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恩大手一揮，做！他請亞倫·列維博士當即打電話給洛博特·科爾文教授。
科爾文教授知道“哈佛健康報告”，也聽說過沃伯恩的白血病案子。他問列維博士想做哪些試驗，列維博士答曰，淋巴細胞計數和系列T細胞化驗。淋巴細胞計數即檢測體液中的白血細胞數量，這種相對簡單的試驗在一般的實驗室裡都能做。但係列T細胞化驗就比較複雜了。 T細胞的學名全稱為胸腺產生細胞。所有的T細胞都非常貌似，但生理作用卻各不相同。比如T細胞H的功能是鑑別侵入人體的病毒、細菌和癌細胞等，T細胞K負責向這些有害的群體發起攻擊，而T細胞S則在有害群體被消滅之後及時抑制T細胞K的行動，以免破壞其他正常細胞。要將人類免疫系統中的所有這些T細胞逐一分辨開來並非一件易事，而且系列T細胞化驗指的是一組實驗，並非一個單一實驗。科爾文教授使用了在當時極為尖端的激光技術。
其後的一周裡，作為原告方的所有28名患者家屬全都抽取了血樣，科爾文教授將每個人的血液化驗了兩遍。等結果出來了，列維博士對簡恩解釋道：“簡單地說，科爾文認為，這些人的免疫系統中有超乎正常數量的T細胞K，也稱殺手T細胞（K即Killer，殺手的意思——筆者註）。這就意味著，他們的體內存在有致癌物，逼迫其肌體分泌合成出大量的T細胞K，以與這些入侵者對抗。而那些死於白血病的孩子們，則是在這場對抗中被致癌物擊倒或拖垮了的犧牲品。”
列維博士還查到了三篇醫學文獻。第一篇是一份關於乾洗店的研究報告。乾洗店也是經常使用TCE的地方。在對330名乾洗店職工的調查中發現，幾種不同癌症的發病率遠高於正常人群，而白血病的發病率更高出150%。另外兩篇為動物試驗論文，其作者認為，TCE破壞了骨髓中的血液再生細胞，從而引起病變。
現在，簡恩的手裡有了“哈佛健康報告”，有了列維博士的理論，有了科爾文教授的血檢結果，還有那三篇相關的醫學論文。雖然這一切還遠不能稱作TCE引發白血病的科學依據，但足以對被告方的“即速裁決動議”發起反擊。在簡恩向法庭提交的辯護狀概要中，亞倫·列維博士親自執筆寫下了一段話：“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井水中的TCE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當地居民一系列嚴重病變，包括免疫系統功能失調和白血病。”
狀紙遞上去的第四天，司肯納法官駁回了威廉·契士曼《關於即速裁決沃伯恩案的動議》。
許多年後，簡恩·希萊曼回憶說，如果不是威廉·契士曼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各種動議，他恐怕早就听信凱文·康威的忠告，放棄沃伯恩案了。威廉的那些動議一開始總是攪得他心煩意亂，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其他案子，像無頭蒼蠅一樣滿世界地去走訪專家，查找資料，在證據日臻完善的同時，也使自己在這個“無底黑洞”中越陷越深。簡恩說，他一直到後來才悟出了杰羅·費歇爾的功夫和修煉。倘若威廉也能像老謀深算的杰羅似的，不急不躁，不動聲色，對案子不聞不問，能不碰就不碰，沃伯恩案最後很有可能就和其他幾樁環境污染引起的傷病索賠案一樣，歷經長年累月的無人問津不死不活之後而自生自滅。
1984年8月，司肯納法官宣布，暫定在第二年的5月份開庭審理沃伯恩案。
接到消息後，凱文·康威提醒簡恩·希萊曼說，雖然他們的事務所在本案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用於驗血的數万美元，但是從原則上講，沃伯恩案仍然是律師公益協會和安東尼·羅思曼的案子，因為根據當年簽訂的協議，律師公益協會將收取全部報酬的三分之二。簡恩懂得凱文的言外之意，他還是希望簡恩就此罷手。別的不說，據亞倫·列維博士的建議，簡恩應當聘請各方面的醫學專家——神經病學家、心髒病學家、毒物學家、內科學家等等——對所有的28名原告作全面徹底的體檢。凱文·康威說得不錯，沃伯恩案確實是一個“無底黑洞”。面對這樣一個大口大口地吞噬著時間和金錢的龐然大物，誰不會想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那年秋天，簡恩應邀列席律師公益協會在威斯康星州繆瓦克市召開的年會，順便帶去了沃伯恩案的初步預算：在開庭之前還需要將近50萬美元。幾天后的一個晚上，安東尼和簡恩坐在一家酒吧的吧台前，安東尼說：“董事會今天開過會了。鑑於沃伯恩案的大部分準備工作都是由你和你的事務所做的，我們決定把整個案子轉讓給你們。至於律師公益協會已經做過的一些早期工作，在事成之後收取12%的酬金，你覺得怎麼樣？”
也就是說，如果簡恩還想繼續幹下去，從今往後他就將是孤軍作戰。
威廉·契士曼發現他的委託人W·R·格拉斯公司沒有跟他講真話。國家環保署調閱了沃伯恩食品機械廠的進貨記錄，該廠實際上前後共進過四桶55加侖的TCE，而非原來說的一桶。而且據職工們反映，大約10年前，廠子裡的一位經理曾讓工人們將六隻裝過廢液、包括TCE的鐵桶埋在了廠房後面的地溝裡。國家環保署責令W·R·格拉斯挖出那六隻鐵桶，《沃伯恩每日時報》的一位攝影記者拍得了一張大大的照片刊登在報紙的頭版。人們從照片上看到，一台起重機正吊起一隻鏽跡斑駁、被擠壓得歪扁不成形的大鐵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