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布衣副總理——陳永貴

1975年9月的某一天，在北京交道口南的一個小院裡，搬來了一位滿臉縐紋，精神氣十足，開口晉中方言頗濃，一副農民裝束的老漢。他就是聞名中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 陳永貴搬到此院之前，先後在位於復興路上的京西賓館和位於三里河路上的釣魚台國賓館住過。那是因為他在1973年9月黨的“十大”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1975年1月四屆人大上被選為國務院副總理而應有的待遇。但是，這位與土坷垃打了多半輩子交道的大寨領頭人，雖在省、縣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但多數時間依然紮根在他那奮鬥不止具有那個時代象徵的虎頭山。突然間，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住進戒備森嚴的國家最高級住所，又有秘書、警衛、服務員、司機、大師傅等一大幫子人伺候，在這一塵不染的世界讓其與土地拉開了距離，他確實感到彆扭和憋悶，無所適從。很長時間難以適應走到哪後邊跟著警衛，啥事都有服務員代勞的清閒生活。特別是那些整天看不完又不會看，批不完又不會批的文件更使他煩心。但這是國家的最高層，也是這個級別工作需要的規定，他看不慣也無可奈何，但他那雙大手勞動慣了，一閒就渾身不自在。於是，一起床，自己疊被子，自己掃地，自己洗杯子，倒煙缸，擦茶几，關走廊的燈，就連服務員到他的房間看電視（因當時只有首長的房間配有彩電），他還滿臉含笑地給他們泡茶。這些都使工作人員都對這位慈祥的“陳大叔”有了一種純樸的深情厚誼。

他還讓秘書給毛主席寫信，提出自己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三分之一到處跑，三分之一回大寨的“三三製”。並提出要搬家。毛澤東不僅贊同陳永貴的“三三製”，還在他的報告上批上了“釣魚台無魚可釣”。於是他與工人出身的副總理吳桂賢搬出了釣魚台，吳桂賢就住在與他相鄰的西邊院。 陳永貴在交道口住的四合院，座北朝南，南北長約100米，東西寬約60餘米，分前後兩個院，前院一排南屋分別住著警衛班、警衛參謀、秘書、大師傅等工作人員。前院的東屋是車庫，當時為他配了兩輛車，一輛是大紅旗，一輛是豐田。後院的北屋是陳永貴的辦公室和臥室，東西廂房分別是會客廳和放著一台彩電的電視室。 因此地屬我團的警衛區域，所以，團裡根據上級指示，讓某連為陳永貴副總理派了一個12人的警衛班，晝夜守護，夜間每班有兩位哨兵在院內巡邏，這是上級為他這個級別規定的哨位。但他依然不要國管局給他配的廚師、服務員、管理員等工作人員，能減則減，能省則省，仍讓從昔陽來的張銀昌當警衛參謀（隨身警衛）並兼管理員、服務員；讓年輕時的老伙計、仍在老家掙工分的大計科來給自己做飯，後因年紀大換上了在大寨接待站做飯也是掙工分的郭石頭。僅有一名司機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派來的，是河北吳橋縣的湯師傅。

陳永貴從釣魚台搬到這里後，感到沒有了多層崗哨的束衛是一種精神上的解放。搬到新家的當天吃過午飯後，便隻身一人出門哼著家鄉戲走了。警衛班的同志趕緊找到他的警衛參謀，大家慌忙跑出去跟上了他。他左瞧右看，最後溜進了地安門的一家理髮店，坐在椅子上讓理髮師傅給剃個光頭。剃頭師傅看他像不斷在電視上露面的副總理陳永貴，心理有些蹊蹺。他的警衛趕緊上前說你就給他剃吧。師傅明白了，這就是陳永貴。外面的人也知道了副總理在這兒剃頭，都圍著好奇地看他這個平民式的大官來老百姓剃頭鋪剃頭。警衛們十分焦急，他卻跟沒事人似的，剃完頭讓警衛李銀昌給了師傅5角錢，與大家笑了笑走了。 類似這樣如普通百姓在街上走走逛逛的事還很多，不過警衛們加強了防範措施，盡量不讓街上行人認出他的廬山真面目。

進了政治局，陳永貴也不轉戶口，仍在大寨掙工分；當了副總理，國務院和山西省每月給他的補貼加一塊兒也僅有130多元錢。他成了經濟收入最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可能是艱苦樸素的本性難移和經濟拮据的原因，他不管出國訪問還是到外地視察，無論參加何種會議還是在住地辦公，都穿著冬黑夏白的鎖扣門的對襟老式衣裳，腳上常年穿著尖口布鞋。 種了一輩子糧食的陳永貴，當了副總理，依然愛用大碗吃他昔陽風味的拉麵、壓面大餅、小米稀粥等普通百姓吃的飯。抽煙買的都是二三毛錢一包的普通煙。 住處的院子較大，他又不讓老婆孩子來這兒住，自己隻身一人在這麼大院子感到是對土地的浪費，空著怪可惜的，他便壘了個池子種菜，種的苦瓜、西紅柿、豆角，經他這個種地行家的待弄，個個果實累累，除自己吃，還送給警衛班的同志們吃。

他十分體貼警衛班的戰士們，每次回大寨，回來帶些土特產都不忘給警衛班送點；逢年過節如果自己不在北京，他也會打電話讓看門的工作人員替他給警衛班買點蘋果，代表他看望戰士們。當然，常年生活在一塊，警衛班也有讓他不滿意的時候。有一次，一位新戰士拿著小橙子去他的電視室看電視，無意中坐在他的前面看，擋住了他的視線。這位戰士不懂事的不禮貌舉動，惹得他很是不高興，一句話沒說拂袖而去。當團領導得知這一情況後，當即將四連的警衛班撤出，換上了高機連的一個警衛班，班長叫蓋前貴，邯鄲永年籍。陳永貴聽到警衛班換防的內情后，一方面欽佩警衛部隊從嚴治軍，另一方面覺得因自己一時的不高興引起此事而感到內疚。該班接任不足兩年，又因該連隊換防到農場而離開。因離開時陳永貴正好在外地，恰巧昔陽縣的當家人李喜慎與郭鳳蓮在此，就代表陳永貴與警衛班的同志們合影留念，歡送他們。在天安門前的幾次迎送外賓活動中，我見過陳永貴憨厚拙樸而慈祥的笑臉。但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76年11月24日在毛主席紀念堂奠基儀式上的陳永貴。在為花崗岩基石執鍬培土的領導人中，陳永貴蹬鍬、扔土最有力、最嫻熟，一看就是個乾活出身的人。

2002年6月，我來到大寨參觀，看著虎頭山半腰陳永貴的巨大石雕塑像和登上層層台階直通虎頭山上的陳永貴墓地，望著鬱鬱蔥蔥的虎頭山和綠油油的層層梯田，聽著大寨目前發展有飲料、酒類、服裝、運輸、農牧開發等八大企業年收入超過一億元的介紹，遙觀絡繹不絕的自費觀光旅遊者，深感陳永貴這位用苦乾和悲壯創建的大寨聖地、大寨精神在風雨中走到今天，依然有他的魅力，有他的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