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警署審訊室裡，瑪莉·凱交代說，那天晚上，她先是一個人去看了一場電影，然後又去“諾茲裝”時裝店買了衣服，回來看見威利正在等她。他在家裡跟母親吵了架，就跑到她這兒來了。巡警查到時，他們剛在車裡坐了6分鐘。
泰德·哈里斯搖搖頭，他還清楚地記得大眾·福克斯的幾扇車窗玻璃上又厚又密的霧氣。他們在裡面肯定不止6分鐘。
另一間辦公室裡，威利的版本卻是：他在傍晚時分用傳呼機給瑪莉·凱發了一條短信息，瑪莉·凱便在約定的時間和地點接上他，兩個人一起去看了電影、逛了商店、買了啤酒，然後在車里呆了大約一個半小時。
泰德想，我也許永遠不會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至少，他們倆的口供不一致。
電視台記者卡倫·俄麗麗床頭的電話鈴聲響起時，還不到凌晨3點半。線的另一端傳來夜班值班編輯有些亢奮的聲音：“你可能會以為我是在說夢話。瑪莉·凱又被捕啦。這一次，是和一個16歲的男孩！”
“什——麼——”卡倫頓時睡意全消。瑪莉·凱一直聲稱她只愛威利·伐拉奧，警方的調查也表明，本案沒有其他受害者。這麼說來，以前的一切全錯了？
被誤導的不止是卡倫·俄麗麗，也不止是一家電視台。那天早晨，威利·伐拉奧對巡警的那句謊言充斥於所有媒體的相關報導中。直到中午時分，警方發現了他們的錯誤，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種猜測和議論，才將那名少年的年齡更正為14歲。
然而，無論是14歲還是16歲，無論是威利·伐拉奧還是別的哪個男孩子，對瑪莉·凱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而言，結果都是一樣的。他們從震驚、不解，到惋惜、痛心，他們感到被那位貌似柔弱、貌似因為愛情而鑄成大錯的女教師欺騙了。看來那些認為瑪莉·凱應該被打入大牢的檢察官們是正確的，那些相信瑪莉·凱有病、必須長期接受治療的心理學專家們是正確的，那些依法將瑪莉·凱註冊為“性侵犯罪犯”的警察們是正確的，那位堅持以法庭命令對瑪莉·凱約法三章的琳達·劉法官是正確的。在瑪莉·凱第二次被捕之前，所有這些司法人員對瑪莉·凱採取各種形式的懲罰和幫助的決定，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她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們的抨擊。一位名叫托尼·豪利克的英國人更是從大西洋彼岸不斷地寫信、打電話、發電子郵件過來，列舉出專家們處方上藥物的種種弊病和副作用，指責法庭要求瑪莉·凱長期服藥和接受治療是為了給她“洗腦”，甚至說瑪莉·凱沒有病，那些專家們自己才是有病的。瑪莉·凱和她在西雅圖的朋友們聽信了托尼的煽動，便合夥對抗法庭判決。她們陽奉陰違，找來一些外觀相似的維生素等代替專家們開出的藥片，結果出獄一個月來，瑪莉·凱壓根兒就沒有好好服過藥。現在，這些人在反省自己作為的同時，不禁想，假如瑪莉·凱能夠嚴遵醫囑、按時用藥，也許她真的就能控制自己的行為，而不至一錯再錯了。
凱娣·斯鐸爾是瑪莉·凱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同學，為了支持她而不惜與自己的丈夫翻了臉。 2月3日那天，當她接到瑪莉·凱從獄中打來的電話時，忍不住發出了連珠炮似的質問：“你到底要任由自己無法無天到什麼地步？你怎麼就這麼不小心？這麼不顧後果？你以為你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對不起，我幫不了你的忙！……所以你就和他在一起廝混了一整天？看電影，喝啤酒，對法庭說'去你媽的！'？”
亞碧·堪培爾是暗地裡幫助瑪莉·凱和威利·伐拉奧見面的兩個朋友之一，威利給瑪莉·凱發信息的那隻傳呼機就是她送的。瑪莉·凱出事以後，亞碧立即帶了幾位朋友，趕在警方到達之前，將瑪莉·凱在貝絲·阿黛爾家的房間“收拾”乾淨，因為威利曾去過那裡。
當亞碧·堪培爾打電話將瑪莉·凱被捕的消息告訴美嫻·任那特時，美嫻氣兒不打一處來。
“她活該！”美嫻對著話筒叫道，“她這是作繭自縛！”
亞碧大吃一驚：“你怎麼這麼說話？”她一直以為，美嫻應該是瑪莉·凱最鐵的“姐兒們”。
“因為我就是這麼想的！”美嫻掛斷了電話。
媒體傾巢出動。性慾，亂倫，犯罪，外加美女，現實生活中恐怕再也找不出比這更膾炙人口的組合了。美國三大電視台和中央新聞網絡（CNN），以及《48小時》、《奧普拉脫口秀》等收視率頗高的電視專題節目製作組紛紛派出自己的精兵強將趕赴西雅圖，趕赴肯恩地區法院，在琳達·劉法官的法庭內外“架設了多如中國麵條的電纜線”。
那天是1998年2月6日，星期五。那天的瑪莉·凱一反常態地不再秀麗，不再端莊，也不再甜美。沒有梳理的頭髮胡亂攏在腦後，沒有化妝的面容顯得蒼白而蒼老。瑪莉·凱甚至懶得換衣服，一套不合身的橘紅色囚服晃晃蕩盪地掛在她瘦削的肩頭。一句話，“渾身上下亂糟糟的”，但卻別有一番楚楚動人。
一開始，照例由各位警察講述案情經過。公訴方根據在大眾·福克斯轎車中搜到的護照和大額現鈔，認定被告在被捕前正準備逃往國外。警方還在車內找到了兩卷膠卷，沖洗出來後是瑪莉·凱、威利·伐拉奧和奧迪璐三個人的照片。從背景、服飾、髮型等判斷，他們見面不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