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璐兒·索利亞是蒙納戴茲家的管家，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住在蒙納戴茲家裡。弗璐兒對陪審團說，她從未聽見過蒙納戴茲夫婦對孩子們高聲叫罵，也沒聽見過萊爾和艾瑞克講到的那些謀殺案前一周內他們和父母之間的爭吵。
萊爾的前女友婕米·彼莎西告訴法庭，在她與萊爾交往的3年多里，萊爾從不曾提起過家庭內部的暴力與虐待。而且，艾瑞克也並不是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在謀殺案發生前不久才剛剛知道了萊爾的假髮。實際上，婕米曾經在1988年和艾瑞克談論過關於假髮的話題。
萊爾的辯護律師姬兒·藍森在交叉取證的過程中強烈抨擊婕米·彼莎西是一個淘金者，一直夢想著嫁進蒙納戴茲家的豪門，但在未婚夫出事之後又背信棄義落石下井。
凱蒂的哥哥布萊恩·安德遜在法庭上說，蒙納戴茲兄弟花起父母的錢來一貫地大手大腳毫不痛惜，但當談到他們的父母時，卻是一貫地語氣冷漠毫無親情，還常常使用一些不干不淨的字眼兒。布萊恩回憶說，霍塞曾不止一次地告訴他，萊爾必須學會自食其力，不能一輩子躺在父母的財富上。
交叉取證時，被告方出示了一份布萊恩·安德遜新近向遺囑檢驗法庭遞交的申請。申請中稱，因為在謀殺的過程中凱蒂死於霍塞之後，在霍塞與凱蒂相繼嚥氣的幾分鐘的間隔裡，根據遺囑的有關部分，凱蒂已經在法律上繼承了蒙納戴茲家族的全部產業。現而今，夫妻倆的兒子們因謀殺罪鋃鐺入獄，並從而被剝奪了遺產繼承權，所以安德遜家族應順理成章地成為這筆巨額財產的繼承者。被告方律師指出，布萊恩·安德遜掉轉槍口把矛頭指向自己的外甥們，是因為他在算計著侵吞蒙納戴茲家的財產。這樣的乘人之危才是真正的毫無親情。
瑪爾琳·愛森伯格曾做過霍塞·蒙納戴茲14年的秘書。她說葬禮之後，她和蒙納戴茲兄弟同乘一輛黑色禮賓車離開殯儀館時，萊爾問她：“誰說我不能填補我父親的位置？”瑪爾琳告訴他應該“走你自己的路，而不是試圖填補別人的位置”。萊爾吹了一聲長長的唿哨，說：“你不懂，那是我父親的位置。”
公訴方也聘請了不少專家證人，而且在庭審期間，這些專家們就一直坐在法庭的旁聽席上，但卻沒有一人到證人席上作證，因為首席公訴人帕梅·伯詹尼契非常自信地認為，陪審團不會相信萊爾和艾瑞克編派的那些關於蒙納戴茲家庭內部的虐待和騷擾的“無稽之談”，也不會相信被告方專家證人們的證詞。帕梅·伯詹尼契的“麻痺輕敵”構成了公訴方策略上的一個嚴重失誤。
被告方的再聽證或反駁性聽證，非常簡短。第一位證人威廉·費卡立博士說，1990年6月，他第一次見到獄中的艾瑞克時，艾瑞克便向他講述了多年來在家裡遭受到的種種虐待。艾瑞克甚至說他“喜歡監獄”，因為“他一生之中第一次感受到了沒有壓力的輕鬆”。
第二位證人是馬克·霍飛南。他出庭反駁公訴方證人、電工格蘭特·瓦爾克說，1989年夏天，他是蒙納戴茲兄弟倆的網球教練，但在那年的8月19日下午，他並沒有和萊爾一起在蒙納戴茲家的後院打網球。事實上，那天是蒙納戴茲全家在太平洋上捕鯨的日子。
1993年12月，法庭中的觀眾和社會上關心此案的人們終於等到了雙方的總結性發言。
代表萊爾的被告方辯護律師邁科·波特首先分析了謀殺案發生前蒙納戴茲兄弟的心理狀態，指出那是在“經歷了多年的騷擾和虐待後而形成的一種恐懼和驚慌”的心態。 1989年8月20日夜晚，萊爾像一個“不會思考的機器人”，驅使他扣動扳機的是他的“本能”，而不是什麼經過周密安排的計劃。
公訴方的帕梅·伯詹尼契則對陪審員們說：“這並不是一樁很複雜的案子。兩個人正在看電視，被他們的兒子們殺死了。”案發之前，兩名兇犯曾專程去聖地亞哥購買凶器等，這大概不是用“本能”或“機器人”就能解釋的。在心理醫生季羅米·奧澤爾博士提供的錄音磁帶上，萊爾說，他們兄弟倆事先曾爭論了很久艾瑞克可不可以不參與謀殺，因為他沒有那個膽量，但萊爾堅持說他一個人幹不了。顯然，這起血腥的謀殺案並非被告方所描述的“一時衝動”的結果。
萊爾的主辯律師姬兒·藍森告訴法庭，這樁謀殺案並不是孤立的，整個事件的“淵源應追溯到被告們自童年時期就開始遭受到的騷擾和虐待”。
帕梅·伯詹尼契則反駁道：“在這個國家裡，有那麼多曾經遭受過虐待的孩子們後來都成為了社會的有用之材。相比之下，生長於富貴溫柔鄉的蒙納戴茲兄弟不能不說是一對魔鬼。”“這兩個被寵壞了的、墮落的、驕奢淫逸的公子哥兒殺害了他們的父母，再用父母的金錢為自己買來了最好的辯護。”
艾瑞克的辯護律師蕾絲麗·阿然遜的總結性發言持續了三天，她在逐一駁斥了公訴方證人們的證詞之後說：“沒有證據證明艾瑞克在本案中曾置人於死地。”“他不應該為萊爾陪縛殺場。”
24名陪審員離庭審議之前，法官斯坦利·維思伯格向他們解釋道，關於本案的裁決可以是以下三種選擇之一：一級或預謀殺人罪、二級或故意殺人罪，以及過失殺人罪。鑑於被告人業已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本案中不存在“無罪”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