊震懾，於是，“灰牢”小黑屋出現了，“灰警”糾察隊也出現了。
經過兩千多年的教育培養，中國農民一般是不抗糧的。在他們心目中，種地納糧乃天經地義之事。在名義上，皇糧一般也不太沉重，漢朝之後每畝三十稅一，稅率不過3.3%，抗糧又有正式監獄和一班如狼似虎的衙役伺候著，很有點得不償失。
農民天經地義的觀念並沒有明顯變化，幹部方面卻有變化。他們要蓋超標準的辦公樓和宿舍樓，要買高級小車。天經地義應該由政府出面該做的事情，譬如蠲免賑濟，卻公然撒手不管了。
不僅如此。按照如今的規定，農民的合理負擔不能超過年收入的5%，儘管這比漢朝之後歷代王朝的名義負擔多了1.66個百分點，農民倒也沒有不滿的表示，畢竟從前的數字也不過是個名義，何況什麼都在漲。但是一家人一年交2000多元，實在高得離譜。根據李昌平提供的數字，監利縣農民合理負擔的總額大約是1.7億元，縣政府同意徵收的是2.2億元，多收了5000萬元。經過層層加碼，全縣實際負擔的總額是3.87億元，比合理負擔增加了2億多元。超出了1.27倍。實際上，如今農民的負擔已經達到了全部收入的25%左右，比儒家經典的“什一而稅”高出一倍還多。這樣，農民抗糧的意願自然增加。他們覺得不公道，又覺得心疼，拿出這麼大的一筆錢來也確實有困難。
政府收了這麼多錢幹什麼用呢？除了一次性的建樓買車之外，據李昌平介紹，主要用來發工資養幹部了。監利縣各級幹部任意安排親朋好友吃財政飯，導致人員嚴重超編。僅一個容城鎮財政所就有150多人，其中正式編制不過20來人，超編130多人。
現在我們知道關押的需要從何產生了：根子在額外徵收的稅費。而額外的稅費又產生於超標準的辦公樓宿舍樓和小轎車，產生於嚴重超編的人員。
這還不算完。李昌平說，在徵收出現困難，上級政府又嚴厲督催的時候，基層幹部經常向親朋好友借高利貸墊付，有的干脆自己借自己的錢。 2000年，監利的縣、鄉、區、村四級債務約10億元，為此，全縣每年支付利息約2億元，而全縣合理的農民負擔不過1.7億元，還不夠還高利貸的。每到收款的季節，鄉村幹部就拼命收錢，截留下來償還自已經手的高利貸。結果，利率高達20%的10億巨款，又成為新的農民負擔。於是，在超編人員工資和超標準的大樓小車之外，我們在灰牢背後中還可以發現第三種需要：幹部及其親朋好友構成的債主集團的利息收入。
在上述背景上，農民的抗糧和乾部的鎮壓就很容易理解了。這是真實而要緊的利害衝突，灰牢就是這種衝突的產物，其功能是維護幹部受益、農民受害的利害分配格局。按說，超標準樓房、超編幹部工資和高利貸收益都不屬於合法權益，屬於利益分配的潛規則體系，但它們又確實獲得了地方權勢半公開的、瞞上不瞞下的支持，對治下百姓根本就不屑於躲躲藏藏。據此，我們可以把灰牢定義為支持“潛規則”和“橫規矩”的威懾手段。
寫出上述定義之後，我又覺得心虛了。莫非灰牢完全沒有維護公眾利益的作用嗎？如此斷言恐怕有失公正。在實際徵糧的時候，公共利益（合法徵收部分）與代理人利益（冗員和超標準用品等）是攪和在一起的。誰說得清抗糧抗的是哪一部分？代理人的利益之所以能夠搭便車，正因為有這種模糊性存在。
另外，據我所知，灰牢並不僅僅關押抗糧者，前些年還大量關押過違犯計劃生育規定的人。一位河北農村的朋友告訴我，他們那裡對付超生游擊隊的主要辦法，就是把潛逃孕婦的公婆或父母抓起來，鎖在小黑屋裡凍著餓著，同時放出話去，讓孕婦拿著流產證明來贖。
我覺得這是株連，不妥，那位朋友反問我有什麼妥當辦法，我又答不出來。設身處地替基層幹部想想，假如計劃生育的完成狀況具有一票否決的作用，幾個超生戶將使我在仕途上的多年努力付諸東流，我會有什麼感覺？真的進入情境了，便覺得“怒從心頭起，惡從膽邊生”。誰不知道計劃生育符合全民族包括生育者本人的利益？憑什麼你們非要多生幾個？我發現自己也很願意設立小黑屋，關押那些有同謀嫌疑的公婆們。假如這麼做不出事，不犯錯誤，不丟烏紗帽，那我就放開手去抓。如果縣里追問，我就採用擬態策略，說這是計劃生育學習班。我相信縣長和我可以達成默契。
同理，辦小偷小摸的學習班也有維護公眾利益的作用。用這種辦法，我可以更自由靈活地收拾他們，更少受到約束，更有效率。同樣，如果想敲詐勒索，想製造冤案，我會感到身懷利器，當貪官污吏自然也更方便了。
於是就出現一種權衡：對中國社會來說，究竟是因此而多出的貪官污吏更有害，還是因此而多出的小偷和超生游擊隊更有害？假如正式製訂了計劃生育法，幹部們就難免受到許多約束，至少株連政策是不好再用了。如此或許可以減少不公和非法侵害，但是難免增加超生人口。我猜，計劃生育法遲遲不能出台，部分原因就在這種權衡之中，從這個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立法人的價值判斷。
話又說回來，即使計劃生育法出台了，我相信照樣“下有對策”。只要計劃生育完成指標對乾部的升遷有影響，我們廣大干部就可以找到株連九族的辦法。不許辦公婆學習班了，“收容”這些被子女遺棄的老人行不行？收容也不許，“雙規”總可以試試吧？讓公婆們在規定的時間和規定的地點講清楚，他們的兒媳婦躲到什麼地方了，這也算違法嗎？如果非算不可，你究竟還想不想搞計劃生育了？
我們考察了灰牢對誰有利，還沒有仔細考察對誰有害。我們已經知道，小黑屋的發明者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而榮陞了。這就是說，他們是只受益不受害的，受害的主要是無權勢的下層百姓，這本來沒有什麼可考察的。不過侵犯平民百姓也有一道灰色界線，越過這道界線便可能遭到反抗，使侵犯者也受到傷害。這種反制能力正是維護權益邊界的關鍵因素，即決定灰色界線位置的關鍵因素。這個道理就如同國防軍的數量和武器裝備影響著邊界線的位置一樣。假如沒有殺傷入侵者的實際能力，界碑再多再大，也不過是一些擺設。
除了延安時代的整風班之外，本文引用的故事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平民對灰牢所代表的對自身權利邊界的壓縮的認可。從班房開始，經過牛棚到學習班，灰牢一直沒有遭遇真正的反抗，甚至沒有遭到質疑。中國農民接受潛規則式的徵糧標準，也接受灰牢的關押。他們不鬧，也不告，他們並沒有把人身自由和公民權利之類的漂亮說法當真。不過這已經是底線了，更深入的侵犯就難免遭遇抵抗。譬如，不能在該給救濟的時候不給，同時還按照潛規則的標準徵糧。再譬如，抓人可以，但不能把人打壞；關入灰牢也可以，但不能把人凍死。越過這些界限，農民就要上告，就要鬧，實在不行就要自殺。
說到這裡，我應該交代上述三起死人事件的結局了。
1、朱長仙。農婦朱長仙自殺後，屍體抬到了鄉政府，時任柘木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在外學習已有一月，聞訊後立即趕回鄉政府處理後事。時隔7天，監利尺八鎮一位民辦教師因農民負擔問題自殺身亡。兩起農民自殺事件發生在香港回歸前夕，中央領導批示從重從嚴從快處理。按中央文件精神，一個縣連續發生兩起死人事件，不僅監利縣主要領導要受處分，荊州市領導也要受處分，湖北省委應給中央寫檢查。
於是監利縣委書記想了一個丟車保帥的辦法，派李昌平最尊敬的老領導找他談話、做工作、許願，要求李昌平顧全大局，做到“四不推”。一不推過去——不說1996年救災政策沒落實，不說柘木鄉財政赤字1200多萬元；二不推同志——不說自己不在家；三不推兄弟鄉鎮——不說其他鄉鎮提早徵糧、死人、關人事件；四不推上級——不說縣里文件、講話、紀要、電報不合中央精神。
按照縣委書記的要求，李昌平向荊州市委書記寫了一封請求處分的信，荊州市紀委隨即撤銷了李昌平黨內外一切職務。
2、熊華品。熊華品喝農藥自殺後，黃歇口鎮委鎮政府與死者家屬達成協議：安葬費2萬元，撫卹費5萬元，若6日12時前火化再給一萬元，12時以後火化不給這一萬元。 6日12時前，熊華品遺體被火化。在記者調查之時，除5萬元的撫卹金需進一步落實外，其它3萬元已到位。
3、李啟棟。李啟棟被幹部關進管理區所設的“小黑屋”兩天兩夜後凍死，鎮裡賠償其家屬8萬元，同時釋放所有被關押者。
這裡的兩起自殺有一個共同動機，就是喚起更高層的注意，給侵犯者施加壓力，讓他們受處分，賠錢，因此受到損害。百姓用一條命換官員的一個行政處分和一筆喪葬費和撫卹金，似乎虧得很，但是畢竟沒有白死，多少換來了東西。這些東西可以看作人命的官價——上下共同認可的公平價格。對照明清兩朝歷史，儘管現在人口數量更大，人命的官價仍然上漲了，而不是下降了，這種反損害能力正是意義重大的新生事物。
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的規定：“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若官吏公使人等，非因公務而威逼平民致死者，罪同。並追埋銀一十兩（引者註：不到兩千元人民幣）。”（明）刑部官員雷夢麟《讀律瑣言》解釋此條，特別強調說：“官吏公使人等，追徵錢糧，勾攝公事，追捕罪人，因而威逼人致死者，官司所行皆是正法，彼自輕生耳，又何罪焉？”可見，當年追徵錢糧者的合法傷害權更大，逼死了人竟是白死，連一個對官吏的處分都換不來。當年官員是百姓的父母，如今官員是百姓的公僕。父讓子死，子不敢不死；公僕讓主人死，總應該遇到一些麻煩。這一點差別或許有助於解釋班房與小黑屋的不同。班房不怕被押者死亡，小黑屋凍死人卻要賠錢，因此其長期關押的人數和死亡數字便大大下降。這就是社會進步的標誌。
總之，真正能阻止我們官吏成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上級，也不是良心。把上級和良心糊弄好並不難。關鍵在於如何分配損害，也換句話說，就是要看我是否惹得起那些我打算損害的人。所謂惹不起，就是損害他們的風險很大，我可能因此遭到相同甚至更大的損害。所謂惹得起，就是損害他們是件有賺頭的事。一盤散沙般的農民沒權沒勢，告狀既費錢又費力，還沒有必勝的把握。正如中的老董所說：“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卻忍受，更有什麼法子？倘若是上控，照例仍舊發回來審問，再落在他手裡，還不是又饒上一個嗎？”
反過來說，如果上告既簡單又省事，還很公正有效，民家就不必忍氣吞聲了，官家也就惹不起民家了。
即使在明清時代，即使在告狀等於白告的時候，官吏對百姓的侵犯仍是有底線的。 《大明律·兵律·軍政·激變良民》條的規定，“凡牧民之官，失於撫字，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這裡的激變良民就是底線。當然，官吏們也可以對症下藥，一邊照舊欺負他們，一邊將反叛扼殺在萌芽狀態，防止他們私下串通聚眾結黨，建立非法組織等等。這些工作做好了，便可以進一步壓低底線的位置。
無論如何，一步又一步的壓縮總要導致風險遞增。隨著對民間權利邊界的更深的侵入，民間的不公平感便積蓄起來，反彈或反抗的力量也積蓄起來。一旦找到一個相對薄弱的突破口，或者，雖然沒有找到突破口，卻像陳勝吳廣一樣走到了絕境，像李自成一樣被“灰枷”（半正式的刑具）枷到沒法活的程度，整個天下，無論是害人者還是被害者，便要共同承擔更大的損害了。正因為擔心這種情景，中國古代的正式法規對百姓的權利邊界並不敢壓縮太甚，奈何正式界碑後邊只是一群赤手空拳的烏合之眾。
最後，在說夠了灰色的牢房和規矩之後，我抄錄幾條中外正式法規作為一個光明的尾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這是1982年12月4日五屆人大通過的憲法。 1912年3月11日，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通過了《臨時約法》，這部推翻帝制後的第一部憲法規定：“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1912年3月12日，《臨時約法》公佈的第二天，當時的革命家、從英國學習法律歸來的著名報人章士釗撰文質疑：“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則如之何？以此質之《約法》，《約法》不能答也。”
章士釗由此談到了英國，他說濫用權力的慾望，中國人外國人都是有的，但是英國人發明了一種保障自由之法：“無論何時，有違法侵害人身之事件發生，無論何人，皆得向相當之法廷呈請出廷狀（Writ of Habeas Corpus,現譯人身保護令），法廷不得不諾。不諾則與以相當之罰是也。出廷狀者，乃法廷之所發之命令狀，命令侵害者於一定期限內率被害者出廷，陳述理由，並受審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個人自由全受其庇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