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而外，黛安娜的母親一方還是一個很有宗教傳統的大家庭。她的外祖父是一位牧師，並在沃斯堡擁有自己的教堂。黛安娜從記事起就在每個星期天跟著父母一起去外祖父的教堂做彌撒。母親家的女孩兒，包括黛安娜的幾位姨媽和表姐妹，自小受到外祖父的教誨，都非常看重自己的貞操。
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當年，黛安娜的父母就是在外祖父的教堂里相識、相知，而後結為了夫妻。多少年後，黛安娜的父親又在同一所教堂裡遇到了他的情人。
就這樣，戴文·格蘭蒙開始和黛安娜·扎摩拉約會。
用傑·戈林的說法，性情古怪而又獨斷專行的黛安娜“給戴文帶來了似乎是無窮無盡的麻煩”。傑說：“我一直將戴文視為我的兄長，視為在發生危機時，可以替我們出謀劃策、幫助我們渡過難關的人。但是現在，他自己卻在接二連三地發生著危機。”
先是在一次空軍少年後備隊的團隊會議上，戴文和黛安娜頻送秋波，還相互用胳膊肘碰來碰去，引起了眾人的不滿。然後，黛安娜開始公開違抗戴文的命令，也拒不完成自己的任務，或履行自己的職責。再後來，兩個人一起缺席了幾次空軍少年後備隊的訓練和活動。直至1995年11月下旬，戴文·格蘭蒙被上級解除了團隊的指揮權。
也是在這同一段時間裡，戴文一改他多年來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蓄起了長發，戴上了戒指等首飾，並穿上了印有搖滾歌星的T恤衫，還用他父親的信用卡替自己駕駛的家用卡車安裝了一套價值2000美元的音響設備。很快，戴文買來了傳呼機，沒幾天，又在腰里別上了一隻嶄新的手機。戴文開始帶著黛安娜逛夜總會，喝啤酒，開始出入於一些派對和舞會，開始超速駕駛，甚至酒後開車。
戴文對他的槍支也越來越不嚴肅，不負責任了。有一次，他在自家前院沒事兒打著玩，一氣兒射光了一匣子彈。還有一次，把自己臥室的地板打穿了一個孔。有時候和黛安娜出去兜風時也帶著槍，路上見到野貓野狗抬手就打。
兩個人的關係也給黛安娜帶來了負面的影響。黛安娜沒有車，就經常駕駛戴文的那輛家用卡車。 9月底的一個晚上，黛安娜獨自開車回家，因為經驗不足，在一條狹窄的小路上失去控制。卡車衝出路面，滑下斜坡後又打了一個滾，差點兒讓黛安娜送了命。最後，卡車側倒在土溝裡，剛好將黛安娜伸出車窗外的左胳膊壓在了下面，五個指頭被軋得血肉模糊。後經大夫的全力搶救，左手總算沒有殘廢，但據大夫說，某些功能卻是再也無法恢復正常。
傑·戈林和約斯福·猶卡沙見到戴文的次數越來越少了。但在11月初的一個週末，戴文去盧勃克參加越野長跑區域賽回來，第二天就找到傑。 “他隻字不提比賽的事，卻大談他的又一次艷遇。”傑·戈林回憶說。 “他說他和一個女孩子開車到了一所小學校的停車場，但我不知道那個女孩是誰，或是哪個學校的。說實話，我當時根本就沒有認真地聽他講，因為他的那些和女孩子之間的故事我早就听膩了。”
然後就到了12月4日，那個黑色的星期一。
如果曼斯菲爾德警方不是像莉安·勃克和愛波兒·格羅曼那樣，對戴文·格蘭蒙說的話深信不疑，如果他們例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準則，他們就不會一直等到9個月以後才聽到傑·戈林的故事——
“篤篤篤……篤篤篤……”傑·戈林被急切的敲窗聲吵醒時，已經是下半夜了。他不知道這聲音響了多久，只迷迷瞪瞪地從地舖上爬起來，機械地朝著聲音傳來的方向走去。
“戴文？”傑低語道，一面打開玻璃窗，摘下紗屜。他已經有好幾個星期沒見到戴文了。
“戴文，”傑又叫了一聲，伸出“反扣手”——一種在軍事課上學來的戰地救援方式——將戴文拉進到漆黑的屋裡。 “怎麼回事？”
“別問。”戴文說，以他特有的簡潔而不容多嘴的口氣。
窗戶朝向一條僻靜的後街，戴文已經在夜裡爬上爬下不止一次了。敲窗，開窗，摘下紗屜，翻窗進入，再將紗屜放回去。傑的父母同意不過問他和朋友們之間的這些事，只要不影響鄰居，並且每次記著把紗屜安放好。於是，在朋友們的口中，這扇窗就被叫成了“傑的前門”。
戴文已經在夜裡爬上爬下不止一次了，但從來沒有這麼晚過。所以，傑又問了一句：“怎麼回事？”
“我得在你這裡耽擱一會兒。”戴文答非所問，“黛安娜也來了。”
戴文探出半個身子，用兩隻手把黛安娜拖進屋來。黛安娜嘟嘟囔囔地和戴文說著什麼，傑沒注意聽，他正摸索著將聖誕樹彩燈的插銷插入牆角的電源插座，不大的屋子里頓時便有一片紅紅綠綠閃爍起來。黛安娜彷彿害怕光亮，往旁邊緊挪幾步，躲進了陰影裡。彩燈其實很暗，傑只能隱約看見戴文穿了一條牛仔褲和一件越野隊的灰色T恤衫。
雖然才是12月初，幾乎從不下雪的得克薩斯州也已然有了聖誕節的氣氛。傑·戈林裝點的聖誕樹與眾不同，在頂端通常應該插一顆五角金星或一位天使的地方，他安放了一架C-13戰鬥機的模型。和戴文一樣，傑周圍的一切似乎也都與“軍隊”或“軍事”關聯著。房間裡的一堵牆從頂到底覆蓋著一隻很大的書架，上面擺滿了各種軍事用品：子彈匣、防毒面具、匕首、繩索、AK-47彈藥袋、各式飛機的說明書，等等。靠另一面牆是一張鋪了席夢思墊子的單人床，但傑很少在上面睡覺。無論春夏秋冬，他都睡在硬木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