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叫保爾·卡立的年輕人在車禍中受傷後住進醫院，醫生告訴他只消十天半月便可痊癒，結果保爾在病床上躺了五個多月，出院時成了只能靠輪椅代步的殘疾人。
簡恩花去了足足半年的時間和20多萬美元，總算搞清楚了保爾的案子。保爾在車禍中傷在頭部，而後全身嚴重浮腫，醫生給他開了甾醇類藥物，這本是治療浮腫的常規方法，無可非議。但問題是，當浮腫因身體其他部位的感染而加劇，持續不見消退時，醫生未能及時對感染作出診斷，只是一味地加大甾醇類藥物的劑量，而且連續使用三個星期，大大超過了規定的用藥期限。據相關的醫學文獻報導，大劑量長時間地服用甾醇類藥物，將導致骨質疏鬆敗壞，特別是髖骨。
和飯店失火案一樣，簡恩包下一家高級飯店的會議室，請醫院的律師和保險公司坐下來談判。不出兩個回合，原本一毛不拔的保險公司主動提出願按最高標準支付100萬美元的賠償金，但被簡恩拒絕了。
消息在業內圈子里傳得飛快。有相識的律師們在大街上叫住簡恩，問他這一切是否屬實。等到被證實後，有人搖頭表示惋惜，有人則直言不諱地罵簡恩是天字第一號的笨伯。幾乎沒有任何人相信，簡恩為區區一樁醫療事故案投入了二十幾萬美元的風險資金。
保爾·卡立傷殘案的庭審一共進行了15天。一個星期一的下午，當簡恩·希萊曼開始他的總結性發言時，法庭內座無虛席。和簡恩的新老同事同行們一起在旁聽席上就座的，還有一位人稱“畢特大叔”的銀行家，簡恩花出去的二十幾萬美元就是從他那兒借來的。 “畢特大叔”的本名叫喬治·甫里格，波士頓銀行副總裁。自從簡恩拒絕了保險公司的100萬美元報價後，畢特大叔茶飯不思，總覺得自己的那一大筆貸款很可能就此打了水漂。
陪審團進到了審議室裡。簡恩什麼事情也乾不下去，每天像上班一樣準時來到法院，在審議室門外的走廊裡坐立不安，如熱鍋上的螞蟻。簡恩想到了他的聲譽和事業，想到了那些在大街上罵他愚蠢的律師們，也想到了保爾·卡立。這時的保爾正坐在輪椅上，和簡恩一樣苦苦地等候著陪審團的裁決。
第三天下午，審議室那兩扇厚重的、似乎將無限期地關閉下去的大木門終於打開了。陪審團認定醫生和醫院“玩忽職守”，裁決院方賠償保爾·卡立470萬美元！
正當簡恩·希萊曼將全副身心投入到卡立傷殘案中時，哈佛大學公共健康學院的兩位教授完成了對沃伯恩白血病的研究。說起這件事的起因，還是在1981年春天，安妮·安德森和布魯斯·揚格牧師應邀參加了公共健康學院的一次研討會。該學院的摩文·澤拉倫教授聽了他們的發言後頗有感觸，便和一位同事一起著手了為期三年的研究。
在長達153頁的研究報告中，兩位教授寫道：“綜合考慮所有的事實，我們認為可以肯定，G號井和H號井的水污染造成了當地居民中一系列的健康問題。”“兩井之水與該地區的白血病異常高發率有著必然的聯繫。”這份報告後來被通稱為沃伯恩案中的“哈佛健康報告”。
《波士頓環球報》就此研究發表了題為《沃伯恩白血病與水污染有關》的報導。簡恩·希萊曼深知，雖然他們的案子又向前邁進了一步，但光有“哈佛健康報告”是絕對不夠的，他和安東尼·羅思曼還需要更多的證據。
卡立傷殘案結案後一星期，簡恩還沉浸在名利雙收的喜悅之中，便接到威廉·契士曼向法庭提交的第二份動議，《關於即速裁決沃伯恩案的動議》。自從“第11款動議”被否決以來，威廉一直沒有閒著。他先是走訪了哈佛大學醫學院兩位世界知名的血液病專家，其中之一的詹姆斯·柬德爾博士新近剛剛完成了他的《血液學教程》一書中的白血病章節。柬德爾博士重新查閱了有關白血病的醫學與科學文獻，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TCE會引發白血病。當威廉向他們問及國家環保署為何將TCE列為致癌物時，兩位專家非常權威地回答說，國家環保署此論的依據得自動物試驗。嚴格地講，動物試驗的結論不可以生搬硬套到人類，因為兩者的代謝系統是完全不同的。威廉·契士曼在新的動議中引經據典，並再次敦促司肯納法官駁回沃伯恩案，“因為TCE導致白血病之說是毫無科學根據的”。
其實，威廉·契士曼“即速裁決”的真正動機是再清楚不過了。沃伯恩的白血病得到了社會上越來越多的關注。誰知道還會有多少像摩文·澤拉倫教授一樣的“管閒事者”，還會出現多少類似於“哈佛健康報告”的研究專著？
威廉曾在電話上和杰羅·費歇爾談起過他草擬的“即速裁決動議”，但是和上次一樣，杰羅對此不感興趣。
收到“即速裁決動議”之後，簡恩·希萊曼立即投入了工作。安東尼為他推薦了一位來自加利福尼亞的免疫學專家亞倫·列維博士。列維博士曾多次在涉及有毒有害物質的案子中作為專家證人在法庭上作證，他對沃伯恩的白血病一案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認為，長期攝入低濃度的TCE可以破壞人體的免疫系統，從而使癌細胞得以繁衍與擴張。
這種理論令簡恩耳目一新，但有沒有具體的方法證明這一論點？列維博士說，他認識哈佛大學的洛博特·科爾文教授，一位免疫病理學家，他的實驗室專事長期監測器官移植病人的免疫系統。但是，列維博士警告說，做這種試驗非常昂貴，而且，他也並不能確知會有什麼樣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