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化驗了傑克遜博士提到的褲子和拖鞋。除右腳拖鞋上面有些血跡外，鞋底的斑點皆為威尼斯紅（一種顏料——筆者註）。
（公訴方律師要求證人向陪審團講解骨頭的編目）
根據我做的編目，那些骨頭碎片分別來自人體的各個部位，主要是頭部和四肢——臉、前額、脖子、手、右腿的膝蓋以下部分和腳……
人體中的血液量大約為體重的五分之一。所以，一個體重140磅的成年人身上應該有28磅或28品脫血液。但除了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物件上外，我們沒有在韋斯特教授的實驗室裡發現其他血跡。
我甚至讓人撬開了實驗室地板上的磚塊，但也沒有在磚縫和磚層之間發現血跡。
至於褲子上的血點，據我所知，目前還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確定這些血是在什麼時候濺上去的。
我可以區分人類和某些低級動物的血，但不能區分人血和高級動物——譬如牛的血。
我叫納遜·C·柯普，在本埠行醫30年的手術牙醫。喬治·派克曼博士是我的病人。
12月3日，星期一，我從斯平斐德度完感恩節假期後回到波士頓。溫思洛·路易斯博士給我看了幾顆假牙。我當即認出那是我為派克曼博士專門製作的。
派克曼博士的口腔形狀及上下頜骨的相對位置都很特別，所以我印象深刻。
派克曼博士定做假牙時問我需要多長時間。他說某月某日是醫學院新樓的落成典禮，他將以贊助者的身份出席並講話，牙齒必須趕在那以前做好，否則他就不要了……
後來我又替他調整和打磨新牙數次。最後一次是在他失踪前兩週。
…………
這些牙齒應該是和頭部，或頭部的某一部分一起被焚燒過，或是與之類似的情況。因為如果是單獨放入火中，它們便會因為經受到驟然高溫而開裂破損。但假如周圍有肌肉或其他緩衝材料，升溫的速度就會比較緩和，牙齒本身的水分逐漸蒸發，即使經過了灼燒也不會因破裂而變形。
我下了很大的功夫製作這些假牙，後來又磨合多次，對它們的形狀大小、質地顏色，以至輪廓線條等等都瞭如指掌。當路易斯博士讓我鑑別這些在熔爐裡發現的假牙時，我馬上就說：“派克曼博士已經不在了，我們再也見不到他了。”真的，我馬上就認出來了！
奧立佛·福爾莫斯，哈佛大學醫學院“派克曼榮譽解剖學教授”，這個稱號是為了表彰派克曼博士對醫學院的貢獻而設立。
在1846年11月1日醫學院新樓的落成典禮上，我記得見到過派克曼博士，並註意到了他的新牙。
哈佛大學醫學院的高級職員包括：W·恰寧醫學博士、法醫學教授，J·拜基魯醫學博士、材料醫學教授，J·W·韋斯特醫學博士、化學教授，J·威爾醫學博士、物理學教授，J·B·S·嘉可森醫學博士病理解剖學教授，和我本人。
我在發現斷肢後的星期一或星期二查驗過它們。很明顯，肢解者俱有一定的解剖學常識，他至少知道在什麼地方下刀。應該說，手法並不拙劣。
我熟悉派克曼博士的身材相貌。我看不出那些肢體與派克曼博士身體的相應部分有什麼不相似之處。
我記得派克曼博士失踪之日，我是在1點鐘準時下課。我的辦公室就在韋斯特教授的樓上。他的實驗室天花板很高，但我並沒有聽見任何異常的動靜。倒是在我上解剖課的時候，聽見他那邊傳來鼓掌的聲音，但從沒在我的辦公室裡聽見什麼聲音。解剖課的教室也是在二樓。
至此，公訴方相信，他們如預先所承諾的，向陪審團證明了喬治·派克曼博士已經被謀殺致死。庭審第四天，法庭裡的人們等來了他們企盼已久的公訴方明星證人（starwitness）或關鍵證人。
我叫伊弗任·利托菲爾德，哈佛大學醫學院勤雜工。我負責打掃整個醫學院的衛生，生爐子、掃地、撣灰等等。我已經在醫學院工作了七年，前四年在梅生路老學院，近三年在葛洛福北街的新學院。
至去年10月，我認識韋斯特教授整7年，從我到醫學院時算起。我認識派克曼博士近20年。
博士失踪前的星期一，我目睹了韋斯特教授和派克曼博士在教授二樓實驗室密室裡的一次會晤。我當時正在那裡幫教授打雜。屋子裡很黑，點了三四支蠟燭。我沒有聽見腳步聲。但派克曼博士突然就走進了教授的密室。韋斯特教授當時也很吃驚。
派克曼博士說話很快，嗓門也很大：“韋斯特教授，你都給我備齊了嗎？”韋斯特教授說：“沒有，我還沒準備好呢，博士。”韋斯特教授又說，“明天怎麼樣，博士？”派克曼博士站在門口，揮了揮手說：“那就一言為定。明天一定得有個說法了。”然後就走了。那是我最後一次在醫學院裡見到派克曼博士。
第二天下午1點半，我正站在醫學院的大門外，韋斯特教授走過來要我替他送一張條子給派克曼博士。我把條子給了一個名叫約翰·麥克思威的小男孩。他親自到派克曼府上交到了博士手上。
也是在那個星期的某一天，韋斯特教授問我可不可以在地窖裡點一盞燈。我說不行。他問我是不是確定，我說我幾天前剛試過，但地下室裡空氣齷齪、缺氧，很快就把燈給撲滅了。我試過是因為替安司沃博士找一顆放在地窖里浸解（使之變軟）的非洲人頭顱。我點燃了燈提著下去，但不一會兒就滅了。韋斯特教授說他是想為一個實驗製備一些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