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恩說，除去聯合第一制服廠已經付過的150萬美元，用於本案的開銷還有260萬。事務所決定，將原先合同上寫的40%提成降低為28%，即220萬。這樣，根據W·R·格拉斯的分期付款方案，每戶人家現在可拿到375萬美元，五年後再拿8萬。
當時並沒有任何人提出異議，但在開車回沃伯恩的路上，安妮·安德森對冬娜·卡能抱怨說簡恩的個人提成太多了。
“我倒是覺得這沒有什麼不合適的。”冬娜說，“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做的，我們只是去開開會而已。”
“但他並沒有失去孩子！”安妮說。
安妮對簡恩的不滿越來越多。她說簡恩跟他們說話的口氣就好像老師在跟孩子們說話。她說若不是她的多方努力和四處奔波，根本就不會有沃伯恩案，而簡恩卻處處排擠她，不讓她參與重要的決策。每當他們產生分歧時，簡恩總是說：“相信我，安妮，相信我。”安妮還說，她所做的這一切本來並不是為了錢，只是想要討個說法，但是既然簡恩那麼在乎錢，她也應該在乎。安妮越來越相信，簡恩從來就沒有真正地關心過他們，他只是想利用他們和他們的痛苦來撈取資本，實現自己的野心，為自己賺得財富和聲望。
安妮開始到各家遊說。她對簡恩的個人提成倒講不出什麼，因為有白紙黑字的合同擺在那裡。令她生疑的是那幾百萬的花費。當安妮和佐納夫婦——安妮能找到的唯一同盟軍——向簡恩提出這個問題時，簡恩建議他們請一位會計師稽查賬目。
會計師核對了上千張發票、收據等等，發現其中的某些複印費、加班費和利息可能會有出入（在最後的一個月裡，所有銀行貸款和信用卡欠款的利息加起來，高達每天上萬美元）。會計師最後算出了大約8萬美元的差額。簡恩馬上掏出支票本，說不用複查了，這些賬他全認。
但是除了安妮和佐納夫婦，其他的六家人都堅決不收簡恩的支票。
詹蒙·戈登還清了事務所欠下的所有債務，給律師公益協會寄去了他們的份額，從畢特大叔那兒取回了眾人的房契、車契、人壽保險等等，辦公設備和用品也陸陸續續地討回來了。聖誕節的時候，凱文·康威給妻子買了一件貂皮大衣和一台家用攝像機。各人的生活和工作都開始走回正軌。
簡恩·希萊曼也還清了所有的債務，但賬面上只剩下了不足三萬美元，還不夠贖回他的保時捷跑車。他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場大病初癒，渾身上下懶懶的，做什麼事都打不起精神，遂告了一段長假，去夏威夷玩了一個冬天。
回到波士頓，簡恩和凱文聯手辦過一樁誤診案，他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東奔西跑，結果還是輸掉了。簡恩開始跟人說，他發現自己不適合做律師。這並不像他父親想像的那樣，只要有很好的口才，能闡述自己的觀點說服別人就行。回想當年守著電視機看水門事件的國會聽證時，法庭在自己的心目中曾經是多麼神聖莊嚴的殿堂。但直到身入其境後才發現，那裡面也會有卑鄙的伎倆和險惡的陰謀。
伎倆是有的，凱文好脾氣地說，但未必真會有什麼陰謀。凱文勸簡恩趕緊成個家，他說單身漢固然是自由，但也缺了動力。你要是像我這樣有老婆孩子要養，就不會生出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了。
簡恩說他的女朋友剛剛搬出去。
凱文說那就是了。
簡恩仍然每天乘公共汽車到事務所上班，但他什麼案子也不接，只是東遊西逛，或無精打采地坐在那裡發呆。沃伯恩案過去一年後，9月的一天，詹蒙·戈登從國家環保署波士頓地區辦公室辦完事回來，把一疊文件扔在簡恩的桌子上，問：“你當時見過這份東西嗎？”
簡恩頓時兩眼發光，如同一隻餓狼發現了獵物。他一把抓過那份材料，只見扉頁上寫著《J·J·瑞勒皮革廠水文地質調查報告》，底下的署名是揚基環境工程公司，日期：1983年。
那年秋天，應傑克·瑞勒之聘，揚基公司的工程師們在皮革廠的15公頃空地上鑽了六眼試驗井，他們的發現和喬治·平德爾教授一樣，流經皮革廠的地下水通過河底那片疏鬆的地層，進入了G、H二井。文中還提到，在15公頃靠近廠房的地方，有幾堆“形同泥炭的黑色垃圾”，很像是約翰·佐賓斯基博士在那裡採集到的Z樣品，一種被化學溶劑嚴重污染的土壤和垃圾的混合物。
10月，簡恩向法官瓦爾特·司肯納提交了《要求調查比卻斯集團及其辯護律師扣留隱瞞沃伯恩案關鍵證據的動議》。司肯納法官似乎很不願意再見到簡恩和他的沃伯恩案，只花了一天的時間傳杰羅·費歇爾到庭。
杰羅說，不錯，他確曾看到過這份揚基公司的報告，那是在一次“摸底會”之前，傑克·瑞勒的私人律師瑪麗·萊茵給他看的。他當時匆匆翻了一下，一共也就一兩分鐘吧，覺得沒什麼要緊的，就順手交還給了瑪麗。
簡恩要求傳喚瑪麗·萊茵出庭作證，被司肯納法官拒絕。理由是，這份文件並不能在實質上改變陪審團做出的裁決，因為陪審團已經在法庭上通過別的途徑了解到了與該文件相似的內容。而且，簡恩本人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在庭審之前，杰羅曾兩次提出延期開庭，以便有更多的時間做準備，是簡恩一而再，再而三，堅持要求庭審如期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