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美國司法部效力的又一個漫長的工作日結束了，弗雷德·沃特金斯鑽出他的轎車。每天他得花一個半小時才能從弗吉尼亞北郊他的家裡趕到華盛頓，回家也差不多需要這麼長時間。十英里開九十分鐘，想起這個他就搖頭。他的工作還沒做完，儘管凌晨四點就起床，今天已經操勞了十個鐘頭，可家裡那間用做辦公室的小書房里至少還有三個小時的工作等著他。一頓簡單的晚飯，再和妻子還有十幾歲的孩子們度過一段短短的快樂時光，他就又得點燈熬夜了。沃特金斯從前是里士滿一位普普通通的州檢察官，在那個位置上千了很長時間，起訴撞在他手裡的隨便哪一種壞蛋。後來他到了華盛頓的司法部，專門處理重大詐騙案。他喜愛他的工作，感到自己真正為國家出了一份力，為此也得到了很好的報酬。工作時間有時是長了點，可他覺得日子過得還不錯。
他關上車門，從人行道朝自己家走去，路上向一位駛出她家車道的鄰居揮揮手。另有一家鄰居正在隔壁燒烤，他吸了一鼻孔的烤肉味兒。也許今晚他也該架上火來頓燒烤野餐。
跟華盛頓地區大多數人一樣，沃特金斯也以既關注又沉痛的心情讀到了營救隊一支小隊遭伏擊的事。以前在一個案子裡他和一些營救隊員一起工作過，對這些人，除了讚美他們的勇氣和職業技能外他沒有別的可說。這些人是最棒的，至少他這麼想，他們做的那種工作真是沒有別人願做。
他笑著朝正門走去，正開門時他的手機響起來。又是什麼事？他想。這個號碼幾乎沒人知道，他妻子？可她這會兒不會給他打電話，他開上車道時她肯定看見了。準是辦公室。要真是辦公室的話，那就是出了什麼事，今天晚上他剩下的時間多半就會用在這件事上了，說不定還要他掉頭駛回城裡呢。
他拿出電話，見打入的號碼不可顯示，他本想不接這個電話，可弗雷德·沃特金斯做事不是這個做法。也許很重要，可也許只不過是打錯了。沒啦，今晚的燒烤野餐吹啦，他一面想一面按下通話鍵，準備面對即將到來的不管什麼事。
他們後來在街對面鄰居家的灌木叢裡發現了弗雷德·沃特金斯的殘存軀體，爆炸把他的家炸了個粉碎，把他炸飛到這裡。就在他按下通話鍵的那一瞬間，他的電話裡一個小小的電火花點燃了灌滿他家裡的煤氣。因為隔壁家飄過來的燒烤味兒，沃特金斯開門時根本沒機會聞到煤氣味。他的公文包不知怎的逃過了這一劫，還緊緊攥在一隻沒剩什麼肉、幾乎全是骨頭的手裡。裡面的寶貴文件沒燒著，另一位檢察官可以很方便地從這位已逝律師手裡接管。一片殘骸中還發現了他妻子孩子的屍體，屍檢將表明他們早在爆炸前便已窒息而死。火勢四個鐘頭後才被撲滅，大火熄滅前還吞沒了另外兩家，幸好沒有笤其他人受什麼重傷，只有沃特金斯一家不復存在，隨之而逝的還有他們辛苦工作一生後如何消磨退體年月的計劃。發現沃特金斯的手機沒費甚麼功夫，它熔在了他的手上。
差不多就在弗雷德·沃特金斯的生命結束時，往南九十英里的里士滿，在一位美國聯邦執法官警惕的目光注視下，路易斯·利德貝特法官鑽進一輛政府轎車。利德貝特是一位聯邦預審法官，被提升到這個位置上已經有兩年時間了，之前他是里士滿地區巡迴法庭的主審法官。相對而言他還很年輕——只有四十六歲，加上出眾的法律才幹，引起了許多身居要職的人的注意。總有一天他會當上第四巡迴上訴法庭的候選法官之一，甚至說不定哪天還會坐上美國最高法院的高位。作為一名戰斗在司法領域的法官，利德貝特主持審理過許多案子，其複雜程度、情緒和潛在的暴烈程度各不相同。有幾個被他判決監禁的人威脅要他的命。有一次他差點成了郵件炸彈的犧牲品，那是一個白人至上主義組織寄給他的。利德貝特堅信不分種族膚色信仰，在上帝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個組織卻對這種信仰不以為然。這種種情形都要求利德貝特接受特別的保衛，尤其是最近又出現了新情況，更加深了人們對他的安全的擔心。
有個曾發誓要向利德貝特復仇的囚犯大膽越獄。儘管那人逃離的監獄距這裡很遠，而且他的威脅也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不過有關當局還是明智地決定對這位好法官大意不得。利德貝特自己只想像平時一樣過安生日子，嚴加戒備對他沒什麼吸引力，不過有了一次僥倖逃生的經歷後他現實多了，認識到別人的擔心大約也是合理合法的。再說他也不願意在某個活該一輩子爛在監獄裡的骯髒傢伙手裡橫死，他不想給那個傢伙那種滿足感。
“那個'自由'沒什麼新消息嗎？”他問那位聯邦執法官。
越獄逃跑的那個人居然叫做“自由”，利德貝特對此總是耿耿於懷。歐內斯特·B·“自由”。中間那個B和自由自然不是他原來的名字。他加入一個新保守主義組織後依照法律程序改了名字，那個組織所有成員都以“自由”為名，以此象徵他們認識到了自己的自由正受到威脅，事實上，這個組織就自稱為自由社團。
“自由”和他組織裡其他幾個成員闖進一所學校，開槍打死了兩名教師，挾持了大批孩子和教師做人質。當地執法部門包圍了學校，調來一支突擊隊，可“自由”和他的人全都用自動武器、防彈衣武裝到了牙齒，因為這個緣故，從匡蒂科召來了專門從事人質救援的聯邦執法人員。起初看來事情還可以太太平平結束，可學校裡面突然開起槍來，於是人質營救隊終於進去了，緊接著是一場可怕的槍戰。利德貝特至今仍能清楚地回憶起那令人心碎的一幕：小男孩躺在人行道上死去，還有兩位教師。受了傷的歐內斯特·B·“自由”在同夥被射殺後最終投降。
“還沒他的消息，法官。”執法官的回答打斷了利德貝特的回憶。這位執法官保衛利德貝特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他們之間很快便建立起了一種友好關係。
“要我說，那個人準是打算朝墨西哥逃，然後再逃到南美去，跟納粹分子勾搭上，那些人跟他是一路貨。”
“嗯，我希望他們抓住他，把他送回他該去的地方。”利德貝特答道。
“哦，他們多半能抓住他，調查局的人在管這件事兒，他們準有線索。”
“當時我想給那雜種判個死刑，他真該被判個死刑。”這是利德貝特當巡迴法庭法官時的一件憾事。
自然嘍，“自由”的辯護律師提出了其當事人神誌不清的問題，還試探著提出他被他的“教派”——他這麼稱呼“自由”所屬的組織——洗了腦。律師做了他的分內工作。他使控方產生了疑問，懷疑自己是否必定會贏得判決。這種懷疑不多不少，剛好夠讓他們在陪審團重回法庭之前與“自由”的律師達成協議。
“自由”不用面對可能的死刑裁決，只被判終身監禁，二十年後才有機會獲得假釋——不管這種機會多麼渺茫。利德貝特不同意這項協議，可他別無選擇只能簽字。媒體後來對陪審團成員做了一次非正式的調查，結果表明“自由”是真正笑到最後的人。
所有陪審團成員都會投票支持罪名成立，而且他們都會建議法庭對被告處以死刑。這下子新聞界得到了大顯身手的機會，所有當事者都落了個丟人現眼的下場。出於一系列考慮，“自由”被移送中西部一所最大限度防範的監獄，他就是從那裡越獄逃亡的。
利德貝特看看他的公文包，折得整整齊齊放在裡面的是一份他鍾愛的《紐約時報》。利德貝特生在紐約，在紐約上學，後來才往南在里士滿安頓下來。這個遠離故土的北方佬喜愛他的新家，可每天晚上回到家，他都要花不多不少一個鐘頭讀《紐約時報》。當法官的這麼多年裡，這一直是他的習慣，他那一份報紙專門在每天他下班離開前送到法院大樓。他還能享受的消遣不多了，這就是其中之一。
執法官剛把車駛離法院車庫，他的電話響了，他接了電話。
“什麼？是，法官大人。好的，大人，我會告訴他的。”他放下電話說道，“是麥凱法官。他要我告訴您，要是您想看點真正驚人的事兒，看看《時報》正欄內頁的最後一頁。”
“他說什麼事了嗎？”
“沒有，大人。只說讓您看，看完馬上給他回個電話。”
利德貝特瞅了一眼報紙，他好奇極了。麥凱是他的好朋友，思想趣味和利德貝特相近。如果麥凱覺得什麼事有意思，多半他也會這麼想。他們在一處紅燈停下來，這很好，利德貝特在開著的車裡沒法讀東西，一讀就非常難受。他拿出報紙，可車裡太黑看不見。他伸手打開閱讀燈的開關，攤開報紙。
執法官回頭惱火地說：“法官，我告訴過您別開那盞燈，那樣就成了個活靶子——”
玻璃的碎裂聲讓執法官住了嘴，聲音加上景象令他如墮冰窟：路易斯·利德貝特法官臉朝下倒在他珍愛的《紐約時報》上，鮮血浸透了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