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分鐘後，埃里克·哈瑞斯和狄倫·柯勒勃德分別走進學生食堂。這時候，下了第四節課的孩子們幾乎都湧到了這裡，食堂裡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嬉笑聲、喧嚷聲、呼朋喚友問好逗樂聲不絕於耳。和平常一樣，孩子們將隨身攜帶的背包、運動包和樂器盒之類隨手堆放在牆角、門邊，或餐桌和椅子周圍的地上。在無數只花花綠綠形狀大小各異的包或袋或盒子中，埃里克和狄倫留下的兩隻淺藍色行李袋一點兒也不顯眼，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埃里克和狄倫回到停車場各自的車裡。埃里克挎上高點9毫米卡賓槍，狄倫也把他的TEC-DC9型沖鋒槍背在身上，兩人還各攜帶了一支檔次稍低的備用步槍，再穿上預先準備好的黑色軍用風雨衣，背上鼓鼓囊囊的背包，裡面有自製的雷管、蟋蟀彈（cricketbomb）和足夠的子彈等。全副武裝，一切就緒，單等那一聲山崩地裂的炸雷從學生食堂的方向傳來。
根據他們的計劃，如果兩枚炸彈在預定的時間預定的地點爆炸，將會導致300至500人死傷，並同時掀掉科倫拜中學至少四分之一的建築。等那些尚能逃命的孩子們從大樓的各道門裡鼠竄而出時，這兩名黑衣殺手便會在離食堂最近的兩個出口用槍林彈雨迎接他們。埃里克和狄倫的車裡還有幾枚同樣的煤氣罐炸彈，定時器上的時間指向半小時以後——那是他們估計警方和急救人員到達現場的大致時間。
然而，不知何故，食堂裡的兩枚炸彈“啞巴”了。
11點17分過去了，埃里克和狄倫意識到他們方案中出現的第一個誤差。後來有目擊者稱，曾看見他倆站在通往二樓大門的台階頂端說話，大概是在商議下一步的行動。其中一個對另一個說：“快！快！”
旋即，人們聽到了槍聲。
從此，埃里克·哈瑞斯和狄倫·柯勒勃德的名字便被永遠地連在了一起。
他們是同學，同年級；他們是形影不離的知心朋友；他們沒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卻難能地做到了同年同月同日死；他們都渴望著出名，哪怕明知道將在身後遺臭萬年，被永遠地釘在恥辱架上；他們聯手製造了美國歷史上死傷人數最多，公共財產毀壞程度最嚴重的校園慘案。
在1999年4月20日以前，他們只是“一般的、典型的中學生，和其他同年齡的孩子沒有什麼兩樣”。 1999年4月20日以後，他們便被媒體渲染成了“兩個心靈扭曲、心理陰暗的、魔鬼般的病態少年”。
埃里克·戴維·哈瑞斯於1981年4月9日出生於堪薩斯州的威奇塔。那時候，他的父親韋恩·哈瑞斯是一名美國空軍飛行員，母親凱瑟沒有上班，在家裡照顧小埃里克和比他大三歲的哥哥凱文。
軍隊不斷換防，哈瑞斯一家也頻頻遷徙。 1983年，他們搬到俄亥俄州的丹頓。 1989年，埃里克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全家人又去了密執安州的奧司卡達。 1992年，六年級的埃里克隨家人們再次搬遷，這一次，是去紐約州的普拉茲堡。每次離開，埃里克都不得不告別自己的朋友，捨棄已經熟悉的教室、校園、街道和城鎮。而每到一個新地方，埃里克都會在陌生的學校和陌生的孩子們中間被冷落一陣子。他必須強迫自己改變自己的習慣、興趣、愛好等等，以適應新的環境，迎合新夥伴們的要求。
1993年底，美國政府裁減軍費開支，逐漸關閉了一些遍布全國各地的軍事基地，也終於結束了哈瑞斯一家的顛沛流離。父親從軍中退役後，時年12歲的埃里克隨全家回到了父母的老家科羅拉多州。
很快，韋恩·哈瑞斯在利托頓找到一份培訓運輸機飛行員的工作，凱瑟則受聘於丹佛一家專事為各商家操辦大型聚會及活動的公司，凱文進了科倫拜高中的9年級，埃里克在肯·卡若初中上7年級，那是埃里克從一年級開始上的第七所學校，也就是說，他幾乎每年都要轉一次學。
又是一個新的環境，新的學校，初來乍到的埃里克·哈瑞斯舉目無朋，無所適從。就是在那裡，就是在那樣的情形下，埃里克結識了小他五個月的、同樣靦腆，同樣孤落，同樣不被其他孩子們接受的狄倫·柯勒勃德。
狄倫·本納特·柯勒勃德生於1981年9月9日，他生在丹佛，長在丹佛，是湯姆和蘇珊·柯勒勃德夫婦的第二個兒子。和哈瑞斯家一樣，柯勒勃德家也只有兩個男孩，狄倫也有一個比他大三歲的哥哥拜倫。
狄倫的父母湯姆和蘇珊是大學裡的戀人，他們同上俄亥俄州立大學。蘇珊出身於富商世家，她的祖父里奧·亞森諾夫曾是丹佛著名的房地產開發商和慈善事業家。湯姆的家世相對貧寒，他在十幾歲時父母雙亡，全仗著哥哥將他撫養成人。
湯姆和蘇珊在大學畢業後舉行了婚禮並一起回到丹佛。當時正值“能源危機”，石油開發業蓬勃興起，湯姆·柯勒勃德很容易地獲得了一份地球物理學的工作，蘇珊則在阿拉帕荷社區學院做特殊教育。按說，她應該很懂得如何教育孩子。
在狄倫很小的時候，父母就為他安排了正規的棒球訓練，並替他報名加入了童子軍（BoyScouts）。因為成績優異，狄倫在小學三年級時被校方選拔進入“超智及天才兒童班”。和埃里克·哈瑞斯一樣，狄倫在肯·卡若中學念完初中，於1995年升入科倫拜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