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五章

加百列於第二天早晨八點到達特拉維夫，兩名人事部軍官正在那裡等他。他們穿著相同的棉襯衫，帶著相同的笑容——緊繃，毫無幽默感——這類人往往有權提出任何令人尷尬的問題。加百列回歸管制這件事已經延誤了太久。他就像美酒，要慢慢地品嚐，還要給出足夠詳盡的評價。在逃離了這麼久之後，他像戰俘投降一樣將自己交到了他們手裡，跟著他們上了樓。 他要簽署聲明，立下誓言，還被人理直氣壯地問及自己的銀行賬號。他拍了照片，領了徽章——它如一個沉重的枷鎖般掛在他的脖子上。 1972年的指紋已經找不到了，於是他不得不留下新的指紋。接著是體檢。醫生查驗了他身上所有的疤痕，對他的脈搏依然在跳動感到十分驚訝。見情報處心理醫生的過程則更奇怪，那位醫生在加百列的病歷上寫了幾個字之後就急匆匆地逃離了診室。車輛調配組臨時給他配備了一輛斯柯達轎車；內務組給他在地下室找了一間沒有窗戶的小房間，讓他在找到房子之前臨時安頓一下。加百列希望在自己和掃羅王大道之間設置一個緩衝帶，所以在耶路撒冷的納齊斯大街找了一間廢棄的公寓。那個地方離貝扎雷藝術學院的舊校區不遠。

日落的時候，他被叫到了行政辦公室去完成最後一項儀式。勒夫辦公室門上的燈變綠了，他的秘書——一位黃棕色頭髮、古銅色長腿的美女——按了某個加百列看不到的按鍵。門無聲無息地自動打開了，就像銀行保險庫的大門一樣。 加百列走了進去，然後停在了門口。他感到有些不自在，就像一個男人回到自己童年時代的臥室，卻發現那個房間已經變成了他父親的秘密窩點。這裡曾屬於沙姆龍，但昔日傷痕累累的書桌、金屬檔案櫃還有德國短波收音機都不見了——他曾經用那部收音機監聽過敵人野心勃勃的對話。取而代之的是黑白灰三色的現代家具，以前的油地氈也換成了漂亮的地毯。牆壁上還掛著奢華的東方掛毯。房間做了吊頂，低垂的吊燈照射著一套現代黑皮沙發，讓加百列想起頭等艙的候機廳。離沙發最近的牆上掛了一台等離子電視機，聲音被關掉了，高清的屏幕播放著世界新聞。遙控器放在玻璃咖啡桌上，大小和祈禱書差不多，看上去應該是個高科技玩意。

沙姆龍喜歡把辦公桌放在門前，就像道障礙物一樣；勒夫則喜歡窗邊。淺灰色的百葉窗放下了一半，從這個角度剛好可以看到特拉維夫的地平線，還有正沉入地中海的巨大橘色夕陽。勒夫的辦公桌是一張煙灰色的大玻璃桌，上面除了一台電腦和一堆電話機之外空空如也。他站在電腦屏幕前，雙手像螳螂爪一般托著傲慢的下巴，光禿禿的頭頂閃著亮光。加百列發現，勒夫的眼鏡是沒有反光的。他戴的是特殊眼鏡，這樣他的敵人——也就是情報處裡任何一個反對他的人——都無法通過鏡片的反光看出他閱讀的文件。 “加百列！”勒夫表現得甚為驚訝，接著從桌子後面走過來，謹慎地和加百列握了握手，又用乾枯的手指使勁按著加百列的脊背，就像用一把槍頂住了他。勒夫把加百列帶到了房間另一頭的會客區，正要坐下時，卻被對面的屏幕牆吸引住了，加百列不知道是哪一幅畫面引起了他的注意。勒夫重重地嘆了口氣，然後緩慢地轉過頭來，像追捕獵物的野獸一樣上下打量著加百列。

上一次見面的陰影依然未散去。那是在耶路撒冷，在總理的房間。當時的論點只有一個：情報處是否要抓捕埃瑞克·拉德克，把他帶回以色列接受審判。拉德克在1945年1月奧斯維辛的死亡行軍途中險些殺掉了加百列的母親，而勒夫卻不顧加百列的感受，反對抓捕。總理駁回了勒夫的主張，讓加百列領導行動隊捕獲了拉德克，並將其秘密帶出奧地利。拉德克現在依然被關押在雅法的拘留所，而過去的兩個月時間裡，勒夫都一直在彌補他當初反對逮捕拉德克所帶來的惡果——勒夫在掃羅王大道的軍隊中已經失去了威望。在耶路撒冷，一些人甚至開始懷疑勒夫的位置不保。 “我已經自作主張幫你組建了一個團隊。”勒夫說。他按下內線電話的按鈕，讓他的秘書進來。她進屋的時候胳膊下面夾著一份文件，勒夫的會議總是經過精心編排，他最喜歡向困惑不解的與會者展示一大堆複雜的圖表，手裡拿著教鞭，為觀眾解碼。

秘書離開時，勒夫一直盯著加百列，想看看他的目光有沒有追踪著美女。然後勒夫一言不發地把文件遞到了加百列手裡，轉頭望向牆上的等離子屏幕。加百列掀開封面，看到裡面夾著幾張紙，包括團隊成員的姓名、所屬分部、專業範圍。太陽下山了，辦公室裡的光線一下子暗了下來。加百列向左傾了傾身子，把文件放到鹵素燈下。不一會兒，他便抬起頭來望向勒夫。 “你忘了加上哈達薩和馬加比家族青年體育聯盟代表了。” 加百列的諷刺就像是朝著飛速前進的火車扔了一塊石頭，一下子惹惱了勒夫。 “你什麼意思，加百列？” “人太多，到時候只會一團糟。”在加百列看來，恐怕這正是勒夫想要的，“一半人就夠了。” 勒夫伸出長長的胳膊，表示加百列可以隨意縮減人數。加百列從那疊紙中抽出幾張，放在咖啡桌上。勒夫皺起了眉頭。加百列看似隨意的篩選，恰好剔除了勒夫的“線人”。

“這就夠了。”加百列把人事資料交還給勒夫，“我們需要找個地方開碰頭會。我的辦公室太小了。” “內務組已經安排了456C房間。” 加百列對那個房間太熟悉了：地下三層，充其量就是間放舊家具和廢電腦的雜物室，值夜班的員工有時候會在那裡一度春宵。 “好。”加百列說。 勒夫蹺起腿，從褲子上捏起一根細細的棉線：“你從來沒有在總部效過力吧，加百列？” “你很清楚我過去為誰效力。” “所以我才要提醒你一下。你調查工作的任何進展——如果有任何進展的話——都不能告訴情報組以外的任何人。你直接向我匯報，也僅僅向我匯報。清楚了嗎？” “我猜你指的是'老頭子'。” “你很清楚我指的是誰。”

“我和沙姆龍是朋友。我不會為了讓你高興而不顧我和他的交情。” “但我禁止你和他討論這件案子，明白了嗎？” 勒夫的靴子上沒有泥土，手上也沒有鮮血，但是他在會議室的刀光劍影中絕對算得上是大師。 “是的，勒夫，”加百列說，“我很清楚你的立場。” 勒夫站起身，示意會談結束，但加百列依然坐在那裡。 “還有一些事我要和你討論。” “我的時間有限。”勒夫低下頭。 “只需要一分鐘。是關於基婭拉的事。” 勒夫沒有坐下，而是走到窗邊，望著特拉維夫夜晚的燈火：“她怎麼了？” “在我們確定還有誰看過光盤中的文件之前，我不想她參與任何行動。” 勒夫緩慢地轉過身，就像是站在旋轉基座上的雕像。由於光從他身後照過來，他的臉一團漆黑。

“我很欣慰你能這樣自如地走進這間辦公室，輕鬆地提這提那，”他尖酸地說，“但基婭拉的未來是由行動隊決定的，也就是最終要由我來決定。” “她只是一名女特工。難道這裡就沒有別的女孩可以當護衛官了嗎？” “她有意大利護照，而且工作能力非常強。這個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但她可能已經暴露了。如果你讓她和其他探員一起工作，等於是讓別的探員也身處險境。如果是我，我就不會和她一起工作。” “幸運的是，我們大部分探員都不像你這麼傲慢。” “優秀的探員都很傲慢，勒夫。” 勒夫沒有回答，兩個人都沉默良久。勒夫走到書桌前，按下了電話的按鈕。門開了，接待處的燈光照了進來。 “我很了解，地方探員經常不太懂得遵守總部的命令，他們在當地都有自己的行事法則，但在這兒，我才是法律。”

“我會努力記住您這句話的，長官。” “別他媽搞砸了，”勒夫朝走向門口的加百列說道，“否則的話，沙姆龍都救不了你。” 他們在第二天早晨九點碰面了。內務組把那間會議室草草收拾了一下，房間中間擺了張木桌，旁邊圍著幾張不配套的椅子，多餘的椅子則堆在了牆角。加百列一進房間，就想起了聖喬瓦尼·克里索斯托莫教堂牆邊堆放的長凳。這裡的一切都帶著強烈的“臨時”意味，包括門上用膠帶貼著的不恰當的標誌——“西歐恐怖威脅臨時研究委員會”。加百列倒喜歡這種混雜感。就像沙姆龍常說的，逆境使人團結。 他的團隊一共四人，兩男兩女，都是非常可愛、滿懷夢想的年輕人。來自研究部的約西是個有些迂腐卻極端聰明的分析員，參與過牛津古典人文學科課程。來自歷史部的迪娜有一雙烏黑的眼睛，她能說出恐怖分子向以色列發起的每一次恐怖襲擊的時間、地點和“屠殺名單”。她走路稍稍有些跛腳，其他同事則對她非常照顧。加百列在她的檔案中找到了答案：1994年10月，在特拉維夫迪岑哥夫大街上發生了哈馬斯自殺式襲擊，將一輛5路公共汽車變成了二十一個人的棺木。迪娜當時剛好在場，她的母親和兩個姐妹在那場事故中喪生，迪娜受了重傷。

另外兩名成員都不是“機構”的人。沙巴克阿拉伯事務部借給加百列一名硬朗的小伙子，名叫雅科夫。過去十年間，這個臉上佈滿痘坑的年輕人有一大半時間都在嘗試秘密潛入巴勒斯坦政府的恐怖機構。軍隊情報處派來了一個叫芮莫娜的女孩，她是沙姆龍的侄女，加百列上一次見到她時，她還踩著四輪滑板，在沙姆龍門前的車道上勇敢地往下衝呢。近來，芮莫娜一直待在特拉維夫北部的一座安全飛機庫裡，研究從拉馬拉的阿拉法特宅邸中截獲的文件。 出於本能，加百列將這個案子當成了一幅畫作。他想起他在學徒期結束後不久修復的一幅作品，那是文藝復興早期威尼斯畫家西瑪創作的一幅耶穌受難像。加百列除去了發黃的清漆之後，發現原作幾乎蕩然無存了。接下來的三個月裡，他都在拼湊關於畫家的生平和作品的碎片，最後才開始動筆。當時，他感覺西瑪彷彿就站在他的身後，握著他的手作畫。

這個案件中的“藝術家”是恐怖組織的一員，是那個已經被確認了身份的人：達烏德·哈達維。哈達維是調查展開的窗口。之後的幾天裡，哈達維的生平逐漸在加百列那間小屋的牆壁上緩緩展開。從破爛不堪的傑寧難民營，到第一次巴勒斯坦暴動中的瓦礫和燃燒的輪胎，再到第17軍。哈達維的一生被毫無死角地展露了出來：他的教育、宗教、家庭、宗族、關係和影響。 第17軍已知的成員都被鎖定了位置。隨後，他們又篩選出有足夠能力或知識去製造可以摧毀羅馬使館炸彈的人。從拉馬拉到加沙城，從羅馬到倫敦的阿拉伯線人都被叫來問話。近兩年來的通信攔截又被拿來和歐洲曾發生過的每一場大規模行動進行比對。過去的監控報告都經過了重新審閱，連航空公司的乘客名單都不放過。芮莫娜每天早晨都會回到飛機庫，在被截獲的阿拉法特情報機構文件中尋找有關羅馬案件的蛛絲馬跡。 逐漸地，456C房間變成了被困軍隊的指揮碉堡。牆上的照片越來越多，讓他們彷彿置身於阿拉伯暴徒的監視之下。數據庫的女孩子們習慣了把他們的包裹放在走廊上。加百列徵用了旁邊的房間，安排了幾張床位，並且要他們去找一個黑板架和一塊黑板來。約西有些不屑地指出，掃羅王大道已經有二十年沒見過這些東西了。因為他的態度，加百列派了他去找。第二天早晨，約西弄來了黑板。 “我四處問人才找到的，”約西說，然後又諷刺道，“石板和刻刀下週就到。” 加百列每天都以幾個同樣的問題作為開篇：誰製造了炸彈？誰是策劃者？誰指揮團隊？誰留守安全屋並負責交通運輸？誰管錢？誰是背後的智囊？有沒有哪個國家在背後支持這件事？在大馬士革、德黑蘭，還是在的黎波里？ 調查行動開始一周後，這些問題都沒能得到解答。大家的鬥志開始減退。於是加百列鼓勵他們換個角度思考。 “有時候，有些謎題要靠現有的資料去解答，但有時候，或許可以想想你缺失的是什麼。”他擦掉了黑板上的所有東西，“開始找那塊丟了的拼圖吧。” 他們每天都一起吃晚飯，就像一家人一樣。加百列鼓勵他們說一說案件以外的事情。這時候，他自己總是自然而然成為話題的中心，因為他們在學院裡學習過他的事蹟，甚至還在學校的歷史書上讀到過他的一些故事。他一開始比較寡言，但最終被他們逼得打開了話匣子。逐漸地，他開始扮演沙姆龍曾經無數次在他面前所扮演的角色。他給他們講了“黑色九月”和阿布·吉哈德，還有他在梵蒂岡的突襲和抓捕埃瑞克·拉德克的行動。芮莫娜很好奇修畫在他的人生中扮演的角色，還有他在同時扮演兩個角色時如何保持頭腦清醒。約西想打聽維也納的爆炸案，而恐怖主義和反恐專家迪娜卻拉了拉約西的胳膊，岔開了話題。加百列發現，在他說話的時候，迪娜會像望著一個從天而降的英雄一樣望著他。他意識到自己已經像曾經的沙姆龍一樣，跨過了凡人和神話之間的界限。 讓他們最感興趣的是拉德克。加百列了解其中的原因：在他們所生活的國家裡，就連去飯店吃飯或搭公共汽車都是不安全的，但他們的噩夢依然是猶太人大屠殺。你真的讓他穿過了特雷布林卡嗎？你揍他了嗎？你怎麼可能忍受在那裡聽到他的聲音？你有沒有想過自己解決這些事？雅科夫只想知道一件事：“他後悔殺掉我們的祖輩嗎？”加百列雖然想說謊，卻還是對他說了實話：“不，他不後悔。事實上我認為他依然為此感到自豪。”雅科夫嚴肅地點了點頭，彷彿加百列的回答印證了他對人類的悲觀看法。 在安息日那天，迪娜點燃了一對蠟燭，做了禱告。那晚，他們沒有詢問加百列的過去，而是談到了他們的夢想。雅科夫希望可以在特拉維夫的咖啡館悠閒地坐上一會兒，而不用擔心有人肉炸彈。約西則希望能環遊阿拉伯世界，從摩洛哥到巴格達，記錄下他的整個旅程。芮莫娜夢想可以在清晨打開收音機後，不用再聽到前一晚有任何死傷的消息。而迪娜呢？加百列懷疑迪娜的夢和自己一樣，只有一間私人的放映廳，那兒充斥著鮮血和烈火。 晚餐後，加百列離開房間，沿著走廊來到樓梯口。他走上樓去，卻迷失了方向。一名守夜人給他指了路。出入口有門衛把守，加百列想給他們看自己的徽章，但保安官卻笑了起來，然後打開了門。 房間裡燈光昏暗，而且因為擺放著計算機，溫度也低得嚇人。值班的工作人員穿著羊毛外套，行動快捷而謹慎。加百列爬上觀看台，靠在鋁製欄杆上。他的面前是一張巨大的世界地圖，大概十英尺高，三十英尺寬。地圖上佈滿了小光點，每一個光點都標誌著以色列監測下的恐怖分子據點。大馬士革和巴格達的光點最多，就算看似和平的安曼和開羅也亮成一片。一條光帶從貝魯特穿過巴卡谷地，一直延伸到以色列北部國境的難民營。西岸和加沙城幾乎燈火通明，歐洲地區的光環彷彿一條鑽石項鍊。北美的一些城市也閃著零星的燈光。 加百列感到肩膀一沉。他用了一生的時間保護國家和猶太人民，可在這裡，在這個冰冷的房間裡，他卻面對著猶太復國者們夢想之下的殘酷現實：一個中年男人，盯著敵人組成的無數星雲，等待著下一場爆炸。 迪娜正在走廊上等他，她的腳上只穿著襪子。 “這感覺太熟悉了，加百列。” “什麼？” “他們做這件事的方式。他們的行動，整個計劃，他們的狂妄大膽。感覺就像是慕尼黑和薩貝納大街。”她頓了頓，把一綹黑髮別在了耳後，“那感覺就像'黑色九月'。” “沒有'黑色九月'了，迪娜——至少不會再有了。” “你讓我們找出那些缺失的線索。包括哈立德嗎？” “哈立德只是個傳聞。哈立德是個鬼故事。” “我相信哈立德是存在的，”她說，“他讓我夜不能寐。” “你有線索？” “我有個猜想，”她說，“而且有些有趣的證據支持我的猜想。你想听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