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兩位“少年天才”在此忽略了一個相當重要的細節：這七天從什麼時間開始計算？在向警方的交代中，納森說，他是從5月22日，星期四下午3點30分，即他們打電話到藥舖發現沒有范克斯先生，而決定全盤放棄時算起。所以當5月29日，星期四下午2點30分，他被兩名警探帶到拉撒爾酒店時，剛好不到一周，他便理所當然地在自己的故事中編進了兩個姑娘。而理查德的算法，則是從5月21日，星期三下午5點剛過，即勃比·范克斯被擄上車的那一刻。警察將他從家中帶走的時間是5月29日，星期四晚上，已經超過了八天。
後來有記者們評論說，儘管二犯在作案過程中充分利用了自己在智力和學識上的優勢，策劃縝密，運籌精確，但又由於知識分子的弱點，而錙銖必較，相互推諉，反倒不如那些肚子裡沒什麼墨水的黑幫和其他犯罪團伙的成員來得痛快。這也是使他們整個方案歸於流產的原因之一。
早晨6點，檢察長羅伯特·科羅走出了他的辦公室。他看上去疲憊不堪——歪斜的領帶、皺褶的襯衣和兩隻黑黑的眼圈，但興奮與喜悅卻溢於言表。檢察長掃了一眼黑壓壓的記者們，大部分和他一樣地衣冠不整。他知道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在這裡守了一宿，其中有詹姆斯·繆羅伊，有阿爾文·格斯坦，也有豪爾·梅耶。他知道還有更多的人也在等候著，芝加哥12家報社的主編們、排字工們、印刷工們，被害人和嫌疑人的家屬們，當然，還有千千萬萬的芝加哥市民們。
“我們已經圓滿地破獲了勃比·范克斯命案。”科羅檢察長宣佈道，“兇犯已經在押。納森·里奧普和理查德·洛易已經主動向警方作了徹底的交代。
“這宗綁架謀殺案是他們蓄謀已久的，但勃比·范克斯卻並非兩名案犯事先設定的目標。……”
馬上就有記者湧向電話亭。幾分鐘後，各報的號外首頁便送到了印刷廠。據《芝加哥先驅者》報統計，該報號外上市的頭10分鐘內，即售出10萬份。
正如媒體所預料的，芝加哥再一次地轟動了，或者說，震動了。儘管這座大都市的人們已經對謀殺、搶劫、綁架，以及團伙犯罪等等見慣不驚，但兩位如此養尊處優、學識淵博，且又前程不可限量的百萬富翁之後，竟會為了區區一萬美元而似江湖上的草寇蟊賊一般綁架撕票，實乃聞所未聞。更令人萬難想像的是，兩名案犯在策劃和實施過程中的冷酷與冷血，他們挑选和殺害人質就如同“隨手從樹上扯下一片葉子，再隨手將它揉碎”。
喬尼·樂文森的父親在回答記者們的提問時說：“我和我的妻子不久前曾赴洛易家的晚宴，當時理查德也在那裡，他熱情、風趣，又細緻、周到，一舉手一投足都很有紳士氣派。我一直認為他是我所見到的最優秀的孩子。我對他的供詞只有一個評論：難以置信。”
鄂爾文·哈特曼的祖父也有同感：“這兩個孩子的手裡有那麼多的錢可供他們隨意支配，怎麼還會幹下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這完全是不可能的！”
里奧普和洛易兩家更是無法接受如此殘酷的現實。理查德後來談到這一點時說：“真正讓我感到難受的是我的母親。無論我怎麼跟她解釋，說這一切全是真的，但她還是那麼固執地、那麼一廂情願地拒不相信她的兒子犯了法。”
據說理查德的母親、洛易夫人安娜曾登門求見范克斯夫人弗蘿拉，以表達她的悲痛、同情和遺憾。畢竟，她們雙方都在這場慘案中失去了自己的兒子。兩度遭到拒絕後，安娜不顧用人們的阻攔，徑直闖入范克斯夫人的房間，發現弗蘿拉如木頭般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散漫的目光痴痴地投向窗外。安娜剛開口向受害人的母親致歉，弗蘿拉便打斷了她的話：“勃比很快就會回來的，我相信。”
勃比的父親雅各布·范克斯則說：“納森·里奧普自稱是無神論者，那他又當如何解釋那副為警方留下線索的眼鏡呢？”納森的母親弗蘿倫絲·里奧普夫人生下了最小的兒子便一病不起，17年後即撒手人寰。納森悲憤之餘，從此不再去教堂。
同日晚，理查德的叔父、芝加哥市教育局局長捷科·洛易在律師本傑明·巴赫拉奇的陪同下，親自拜訪了全美著名刑事案律師克拉任·達偌博士，懇請他出庭為納森和理查德辯護。理查德的父親阿爾伯特·洛易本來就年邁體弱，兒子犯事之後更猶如雪上加霜，力所不能支，只得請其弟出馬打點。因為當時的芝加哥已是民情激憤，眾怒難平，人們紛紛要求對二犯處以極刑。據報導，捷科對克拉任說：“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判他們無期徒刑，而不是死刑。我們願意支付任何的、所有的費用。只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千萬不要絞死他們。”
67歲的克拉任·達偌其貌不揚，大智若愚。多年後，納森·里奧普在他的自傳中這樣描寫對克拉任的第一次印象：“那天很暖和，克拉任穿一件薄呢外套。外套是不錯的外套，但看上去好像他穿著它睡過一覺。襯衫也是皺巴巴的。而且，他那天的早餐肯定吃了雞蛋，我能看出衣服上的印跡，要么就是沒換過衣服。領帶胡亂打了個結，歪歪地掛在脖子上。最不修邊幅之處是，克拉任不戴帽子，又不曾好好做過頭髮，所以前面的那一綹老是掉下來耷拉在右眼上。每到此時，老頭子便會很不耐煩地用手指將它們順上去。不管誰看見他這副樣子，都會當他是一個十足的鄉下人，一個在芝加哥轉上一圈就會迷路的鄉下人。我當時心裡想，他懂得法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