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三節

蘇黎世警察局總部距離軍械庫大街的火車站只有數百米之遙，兩邊緊鄰著煙波浩渺的錫爾河和延綿不絕的鐵路站場。加百列被警員押送著，穿過一道石牆圍成的中央庭院，進入一幢玻璃幕牆建築，這是兇案組所在的辦公樓。進入辦公樓後，他被帶到審訊室，這是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裡面放著一張金色木桌和三張差別很大的椅子，顯然是給身份不同的人坐的。他所有的行李物品都已經被扣留。警方不僅搜走了他行李箱中的畫作、毛刷、塗料及身上的錢包、護照和手機，就連手上的腕錶也沒放過。如果他們以為這樣就能讓他失去時間感，進而陷入孤獨絕望的境地，那就大錯特錯了。他確信自己比瑞士警方更了解審訊技巧。 他先後被審問了三次，每次面對的都是不同的警官。第一次審訊是在火車站，過程比較簡短，那時他還沒有被拘捕；後兩次都是在這間房裡。從衣著和年齡上看，審問他的人一個比一個官大。這一次，門開了，一名警官隻身走了進來，他穿著花呢大衣，沒打領帶，自稱貝爾軍士長。他坐到加百列對面，把一本卷宗放到桌上，盯著它看，彷彿面前擺著一盤棋，而他在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走。

“告訴我你的名字。”他張口就是一句英語。 “前面的長官問過了，我的名字又沒變。” “告訴我你的名字。” “馬里奧·德爾韋基奧。” “你住哪？” “康沃爾，納瓦斯港。” “在英格蘭？” “對。” “你是意大利人，卻住在英格蘭？” “這又不犯法，前面那位長官也沒說什麼啊。” “我沒說它犯法，不過這很有趣。你在英格蘭納瓦斯港做什麼？” “我跟前面三位長官說過了。” “嗯，這我知道。” “我是個藝術品修復師。” “你怎麼跑到蘇黎世來了？” “有人僱我清潔一幅畫。” “在蘇黎世山的那座別墅？” “是的。” “誰僱你清潔這幅畫的？'清潔'是你剛剛用的詞嗎？感覺怪怪的，一般人會說清潔地板、清潔車子什麼的，但不會有人說清潔繪畫。這是你們那一行的術語嗎？”

“是的。”加百列說。審訊官見他沒解釋下去，似乎有些失望。 “誰僱你來的？” “不知道。” “你怎麼能不知道？” “他們沒跟我說過。這次任務是由蘇黎世的一位律師和倫敦的一位藝術品交易商安排的。” “啊，對，朱利葉斯·伊舍伍德。” “不是朱利葉斯，是朱利安。” 審訊員對文書工作有著德國式的嚴謹，他大動干戈擦掉了刺眼的錯誤單詞，小心翼翼地用鉛筆在上面做了更正。等他完成了這項工作，便抬起頭來，一副大功告成的樣子，彷彿在等待掌聲。 “你繼續。” “他們只說了讓我去別墅，到時自然會有人來接。” “誰來接？” “沒說。” 伊舍伍德的傳真就在那本卷宗裡。審訊員趕緊戴上一副半月形眼鏡，拿起傳真放到燈光下仔細查看。他一邊看，一邊默念，嘴巴微微動著。 “你什麼時候到的蘇黎世？”

“你那裡有我車票的存根，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到的。” 審訊員皺了皺眉，他不喜歡嫌犯指出他知道或不知道什麼。 “你到站後去了哪兒？” “直接去了別墅。” “沒先去旅館？” “沒，當時還不知道給我安排了什麼旅館。” “你打算住哪？” “你看了別墅主人留給我的那張紙條就知道了，住的地方已經安排好了，就在多爾德大酒店。” 貝爾似乎看漏了這個信息，他沒管這次失誤，繼續問他的問題。 “你是怎麼從火車總站去別墅的？” “打車。” “車費多少？” “十五法郎左右。” “什麼時候到的別墅？” “九點過二分，” “你怎麼知道得這麼精確？” “你看看朱利安·伊舍伍德給我的那份傳真，上面說要在九點鐘準時到達別墅。我一向沒有遲到的習慣，貝爾軍士長。”

軍士長讚許地笑了笑，他自己也是個雷厲風行的人，他欣賞那些嚴格守時、注重細節的人，即便對方是兇案嫌疑人。 “到了別墅之後呢？” “我打了安全門邊的電話，沒人接，然後我就給倫敦的伊舍伍德先生打了個電話。他說我要見的那個人被臨時叫出城了。” “這是他的原話？'被臨時叫出城了'？” “差不多。” “然後這位伊舍伍德先生給了你密碼？” “是的。” “密碼是誰給他的？” “我不知道，估計是別墅主人的律師吧。” “你把密碼寫下來了沒有？” “沒。” “幹嗎不寫下來？” “沒必要。” “怎麼會沒必要？” “我記得下來。” “真的嗎？那你記憶力真的很不錯，德爾韋基奧先生。”

審訊員離開房間，他走了十五分鐘，回來的時候給自己拿了杯咖啡，什麼也沒給加百列拿。他坐下來，繼續先前的提問。 “這樣的安排在我看來有些奇怪，德爾韋基奧先生。你是不是每次接任務都只有到最後一刻才知道要修復的是哪個藝術家的作品？” “不是。實際上這次安排有些反常。” “那是。”他靠到座椅背上，雙手交叉抱在胸前，彷彿加百列剛才那句表態就已經相當於簽字認罪了似的，“那你平常接任務是不是到了現場才知道雇主是誰？” “這種情況也不是沒有聽說過。” “羅爾夫，”他試探性地說出了這個名字，想看看加百列有什麼反應，結果令他失望，“僱你來修復那幅畫的人叫奧古斯都·羅爾夫，也就是你在別墅裡殺掉的那個人。”

“我沒殺人，這一點你很清楚。他在我到蘇黎世之前就被殺了。他被殺的時候我還在火車上，車上有一百多個人可以作證。” 審訊員似乎對加百列的辯解無動於衷，他呷了一口咖啡。 “告訴我你進別墅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加百列將整個過程機械地複述了一遍，包括他怎樣進入黑黢黢的大廳，摸索電燈開關，發現桌上碗裡那封沒署名的信，進入客廳，聞到空氣中的怪味，一直到最後發現屍體，所有的細節，無一遺漏。 “你看到那幅畫了嗎？” “看到了。” “是在看到屍體之前還是之後？” “之後。” “那幅畫你看了多久？” “我不知道，大概一分鐘吧。” “你剛發現了一具屍體，卻有心情在那裡看畫，”審訊員似乎不知該對這樣的行為作何評論，“跟我講講那幅畫的作者，”他低頭看了看筆錄，“是拉斐爾吧。我對藝術這一行基本上沒什麼了解。”

加百列看得出他在撒謊，但他決定順水推舟。接下來的十五分鐘時間裡，他全方位地講解了拉斐爾的畫作及藝術生涯，包括他所受到的教育、在藝術上的影響力、在技法上的創新、主要作品的深遠影響等等。等他說完，只見審訊員怔怔地盯著杯子裡剩下的咖啡，一副被打敗的樣子。 “還用我接著講下去嗎？” “不用了，謝謝。這些信息很有用。如果你沒殺奧古斯都·羅爾夫，為什麼不報警，而是直接離開了別墅呢？你為什麼這麼急著逃離蘇黎世？” “我知道自己在這個案子當中非常可疑，所以我慌了神。” 審訊員懷疑地盯著他，好像不相信馬里奧·德爾韋基奧是那種容易慌神的人。 “你是怎麼從蘇黎世山去火車總站的？” “搭有軌電車。”

貝爾仔細查看了從加百列那裡扣留的行李物品。 “你的行李當中好像沒有電車車票，你上車前應該買了票吧？” 加百列搖了搖頭：逃票罪名成立。貝爾的眉頭豎了起來，在他看來，逃票的性質似乎比向老人的頭部開上一槍更加惡劣。 “這是個很嚴重的罪過，德爾韋基奧先生！我必須罰你十五法郎！” “對不起，我很抱歉。” “你以前來過蘇黎世嗎？” “沒，這是第一次來。” “那你怎麼知道你坐的那趟車是去火車總站的？” “猜的，算是碰運氣吧。那趟車走的是火車總站的方向，所以我就上去了。” “我還有件事情想問你，德爾韋基奧先生。你在蘇黎世有沒有購物？” “購物？” “有沒有買什麼東西？逛街之類的。”

“買了雙鞋。” “為什麼？” “因為我在別墅外面等的時候剛好在下雨，鞋子濕透了。” “你當時已經慌了神，不敢報警，而且急著逃離蘇黎世，但是為了不讓自己濕著腳走路，你就特意抽出時間買了一雙新鞋？” “是的。” 他靠在椅背上，敲了敲身後的門。門開了，外面的人遞進來一個證物袋，裡面裝著加百列的舊鞋。 “我們在火車總站的廁所裡找到了這雙鞋，它被人扔進了垃圾桶。我懷疑這是你的鞋，而且我懷疑我們在別墅門廳和走道上發現的腳印就是這雙鞋留下的。” “我跟你說了我進過別墅。就算腳印是這雙鞋留下的，也證明不了什麼。” “這雙鞋看起來質量很不錯啊，就這麼扔進火車站廁所的垃圾桶裡好像有點可惜，而且我覺得，它們也不是太濕啊，”他抬起頭，看著加百列笑了笑，“不過我也聽說，那些容易慌神的人對自己腳也特別敏感。”

貝爾走了三個小時又回來了。這一次，他不是一個人。顯然，新來的這個人官職更高，而且他看起來不像是蘇黎世兇案組的普通探員。加百列可以從一些小細節中看出這一點。貝爾對這個人畢恭畢敬，彬彬有禮地把他讓到審訊桌前坐下，自己則立正站定，主動退到了他身後一個不顯眼的位置。 來人自稱彼得森，他只報了自己的姓氏，沒有報名字，也沒有報職銜。他穿著筆挺的炭灰色西裝，打著銀行家常打的那種領帶，頭髮幾乎花白，剪得很短，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手指靈活得像個鋼琴師，左手腕上戴著一塊厚厚的銀表。這塊表當然是瑞士生產的，面盤呈深藍色，可以承受超高壓。彼得森雙眼呆滯、表情漠然地打量了加百列一陣子，臉上有種熟知機密、深諳內情的人士特有的倨傲。 “別墅兩道門的密碼，”他和貝爾一樣，都跟加百列說英語，只不過他幾乎一點口音也沒有，“你把它們寫到哪兒了！” “我沒把它們寫下來。我跟貝爾軍士長說過了——” “我知道你跟貝爾軍士長說過了，”他呆滯的雙眼突然有了生氣，“但你現在是在跟我說話，我問你把它們寫在哪兒了？” “我打電話給倫敦的伊舍伍德先生，他把密碼報給我了，然後我就用這兩個密碼打開了別墅的安全門和正門。” “你把密碼記在腦子裡了？” “是的。” “那你現在報給我。” 加百列冷靜地把密碼背了出來。彼得森看了看貝爾，後者點點頭。 “你的記憶力真好，德爾韋基奧先生。”這一次，他說的是德語。加百列茫然地看著他，彷彿聽不懂德語。彼得森說回了英語。 “你不會說德語嗎，德爾韋基奧先生？” “不會。” “可是那個從火車總站把你送到別墅的出租車司機告訴我們，你德語說得很流利啊。” “會幾個德語單詞跟會說德語完全是兩碼事。” “司機說你告訴他地址時，德語說得很流利，很自信，而且帶有柏林口音。跟我說說吧，德爾韋基奧先生，你講德語怎麼會有柏林口音？” “我跟你說過了，我不會說德語，只會幾個德語單詞。我以前為了修復一幅畫，在柏林待過幾週。估計我的口音就是在那時候學來的吧。”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 “大概四年前吧。” “已經有四年了？” “是的。” “什麼畫？” “你說什麼？” “你在柏林修復的那幅畫。作者是誰？那幅畫叫什麼名字？” “這是商業機密，我不方便透露。” “都到這個時候了，還有什麼機密不機密的，德爾韋基奧先生。我想知道那幅畫叫什麼名字，畫主是誰。” “那是私人藏家收藏的一幅卡拉瓦喬的畫。畫主的名字真的不方便透露，很抱歉。” 彼得森頭也不回地把手伸到後面，朝貝爾要東西。貝爾從文件夾裡拿出一張紙遞給了他。他滿臉遺憾地看著這張紙，好像在看別人的病危通知書似的。 “我們在電腦數據庫裡查了你的名字，發現你在瑞士沒有犯罪記錄，就連交通違規記錄都沒有。我們聯繫了意大利的同行，他們也沒查到對你不利的記錄，但他們說了一件更加有趣的事情，那就是1951年9月23日出生的馬里奧·德爾韋基奧在二十三年前已經在都靈去世，死因是淋巴癌，”說著，他抬起頭，目光如炬地盯著加百列，“你認為兩個人同名同姓且出生日期相同的機率有多大？” “我怎麼知道？” “我覺得這個機率微乎其微。我覺得叫馬里奧·德爾韋基奧的人只有一個，你為了獲取意大利護照，盜用了他的身份。我不相信你的名字叫馬里奧·德爾韋基奧，實際上，我敢肯定你不叫這個名字。我認為，你的真名叫加百列·艾隆，你在以色列的情報機構工作。” 彼得森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這不是開心的笑，更像是一張白紙被撕開了一道口子。 “二十五年前，你暗殺了住在蘇黎世的巴勒斯坦劇作家阿里·阿卜杜勒，哈米迪。殺人後，你在一個小時內逃出了這個國家，可能在午夜時分就已經回到了特拉維夫的家裡，安心地躺在床上。但是這一次，恐怕你哪兒也去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