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是埃德加·弗里曼特。曾經是建築承包業界的大人物。那是在明尼蘇達州，在我的上輩子裡。我是從懷爾曼那兒學到“上輩子”之說的。我很想把懷爾曼的事兒告訴你，但還是讓我們先了解明尼蘇達州的那部分吧。
要說的是：我的光輝歷程走的是堂堂正正的美國男子漢之路。先進了一家公司站穩了腳跟，等到節節攀升到了頭，我就辭職了，開始自己創業。離開那家公司時，老闆嘲笑我，說我不出一年就會破產。我猜想，每當有精明強幹的年輕員工自立門戶時，大多數老闆都會這麼說。
我呢，卓有成效。當明尼阿波利斯的聖保羅一帶繁榮起來時，弗里曼特公司也興旺發達了。時局蕭條時，我從不逞強，一向謹慎從事。但我確實會在直覺上押寶，大多數時候，直覺都會幫到我。到了五十歲時，我和帕姆的身家值四千萬美元。而且，我倆感情甚篤，多年不渝。我們有兩個女兒，等我們的黃金歲月到頭時，伊瑟在布朗大學，梅琳達在法國教書，那是她身為外國交換生的一個兼職。要是事情有什麼不對勁，我和太太就會飛過去看看她。
我在某處施工現場遭遇了意外。事情倒是很簡單：敞篷小貨車和十二層樓高的起重機親密接觸時，輸的永遠是小貨車，哪怕是會鈴聲大作的道奇公羊也沒轍。我的右側顱骨僅是開裂之傷。左側狠狠撞上公羊的車門支柱，導致三處骨折。也可能是五處。我的記憶力比傷後好多了，但相比於受傷之前仍有天壤之別。
醫生說，我受到的腦損傷叫做“對沖傷”，通常會比衝擊傷帶來更深遠的傷害。我的肋骨斷了。右臀粉碎性骨折。雖說右眼的七成視力保住了(要是天氣好，還能看得更清楚)，卻永遠失去了右臂。
我本會送命的，但我活了下來。理論上，對沖傷會引發精神性損傷症狀，一開始確實是，但慢慢消退了，差不多算消退了。等我的精神有所好轉時，太太卻走了，那可不是差不多，而是完完全全地走了。我們結婚有整整二十五年，但你也知道常言說：天有不測風雲。我想，那也不要緊；走了就走了吧。了結就了結吧。有時候，完結是好事情。
我所說的精神性損傷是指一開始認不出別人是誰——甚至不認得我太太——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就是弄不明白，為什麼我會那麼疼。現在，四年後的我已記不得那種疼痛的實感了。我知道自己在忍、在熬，那是能把人撕裂、把人疼死的痛，但現在說來好像只需動動口舌。當時的痛可不是口頭說說的。當時就像身處地獄，卻不明白自己怎麼會下了地獄。
你先是怕死，然後怕自己死不掉。這是懷爾曼說的，他一定是知道的；曾身處地獄的他很有發言權。
每時每刻，每一處都在疼。腦袋裡好像總有鐘在敲，敲得我頭痛欲裂；全世界最大的鐘錶行好像開在我的腦殼裡，並永遠關在漆黑深夜裡。由於我的右眼被撞傷了，只能透過一層血膜看世界，而我幾乎不知道身在陰陽何界。所有東西都沒了名字。我記得有那麼一天，帕姆在房間裡——我還在病房裡——她站在我的床邊。我氣急敗壞，因為她本該站在另一邊，另一邊有個像板條的東西，可以把屁股蛋子放上去。
“搬個朋友來，”我說，“坐在朋友上。”
“埃德加，你這是什麼意思？”她問。
“朋友啊，就是伙計唄！”我大喊，“把他媽的伙計拿過來，你臭婊子！”頭痛得能直接把我幹掉，而她哭了起來。我討厭她哭哭啼啼的。她根本沒理由哭，她又不是在籠子裡的倒霉鬼，她又不需要隔著模糊的血紅色看世界。籠子裡的猴子不是她。接著，我的火氣躥上來了。 “把小伙子拿過來，病倒！”我在亂成一團的腦瓜裡找不到椅子，朋友算是最挨近的一個詞兒了。
我無時無刻不在發火。照顧我的有兩個老護士，我稱其為“老菜皮一號”和“老菜皮二號”，好像她們都是色情片《蘇斯大夫》裡的角色。還有個志願者擔當護士助理，我叫她“菱形尿不濕”——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叫，但這暱稱同樣有性聯想。至少，我有。等我有點兒力氣了，就開始攻擊別人。有兩次，我企圖刺傷帕姆，其中有一次得手，儘管用的只是一把塑料餐刀，但她的小臂上還是要縫幾針。還有好幾次，他們必須把我捆牢在床上。
關於我的上輩子，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在昂貴的康復病房裡都快待足一個月時，有天下午很燥熱，昂貴的空調機壞掉了，我被捆在床上，電視裡在放肥皂劇，腦袋裡有成千上萬隻午夜大鐘在敲，右側身體疼得火燒火燎，消失不見的右臂癢得很，消失不見的右手手指在抽搐，止痛劑隔一陣子要停用—會兒(我不知道是多久，計算時間已經超出了我的能力)，一個護士從血紅視野裡浮上來，又一個湊到籠子前看猴子的生物，她說：“你想現在見你太太嗎？”我答：“除非她帶把槍來崩了我。”
你不會相信那種蝕骨的痛會消退，但它真的會。接著，他們把你運送回家，再用肌體復原的那套把戲製造的痛苦代替原先的疼痛。血紅色開始從我的視野淡化。有個專攻催眠療法的心理學家向我露了兩手，教我如何處置幻覺中的疼痛、癢死人的失去的右臂。那就是卡曼。也是卡曼給我帶來了瑞芭。當我跌跌撞撞走出上輩子、走進我現在居住的杜馬島時，我只帶了寥寥可數的家當，瑞芭就是其一。
卡曼醫生說：“在製怒心理療程中，這是不允許的。”其實，我懷疑他在此事上說了謊，只是為了讓瑞芭對我更有吸引力。他告訴我，我必須給她一個充滿恨意的名字，於是，雖然她長得酷似，但我想起了小時候只要看到我沒把胡蘿蔔吃光就擰我手指頭的瑞芭姑媽。擁有她還不到兩天工夫，我就把這名字忘了。我只能想起男孩的名字，每一個都會讓我更憤怒：蘭道爾，羅素，魯道夫，該死的鳳凰河。
那時候我已經回家住了。帕姆端著早餐進來時，準是看到了我的表情，因為我聽得出她克制的語氣，她不想讓自己爆發。不過，就算我記不起心理醫生給我的紅色布片製怒娃娃叫什麼名字，我還能記得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使用它。
“帕姆，”我說，“給我五分鐘，控制情緒。我辦得到。”
“你肯定——”
“是，就現在，帶著火腿出去，用它補補你的妝。我辦得到。”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能控制情緒，但理論上我就該那麼說。我記不起該死的娃娃叫什麼，可“我辦得到”這話還記得清清楚楚。明知辦不到，明知自己被毀了，被加倍地毀了，就像傾盆大雨中的倒霉鬼，可我還口口聲聲不停地說我行、我可以，很明顯，那段生活就算走到頭了。
“我行的。”我說這話時的表情只有天知道，因為她一聲不吭地退出去了，托盤還在她手裡，可茶杯像在跳踢踏舞般撞出響動。
等她走了，我把玩偶舉到面前，死死看進它愚蠢的藍眼睛裡，與此同時，深深掐進那愚不可及的軟綿綿軀體裡，大拇指幾乎都看不見了。 “你叫什麼，蝙蝠臉的小婊子？”我衝著它大吼一聲。我從沒想過，帕姆和日班護士就在廚房裡用內部電話收聽我的一言一行。跟你這麼說吧：就算內部電話不管用，她們隔著門板也照樣聽得到。那天，我嗓子不錯。
我把玩偶前前後後搖個不停。它的腦袋怦然落下，《我愛露西》劇集裡經久不衰的發式、也就是人造頭髮飛起來。大大的藍色卡通眼珠子好像在說，“哦哦哦，你個死男人！”活像古老動畫片裡的貝蒂娃娃，你至今還能時不時在有線電視裡看到呢。
“你叫什麼，婊子！叫什麼啊，賤貨！爛布頭騷貨！你到底叫什麼？快說出你的名字！跟我說你叫什麼？再不說我就挖出你的眼珠子，割掉你的鼻子，剝掉你的——”
就在那時，混亂如麻的神智交錯碰撞，直到現在——四年後，我在墨西哥山路易斯州坦馬祖卡勒小鎮過著埃德加·弗里曼特的第三幕人生戲時——還會時常這麼跳接思路。就在那個瞬間，我好像又坐在了貨車裡，硬夾寫字板和放在副駕座腳墊上的鐵皮午餐盒相碰，嘎啦嘎啦直響，(我懷疑自己是惟一帶午飯盒去上班的美國千萬富翁，但你說不定能數出一打來)蘋果電腦放在我身旁的座位上。收音機裡有個女人帶著傳福音者般的激情尖聲高唱，“……紅色的！”只有三個字，但足夠了。那首歌唱的是，有個可憐的女人發現漂亮的女兒當了妓女。歌名叫《異想天開》，演唱者：。
“瑞芭，”喃喃自語的我將玩偶攬在懷裡。 “你叫瑞芭。瑞芭一瑞芭一瑞芭。我再也不會忘了。”結果還是忘了——隔一星期就忘了——但不再變得如此暴躁。不。我抱著她就像抱著親愛的愛人，閉起眼睛，在車禍中毀於一旦的小貨車也在幻想中重現。我在幻像中看到鐵皮午餐盒和寫字板上的鐵夾子磕磕碰碰，也聽到收音機裡再次傳出那歌聲，以同樣福音歌般的激情高唱道“紅色的！”
卡曼醫生稱其為突破性進展。他興奮極了。我太太看起來就沒那麼興奮了，落在我臉頰上的吻僅僅出於義務。兩個月後，她就跟我說想離婚。
兩個月後，要么是疼痛減弱了，要么就是我的心智在處理劇痛時有了長足的進步。頭還會痛，但沒那麼頻繁了，極度的銳痛也少了；天字第一號鐘錶行的午夜狂響也不會一天到晚震盪在我兩耳之間了。五點鐘，我渴望吞下維柯丁止痛藥；八點輪到復方羥氫可待因，我總是迫不及待需要止痛片——只有吞下那些神藥，我才不用撐在亮紅色的加拿大產拐杖上，連蹣跚的力氣都沒有，但不管怎麼說，右臀粉碎的骨頭開始癒合了。
每週一三五，素有“康復中心女王”之稱的卡迪·格林會到位於夢多塔高地的弗里曼特豪宅來幫我。療程開始前，他們允許我多吃一顆維柯丁，可等療程結束時，我的淒慘喊聲還是響徹大屋上下。我們家地下室裡的娛樂室已被改裝成康復中心，全套設備一應俱全，還包括無障礙熱水按摩浴池。經過兩個月的折磨，我可以自己下樓去了，利用晚上的時間加倍鍛煉腿部，並開始嘗試一些腹部康復運動。卡迪說，睡前運動個把小時會催生大腦釋放內啡肽，那樣我就能睡得好些。
那天晚上，我正忙著睡前運動——埃德加在搜尋狡猾的內啡肽呢，我那結髮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太太走下樓來，對我說，她想要離婚。
我停下正在做的事兒——仰臥起坐，盯著她看。當時我坐在一塊瑜伽墊上。她站在樓梯最低的台階上，然後，萬分慎重地走過地下室。我本可以問她是不是當真，可一排排的日光燈下明亮得很，我沒必要再問了。畢竟，隨便哪個女人的丈夫大難不死，熬了痛苦的六個月，她都不會拿這事兒開玩笑的。我也可以問問她究竟為什麼，但我很清楚答案。我看得到她胳膊上細長的白色刀疤，是我用醫院餐盤裡的塑料刀劃的，但那隻是最不起眼的一條理由。我也想起來，就在不久前，我讓她把火腿端出去，順便用它補補她臉上的妝。我考慮了一下，是否該請她三思而後行？可怒火又騰然而起。那幾個月裡，卡曼醫生稱之為“不合時宜的憤怒”就是我最醜陋不堪的好伙計。不過，哼，當時我的感受根本不像是不合時宜。
襯衫早就脫了。右肩下三英寸半就是我的右臂。我把胳膊扭向她的方位——用僅剩的肌肉所能做出的最大扭動。 “瞧這兒，”我說，“送給你的中指。從這兒滾出去，要是你真那麼想就快點滾蛋吧，甩手不干的臭八子。”
眼淚順著她的臉頰滑落，可她還試著要笑。那麼努力，那麼讓人毛骨悚然。 “婊子，埃德加，”她說，“你該說婊子。”
“我說什麼就是什麼。”說著，我接著做仰臥起坐。只用一條胳膊做腹肌收縮，簡直難於上青天；要使勁拉動身體，卻老是向一邊歪倒。 “我不會離開你，這才是重點。如果是我，我不會離開你。我會在泥巴、鮮血、屎尿和灑得到處都是的啤酒中撐到底。”
“那不一樣。”她說，但沒想去抹一把眼淚。 “那不一樣，你明明知道的。如果我大發脾氣，我不可能把你一劈為二。”
“就算只有一條胳膊，我也能漂漂亮亮地把你一劈為二。”說著，我加快速度做仰臥起坐。
“你用刀子刺我。”好像那才是重點似的。根本不是，我們倆都知道。
“你說的是一把塑料小餐刀，那時候我差不多精神錯亂，而你一直到死都會念叨這句話，就當你的墓誌銘吧：'埃迪用刀子刺我，永別了殘酷的世界。'”
“你還想掐死我。”我幾乎聽不到她這輕聲的呢喃。
我停下腰腹動作，張口結舌地瞪著她。腦袋裡的鐘錶行開始運作了，啷噹、啷噹，敲啊敲。 “你說什麼呢？我想掐死你？我從沒掐過你。”
“我知道你不會記得的，可你掐過我的脖子。而且，你不是以前的你了。”
“哦，得了吧。把新世紀學說那套狗屎留給……那個傢伙……你……”我知道那個詞，也看得到那個詞代表的男人，可話到嘴邊就是想不起來。 “那個光頭混蛋。你在他辦公室裡見他。”
“我的心理醫生。”她說出來了，顯然，那隻會讓我更加惱怒。她擁有那個詞兒，我不。因為她的腦袋沒像果凍一樣被撞得粉碎。
“你想離婚，你可以離婚。全都甩在身後，一走了之，幹嗎不呢？走吧，到別的地方當鱷魚去吧。滾蛋。”
她上了樓梯，頭也沒回地關了門。等她走遠了，我方才反應過來，我想說的其實是“鱷魚的流淚”，到別的地方顯擺鱷魚的眼淚吧。
唉，好吧。差一丁點，就能開始折騰了。這是懷爾曼說的。
到最後，滾蛋的人是我。
除了帕姆，我的上輩子沒有過別的伴侶。埃德加·弗里曼特有四條成功秘笈(歡迎您做筆記)：借款數量決不大於你的智商值的一百倍；決不向初次見面就和你稱兄道弟的人借錢；日頭在天時決不喝酒；選擇的伴侶絕對、絕對不能是她裸身躺在水床上時你卻不想去抱一抱的人。
不過，倒是有個熟人我很信得過，也確是湯姆·賴利幫我搬了家——所謂搬家，不過是從夢多塔高地帶出稀稀拉拉幾樣東西，再搬進在法倫湖的小房子。湯姆——這個在婚姻遊戲中兩度敗北的衰人——一路上盡擔心我了。 “現在的情況好比是決賽關頭，你不能就這麼放棄豪宅呀。除非法官判你滾蛋，你再走也不遲。你怎麼能在主場獲利的決勝局裡棄權呢？”
我才不管什麼主場優勢呢；我只希望他開車時能留神看路。每當迎面而來的車逼近路中線時，我都忍不住縮緊身子。有時候，我好像在負責副駕駛位下的剎車，一驚一乍地繃緊或重踏腳底板。要說讓我親自重握方向盤，怎麼想都覺得不對勁。當然啦，上帝就愛玩兒驚喜。那也是懷爾曼說的。
康復女王卡迪·格林只離過一次婚，但她和湯姆的論調完全一樣。我記得她穿著緊身衣褲盤腿而坐，抓著我的腿，帶著嚴厲而憤慨的神色說道：“你剛過鬼門關，還丟了條胳膊，可你瞧瞧啊，她想逃得遠遠的。就因為你神誌不清、幾乎不記得自個兒是誰的時候用醫院裡的塑料餐刀劃了她一下？打死我也不能理解！難道她不懂嗎，意外損傷後的情緒起伏和短期失憶是普遍現象？”
“她懂的是，她怕我。”我說。
“是嗎？那好，親愛的吉米寶寶，好好聽媽媽說：找個好律師，讓她為如此懦弱無用的表現付出代價。”幾根頭髮從康復中心蓋世太保帽下的馬尾辮裡滑出來，她把頭髮從前額捋到耳邊。 “她應該付出代價。好好看我的嘴巴要說什麼：這一切不是你的錯。”
“她說我試圖掐死她。”
“要真有這事，被單臂傷員掐住喉嚨還真能增加尿褲子的經歷吧？打起精神來，埃迪，讓她自食其果。我知道自己是護士，不該說這些，但我管不了那麼多。她不該落井下石。”
“我覺得，除了掐她脖子、用餐刀劃她之外，還有別的事情。”
“什麼事？”
“我不記得了。”
“那她怎麼說？”
“她沒說別的。”但帕姆和我在一起那麼多年，即使愛情走到了必須消極接受對方的困境，我認為自己還是很了解她的，也相信還有隱情——是的，還有別的什麼事，而那才是她真正避之惟恐不及的。
搬到法倫湖後不久，兩個女兒過來看我——該說是年輕的女士。她們把野餐用的勞什子都帶來了。我們坐在直通湖水的棧橋長廊，松木味撲鼻而來，我們放眼湖面，小口小口嚼著三明治。那時候已過了勞動節長假，大多數泛舟玩物都靠邊放好，準備來年再用。野餐籃裡還有一瓶紅酒，但我只喝了一點。酒精在我的止痛藥物名單之首，力道最大：一杯啤酒就能把我灌醉。我的女孩們——年輕女士們——把剩下的酒分喝了，結果變得暈暈乎乎。自打我和起重機短兵相接後，梅琳達是第二次從法國回來，她不太高興，還問我，是不是所有成年人到了五十多歲都要來這麼一段不讓人開心的插曲，活像在退化，而她自己到老了是不是也會如此？妹妹伊瑟靠著我開始哭，追問為什麼會到這個地步，為什麼我們——特指我和她母親——不能像以前那樣相親相愛。梅琳達說，現在不是伊瑟展示寶寶專利行為的好時機，後者向她豎了豎中指。我笑了。我忍不住要笑。然後我們仨都笑起來。
梅琳達發脾氣，伊瑟哭哭啼啼，都不讓人開心，但她們很誠實，對我來說，那就像伊瑟臉頰上的小胎記、梅琳達眉宇間直直的皺眉紋一樣是我所熟悉的。現在她的皺眉紋還很淡。隨著時間流逝，一定會變成一道深深的溝紋。
梅琳達問我接下去打算怎麼辦，我說我不知道。我不想終結自己的生命，差得遠呢，但我知道假如真有此意，我一定會製造出意外事件的假象。我不會把這兩個年輕女士拋下，讓她們尚在生命伊始的燦爛年華就背負父親自殺身亡留下的悔恨。同樣，我也不會把負疚的重擔壓在那個女人的心頭，那個曾和我裸身躺在床上笑著、聽著音響裡放、分享同一杯奶昔的女人。
等她們傾訴了心聲——用卡曼醫生的話來說：完全而徹底地交換彼此感受一一留在我回憶中的便是：我們共度一整個愉快下午，翻看老相冊，追憶往昔。我想我們又大笑了好幾次，但有關那段生命的記憶都不太可信。懷爾曼說，一旦開始回憶，我們都會耍老千。
伊瑟希望我們一起出去下館子，可梅琳達必須趕在公共圖書館關門前去見朋友，我說我不想—瘸一拐地到別處去；我想讀幾頁約翰·山德福德的新小說，然後就去睡覺。她們和我吻別——兩人和好，又成好友了，便走了。
兩分鐘後，伊瑟又回來了。 “我對琳說我忘了拿鑰匙。”她說。
“我估計你沒忘。”我說。
“是沒忘。爸爸，你有沒有傷害過媽媽？我是說，現在？故意的？”
我搖搖頭，但這種表態沒法讓她滿意。我能看出來，因為她就那麼站在原地，直勾勾看進我眼睛裡去。 “不，”我說，“從沒有過。我曾——”
“你曾經什麼，爸？”
“我是說，一開始我是想劃傷我自己的胳膊，但突然之間……顯然那是個壞主意。我從未故意傷害她。伊瑟，別再提那事兒了。”
“那她為什麼還怕你？”
“我想……因為我殘疾了。”
她猛地衝進我懷裡，力道大得差點兒把我倆都撞倒在沙發上。 “哦，爸爸，我真抱歉。這一切實在太可惡了。”
我撫了撫她的秀發。 “我知道，但你要記住——分手就和殘疾一樣糟。”那不是事實，但只要我夠小心，伊瑟永遠不會知道這句話只是個善意的謊言。
車道上傳來鳴笛—聲。
“去吧，”我親了親她沾滿淚水的臉頰，“你姐姐等急了。”
她抽了抽鼻子，“她又不是第一次著急。你不會過度訓練吧，嗯？”
“不會的。”
“有什麼需要就打電話給我，爸爸，我會搭頭班飛機趕過來。”
她會的。所以我不會給她打電話。
“說定了。”我在她另—邊臉蛋上又親一下，“把這個吻捎給你姐姐。”
她點點頭，出去了。我在沙發里坐下，閉上眼睛。眼睛背後，那些鐘一直在敲啊敲啊敲。
下一位訪客是卡曼，給我瑞芭的心理醫生。我沒有邀請過他。我已經有了卡迪，專攻康復術的施虐女狂人，感謝老天爺。
卡曼顯然只有四十出頭，走起路來卻像個老人，一坐下來還會氣喘吁籲，透過玳瑁架的超大眼鏡片端詳世界，視線還要刻意越過巨大的肚腩。他的個子非常高，還是個非常黑的黑人，五官體形都大得缺乏真實感。他那雙瞪著人的圓圓大大的眼珠子、船頭雕像般宏偉突出的大鼻子、圖騰畫裡的厚嘴唇，統統能讓人心生崇拜之意。亞歷山大·卡曼活像擠在人類倉庫裡的縮小版的神。也像是五十歲生日前因心髒病或中風而亡的不二人選。
我要給他拿點飲料，他謝絕了，說不會久留，接著把手提箱放在沙發旁，好像反證剛才的話並不作數。他陷進沙發墊的海綿里，好像深及五潯(好像越陷越深——我很擔心那玩意兒的彈簧斷掉)，看著我，並開始喘氣。
“什麼風把你吹這來了？”我問。
“哦，卡迪跟我說，你打算把自個兒崩了。”他說這話的口氣，儼然像在說卡迪跟我說你要開個草坪派對，KK牌甜甜圈無限量供應。 “真有其事，還是謠言？”
我欲言又止。以前也有這麼一次，在我十歲的時候。我從小在奧克萊兒長大，在藥品店的螺旋書架上拿了本漫畫書，塞在牛仔褲腰里，再放下T卹蓋住它。就在我慢吞吞走出門時，一個精明的店員發現我衣服下有拱起，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另一隻手掀起我的T卹。我非法所得的寶藏便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她問我：“書怎麼跑這兒去了？”之後整整四十多年，我再沒有被簡單的提問噎得張口結舌過，直到現在。
最終——顯然超出了回答所需要的斟酌時限——我說，“真荒唐。我不知道她打哪兒聽來這種說法。”
“不是嗎？”
“不是。你真的不想來罐可樂嗎？”
“謝了，不過我不需要。”
我站起來，從廚房冰箱裡取出一罐可樂。我把可樂緊緊夾在斷肢和胸膛之間——可以辦得到，但會有點疼，我不知道你們在電影裡會看到什麼，但斷裂的肋骨要疼上很長一段時間——再用左手扳開蓋子。我是個左撇子。懷爾曼會說，悠著點，朋友。
“我倒驚訝你把她的話挺當一回事兒，”我走回客廳，一邊說，“卡迪是個體能康復師，可不是精神病醫師。”坐下前，我停了一下，“你也不是，事實上，就純學術層面而言。”
卡曼張開一隻巨手罩在書桌抽屜大小的耳朵後。 “我是不是聽到……難聽的噪音？我肯定聽到了！”
“你在說什麼啊？”
“是某人被觸怒後自我防禦時的富有魅力的原始喊叫。”他假裝嘲諷地眨眨眼，但那張龐大的臉孔讓這機靈的表情無計可施，他只能演好滑稽戲。無論如何，我得了一分。 “至於卡迪·格林，你說得對，她能知道什麼呢？她整天就和截肢患者、四肢癱瘓患者、像你這樣的因意外事故而殘廢的人，還有——同樣像你這樣的——腦部損傷後的康復病人打交道。卡迪幹這行已經十五年了，她有的是機會看一千個殘疾人面對逝去的往昔，哪怕一秒都喚不回來，所以她才很可能辨認出抑鬱自殺的前兆。”
我坐在軟綿綿的安樂椅裡，正對著沙發，慍怒地看著他。麻煩來了。人不可貌相啊，卡迪。
他向前欠了欠身……當然，考慮到他的腰身，頂多也就挪幾英寸。 “你必須等待。”他說。
我目瞪口呆地對著他。
他點點頭。 “你吃了—驚。是的。但我不是個基督徒，更別提天主教了，在自殺的問題上我的思想很開明。同樣，我也信仰無限可能性的存在，我知道你也是，那就讓我告訴你：要是你現在殺了自己……甚至自此過後六個月內……你太太和女兒們都會知道的。不管你幹得多麼乾淨漂亮，她們一定會知道你是自殺的。”
“我沒想……”
他揚了揚手。 “還有你的人壽保險公司——賠償金可是一大筆數字喲，我肯定，他們也會輕而易舉知道你是自殺。他們或許找不到證據……但一定會使勁找，不遺餘力。從他們那兒會傳出各色各樣的謠言，最終傷及你的女兒們，不管你以為她們對此事的心理防線有多堅強，都將不堪一擊。”
梅琳達很堅強，但伊瑟就不同了。梅琳達發起火來，就會把伊瑟稱為“發育受阻的典型案例”，但我不認為是這樣，伊瑟只是太溫順了。
“到最後，他們一定能找到證據。”卡曼聳了聳寬厚過分的雄偉雙肩。 “要付多少遺產稅我算不出來，但可以肯定的是，你一生積蓄的一大半將被一筆勾銷。”
我壓根兒沒想過錢的事兒。可現在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一隊保險公司調查員的身影，他們到處嗅著我的踪跡。突然間，我笑開了。
卡曼把深褐色的大手攤在製門器似的膝頭，露出一絲狡黠的微笑看著我，好像在說“蛛絲馬跡我都門兒清”。只不過，微笑到了他那張大臉盤上也毫無微笑可言。他讓我笑了個夠，然後問我什麼事兒那麼好笑。
“你是說我太富了，所以不該自殺。”我說。
“我是說，埃德加，現在不行，我要說的就是這一點。我還要給你個建議，儘管有悖於我的實踐經驗。但在你這個案例上，我有強烈的直覺——和讓我給你玩偶的直覺是同一類的。我建議你試試地理療法。”
“什麼療法？”
“地理療法是一種康復模式，戒酒患者在後期經常使用。換個地方生活，他們希望能有個嶄新的開始，重新開局。”
彷彿有什麼閃現了一下。雖不想稱之為希望，但我確實有所觸動。
“不太管用，”卡曼繼續說，“就像某個無名氏老酒鬼說的至理名言，'你把混蛋送上波士頓的飛機，在西雅圖下飛機的還是個混蛋'。酒鬼的禍就是酒鬼的福，可惜大徹大悟者寥寥無幾。”
“還有哪兒是留給我的？”我問。
“眼下，聖保羅郊外就是留給你的。我的建議是，揀個離這兒很遠很遠的地方，然後動身。考慮到你有萬貫家產、婚姻告急，其實你很有優勢。”
“去多久？”
“起碼一年。”他看著我，眼神高深莫測。他的大臉最擅長適宜蝕刻在法老墓穴裡的表情，我覺得也會考慮使用。 “等一年過去，埃德加，要是你想對自己下手，看在上帝——哦，不，看在你女兒們的分兒上——千萬要幹得漂亮點。”
深深陷下去的他好像已經和沙發合二為一了，現在開始掙扎著把自己拖出來。我上前一步想幫他，他擺擺手謝絕了。好不容易，他總算站直了，比先前更兇猛地喘大氣，拾起了他的手提箱。他從六英尺半的高度俯視我，那雙醒目的大眼球連同發黃的角膜被眼鏡片放得更大了，眼鏡度數可真深啊。
“埃德加，有什麼事兒能讓你開心嗎？”
我就字面意思(似乎也是惟一不含潛台詞的意思)想了想，說：“我以前會素描。”事實上，還不止素描，但好歹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其後的歲月裡，別的事起起落落：婚姻，創業。現在這兩樣都不在了，或者說，正在消失。
“什麼時候？”
“小時候。”
我想告訴他，以前我做夢都想進藝術學校，甚至在買得起的時候還收了些應時應景的名畫冊，但終究沒說出口。在過去的三十年裡，我對藝術世界的貢獻無外乎講電話時的隨手塗鴉，至於那些買來的畫冊，大約十年來一直放在咖啡桌上，以便給朋友們留下深刻印象。
“之後呢？”
我想撒謊——不想讓別人以為我是只知埋頭工作的苦力——但還是實話實說了。只要時機恰當，獨臂男人就應該說實話。這不是懷爾曼說的，是我自創的。
“沒再畫了。”
“再撿起來，”卡曼給了我忠告，“你需要保護。”
“保護。”我呆呆地跟著念，不明就裡。
“是的，埃德加。”他似乎有點驚訝，還略有失望，好像我不能理解如此淺顯易懂的概念。 “預防夜襲。”
過了一個多星期，湯姆·賴利又來看我。那時，樹葉開始變色了，我記得店員們在沃爾瑪超市裡掛起了萬聖節的促銷海報，我在那裡買了自大學以來的第一本素描簿……該死的，摘不好高中以後就沒買過了。
那次他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有多尷尬，簡直是坐立不安。
我問他要不要啤酒，他說好。等我從廚房回來時，他正在看我畫的墨水筆劃——三棵棕櫚樹的剪影，寬廣的水面，門廊展露一角，引入左側景深。 “不錯啊，”他說，“你畫的？”
“才不是。是精靈。它們一到晚上就出來，給我補補鞋子，畫畫應景的畫。”
他大笑不止，把畫放回桌上。還故意用瑞典口音說，“看起來不太像明尼蘇達州哦，親愛的。”
“我照一本書畫的。”我說，精確地說，原圖來自房地產經紀人給的宣傳單彩圖。那是在所謂的“佛羅里達屋”拍的，鮭魚角，我剛把那地方租下一年。我從沒去過佛羅里達，即便有公眾假期也沒去，但那張圖喚起了我心深處的某種萌動，那是車禍後第一次感受到切實的期待，很微渺，但存在。 “湯姆，我能幫你做什麼？如果是生意方面……”
“實際上，帕姆要我過來和你談。”他低垂著頭。 “我不想，但很難拒絕她。你知道，都是老交情了。”
“那是當然。”回首往昔，弗里曼特公司始創時只有三輛小貨車、一台履帶拖拉機，除此之外只有一堆春秋大夢，那時湯姆就在了。 “那就和我談吧。我不會咬你的。”
“她已經請了個律師，一往無前地要辦這場離婚官司。”
“她要沒這麼做，反而出乎我意料了。”我說的是事實。我仍然不記得自己曾試圖掐死她，但她說起那事時的眼神我記得一清二楚。所以，事情一定會走到這一步：一旦帕姆下了決心，八頭牛都拽不回她。
“她想知道，你是否打算聘布仔。”
一聽這話，我忍不住笑了。威廉·博茲曼三世是個衣冠楚楚、打著蝴蝶領結的六十五歲紳士，指甲修得無懈可擊，是我們公司顧傭的明尼蘇達州律師事務所裡的領頭犬，要是他知道湯姆和我整整二十年背地裡喊他“布仔”，搞不好腦血栓又要發作了。
“我還沒想到這一層。湯姆，怎麼了？她到底想怎樣？”
他喝了一半的啤酒空杯放在書架上，挨著我畫到一半的傻圖。他的臉頰上泛起暗沉的豬肝紅。 “她說，她希望一切不要做得太難看。她說，'我不想發離婚財，也不想要爭來奪去。我只想讓他對我和女孩們公平些，他一直都很講求公平，你願意把這話轉告他嗎？'所以，我就來了。”他聳聳肩。
我起身走到起居室和門廊之間的落地窗前，望著外面的湖。很快，我就可以飛到僅屬於我的“佛羅里達屋”，且不管那到底是什麼貨色，反正能把墨西哥灣一覽無遺。我在想，那和我現在望著法倫湖會有什麼不同，又能好到哪兒去。我想多少會有些不同，而我會為此整頓，至少開始時是這樣。有所不同，就可以當作重新開局。等我轉過身，卻發現湯姆·賴利根本沒在看我。起初我以為他肚子疼，但很快就發現，他是在強忍著不要哭出來。
“湯姆，怎麼了？”我問。
他想說什麼，卻只能含含糊糊發出嘶啞的哽咽。他清了清嗓子再說，“老闆，看到你這樣，我真不習慣。只有一條胳膊。我心裡很難受。”
毫無美感，毫無預備，卻分外甜蜜，就像一顆子彈直中我心。我想，當時我們差一點就抱頭痛哭，像奧普拉脫口秀節目裡那些過分神經質的傢伙。
想到那檔節目，讓我重新克制住了自己。 “我也很難受，”我說，“但我會好起來的。真的，現在，趁你的啤酒還有汽，趕緊喝光。”
他笑起來，把瓶裡剩下的谷帶啤酒倒進杯子裡。
“我要給你一個建議，你回頭轉告給她。”我說，“如果她喜歡，我們可以敲定所有細節。DIY和平談判。不需要律師。”
“你當真嗎，埃迪？”
“是的。你做個綜合核算，以便我們有個基礎數額可以談。我們可以把所有財產平分四份。她拿三份——百分之七十五——其中兩份是女兒的。剩下的歸我。離婚手續嘛……嘿，明尼蘇達是個完美無瑕的美好家園，吃過午餐我們就能出去找家大書店，買本《離婚傻瓜指南》。”
他好像很暈。 “有這本書嗎？”
“我沒調查過，但如果沒有，我就把你的襯衫嚼爛了吞下去。”
“我以為俗語都說'吃短褲'。”
“我說的不是嗎？”
“無所謂啦，埃迪，你說的辦法等於是把家產分光。”
“問我是不是在乎，還是，該說襯衫？我照樣關心公司，公司好好的、完整無損，經營管理的人都知道自個兒在幹什麼。至於家產，我提議自己動手，完成分配，肥水不流外人田，幹嘛讓律師再分走一杯羹呢。只要我們都講道理，那等於幫自己省下一大筆餞。”
他的啤酒喝完了，眼神一直沒離開我。 “有時候我會想，你還是不是以前我那個老闆呢。”他說。
“那個人死在他的貨車裡了。”我說。
帕姆接受了。我想，如果我把話挑明的話，她會重新接受我——而不是我提出的離婚條件，當我們共進午餐，商議細節時，那種神情一閃而過，如同陽光偶然穿透雲層隙縫。但我什麼都沒說，佛羅里達已駐紮我心，那是新婚夫妻和半死不活的老人們的避世天堂。我相信在內心深處，就連帕姆也知道這是最好的結局——她很清楚從撞毀的道奇公羊裡拖出來的那個人不再是她以前共同生活的人了，就連護住雙耳的鋼盔安全帽也像寵物食品一樣被壓得走樣。和帕姆、和女兒們、和建築公司共生的日子已然告終，沒有任何迴旋餘地。不過，還有兩扇門。一扇門上寫著“自殺”，正如卡曼醫生所言，眼下那是個壞主意。另—扇，便是通往杜馬島。
然而，溜進那扇門之前，還有一件事發生在我的上輩子，確切地說，發生在莫妮卡·格爾斯坦的傑克羅素梗犬“甘道夫”身上。
北邊樹林裡孤零零的那條土路走到盡頭，你就能在壯觀的空曠中一眼見到我的康復隱修寓所，但如果你覺得那隻是一間不起眼的湖邊木屋，拜託你三思後再下結論——我們說的是你最熟悉的城郊。我家就在湖畔，紫苑巷的盡頭，鋪砌路從東霍伊特大道直達湖岸。離我們最近的鄰居就是格爾斯坦家。
十月中旬，我總算聽進了卡迪·格林的建議，開始練習步行。日後我會在海岸大道上走，但剛開始時不是，哪怕只是走幾步回到家，殘損的臀部都會痛得哭爹叫娘(我不止一次眼淚汪汪)，但確實走上了正途。有一次短程散步歸來時，剛好碰見費佛鈕夫人撞上莫妮卡的狗。
費佛鈕夫人開著笑死人的芥末色悍馬遇見我時，回家的路已經走完了四分之三。一如往常，她一隻手拿著手機，另一隻手夾著香煙；也一如往常地開得飛快。我幾乎沒注意到，也顯然沒看到甘道夫猛然衝上大路，一門心思朝著莫妮卡衝去，她穿著全套女童子軍行頭正從街對面走來。我的注意力都在傷骨初癒的臀部。同樣一如往常的是，所謂的醫學奇蹟會免費附送千刀萬剮般的錯覺在短程散步的衝刺區讓我痛不欲生。
然後就听到車胎尖利嘶叫，還有個小女孩的尖叫混入其中：“甘道夫，不要啊！”
剎那間，我無比清晰地看到非現實的一景：差點兒置我於死地的起重機，往昔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一種比費佛鈕夫人的悍馬車身更鮮亮的黃色吞沒了，也不可理喻地看到黑體字飄浮其上，越脹越大，放大到巨大：鏈帶。
緊接著又傳來甘道夫的尖叫，幻象閃回——我猜想，卡曼醫生會稱之為“恢復的記憶”——消失了。直到四年前十月的那個下午，我方才知道，狗也會尖叫。
我跌跌撞撞地跑起來，像螃蟹一般橫著撇腿，紅色拐杖砰砰有聲地撞在人行道上。我肯定，若有人旁觀必會覺得我的模樣可笑之極，但沒人注意到我。莫妮卡·格爾斯坦正跪在路中央，跪在她的狗身旁，它已倒在悍馬高大而方正的車頭護欄前。森林綠的製服反襯得她蒼白的臉面無血色，制服上還斜掛著一條別著獎章和徽章的肩帶。肩帶的下方已浸在了甘道夫汩汩而出的一攤血裡。
費佛鈕夫人從悍馬車高得可笑的駕駛座上半跳半落地下來。艾娃·格爾斯坦從她家的前門奔跑而來，大叫她女兒的名字。格爾斯坦夫人寬鬆的上衣只扣了幾個釦子，腳上什麼也沒穿。
“別碰它，寶貝，別碰它。”費佛鈕夫人說。香煙依然夾在指間，她緊張萬分地吸了一口。
莫妮卡沒理她。她撫摩著甘道夫的身體。她一碰，那條狗又嘶叫起來——那真的是尖聲嘶叫——莫妮卡用手背抹了抹眼睛，她搖起頭來。我不想責怪她。
費佛鈕夫人伸手想去拉女孩，又改了主意。她退了兩步，靠在悍馬高聳的車身上，仰頭看天。
格爾斯坦夫人跪在她女兒的身旁。 “甜心，哦，我的小甜心，別這樣。”
甘道夫倒在路上，倒在從它體內流出的血泊裡，嗚嗚叫。現在我又能記起起重機發出的聲響了。不是正常的嗶噗一嗶噗的低鳴(倒車警示裝置壞了)，而是柴油發動機發出的急劇顫抖的轟鳴，還有輪胎吃進土裡的聲響。
“帶她進屋吧，艾娃，”我說，“帶她回家去。”
格爾斯坦夫人的一臂攬著女兒的肩，想催她起身。 “來吧，甜心，進屋去。”
“不帶甘道夫我就不回去。”莫妮卡十一歲，但很早熟，可就在眨眼間，她好像又退回到三歲了，“沒有我的狗狗我就不！”她的勳章肩帶，最下面的三英寸現在完全被血浸透了，黏黏的攤在裙子上，一道長長的血痕濺流到她的小腿上。
“莫妮卡，進屋給獸醫打電話吧，”我對她說，“就說甘道夫被車撞了。叫他立刻趕來。你去打電話的時候我會陪著甘道夫的。”
莫妮卡看著我，眼裡不僅滿溢悲傷，也不止是震驚。那雙眼很瘋狂。我很了解那種眼神。我常在鏡子裡看到自己瘋狂的眼神。 “你保證？對天發誓？以媽媽的名字？”
“我保證，對天發誓，以媽媽的名字。去吧。”
她跟著媽媽走了，一路走還扭頭回望，踏上門階進門前又喪親般哭喊起來。為了在甘道夫身邊跪坐下來，我必須手扶悍馬的擋泥板慢慢往下蹭，老樣子，痛苦萬分地往左傾斜，盡量不讓右臀有任何多餘的彎折動作。可依然疼得喊出了聲，我心想，要是沒人幫一把，我大概再也站不起來了。費佛鈕太太是指望不上了，她走到大路左邊，兩腿僵直叉開，深深彎下腰去，好像要給皇帝行禮，然後就吐在了溝渠裡。吐的時候，香煙燃到了盡頭，還在她手指間夾著。
我轉身去看甘道夫，它被撞傷了後腿和臀部，脊骨碎了。鮮血和屎尿從兩條斷腿間緩緩流瀉而出。它抬眼看我，就在那雙眼裡，我分明見到某種恐怖的希望之光。它的舌頭耷拉在嘴外，舔了舔我左手腕的內側。舌頭乾得像地毯，而且很冷。甘道夫要死了，但或許還不會馬上嚥氣。莫妮卡很快就會回來的，等她回來，我不想它在她的左手腕上這樣舔一下，這樣活著。
我明白自己該做什麼，沒人能看到我這樣做，莫妮卡和她媽媽都在屋子裡。費佛鈕太太還沒轉過身來。就算有人走到窗邊，透過街邊矮樹叢(或他們門前的草坪)朝這兒望，視線也會被悍馬擋住，根本看不到我坐在狗身旁，右腿彆扭地支棱在—側。我有機會，但時機轉瞬即逝，如果我停下來思考自己要幹什麼，機會就會流失。
於是，我用雙臂托住甘道夫的上半身，沒有半秒停頓，我彷佛又回到了薩頓大道工地，弗里曼特公司打算在那裡建造四十層樓的銀行大廈。我又坐在了自己的敞篷小貨車裡。收音機裡的瑞芭·麥克英泰爾在唱《異想天開》。儘管沒聽到倒退警示音，我卻已經意識到起重機的聲音太響了，我突然發現，當我扭頭看出右邊車窗時，原本該有的世界卻不見了。那一邊的世界被黃色取代了。黑字體飄浮半空：鏈帶。字在放大。我打著方向盤，想讓公羊左轉，車子卻停在原地不動，我便知道一切都太遲了。金屬擠壓的尖利聲響起，完全淹沒了收音機裡的樂聲，並將車廂右側迅速壓向左側，因為起重機已衝入我的車內，竊走了我的空間，貨車開始傾斜。我費力摸索駕駛座旁的車門，但情況不妙，我本該一開始就這麼做，可眨眼間一切都太晚了。擋風玻璃像凍牛奶被撞碎，裂成千萬碎屑迸射四方，就在那時，我面前的世界消失了。接著，又回復到工地場景，視像仍在扭曲，擋風玻璃還在飛。飛散？簡直像中間彎曲的張張紙牌飛射空中，而我雙肘撐在車喇叭上，趴下身子，右臂正在完成它最後的使命。我幾乎聽不到汽車喇叭聲，完全被起重機發動機覆蓋了。鏈帶仍在逼近，衝撞副駕座的車門，封殺副駕座下的空間，把儀錶盤震成塑料碎塊。儀表板下的儲物屜遭遇天蹋地崩，裡面的零碎雜物四處飛散。收音機沒聲兒了，我的午餐盒也步了儀錶盤的後塵，只見鏈帶寸寸逼來。鏈帶就在我的上方，我甚至可以伸出舌頭去舔，舔那該死的連字符。我開始尖叫，因為重壓開始了。先是右臂在擠壓我的身體，接著蔓延周身，接著骨裂筋斷。鮮血像一桶倒翻的熱水烘浸在大腿上，我聽到有什麼東西在碎裂。或許是肋骨。聽來像是雞骨頭被踩在靴底。
我把甘道夫攬在身前，想著，搬個朋友來，坐在朋友上，坐在該死的伴兒上！你個臭八子！
現在我正坐在朋友上，坐在該死的伴兒上，那感覺如歸家般熟稔，但家也不再像家了，因為歐陸一切大自鳴鐘在我裂縫叢生的腦殼裡轟響，可我記不起來卡曼給我的娃娃叫什麼，我能記起的全都是R打頭的男孩名：蘭道爾，羅素，魯道爾夫，他媽的鳳凰河。她帶著水果和該死的綜合奶酪進來時，我對她說了，讓我一個人待會兒，我讓她給我五分鐘就好。我辦得到，我對自己說，因為這是卡曼給我的小妙方。惟一的出口，嗶噗低嗚的倒車警示音，那是在說，帕姆，小心啊，埃德加要倒車啦。可她沒走，而是拿起托盤上的餐巾紙，企圖抹掉我額頭上的惱怒，我就在這時掐住了她的喉嚨，因為在那個瞬間，我認為自已記不起娃娃的名字該歸罪於她，每—件事都是她的錯，包括鏈帶。我是用好的左手掐的。在那兒秒鐘裡，我想要殺了她，誰知道呢，或許我試著去殺她。現在我都知道了，我寧可牢記地球上所有車禍的細節，也不願去記她在我鉗子般的手下掙扎時的眼神。接著我又想到，那是紅色的！便鬆手放開了她。
我把甘道夫攬在胸前，就像以前我抱著嬰兒時的女兒，我想，我辦得到。我辦得到。這事兒我辦得到。我感到甘道夫的血像熱水滲進了我的長褲，我想，繼續啊，可悲的混蛋，從道奇里滾出來。
我抱著甘道夫在想，活生生被壓得半死該是怎樣的感覺？車廂扭曲著吞噬你身邊的每一絲空氣，將每一絲氣息擠出你的身體，鮮血噴鼻而出，意識飄忽時還能聽到斷裂的聲響，那是骨頭在你的體內斷破分裂；你的肋骨、你的手臂、你的臀骨、你的腿骨、你的面頰骨和那該死的顱骨。
我抱著莫妮卡的狗在想，在那種淒慘的勝利感中想：那是紅色的！
那個時刻我陷在被那种红色衝破的黑暗裡，然後睜開雙眼。我緊抓著甘道夫，用左臂將它摁在胸前，它正舉目瞪視我的臉——
不，視線穿透過去。穿透了天空。
“弗里曼特先生？”那是約翰·黑斯汀，住在格爾斯坦家隔壁第二棟房子裡的老傢伙。英國斜紋軟呢帽，毛衣背心，看上去他都準備好去蘇格蘭荒野裡徒步旅行了。只不過，那驚惶的神態是在說，今日大凶、不宜郊遊。 “埃德加？你可以放手了。那狗已經死了。”
“是的，”我說著，鬆開緊攥甘道夫的手。 “你能幫我站起來嗎？”
“我不能肯定我的力氣是否夠大，”約翰說，“要我出手，倒像會把咱倆都拖倒在地。”
“那就進屋，看看格爾斯坦母女好不好。”我說。
“這是她的狗，”他說，“我剛才還指望……”他搖了搖頭。
“是她的。”我說，“我不想她出來看到這一幕。”
“當然，可——”
“我來幫他。”費佛鈕太太說道。她看起來好點了，煙頭也扔掉了。她托住我的右腋，又遲疑了一下，“這樣會弄疼你嗎？”
會，但總比讓我這樣癱坐在地上強，我這麼對她說。約翰走上格爾斯坦家的門前小道時，我一把抓牢悍馬的保險槓。兩人合力之下，我又站了起來。
“我想你沒什麼東西能蓋住那條狗吧？”
“事實上，還真有條破毯子在後備箱裡。”
“好。好極了。”
她往車後頭走去——這段路可不短呢，你得考慮悍馬車身有多長，然後走回來。 “感謝上帝，它死在小姑娘回來之前。”
“是啊。”我說。 “感謝上帝。”
走迴路盡頭的我家小屋沒多遠，但一樣得慢慢拖著走。等我到家時，甘道夫的血已經凝在我的襯衣上，連手也疼起來，我得給左手起個綽號了，就叫“拐杖拳”。門柱和紗門間夾了一張卡片。我把它抽出來。微笑的女童子軍舉手敬禮，下方印著這條消息：
莫妮卡把名字的i畫成了一張笑臉。我揉起卡片，蹣跚地走向淋浴室的路上，隨手扔進了廢紙簍。我把襯衫、牛仔褲、血點斑斑的內衣全都扔進了垃圾桶。再也不想看到這些東西。
購置兩年的凌志車停在車道上，但自車禍那天后，我再也不曾坐在方向盤後面。有個住在附近的學生仔每週三次來幫我跑腿打雜。只要我開口，卡迪·格林也願意幫我到最近的小超市捎點東西，要不就在折磨人的小課開始前開車帶我去巨彈超市(做定完康復課程我就累趴下了)。要是你跟我說，那年秋天我還會自己駕車，我準會大笑一通。不是因為臀腿還疼，而是一想到開車我就會一身冷汗。
可淋浴後不久，我就在這麼乾了：欠身坐進駕駛座，插入鑰匙，點火，倒出車道時還越過右肩朝後看，平時只服兩片複方羥氫可待因，可那天我吞了四片粉紅色小藥丸，賭一把吧，看看它們能不能讓我撐住，把車順利開到東霍伊特路和東岸大道交叉口的“停車買”小舖，最好別發瘋，也別撞死誰。
我沒在店裡逗留很久。那根本算不上正常意義上的雜貨採買，而是衝鋒逃命——直奔肉類冰櫃，然後一瘸一拐地走一長段路，直達“十件以下快速購買通道”，沒有優惠券，沒有東西需要申報。儘管如此，等我回到紫苑巷時，我已全身麻痺。要有個警察攔下，我根本過不了清醒度測試。
沒人攔我。我開過了格爾斯坦家，車道上停了四輛車，路邊還至少泊了六七輛，每扇窗裡都燈火通明。莫妮卡的媽媽撥打了心靈雞湯緊急熱線求助四方，看起來，有不少親朋好友都快速應答了。他們真棒。對莫妮卡真好。
不到一分鐘後，我駛回自家車道。儘管藥物作用還在，我的右腿在油門和剎車之間來回移動時仍會抽搐，而且，我頭痛——只不過是老掉牙的緊張性頭痛。我的緊要問題是飢餓。那才是驅使我魯莽出行的動機。飢餓，用這個詞來形容我的感受似乎還太溫和了。我貪婪地想要狼吞虎咽，冰箱裡剩下的肉末番茄烤寬麵條無法滿足我。冰箱裡有肉，但不夠。
我拄著拐杖東倒西歪地進了屋，在復方羥氫可待因的藥力下眼冒金星，我從爐灶下的抽屜裡取出平底鍋，擱在灶口上。再把旋鈕擰到最高檔，幾乎聽不到煤氣點火時的“砰”一聲。我忙不迭地撕掉一包絞細牛腰肉的塑料包裝紙，再把肉扔進平底鍋裡，等不及打開爐灶旁的抽屜拿鏟子，就直接用手掌把肉搗開、鋪平。
回到屋裡，甩掉衣服，爬進浴池，我完全可以假裝把胃裡的攪動誤認為是噁心——這挺說得通的。然而，等我把肥皂沖洗乾淨時，攪動已升級為持續、低沉的隆隆低吼，活像空轉的大馬力機車。藥物起到了一點抑製作用，但現在又恢復了，甚至比先前更糟。我記不得這輩子有過如此飢餓難耐的時候。
我把大得近乎荒誕的肉餅翻個身，試著數到三十。我估摸著，在高溫中效到三十至少能和人們說的“煎肉餅”的本意擦個邊。要是我能想到在風扇上翻肉還能吹散肉香，說不定早就乾了。結果，我連二十都沒數到，數到十七時，我抓來紙餐具，將漢堡肉餅翻身入盤，就靠著廚房流理台，將半生的牛肉餅送進了肚裡，風捲殘雲，吃到一半時，我看到血水從紅肉間滲流出來，突然想到甘道夫舉目望我的情景，栩栩如生如在眼前，那時鮮血屎尿從它殘破的下肢間流出來，後腿的毛皮全都浸透了。我的胃沒怎麼顫，只是急不可耐地想要更多食物，我很餓。
餓。
那天晚上，我夢到自己在多年來和帕姆同床共枕的臥室裡。她在我身邊睡著了，所以她聽不到有個嘶啞的聲音從漆黑大屋下面的什麼地方傳來：“新婚，將死，新婚，將死。”聽來猶似機械裝置，但卡在了某處。我搖了搖妻子，可她只是翻了個身，用背對著我。夢最能吐露真相，不是嗎？
我爬起來，下樓去，抓著扶欄以彌補右腿使不上的勁兒。抓著那熟悉的光滑扶手時，也有一種怪異的感覺，當我走完最後一級階梯時，我突然反應過來，不管是不是真的，這是個右撇子的世界——吉他都是給右手造的，學校書桌、美國車上的控制盤都是。我和家人住的房子也不例外，扶手也不例外：在右邊，因為我妻子和兩個女兒都是右撇子，因為有所謂“大多數”的原則，我的建築公司是根據我的設計建造了這棟房子。
然而，我的手一直緊緊握著扶欄。
當然啦，我心想，因為這是一個夢。就像今天下午那樣，你知道的吧？
甘道夫不是夢，我在心裡反駁，房子裡那個陌生人的聲音比先前更近了些，仍在反复地說，“新婚，將死”，一遍又一遍。不管那是誰，這個人肯定在起居室，我不想進去。
不，甘道夫不是夢，我心想。也許，產生這種想法是我幻覺中的右手。是夢殺了他。
狗是自然死亡，對嗎？那個聲音是想告訴我這一點嗎？因為我不認為甘道夫是自然而然死去的，我以為它需要幫助。
我走進昔日的起居室。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腳步在動，我走起來就像你在夢中走，彷彿是世界在繞著你走，潮湧回退，如有某種誇張的視覺特效。就在那兒，坐在帕姆的波士頓老搖椅裡的，是製怒娃娃，瑞芭，現在她已長成真人大小。她的雙腳穿著瑪莉珍妮懷舊淑女鞋，垂在地板上一丁點，前前後後地盪著，往上便是恐怖的粉色的腿，沒有骨頭。她用那雙空洞的眼睛瞪著我。草莓色的人造捲髮前前後後地彈盪躍揚，她的嘴上沾了血，在我的夢裡，我知道那不是人類的血或狗的血，而是我根本沒熟的牛肉餅裡滲出的東西——肉餅吃完後，我把紙盤子上的這東西都舔乾淨了。
壞青蛙在追我們！瑞芭喊起來。它有尖牙！
尖牙！ ——我挺起身時這個詞兒還縈繞在我腦海裡，十月的月光涼冰冰地灑在我膝頭。我很想大聲尖叫，可發出的聲音只是一段沉默的喘息。心跳如雷轟。我伸手摸到床頭燈，感謝老天爺，還好沒把它打翻在地，以前就有過一次，我看到燈座已有一半被推出了檯面。收音機鬧鐘顯示。凌晨三時十九分。
我擺腿下地，拿到了電話機。如果你真的需要我，給我電話，卡曼曾這樣說過，白天、黑夜，任何時候都可以。如果臥室電話本里有他的號碼，我說不定就真打過去了。可是現實再—次驗明真身——這兒是法倫湖小屋，不是夢多塔高地的大屋，樓下也沒有嘶啞的話音——急迫的情緒過去了。
坐在波士頓搖椅裡的製怒娃娃瑞芭，長到了真人大小。好吧，幹嗎不可以呢？我確實憤怒了，儘管對費佛鈕太太的火氣比對甘道夫的更盛幾分，但我根本不知道長牙齒的青蛙和波士頓搖椅裡的豌豆價錢有什麼關係。似乎對我而言，真正的問題在於莫妮卡的狗。是我殺死了甘道夫，還是他血流而盡、自然而亡？
或許問題是在於，為什麼那之後我變得如此飢餓？或許這才是關鍵。
如此飢餓地想吃肉。
“我雙手抱起它。”我喃喃自語。
你的一隻手，你是說，因為你現在只有一條胳膊啦。只有左手完好。
可我的記憶卻在說：雙手抱著它，複數。要引開我的怒氣。
(那是紅色的)
引向那個夾著煙、打手機的蠢女人，也不知怎麼的，該引回我自己，猶如陷入瘋癲癲的封閉回環線路……雙手抱起它……顯然是幻覺，但是的，我的記憶就是那樣的。
雙手抱著它。
用左肘墊著它脖子，這樣我就能用右手掐死它。
掐死它，把它拖出悲慘境地。
我沒穿襯衣睡覺，也就很容易看清自己的斷肢。我只能偏轉腦袋去看。只能略微擺動一下，不能再動了。我試了好多次，然後仰頭看著天花板。心跳慢下來了。
“狗死於撞傷，”我說，“以及驚嚇。驗屍就能證明。”
只不過，在一個粗心而分神的女人駕駛悍馬把狗撞得血肉模糊而死之後，不會有人給這條狗驗屍。
我看著天花板，希望此生已經告終。這不快樂的生活卻是自信滿滿地開始的。我覺得那天晚上沒法再睡了，但最終還是睡著了。到最後，我們總是因憂慮而殫精竭慮。
那是懷爾曼說的。
記住，真相隱於細節。不管你如何打量這個世界，不管那將賦予你身為藝術家的作品以何種風格，真相總在細節之中。當然，魔鬼也在那裡頭——每個人都這麼說——但或許真相和魔鬼只是同一種東西的不同名字。這是可能的，你懂。
再去假想那個小女孩，從馬車上摔下來的女孩。砸到石塊上的是她的右腦，但忍受創傷痛楚的卻是左腦——對沖傷，記得嗎？左腦是之所在，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人們才發現它的存在。布羅卡區掌控語言能力。受到重創之後，你失去了你所有的言語，有時是暫時性的，有時則是永久性的。儘管所言和所見緊密聯繫，但畢竟所言並非所見。
小女孩還看得見。
她看到了五個姐妹，她們的衣裙，看到她們從外面進來時，頭髮被狂風吹得糾結如亂麻。她看到了她父親的鬍鬚，如今巳夾雜灰髯。她看到了南·梅爾達——不止是管家，也是這個小女孩所知的、最像母親的女性。她看到南妮洗衣服時裹在頭上的披巾；她看到打在頭巾前面的結，就在南·梅爾達高高的褐色前額上；她看到南·梅爾達的銀鐲子，也看到鐲子在窗間瀉下的陽光裡一閃一閃如星光的反耀。
細節，所有的細節，真相就在細節裡。
所見一切會不會叫囂成言語，哪怕是在被毀的頭腦裡？受傷的大腦？哦，一定會，一定的。
她想，我的頭受傷了。
她想，出了什麼事，而我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身在何處。也不知道所有這些包圍自己的明晃晃的視像是什麼。
她想，莉比？我的名字是莉比嗎？以前我是知道的。以前我知道該怎麼說，可現在，我的詞句就像水里的游魚。我想要唇上有鬍子的那個男人。
她想，那是我爹地，我想叫出他的名字，可話到嘴邊就成“了！了！了！”，因為有隻鳥飛過我的窗口。我看得見每一根羽毛。我看到它的眼睛很像玻璃。我看到它的一條腿，像折了一樣彎起來，那個詞是畸、怪。我頭疼。
姑娘們進來了。瑪麗婭和漢娜進來了。她喜歡雙胞胎，但不太喜歡她倆。雙胞胎很小，像她。
她想，以前會說話的時候，我叫瑪麗婭和漢娜“大刻薄鬼”，並猛然意識到她又知道這一點了。又是一件回到腦袋裡的事。又是一個細節的名字。她會再次忘記，但下一次要是記起來了，她就能記得久些，她幾乎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