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報告使簡恩萌生了一個想法，他請來私人偵探挨戶走訪皮革廠附近的居民，但是幾個月下來幾乎一無所獲。 J·J·瑞勒皮革廠不愧是瑞勒家經營三代的百年老廠，在沃伯恩根深蒂固，盤根錯節，頗具“地頭蛇”的架勢。不但廠子裡所有的工人三緘其口，絕不說出對老闆不利的話，而且周遭的人們也講不出個所以然來。
一番忙碌的結果，簡恩只得到一條已經斷了線的線索。多年前，有一家與皮革廠相鄰的巴諾爾公司，專營回收各種工業用包裝材料，包括55加侖的化學品鐵桶。巴諾爾公司後面就是皮革廠的15公頃空地，兩家有時候不分彼此。傑克·瑞勒說，簡恩看到的那些鏽鐵桶就是巴諾爾公司遺留下來的。一位該公司當年的員工告訴簡恩，老闆韋特立·巴諾爾曾讓他們把桶裡殘留的農藥等直接倒進通往阿波卓納河的排水溝裡，把一些“不知名”的有毒液體潑灑在地上。這位員工還說，巴諾爾公司在對金屬包裝重新刷漆之前，也要先用TCE擦洗一遍。但是，韋特立·巴諾爾已病故多年，巴諾爾公司也早就不復存在了。
從法律的角度講，無論是誰“具體”地污染了那片空地，比卻斯集團都必須對在其名下的地皮上所發生的一切負責。但是，簡恩也知道，如果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J·J·瑞勒皮革廠曾親手所為，要說服陪審團恐非易事。
簡恩·希萊曼為八戶原告重金聘請的第一位醫生是來自芝加哥的雪莉·康尼貝爾博士，環境及職業病專家。體檢的結果顯示，所有患者家屬的健康狀況驚人地相似，28個人全都有胃痛、腹痛、噁心嘔吐、嗓子痛、皮疹、頭暈目眩等慢性化學中毒症狀。
第二位是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的心髒病學專家索爾·科恩，他花了六個星期的時間對原告中的所有11名成人及3名高中學生逐一進行檢查，發現這14個人無一例外地患有心律紊亂，一種典型的TCE症狀。科恩大夫在他的報告中寫道：“檢查的結果令我非常震驚。”
根據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神經病科主任羅伯特·費德曼的檢查結果，大多數患者家屬患有不同程度的運動神經系統功能失調、失憶和憂鬱症。
簡恩還從加利福尼亞的奧克蘭兒童醫院請來一位經驗豐富的生物化學家芭薇莉·佩金博士，她曾參與過國家環保署主持的幾次水污染調查。在對八戶人家住宅內的空氣進行取樣分析之後，佩金博士得出結論，當人們使用熱水，譬如淋浴時，水中的TCE隨熱氣一起蒸發，使得滯留在空氣裡的TCE含量高出水中兩至三倍。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一位毒物學家則發現，TCE還有可能從皮膚滲入，這就是患者皆出現皮疹的直接原因。概括起來，TCE進入人體的渠道一共有三條，除了飲用水以外，還有呼吸和毛孔吸收。
至此，簡恩自認為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受污染的自來水導致了當地居民的慢性化學中毒。就算TCE直接誘發白血病的可能性不大，至少也會使病情加重。而最關鍵的一點則是無可置疑的：如果W·R·格拉斯屬下的食品機械廠和比卻斯集團屬下的J·J·瑞勒皮革廠沒有污染地下水源，那些孩子們就不會這樣白白地死去。
簡恩前後聘請的醫學專家共多達12人，足夠裝備一座小型醫院，賬單的總額也十分驚人。到1985年9月，希萊曼-康威-克諾利律師事務所在沃伯恩案中的投入已經突破了100萬美元。四年前，凱文·康威曾預言沃伯恩案是一個“無底黑洞”，現在看來，真的是被他不幸而言中。
簡恩又想到了波士頓銀行的畢特大叔，但他從不獨自一人去申請貸款，每次都要拉上凱文和他們的會計師詹蒙·戈登。
在簡恩的眼裡，詹蒙簡直就是一個數字的天才。他倆的交往可追溯到“派普箭”號失事案。當時保險公司在談判桌上答應，按最高投保額付賠。他們給了簡恩一個非常複雜的40年分期付款方案，說是價值150萬美元。簡恩對此一竅不通，他連自己支票本上的賬都算不清爽，便將單子交給了詹蒙。詹蒙在鍵盤上劈劈啪啪一陣敲下來，算出保險公司實際上只付了33萬，其餘的都是由本金生出的利息。從那以後，簡恩每一次的調停談判都要請詹蒙到場，凱文更是在接手每一樁案子之前都務必要與詹蒙商量。
簡恩缺錢用的時候，曾不止一次地找過畢特大叔，有時還帶上房契車契。畢特大叔總是要先數落一番簡恩花錢如流水、有一千花一萬的陋習。遇到畢特大叔和顏悅色的時候，簡恩也照例要重複一遍他的“錢是王八蛋，花完了再賺”的理財哲學。然後，畢特大叔又總是把房契車契推到一邊，說我用不著這些玩意兒，大筆一揮，就貸給他們十萬八萬。
但是這一次，畢特大叔真的虎了臉，說咱們先不談貸款，把以前的老賬清一清再說。
“一共是20萬美元。”畢特大叔把最後的數字遞到三個人眼前，“聯合第一制服廠的第一期賠償應該夠了。”詹蒙答應過畢特大叔，等聯合第一制服廠的頭款一到立馬還債。
眾目睽睽之下，詹蒙用了一種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口氣，滿不在乎地說：“花了。”
畢特大叔後來跟人回憶起這一段，說他當時氣得恨不能把辦公桌對面的三顆腦袋一顆一顆地揪下來，卻瞥見簡恩又開始故伎重演，一張一張地往外掏他的房契車契。畢特大叔說：“等等，都花到哪兒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