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約翰·杜魯門主任也將“異常高發區”的發現報告到了位於亞特蘭大的全國疾病防治中心，該中心遂派出專家，與馬薩諸塞州衛生部聯合組團，到沃伯恩的市民中，特別是那12個患者家庭，進行調查研究。
不久，應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之邀，安妮·安德森與布魯斯·揚格牧師專程前往首都華盛頓特區，在國會參議院的“公共事務與環境委員會”作證。安妮在她簡短的發言中說：“我們為自己的孩子擔心，也為朋友、熟人和其他的孩子們擔心。我們的左鄰右舍無一不生活在每時每刻的恐懼之中。”安妮的最後一句話被印成大號鉛字，當作了第二天《波士頓環球報》的新聞標題。
冬娜·卡能在沃伯恩只認識一位律師，就是當年替她辦理離婚的律師。 1980年7月，冬娜接到律師的電話。當時，冬娜的兒子羅比已經病入膏肓，律師問冬娜可曾考慮過通過法律程序為孩子討個公道，冬娜說不曾。律師說他自己並不十分精通傷亡索賠，但是如果冬娜有興趣，不妨找波士頓的里德—繆裡根律師事務所試試。
冬娜拿不定主意。按照一般的常識，打官司總是牽扯到一大筆法律費用，以冬娜的處境，她是連想都不敢去想。冬娜找到布魯斯·揚格牧師，牧師說，向律師諮詢諮詢應該不要緊的。
冬娜於是往里德—繆裡根事務所打了電話。一周後，喬·繆裡根開著他的白色卡迪拉克如約來到沃伯恩的三一聖公會教堂。揚格牧師給他看了那張地圖，給他講了和約翰·杜魯門主任的會晤，以及全國疾病防治中心與州衛生部聯合進行的調查。 “12例白血病和被污染的飲用水，”喬·繆裡根後來說，“這樣的案子應該是不言自明的。”但問題是，告誰？向誰去討賠償？揚格牧師說，國家環保署正在著手調查污染物的來源，等他們的報告出來，一切都自會清楚了。
喬·繆裡根離開時帶走了揚格牧師收集的有關報刊剪集，並請牧師安排他與患者家屬見面。
揚格牧師讓安妮·安德森去通知那10個家庭。但由於各自的原因，並不是人人都願意和律師打交道。
在8月底的見面會上，喬·繆裡根向眾人介紹了他自己和他的事務所，更多的時候，則是在傾聽大家的議論。其間有人問到了費用，喬說，同意請他的事務所做代理的家屬將會簽署一份合同，合同規定，律師的報酬為賠償額的三分之一。但在收到賠償以前，家屬們不必付錢，也不必支付辦案所需的任何花費。
到9月底，一共有五家人家在合同上簽了字——安德森、卡能、佐納、卡恩和圖梅。
12月22日，吉米·安德森病情惡化，安妮打電話向沃伯恩消防隊要急救車送吉米去馬薩諸塞總醫院。當工作人員把孩子放上擔架時，一位消防隊員問安妮：“你兒子的大夫是約翰·杜魯門主任嗎？”
安妮很詫異：“你怎麼知道？”
“我兒子也得了白血病，他是杜魯門主任的病人。”
安妮不記得曾經在那些會議上見過他，便問：“你是？”
“喬恩·裡萊。”
想起來了。那是五年前的那個11月的傍晚，吉米第二次住進馬薩諸塞總醫院的時候。一位老婦人在走廊盡頭的窗戶旁告訴安妮，一個名叫邁可·裡萊的小男孩剛剛死了。
不到一個月，1981年1月18日，星期天，14歲的吉米·安德森在極度的病痛中停止了呼吸。此前一天，一位當班的護士在她的工作日記中寫道：“母親一直陪伴在這裡。母子倆都顯得疲憊不堪。吉米問：為什麼偏偏是我？”
在此之前，喬爾斯因為不堪家庭的重負，已經與安妮母子分居。
同年年底，在熬過了精疲力竭的五年之後，冬娜家9歲的羅比·卡能也離開了人世。
又過了一年，一個6月的下午，冬娜·卡能提著一桶牛奶到戴摩拉超市退貨。她那天早晨剛買的奶，中午打開卻發現已經變了質。
另一位在“顧客服務處”櫃檯前排隊的男人手裡也拎了一桶同樣的奶。男人大約30來歲，一臉憔悴。他和冬娜相互看看，笑道：“奶壞了？”
冬娜點點頭。
男人又說：“說實話，我現在還真沒工夫對付這種差事。我剛剛在醫院里呆了一個星期，陪兒子。”
“非常抱歉。”冬娜說，“他怎麼了？”
“白血病。”
兩個人站在超市門口談了半個多小時。男人名叫理查德·奧費諾，卡車司機。他的兒子嘉洛德今年剛3歲。奧費諾家也住在派茵街附近，離安德森家只消步行三分鐘。臨別時，冬娜說：“如果你什麼時候想找人聊聊，可以給我打電話。”
三個月後，冬娜聽說，嘉洛德·奧費諾死了。
那是9月的一個星期天下午，奧費諾夫人勞拉打電話給嘉洛德就診的波士頓兒童醫院，告訴值班護士說嘉洛德一直在昏睡，叫都叫不醒，她很擔心。護士問孩子發不發燒，勞拉說不。護士說不必擔心，“明天一早送過來就是了。”
星期一早晨，勞拉還是叫不醒嘉洛德。她伸手試了試兒子的鼻息，已經非常非常微弱。夫妻倆慌了，他們趕緊開車沿93號高速公路朝波士頓疾馳而去。快到桑蒙維爾的時候，懷抱著嘉洛德的勞拉突然驚慌失措地叫起來：“哦，上帝！我覺得他好像已經沒氣兒了。”理查德把車停靠在路邊，開始嘴對嘴地給兒子做人工呼吸，但是已經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