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從夏天到冬天，我都是在看守所的九號房度過的。人還沒有出來，朋友們就知道我要寫一部關於犯罪心理的小說了。號房的鐵門為我打開一扇認識人性的窗，這扇窗宛若潘朵拉的魔盒，或者所羅門的魔瓶，一旦打開就難以關閉。這是一扇災難之窗，所有的溫情、浪漫、尊嚴，一夜之間就徹底破滅。
然而，一直到九年後，小說才得以成稿，跟那些高產作家相比，我感到羞愧。 200天的號房生活，幫助我理解了懸念大師希區柯克的話，“罪犯通常都是相當平庸的人，而且非常乏味，他們比我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遵紀守法的老百姓更無特色，更引不起人們的興趣。罪犯實際上是一些相當笨的人，他們的動機也常常很簡單、很俗氣。”
在我看來，再也沒有比“罪犯”這個詞更為籠統的稱謂了。試想，把賊眉鼠眼的慣偷、稚氣未脫的強姦犯、人格變態的殺人狂、道貌岸然的黨委書記、失手傷人的憨厚農民和一心一意打算升天的法輪功修煉者關在同一間號房，他們有任何共同之處嗎？沒有。
路人皆知，生死與愛情是文學永恆的主題，其實，罪與罰也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人類自從有文學以來，罪與罰的主題就成為文學的源頭，幾乎所有敘事和戲劇文學，只要描述社會環境中的異常，都會涉及某種形式的犯罪。在荷馬筆下，那些古希臘的英雄們幾乎個個都有違法亂紀的犯罪行為，或謀殺、或強姦、或偷盜，可以說，眾神身上濃縮了人類犯罪的原始記憶。
我國歷來有荀子的“人性惡”與孟子的“人性善”之爭。孟子主張“人之初，性本善”，認為人的惡性是後天的環境造成的。這種觀點被普遍接受，“孟母三遷”的故事也因此被廣為流傳。在西方，隨著現代科學的興起和工業化的推進，人們的物質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十九世紀的西方呈現一派經濟繁榮、國泰民安的祥和氣氛，最能悅人眼目的莫過於物的豐富了，包括不少基督徒在內的知識分子，對世界的前途抱著十分樂觀的態度。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只要不斷提高生產水平、發展經濟，就可以生活得更幸福；只要大力普及教育，使人人都能分辨善惡，人類社會就可以日臻完善，人的罪性也將隨之根除。然而，二十世紀先後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使迷醉的人們目瞪口呆，屠殺中暴露無遺的人性的暴虐、兇殘，把人們的美好憧憬擊得粉碎。
於是，我們開始譴責罪犯的暴行，有了嚴格的法律，有了監獄和死刑。在將那些犯罪的人摒棄在公眾視野之外的同時，人們將醫治犯罪的希望寄託在了懲罰上，卻忽略了對犯罪原因的探討和追究。然而，這些犯罪的人不是怪物，更不是天外來客，他們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員。那麼，是人出了問題還是時代出了問題？如果是人出了問題，出在罪行還是罪性？如果是時代出了問題，到底出在哪個環節？
《路加福音》說，“除了上帝，沒有人是良善的。”《羅馬書》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其實，當我們的始祖亞當偷嚐禁果的時候，罪就深深地植入人類的內心了。人裡的罪，指的是罪性，有了罪性，才有罪行。該隱殺了他的兄弟亞伯，耶和華神命定該隱必流離飄蕩在這地，人類的刑罰開始了。為什麼律法使人知罪，卻不能製止人犯罪？原因就在於，我們是先有罪然後才有律法的。比如先有殺人再有刑法、先有亂性再有婚姻法、先有砍劃再有森林法、先有侵權再有保護法，只是律法沒有頒布之前，我們不知道這是犯罪罷了。可見犯罪在前、律法在後，也就是說，有沒有律法人都要犯罪。司法總是跟證據掛鉤，沒有證據就等於沒有犯罪，法庭上控辯雙方展開的無非是關於證據有無的爭執。這就產生一個問題，你敢說你是個正人君子嗎？你敢說你比那些留下證據的人更純潔嗎？
《約翰福音》記載，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她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樣呢？”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著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地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耶穌就對她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是啊，我們要指證別人的罪千容萬易，要承認自己的罪卻千難萬難。
所以，犯罪不是起源於環境不好，而是起源於人性的敗壞。人們因為各種原因犯罪，對生命的迷戀、對金錢的貪婪、對情慾的渴望，或者是為了所謂的“正義”。 “飽暖思淫欲，飢寒起盜心”，可見犯罪跟貧富沒關係，只是不同的人犯不同的罪。一個鐵一樣的事實是，現在，每個人的日子都比以前好過了，罪行卻空前地氾濫開來。九號房裡只有“皇上”是清白的，然而，正是這個清白的人卻不明不白地在九號房關了幾十年，並且淪為牲畜，成為罪大惡極的牢頭的坐騎。可見，你是不是一個罪人，不是由你自己來論定的。
罪犯並非什麼特別的人群，他就在我們中間，甚至就是我們自己。一個典型的經驗就是，我們天天在電視上看到的高官，當他坐在主席台上的時候，左看右看都像個正人君子；奇怪的是，當他站在被告席上的時候，左看右看都像個罪犯。罪犯或出沒於夜黑風高的大街小巷，或徜徉在和煦的春光裡．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看上去和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甚至比我們更年輕、更聰明、更英俊，更能輕易地贏得女人的同情和愛戀，事業上更加成功。換句話說，罪犯也許是社會的中堅、也許是成功的商人、也許是我們的朋友。人們也許聚集在他家裡歡笑、圍繞在他身邊雀躍，卻不知道在他的黑手之下，有死不瞑目的冤魂在嘆息。
確實,犯罪一直伴隨著人類，就像陰影伴隨著陽光。雖然文明在成熟、社會在進步，然而人類卻一直無法擺脫犯罪的陰影。人類在努力創造一個寬容的社會，卻走過了頭，不小心創造了一個縱容的時代。在這個充滿色情誘惑的時代裡，人的物慾和肉慾被極致放大，各種形式的情色產品充斥著大街小巷。將生命過程局限在現世的人類，總是極力擺脫各種不快和沈重的思索。當信仰、文化和經濟上的矛盾，都要依靠武力衝突來解決的時候，“將犯罪進行到底”就並非危言聳聽。
作為一個作家，我要忠於自己的眼睛和良心，把所看到的、所想到的寫出來。雖然不敢自誇的文學價值，但我敢擔保，其中所描寫的細節不是靠想像與猜測得來的，它們全是我的親歷。當然，細節真實不等於故事真實，因為故事裡要出示精神指向、完成對人類境遇的洞察，這就不是靠完整地記錄某個人的經歷所能達到的。作家敘述的耐心，應該體現在細節的說服力，中的器物、場景、細節我都盡量雕琢得真實可靠，使作品有一種讓人相信奇蹟的內在邏輯。更為艱難的是，中國文壇經歷了十年探索“怎麼寫”之後，我想再次開始探索“寫什麼”的問題。
我對的基本訴求是，通過表現人物的犯罪心理、人格變態以及內心衝突，揭示人類心靈深處最陰暗、最險惡的一面。為了實現這一訴求，我把的興奮點放在揭開藏而不露的過去時的罪行，既著眼於揭示人物過去的罪行，又聚焦於展現人物現在時的活動，直到過去與現在的故事並軌，充分展現罪行的後果與影響。強化了兩點：一、每個人都以為自己的醜惡行為是合理的；二、利益無所謂大小，在九號房，每一塊豬肉都是你死我活的爭奪目標。
在本書長達九年斷斷續續的寫作過程中，我換了幾個工作崗位，並在廈門幾所高校兼職教心理學。九年來，九號房物是人非，連判無期的殺人犯都減刑回了家，這樣，我就多了一層叫“難友”的社會關係，跟他們保持密切來往，為我的犯罪心理學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案例。我不是一個精英作家，而只是一個草根作家，從現實的最底層觀察人與社會。我的體驗是，人人都要受世界的捆綁，人有不同的癮，當官成癮、賺錢成癮、賭博成癮、出名成癮、泡妞成癮、做好人成癮、收藏雕版成癮，癮就是生命的捆綁，就是生命表層厚厚的繭．它可能完全遮蔽良心，使人沉浸於虛假的快樂。生活中面臨突變的人很．多，成癮的人更多，我關注的往往是主人翁如何被逼到生活的死角。九爺不會從心靈深處反省，他被自己的複仇計劃深深迷住了，一個人的心思如果被某種意念所控制，他就被成癮所捆綁了。
九爺的內心不得安寧，因為他沒有忘記仇恨。九爺存在的價值得不到肯定，於是他就出現了海德格爾所說的“焦慮”，最後導致了一種典型的存在性疾病，就是弗洛伊德所說的“神經症人格”。人類與現實構成的衝突讓人產生恐懼，按照海德格爾的理解，這種恐懼不指向一個具體目標，乃是無邊無際的，只能是存在意義上的。所以，我認為人人都有病態，只是程度不同，就像人人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健康人。我感興趣的是一個健康人如何人格變態，從而導致犯罪。在常態人格與變態人格之間，並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現代法醫技術的不斷完善，正義女神的複仇之劍將會越來越準確、越來越鋒利，那些作惡者終將得到懲罰。然而，我們憑什麼相信犯罪會減少呢？我們只能希望在這個世界上，那些陷於迷失的靈魂越來越少，真實反映時代生存面貌的作品越來越多。
人啊，如果要得著拯救，脫離犯罪的生活，除非他死了，別無選擇。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舊人死了，活出新人；罪人死了，活出義人。
在當下的語境裡，要結構一個號房的故事來涉指罪的普遍性並不容易。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人類文明的衝突、物質慾望的追求、倫理道德的喪失，導致藝術的生存極為艱難。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令人感動的，什麼是令人唾棄的，這些都是作家面臨的真實問題。我們之所以需要文學，就因為要面對這些迫切的問題；我之所以堅持寫作，就因為我敢於面對這些迫切的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質問那些思想虛無的作家：
“他們給我們提供了什麼呢？不是偉大的真理之美，而是對它的褻瀆，他們全部那樣惡劣地貪圖虛榮，不知羞恥地容易激動，輕率地傲慢不遜，簡單難以理解：他們指望什麼，誰會跟他們走？”
在這樣一個追求肉體享樂的年代，作家人格的力量更不能削弱，更不能認同瘋狂與殘酷、頹廢與絕望。因此，我試圖在寫出人類的生存狀況：即使在最需要相濡以沫、最需要彼此關愛的號房，人也充滿了爭鬥與罪惡．這是人類生存的可悲境遇。這不是一個小背景，而是關係人類生存困境的大問題：究竟誰生活在號房？世界真的像號房一樣，以無形的高牆把人類禁錮其中？
馬克·吐溫說過，“人從搖籃到墳墓的幾十年中，一件有絕對意義的事就是尋求內心的安寧。”這是他對人生的深刻洞察，現代人的難處就在於內心不得安寧。無法把握明天，焦慮愁煩，是現代人的難處之一。我們常常說，除了自己什麼也靠不住，主張個人奮鬥。但我們不得不承認，許多事情卻不是自己能把握得住的。一個鐵一樣的事實是，我們生活在自由的天空下，卻從沒數過星星；我們有健康的體魄，卻感受不到快樂；我們忙得要命，卻沒有理想；我們被奔湧的信息淹沒，卻找不到真理。還有更可怕的，有的人有錢但沒有幸福、有性但沒有愛情、有權但沒有責任。此情此景不正是號房生活的寫照嗎？真的，從當代人類面臨的各種困境來看，與其說地球像一個村落，還不如說地球像一間號房。
帕斯捷爾納克的經驗證明，寫作不能給作家帶來財富和地位，甚至內心的平安，因為寫作的過程就是“看見”並“指證”的過程，中國話叫“文章憎命達”。今天，作家是個尷尬的職業，想到作家何為，一種難言的苦衷就在我的內心翻滾。 20世紀的文化形態中，囚禁文化是一朵苦澀的奇葩。引人注目的是．恰晗是為人類精神的困境做出獨特貢獻的德國思想者和俄羅斯思想者首先遭遇囚禁的厄運。中國作家的苦難之路，就是帕斯卡爾式的邊呻吟邊探索真理的人走的路；就是約伯一邊坐在爐灰中刮毒瘡，一邊讚頌上帝所啟明的路。
我所經受的恐懼與戰栗不是一本薄薄的所能表達和清算的。只是我願意受苦，假如受苦可以接近真理的話。
我身軟弱！我心悲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