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簡恩的是事務所的大老闆巴瑞·里德。他把簡恩帶到培根山莊一家極高檔的意大利餐館，這裡經常有州長、市長和各界社會名流出入。在跟著侍者穿過廳堂時，巴瑞不時地停下來與熟人握手、寒暄。巴瑞正在他名氣的巔峰，他寫的一部小說《裁決》剛被好萊塢改拍成電影，50多歲的巴瑞本人也長得不亞於一位電影明星，依然健碩的身材，依然濃密的波浪式鬈髮。電影在波士頓拍攝期間，當地媒體曾連篇累牘地報導過巴瑞在司法界和文藝界的種種傳奇。現在，他又跟簡恩滔滔不絕地講起了這些故事。簡恩心里納悶，這位老闆怎麼不問問我的情況？
兩個鐘頭過去了。簽單的時候，巴瑞·里德彷彿突然想起一樣，說哦，那起飛機失事案中有兩名遇難者的家屬剛和我們簽了約。 “派普箭”的主人生前為乘客投保了上百萬美元，只要我們能證明他在出事之前有違章操作，保險公司就得付七位數字的賠償金。聽說還有一位家屬委託了你？我看咱們這麼辦，孩子。你把案子轉給我們，事成之後，我們會付給你一筆不菲的報酬。你就等著拿錢，什麼事也不用做。你可以去忙你手頭別的案子。
“我手頭沒有別的案子。”簡恩·希萊曼很固執地說，“如果你真有興趣，咱們可以合作。”
兩人又爭執了一番，見簡恩絲毫沒有放棄的意思，巴瑞·里德說：“OK，你搬到我的事務所辦公。我讓他們在會議室裡給你挪出個角落。”
簡恩·希萊曼開始到里德-繆裡根律師事務所上班。巴瑞·里德在路過會議室時會不時地探頭看一眼“孩子”在做什麼。通常在巴瑞上班時，“孩子”早已經到了，在巴瑞下班時，“孩子”還沒有走的意思。偶爾，“孩子”也會消失幾天，回來時總是興高采烈地向巴瑞炫耀他的新發現。就這樣，簡恩從大西洋城的賭場帶回了商人的信用卡收據，證明在星期天晚上6點駕機起飛之前，他一直在喝酒，從紐約的肯尼迪機場調控中心帶回了失事前的通話錄音，說明商人當時已經喪失了判斷力，調控員指示他右轉時，他卻向左轉，他馬上道歉說：“Iamsorry。”然後就是一片尖叫聲，然後，“派普箭”就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
過了三個月，案子遞進了法院。保險公司接到法院的通知後立即打電話到里德-繆裡根律師事務所。雙方談判的結果，被告方同意按最高投保額付賠。
巴瑞·里德對這個結局非常滿意，他告訴他的合夥人喬·繆裡根：“這孩子就像一隻獵犬，一旦咬住了獵物，打死都不鬆口。”
那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喬·繆裡根在下班前邀請簡恩·希萊曼到附近的酒吧喝一盅。兩個人端了酒在角落的火車廂裡坐定，喬對簡恩說：“我們還有很多不錯的案子。其中有一個，我特別希望由你來辦。”
第二天，一隻文件夾放在了簡恩在會議室的“辦公桌”上。文件不厚，不足一英寸。封面上寫著：沃伯恩案。
簡恩·希萊曼第一次到沃伯恩時，距五家人家與喬·繆裡根簽訂合同已經八個月。會晤的地點安排在安德森家裡。吉米剛剛病故不久，安妮看上去蒼白而憔悴。簡恩花了兩個多鐘頭向他的委託人們解釋說，幾個月工作下來，他認為目前還沒有足夠的理由提起訴訟。他已經查閱了所有能夠弄到手的有關資料，包括不久前全國疾病防治中心與州衛生部聯合提交的調查報告，但是，一、沒有人確切地知道G號井和H號井中污染物的來源，也就是說，沒有人知道被告方應該是誰；二、沒有科學的證據證明那些污染物會導致白血病。
簡恩離開安德森家時心裡充滿了內疚。在開車回波士頓的路上，簡恩總憶起理查德·圖梅說的一句話：“我們打這場官司不是為了錢，我們只是要討個說法。這麼多的孩子病了，死了，卻沒有任何人可以告訴我們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
簡恩想，你說得很對，但我實在是愛莫能助。這個案子對我來說實在是太龐大了，太複雜了，也太昂貴了。我力所不能及。
在這之前，喬·繆裡根已經指示秘書將安妮·安德森和冬娜·卡能的電話轉給簡恩·希萊曼。很快，留言條疊成了高高的一摞。簡恩強迫自己不去看它們，也不去想它們，強迫自己若無其事地埋頭於其他的案子。
一個秋天的下午，安妮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擰開車裡的收音機。 WRKO台的主持人請來了兩位律師作為嘉賓，回答聽眾的提問。安妮把收音機開在那兒，也沒有認真去聽，但突然，她聽到了簡恩·希萊曼的聲音。其時，安妮剛剛拐進一家超市的停車場，又匆匆忙忙地退出來，以允許駕駛的最快速度直馳家中。安妮推開房門，衝進廚房，抓起牆上的電話。
“我想問希萊曼先生一個問題。”安妮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請講。”主持人的聲音。
“如果律師不回你的電話，你該怎麼辦？”
“等等，”簡恩·希萊曼說，“我知道這個聲音。是安妮嗎？”
“簡恩，我給你打了無數個電話，但從來找不到你。”
簡恩當即答應，明天一定給安妮去電話。
根據馬薩諸塞州法律，個人傷亡賠償案的原告方從事發之日起三年內若不提起訴訟，便算做自動放棄。按官方的算法，沃伯恩案的起始日期為1979年5月22日，即G號井和H號井被關閉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