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士上搖晃了一個多小時。我卻怎麼也不覺得車子正在朝聖何塞的方向行駛。又過了一陣子，巴士在一個小鎮的空地上停了下來，司機打手勢讓乘客們下車。我們下了車，只見空地還停著一輛同樣的巴士。
“我說，這是哪裡啊？”雪子問。
“我只知道這里肯定不是聖何塞。”我說。
那個賣點心的大叔指著另一輛巴士對我們說：“聖何塞，聖何塞。”好像是讓我們乘上去。
“唉。”我嘆了口氣。 “這裡好像是和聖何塞相反的一個終點站呢。”
“啊？那就是又要乘上巴士，從原路返回了？”
“好像是這樣吶。”
“嗚嗚——”雪子又擺出一副要大哭一場的架勢。
其他乘客們紛紛圍攏過來，大叔向他們解釋了我倆的遭遇，雖然我聽不懂他是怎麼說的，但大夥兒都朝我們投來極為同情的目光。
一位老人不知道從哪裡找來兩個可樂瓶，在附近的下水道裡弄了點水，遞到我們跟前，嘴裡還說著“水，水。”好像是讓我們喝下去。
接過瓶子，我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唾沫。瓶中的水呈紅褐色，很是渾濁，片刻之間，瓶底上就沉澱了一些黑乎乎的東西。當地人大概還不要緊，外來者一喝下去估計就得拉肚子了。
“做出喝的樣子就行了。”我用日語對雪子說，把瓶口湊到嘴邊。老人好像因為對可憐的亞洲人做了一件大好事，很是得意，挺起胸膛重重地點點頭。
巴士總算發車了。我打手勢問司機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因為我認為他肯定知道準確的時刻。但問了半天也只得到一個“大約四點半左右”的模糊答案。
又隨著破巴士顛簸了一個半小時之後，我們終於回到了聖何塞。我想找一輛出租車回旅館，卻沒有一輛車從面前駛過。天漸漸黑了，路上的行人變得稀少，沿街賣小吃的店鋪也紛紛打樣了。這下可遭了，我心中漸感不安，身後卻突然傳來一聲招呼。回身看去，只見一輛警車正停在那裡。
一名警察從車窗裡探出頭，用西班牙語對我們說著什麼，好像是問我們遇上了什麼麻煩。
這回總算運氣不錯，我心想，趕緊將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了一遍。警察聽完以後，打手勢讓我們坐在警車的後座上。
“這下終於得救了。”我和雪子對望了一眼，安心地喘了口氣。
我還以為警察會把我們直接帶回警局呢，沒想到他開著警車在鎮上不停地兜圈子，還不時停在路邊，向行人說著什麼。
“請問出什麼事了？”我小心翼翼地與他搭話，卻沒有得到回答。
就這樣過了一個多小時，警察又停下車來，同一位白人女性說著什麼。那位女性身著緊身夾克衫，年約四十歲上下。她和警察交談了幾句以後，便上車來坐到我們身邊，隨後朝我們微微一笑，用英語問道：“兩位這是遇上什麼麻煩事了？”我聽到久違的英語，心下只感到萬分親切。
聽了我們的講述，她說道：“那可真是不幸啊。”隨後又用西班牙語向警察進行了一番陳述。警察應了一句，便發動了警車。
“接下來要去警察局咯。”那名女子說。
“他為什麼不把我們直接帶過去呢？我剛才明明已經講過事發經過了。”
她聽了這話，苦笑了一聲。
“他可聽不懂英語啊。但是看你們這副模樣，也能大致猜出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才讓你們先上車，再找個會說英語的人來當翻譯，好明白你們的遭遇。”
“啊——”我渾身的氣力都像是被抽乾了。
“錢全被搶走了？”
“沒有，這裡還剩了一些。”我打開腰包，取出一個裝有少量加拿大幣的小錢包來。可錢包沒拉上拉鍊，幾枚硬幣掉在地上。我趕緊去撿，那名女子也俯身幫忙。
“你們是從加拿大來的？”她看著硬幣問道。
“是的。”
“我在加拿大有好多朋友呢。”她說著，把硬幣放回我的錢包。
七點過後，我們終於到達了破舊的警局，此時距離我們遭劫已經過了五個多小時。負責錄口供的年輕警官若不是身著警服，簡直就像一名在集市上賣可可的小販。他有些漫不經心地聽取了事件經過，大概是覺得經過那麼長時間以後，很難再捉住犯人了吧。那位女性全程為我們充當翻譯。從談話過程中，我得知她是一名律師，此人雖然相貌不美，但對於我們來說，卻如同神明一般。
過了大約三十分鐘，我們錄完了口供，警察又指著雪子說了句什麼。準確地說，是指著她胸前掛著的望遠鏡說的。
“他問你們強盜有沒有碰過這架望遠鏡。”女律師說。
“這個我不太清楚。”雪子說。
“為什麼要問這個？”我問。
“可能會留下強盜的指紋，所以他想請你們先上交給警署。”
“那還是先上交吧。我們也搞不清犯人有沒有碰過。”
聽我這樣說，她的表情有些複雜：“雖然這是你們的自由，但我覺得還是不交給警方為好。”
“為什麼？”
“因為他很可能就不還給你們了。”
我非常驚訝，朝那名年輕警官看去，只見他正貪婪地盯著雪子的雙筒望遠鏡。我又朝女律師望了一眼，她露出一副“此地的警方就是如此”的表情。
“我想起來了。”我說，“他們沒碰過。”
還是這樣說為好，她點點頭，替我們翻譯了。警察一言不發。
錄完口供以後，警察用警車把我們送回了旅館。女律師臨走之際給我們留了電話號碼，讓我們有麻煩的時候再去找她。
八點半左右，我們終於回到了旅館。我真想馬上回房，一頭栽倒在床上，但房間鑰匙被搶走了。我們跑到大堂，服務員們看見我們滿身泥水的狼狽相，無不驚訝地睜大了眼睛。
這是一家日本人開的旅館，一名日本服務員接待了我們。
“這種事兒可真不多見哪！”這名姓佐藤的服務員感慨道，“我還從沒聽說過有日本遊客攤上這種倒霉事兒呢。”
“但我們遇到的可是真事兒。”雪子賭氣似的說。
“嗯，那是，你們也不會拿這種事來開玩笑啊。但是你們怎麼會孤身進那種林子呢，一般的遊客可不會這麼做啊。”
“我可是聽說哥斯達黎加的治安還不錯呢。”我說。
“這裡確實是一個好地方。”佐藤立刻睜大眼睛，認真地說：“哥斯達黎加可是中南美最安全的國家了，我們也非常希望多接待一些日本遊客。你們碰上的事件絕對是例外。如果你們就此認為哥斯達黎加是一個混亂不堪的國家，我們可就為難了。”
他的口吻非常激烈，好像是生怕我們回日本以後大肆宣傳似的。
我也懶得與他多費唇舌，隻請他給我們換了房間，雖然那兩名強盜不至於膽大包天地到這家旅館投宿，但我們只要一想到房間鑰匙在他們手中，就滿不是滋味。
進了房間，我脫下衣服，一頭倒在床上，真想就這樣睡過去，但現在可不是時候。我讓雪子先去洗澡，隨後分別給信用卡公司和旅行支票發行機構打去電話，講述了遭劫的經歷，辦妥了相關手續。
接著，我又撥通了秘書格蕾絲的電話。
“Hello。”聽筒那端傳來那個熟悉的沉悶而陰鬱的聲音。
“是我啊。”
“哦，是你啊，泰德。”泰德是我的英文名在。
聽到我的聲音，她的口吻沒有絲毫變化，甚至更為懶散了。
我盡量簡潔地把事情說了一遍，讓她明天一早把我放在辦公桌抽屜裡的護照複印件傳真到旅館來。
“明天一早把護照複印件給你傳真過去，OK。”她公事公辦地說，對我們的悲慘遭遇一句也沒有多問。我真懷疑她到底也沒有搞清楚事態的嚴峻。
把這些事務一一處理完畢之後，我撂下電話，只覺剎那之間便被巨大的疲憊所吞沒了。我想起身衝個澡，但眼簾越來越沉重，終於什麼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