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的。”
“最早的是到哪一年？”
“我不記得了。有新的，有老的。……它們也不是什麼重要的東西，那些配方。不過是些和做菜的菜譜一樣的單子。”傑克還說，他曾先後給過律師們一些配方，就在上次庭審之前。
簡恩轉向司肯納法官：“他們上次就應該給我那些化學配方的資料，法官大人，但是沒有給。我要求他們現在給我。”
法官問杰羅·費歇爾，杰羅說他從來就沒收到過這些資料。法官又問瑪麗·萊茵，瑪麗說她把它們放在了事務所的儲藏室裡。瑪麗又說，其實他們從不曾向原告方隱瞞這些配方。但是既然原告方沒有問起，他們也沒有義務主動提供。
簡恩·希萊曼遂請求法官允許原告方進入瑪麗·萊茵事務所的儲藏室查找相關資料。但司肯納法官的回答卻是：“你知道你在講些什麼嗎？那是一間堆滿了各種文件的儲藏室。如此大規模的'摸底'性查尋將導致一場新的庭審，而不是聽證，你懂嗎？好了，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就到此為止。”
簡恩終於按捺不住了，他在法官席前揮舞著拳頭：“這次的聽證不就是因為被告方隱瞞了關鍵證據嗎？我們剛剛聽到，除了那份揚基公司的報告外，他們還扣留了更多的資料，譬如化學配方手冊。你怎麼可以？……”
司肯納法官厲聲打斷了他的話：“我並不清楚在上次開庭之前的'摸底'過程中，你是否曾向他們要求過你現在要求索取的這些東西。任何一方都沒有義務主動提供對方不曾要求過的證據。現在，如果你願意的話，請繼續你對傑克·瑞勒先生的取證。”
簡恩·希萊曼無奈。他開始向仍舊坐在證人席上的傑克·瑞勒詢問一些關於那次搬運垃圾的秘密行動，然後拿出傑克三年前的證詞，翻到第22頁，念道：
杰羅·費歇爾：據你所知，是否有過任何形式的垃圾廢料等曾經被傾倒在那塊15公頃的空地上。
傑克·瑞勒：我已經說過了。
杰羅·費歇爾：請你再說一遍。
傑克·瑞勒：沒有。據我所知，從來沒有過，絕對沒有過。
杰羅·費歇爾：你也沒有從那裡搬掉或運走過任何東西？
傑克·瑞勒：沒有。
杰羅·費歇爾：你能講講為什麼嗎，先生？
傑克·瑞勒：因為我的律師告訴我說要對那裡進行調查，所以什麼都不能動。
這一次，沒費甚麼周折，瑞勒先生就承認了他在上次的庭審中作了偽證。
坐在旁聽席上的冬娜·卡能後來說：“我當時看見瑞勒先生的樣子真替他難受。”
杰羅·費歇爾本打算以傑克·瑞勒的健康狀況為他的記憶混淆作辯護，但是傑克不允許。
作證完畢，傑克·瑞勒步履蹣跚地走下證人席，走出法庭，嘴裡喃喃道：“這一切和事實沒什麼關係，和偽證也沒什麼關係。這一切都是因為錢，因為錢……”
他問身邊的一位記者：“這一切都要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大概還得一年吧。”記者說。
“一年？”老人搖搖頭，“我恐怕活不到那一天了。”
最後兩位出庭作證的是被告方辯護律師杰羅·費歇爾和尼爾·雅各布，他們發誓說從來沒有拿到過揚基環境工程公司的調查報告等文件。
1989年7月，法官瓦爾特·司肯納作出裁決，傑克·瑞勒在1986年的沃伯恩案審理期間犯有偽證罪，瑪麗·萊茵則因蓄意扣留證據而犯有瀆職罪。法官認為，杰羅·費歇爾和尼爾·雅各佈在此期間的言行無可指責，並宣布，將於同年10月舉行的另一次聽證會上論證，與被告方有關的這兩項罪責是否影響到了原告方對案情的陳述。
10月的聽證會持續了兩個星期，雙方都沒有傳喚證人，只是憑藉已有的文字資料等進行論證。最後，司肯納法官要求簡恩·希萊曼向法庭提交他當年在對J·J·瑞勒皮革廠進行調查和摸底時的筆記和各種文件，以供裁決時參考。
除了原定的議程外，瑪麗·萊茵聘請了自己的律師，並向法庭提交了41件物證——信件、便函、電話記錄和收據等，證明杰羅·費歇爾和尼爾·雅各布曾經分別收到過瑪麗送給他們的那些所謂“被扣留和隱瞞的文件”，包括揚基報告和J·J·瑞勒皮革廠的部分化學配方。其中一張日期為1984年11月的收據上說明，法庭文書曾向尼爾·雅各布遞交了揚基公司的報告，尼爾亦在收件人欄目裡簽了字。
但司肯納法官仍不改初衷，維持原判。他認定，瑪麗·萊茵在年初的那次聽證中“有意”隱瞞了這些證據。如果不是因為被判有罪，她或許永遠都不會交出這些證據。
也就是說，杰羅·費歇爾和尼爾·雅各布仍然是清白的。也難怪，哈佛大學的法學教授，法律不過是他的手中玩物，怎麼可能被判罪？
1989年12月12日，星期一，簡恩記得他做了一宿的噩夢。早晨剛上班，法官瓦爾特·司肯納的辦公室就打來電話，說法官已經就10月的聽證會作出了裁決，他可以在今天的任何時候去取。簡恩馬上和比爾·克諾利一起趕往法庭大樓，他覺得他等候這個裁決已經太久太久了。當他從司肯納法官的秘書手裡接過裁決後，簡恩迫不及待地匆匆翻閱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