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談到被思蒂文“偷”走的書信日記時，瑪莉·凱說思蒂文是一個卑鄙小人，想用這些東西來“訛詐”她。
鑑於瑪莉·凱的身體狀況，在孩子出生以前，警方不打算羈押她。當天晚上從警署出來，瑪莉·凱沒有直接回家，她先去了肖爾塢小學音樂教師貝絲·阿黛爾那裡。 50多歲的貝絲已經與丈夫離異，她最大的孩子和瑪莉·凱年紀相仿，小的正在上中學。瑪莉·凱後來對人說：“貝絲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和我心靈相通，一種女人對女人的理解。我跟她非常親近，因為她把我們當成她自己的孩子——我和威利。”
瑪莉·凱在貝絲家一直呆到凌晨3點過，她不停地哭泣，不停地打電話。瑪莉·凱在電話上告訴遠在加利福尼亞的父親約翰·希密茲，說思蒂文不再允許她開那輛麵包車，因為他認定那是“犯罪現場”之一。希密茲先生答應將盡快給女兒送一輛車過來。
瑪莉·凱回到家裡沒敢驚動任何人，自己悄悄在起居室的沙發上對付了一宿。從此，那隻沙發就成了她經常過夜的地方。
當第二天的太陽升起來以後，瑪莉·凱沒有如往常一樣，匆匆忙忙地梳洗，匆匆忙忙地吃早餐，匆匆忙忙地送孩子們上學，再匆匆忙忙地趕到肖爾塢小學的39號教室。正像她對威利說過的，她失業了。
對警方而言，“瑪莉·凱瑟琳·萊圖紐強姦幼童案”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案子。帕笛霞·梅勒警官不費吹灰之力便取得了威利·伐拉奧的證詞和瑪莉·凱的供詞。至於瑪莉·凱正懷著的娃娃，那更是一個確鑿得不能更確鑿的“證據”了。
構成英文的問句有六個最常見的句首詞，亦稱六“Wh”。辦案人員在短短的幾天裡已經基本搞清楚了其中的五個：Who（何人——案犯和受害人）、What（何事——作案事實）、Where（何地——作案現場）、When（何時——作案時間）和How（如何——案情經過）。但剩下的最後一個問題，Why（為何——作案動機），卻是比他們辦過的任何一樁案子都更加複雜費解，撲朔迷離。
辦案人員開始走訪瑪莉·凱和威利周圍的人們，他們選定的第一個對象就是瑪莉·凱的丈夫思蒂文·萊圖紐。
交談中提到了1996年6月19日，思蒂文說他還記得那件事。他那天其實是上的常白班，傍晚回家後看見威利·伐拉奧正在和他的大兒子小思蒂文一起做一件什麼小學生的手工工藝品。威利那天穿著那些犯罪團伙的孩子們常穿的“口袋式T恤衫（baggyshirt）”和很肥大的長褲。思蒂文向來不喜歡這個黑頭髮黑皮膚的孩子，他不明白學校已經放假了，這個孩子也已經從肖爾塢小學畢業了，為什麼瑪莉·凱還隔三差五地把他往家裡領？不過他當時只是以為妻子可能想非正式地領養威利，當個教母什麼的，因為據說這孩子有繪畫方面的才能，瑪莉·凱大概是希望等威利今後出名了，好跟著沾點光。提起畫畫，思蒂文又是一腦門子官司，他早就膩味透了瑪莉·凱成天在她耳邊吹噓威利有多棒多棒。依思蒂文之見，威利確實比不少同齡的孩子都畫得好，但他卻一點兒也看不出來威利會像瑪莉·凱說的那樣，成為“第二個畢加索”。
思蒂文從壁櫥裡搬出一紙箱家裡未付的賬單和需要處理的文件，“砰”地放在廚房的飯桌上：“學校已經放假了！”他對妻子吼道，“你也該干點兒正經事了！”
聽見思蒂文發了脾氣，威利馬上站起身來，一聲不吭地走出去。瑪莉·凱也很快跟了出去，連鞋都沒來得及穿就跳上了麵包車。那時還不到7點。
思蒂文十分爽快，他對警察們承認瑪莉·凱說的他的那段外遇確有其事，但鑑於他和妻子目前的關係，他並不想結束“那件事”。思蒂文說他也曾考慮過離婚，但律師費實在是太昂貴了，於是就拖了下來。
思蒂文還十分爽快地交出了他私自扣下的瑪莉·凱的書信和日記，甚至沒等警察們亮出搜查令。
瑪莉·凱在日記中寫道：“我感覺自己正在越來越快地墜落，朝向那個不可逆轉的臨界點。”
瑪莉·凱曾在1996年初冬到芝加哥參加一位娘家親戚的婚禮，思蒂文在她到達之前打了一個電話給岳丈和岳母，警告兩位老人說，他們的女兒正在把自己攪進一宗醜聞。思蒂文沒有在電話上透露更多的細節，只說“這件事最好由她親口對你們講”。後來，瑪莉·凱在她的那則日記裡寫道：“我告訴了我的父母，他們都很擔憂。他們說如果被人發覺了，我恐怕會身敗名裂。”
但在寫給威利的信中，瑪莉·凱卻言不由衷：“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訴了我的父母，包括我們的孩子！我和他們詳細地談到了你，甚至告訴了他們你尚未成年（但沒有提到具體的年齡。我想在他們的印象裡，你大概有15歲）……我說你是我的一個學生，我父親馬上說他記得好像見過你。……我母親則表示她非常喜歡你。”“……有時候我能感覺到你的親吻，但你卻不在這裡。我思念我們在一起時發出的那些聲響。我想像著你的胳膊環繞著我，擁抱著我，永遠永遠……”
另一封信中，瑪莉·凱要求威利“以你的生命起誓，無論別人如何盤問你，你都不能說出我們之間的事——連一個接吻都不可透露！”
在他們交換的一些小紙條上，威利寫著：“誰告訴你可以用兩條腿纏繞我的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