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13日，經過了16天的審議，艾瑞克·蒙納戴茲的陪審團向法庭送回了“無法裁決”的結論。因為法庭辯論的結果使陪審員中產生了意見分歧，而難以斷定被告席上的年輕人究竟是謀財害命的兇手，還是暴戾父母的受害者。這即是所謂的“懸置陪審團（HungJury）”或“懸置裁決”——審判因陪審團不能作出一致的決定而懸而不決。
又過了12天，約瑟夫·萊爾·蒙納戴茲的陪審團也作出了同樣的結論。
至此，歷時8個多月的審判宣告結束。
又過了一年多，1995年8月，霍塞-凱蒂·蒙納戴茲雙命謀殺案的第二次審判開庭。法官斯坦利·維思伯格裁定，萊爾和艾瑞克·蒙納戴茲將作為聯合被告同庭受審，這就意味著，只有一個12人的陪審團。
挑選陪審團那天是8月21日，剛過了霍塞和凱蒂的六週年忌日。
此時的蒙納戴茲家已是千金散盡、名存實亡。開庭之前，洛杉磯地區高級法院宣布，萊爾和艾瑞克·蒙納戴茲目前的經濟狀況已使他們可以享受政府為貧窮者提供的公設辯護人。法院指派給萊爾的兩名律師是查爾斯·蓋施勒和泰利·陶爾瑞。艾瑞克的原律師蕾絲麗·阿然遜仍願意繼續為她的委託人辯護，但這次她和其他公設辯護人一樣，只領取政府發給的“微薄俸祿”，與第一次庭審時收取的75萬美元律師費相比，其差別之懸殊自不待言。蕾絲麗的新助理叫巴瑞·萊文。
自第一次庭審以來，案情又有了一些新的進展。確切地說，又出現了一些於公訴方有利的證據。一是在謀殺案的第二天，萊爾和艾瑞克曾將已故父母的保險櫃搬到一位律師家裡，試圖從中尋找蒙納戴茲夫婦的遺囑。其次是1991年7月，萊爾寫信給艾瑞克的一位同學阿米爾·埃藍密尼，要求他出庭為兄弟倆作偽證。此外，萊爾還曾指使他的女朋友婕米·彼莎西去圖書館查閱有關被虐子女犯罪、特別是殺害父母后被法庭無罪開釋的案例。
基於上述情況，公訴方重新提出了“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的”作案動機，終於使整個案子的重點轉出了第一次庭審的基調——“來自父母的長期虐待和騷擾導致了家庭悲劇”。
實際上，在上一次審理結束之後，不少司法界及新聞界人士就公訴方的失利展開了種種的分析和探討，比較普遍的看法認為，被告方抓住“虐待和騷擾”的題目大做文章，在長達數月的時間裡連續傳喚若干證人，對這個話題反复渲染一再強調。而公訴方只有招架的份兒，結果被被告方牽著鼻子走，以至於形成了這樣的局面：在法庭上受到審判的不是兩名案犯，而是他們的父母——兩位被害者。
由於這個原因，第一次庭審結束後，洛杉磯地區檢察長辦公室立即撤換了兩名公訴人，代之以戴偉·康恩，助理檢察長兼大案組組長和卡茹·那葉拉。
第二次庭審的開場發言始於1995年10月11日，首席公訴人戴偉·康恩首先在法庭上展示了謀殺現場和屍檢的照片，然後向陪審團陳述了蒙納戴茲兄弟在殺害父母之後，馬上從現場搬走保險櫃的事實，指出蒙納戴茲夫婦尚屍骨未寒，萊爾和艾瑞克便迫不及待地企圖染指父母的財產，從而奠定了“謀財害命”的基調和主題。
艾瑞克的辯護律師蕾絲麗·阿然遜仍堅持她兩年前的觀點，認為兄弟倆“出於本能”地向父母開槍，是因為他們深信，為阻止“家醜外揚”，霍塞和凱蒂遲早會對他們下手。蕾絲麗告訴陪審團：“我們將向你們證明，由於多年來所受到的虐待、騷擾、折磨、摧殘和恫嚇，艾瑞克已變得如同一隻驚弓之鳥，無時無刻不處於驚慌與恐懼之中。”
代表萊爾的查爾斯·蓋施勒說，霍塞和凱蒂對兩個兒子控制之嚴，已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他們似乎具有某種超自然的功能或力量，能監視兄弟倆的一舉一動。查爾斯指出，“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的”作案動機根本就不能成立，因為萊爾和艾瑞克以為，“霍塞已經在新的遺囑中和他們脫離了父子關係”。
公訴方以三盤錄音盒帶開始了他們的聽證。
第一盤，謀殺案發生後一個月，巴維列山莊警署辦案人員與萊爾和艾瑞克的談話。陪審員們不僅聽到了兩名被告對警方撒謊，還聽到兄弟倆反復向警方保證，他們和父母一直相處得很好，從來就沒有什麼糾葛和衝突。
第二盤，萊爾和艾瑞克對季羅米·奧澤爾醫生承認他們殺害了父母。
第三盤，萊爾在1989年8月20日半夜撥打的911電話。
公訴方的證人中有一位名叫克拉拉·崴特的女士，她的丈夫曾是當年霍塞聘請的遺囑律師。克拉拉告訴法庭，1989年8月21日，蒙納戴茲兄弟把家裡的保險櫃搬到崴特家。 8月22日，崴特先生當著兄弟倆和他們的姑父卡羅斯·巴拉特、舅父布萊恩·安德遜打開了保險櫃，裡面空無一物。
第一次庭審時，凱蒂娘家安德遜家族的代表為公訴方出庭作證。這一次，連蒙納戴茲家族也站到了萊爾和艾瑞克的對立面。霍塞的姐夫，也是霍塞的生死至交卡羅斯·巴拉特在證人席上說，他和其他蒙納戴茲家族成員在謀殺案發生之前從未聽說過霍塞和凱蒂對他們的兩個兒子有過性虐待行為。卡羅斯還說，在案發前兩個月，霍塞告訴他準備把萊爾和艾瑞克從他的遺囑中去掉，因為他對萊爾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表現非常失望。而艾瑞克，霍塞認為他過於懦弱，缺乏天分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