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審團的女士們先生們，”簡恩抬眼望著陪審席後面的窗戶，開始了他的開場發言，“在波士頓的北面有一座小城。這座小城的名字叫做沃伯恩。沃伯恩，和其他許許多多的城鎮一樣，有住宅，有學校，有教堂，有工廠。但是沃伯恩，它還有一樣，就是發病率高乎尋常的各種疾病。”
簡恩把發言稿留在了原告席，他用不著它們。原告席上還坐著凱文·康威，比爾·克諾利，查爾斯·納遜教授和湯姆·凱立。湯姆自己有一個律師事務所，但在簡恩需要的時候，也抽空過來幫幫忙。
簡恩娓娓道來。他講述了沃伯恩的八戶人家和他們的遭遇，講述了比卻斯集團和W·R·格拉斯公司，他說他將向法庭證明，兩家公司的下屬企業把有毒的化學廢液潑灑在地上，或倒進溝裡，這些廢液通過地下水滲入了沃伯恩供水系統的兩口水井，並繼而進入了城東居民的自來水管道。 “這些大公司，他們明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他們也明知道他們這樣做會禍及他人，然而，他們卻照做不誤。”
當簡恩結束時，法庭內悄無聲息。過了好久，瓦爾特·司肯納法官才宣布休息10分鐘。
簡恩·希萊曼掐著指頭算了算，他大約需要四五個星期的時間傳喚原告方所有三十幾名“供水系統”階段的證人。但是他的關鍵證人，也叫“明星證人”，只有兩位：地質學家約翰·佐賓斯基博士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水文學家喬治·平德爾。 W·R·格拉斯的食品機械廠比較好辦，奧爾·拉維、托馬司·巴勃斯等等都願意出庭。至於比卻斯集團的J·J·瑞勒皮革廠，大概就只能依賴於旁證了。
第一位走上證人席的便是約翰·佐賓斯基博士。在過去的一年多里，佐賓斯基博士率領他的地質小組在W·R·格拉斯和J·J·瑞勒皮革廠的轄區內鑽了二十多口試驗井，分析了上百份土壤樣品。在皮革廠的15公頃空地上，他們從地底下挖掘出了55加侖的鏽鐵桶，採集到了被TCE等化學廢液飽和浸透的泥土，這些泥土的樣品編號為Z，所以也叫Z樣品。他們還挖出了1963年的沃伯恩選舉公告，1967年從醫院開出的藥瓶，和1970年的百威啤酒罐。根據這些發現，再加上幾張50年代至60年代從空中拍攝的沃伯恩俯視圖片——圖片上清晰地顯示出15公頃空地上成堆的皮革廢料和鏽鐵桶——這位科學家認為，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塊土地已經被污染了至少25年。
按照佐賓斯基博士和簡恩事前的演習，他出庭的時間應該是三天左右，但結果卻花了差不多兩個星期，因為杰羅·費歇爾不停地用抗議打斷佐賓斯基博士的作證。杰羅曾經在他的哈佛課堂上對學生們講過：“當你在法庭上陳述一樁案子的時候，最講究的是什麼？是完整，是流暢，是一氣呵成。而破壞這種完整，這種流暢，這種一氣呵成的，是另一方的抗議，或者異議。”
現在，杰羅就扮演著這種破壞者的角色。比如，當佐賓斯基博士向陪審團展示一幅用手捧著的Z樣品的照片時，杰羅起身抗議道：“這照片放得太大。”
“當然，”司肯納法官說，“如果你想在講解的同時，讓每位陪審員都看清楚，你當然應該放大照片。這很正常嘛。”
“我是說，它大得變了形。看看這隻手，它比一把網球拍還大。”
“如果你是想說，沒有任何人有這麼大的手，那你無疑是對的。”
杰羅還對博士的土壤樣品分析結果提出異議，對州環境部的報告提出異議，對其他旁證材料提出異議，說它們與本案毫無聯繫。
佐賓斯基博士又拿出一張照片，上面是皮革廠的垃圾坑。
“我抗議，”杰羅說，“這張照片是假的，這上面的廢料是人為偽造的。”
“是嗎？”簡恩轉向杰羅。
“絕對沒錯。”
“你難道忘了嗎？這是你的照片，是你的工程師拍攝的。你認為你的工程師'人為偽造'了這堆垃圾廢料？”
被告方對佐賓斯基博士的交叉取證又花去了另外的兩個星期，往下就進行得比較順利了。
簡恩傳喚了幾位沃伯恩的居民，他們都曾在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親眼看見過皮革廠與阿波卓納河之間的15公頃上堆積如山的動物廢料和幾十隻裝過化學溶劑的廢舊鐵桶。他們還說，15公頃空地原先叫做野樹林，但是自從50年代，那裡就再也見不到一棵樹了，而且寸草不生，連蟲子螞蟻都沒有，人們於是改稱那兒為死亡谷。但是瑞勒先生不樂意，後來就乾脆叫了“15公頃”。
第四個星期的最後一天，4月19日下午，J·J·瑞勒皮革廠老闆傑克·瑞勒走上證人席。簡恩在法庭上出示了州衛生部工程師A·C·博爾得1956年7月12日的報告。簡恩後來說，他其實並沒有指望瑞勒先生承認這一切，他只是想給他一個措手不及，最好能激怒他。但是傑克·瑞勒表現得非常鎮靜，他搖搖頭說：“不，先生，我從來沒有見過什麼博爾得工程師，也沒有和州衛生部的任何人一起去過15公頃。”
在休庭前的幾分鐘，簡恩問起了J·J·瑞勒皮革廠的簿記檔案：“瑞勒先生，你的廠子裡沒有任何關於在60年代至70年代你們所使用過的化學品的文件記錄，是嗎？”
“沒有，”傑克答道，“一切都裝在我的腦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