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8日，本案預審在位於紐約唐人街中心聖特雷路100號的刑事法庭大樓開庭，討論被告方提出的一項動議，關於不予在法庭辯論中引用嫻泰和肯尼在剛被捕時說的某些“言不由衷”的話。可能是監獄的飯菜不合口味，嫻泰看上去瘦了一大圈。七天的聽證共有18位聯邦調查局和紐約警署的執法人員出庭作證，最後，法官同意從記錄中刪除嫻泰對警方說的幾段話，例如，她曾經做過助理律師，她懂得她的權利；再如，假如允許她事先徵求律師的意見，她也許可以向警方提供有關伊琳·蘇爾曼的線索；以及肯尼對辦案人員否認他有車等言論。這就是說，在聯邦調查局和紐約警署的這些證人出庭時，他們不可以引用嫻泰和肯尼說過的這些話，公訴方也不可以利用這些言論攻擊被告。
2000年1月27日，開始審查挑選陪審團成員。首先從近1000名候選人中用小組篩選法挑出100名左右，再逐一進行評議。被告方請來了資深犯罪心理學家亞瑟·威德博士作為顧問，他建議被告方盡可能挑選藍領階層，如出租車司機、卡車司機、建築工人和門衛等，因為“他們看問題的角度和我們不一樣”。嫻泰則希望最好是清一色的黑人和南美族裔，“他們比較富於同情心”。在她的辯護律師中，麥可·哈迪和霍賽·慕尼茨就分別是黑人和南美人。
法官冉娜·烏維勒首先對諸位候選人解釋了嫻泰與肯尼被指控的罪名，講述了伊琳·蘇爾曼的失踪，然後指出，本案沒有屍體、沒有DNA、沒有血跡、沒有目擊者、沒有現場證據，是一個完完全全建立在間接證據或旁證上的案子。
“旁證並不比直接證據好，也不比直接證據差。沒有屍體並不意味著沒有謀殺。只要有足夠有力的證據，即使沒有屍體，你們也可以裁定謀殺罪……如果你堅持認為只有屍體才能證明謀殺，沒問題，你可以保留你的觀點，但是你不能進入這個陪審團。”
烏維勒法官沒有提到的是，在此之前，紐約州有過兩起，全美國已有十幾起沒有屍體，但被告最後被判謀殺罪的案例。這裡需要說明一下，根據西方國家司法界的傳統觀念，沒有屍體則不能證明被害人已經死亡，這樣的案例一般只能按失踪處理。
陪審團候選人要回答的問題包括，他們是否認識任何一位被告、律師或可能出庭的證人；在此之前他們通過電視報紙等媒體對本案的了解，是否會影響他們能否僅僅根據法庭提供的證據作出裁決；是否有語言或理解上的障礙，等等。
經過兩個星期的篩選評定，組成了八女四男共12人的陪審團，其中有：公立學校助理廚師、電話公司技術員、圖書管理員、股票經紀人、民政部工作人員、教師、律師事務所秘書、建築工人、推銷員、兩名郵遞員，和一位有經濟學學位的婦女。按照慣例，第一位入選陪審團的成員為陪審長。此外還有六名候補陪審員。
2000年2月14日，對嫻泰·凱梅斯和肯尼·凱梅斯的審判正式開庭。首席公訴人康妮·佛南達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了她長達3小時的發言。
“現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兩名被貪婪和狂妄泯滅了良知和人性的罪犯。從加利福尼亞到拉斯維加斯，從佛羅里達到紐約，警方循著他們邪惡的踪跡一直追到蘇爾曼大廈，在那裡，他們殺害了伊琳·蘇爾曼。等你們看到和聽到我們即將呈交給法庭的證據和證詞，你們將會得出唯一而簡單的結論：伊琳·蘇爾曼已經不在人世，是這兩名被告殺害了她，因為她成了他們的絆腳石，他們非得把她除掉不可。而且只要人們找不到她的屍體，他們就有足夠的時間掠奪盜竊她的財產——那座價值數百萬的蘇爾曼大廈。”
康妮接下去告訴陪審團，早在殺人藏屍之前很久，嫻泰和肯尼就已開始精心策劃如何把蘇爾曼大廈據為己有。康妮提到嫻泰用過的20多個別名和化名，她打給產權鑑定公司查詢蘇爾曼大廈有關資料的電話，以及喬裝成蘇爾曼夫人以騙取公證員在一張偽造的契約上蓋章，那張契約將蘇爾曼大廈轉讓給嫻泰控制下的一家海外公司。康妮還提到，嫻泰、肯尼如何利用蘇爾曼大廈的月租收據練習偽造伊琳的簽名，並試圖用謊言從一位蘇爾曼大廈的工作人員凡列莉·麥勒奧那裡獲取伊琳·蘇爾曼的社會安全號碼。康妮指出，根據嫻泰的筆記，二位凱梅斯已經知道了蘇爾曼夫人準備將他們趕走。康妮說，伊琳·蘇爾曼是一位善於察言觀色，曾在商場上摸爬滾打數十載的精明的女商人，她能夠準確地判斷她周圍的人和事。當她得知肯尼在蘇爾曼大廈里四處查看，發現肯尼在經過保安攝像探頭時總是把頭扭開或以手掩面，她就對他產生了懷疑。康妮提醒陪審團成員不要忘了，當肯尼被捕時，警方從他身上搜出了兩大串蘇爾曼夫人的鑰匙。
“伊琳·蘇爾曼絕對不可能把蘇爾曼大廈的鑰匙交給一個外人，特別是一個她認為可疑的人。肯尼要得到這些鑰匙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從蘇爾曼夫人身上強行奪取。”
康妮還提醒大家一個事實，在過去的15年裡，伊琳·蘇爾曼從未在蘇爾曼大廈外度過一夜。當康妮列舉出十幾位將要出庭的證人時，肯尼的臉色變白了，總是不停地在紙上寫著什麼的嫻泰也停下了筆，而且神色凝重。
被告方代表嫻泰的麥可·哈迪首先致開場白。他強調：“沒有任何證據支持謀殺的假說……公訴方有很多的推斷和猜測，但他們找不到一個證人來證明那些強加在嫻泰母子頭上的罪名。沒有屍體就是沒有屍體。”麥可說，無力破案的警方把嫻泰和肯尼抓來當替罪羊，因為“他們是外地人”。 “這場審判就如同古代條頓族實施的'神裁法'，把嫌疑者的手放進沸騰的油鍋裡由神裁決，如果那雙手仍然完好無損則定為無罪。”
代表肯尼的邁爾·沙其接著說，這樁案子就好比是築室於沙上，因為沒有牢固的基礎——屍體，房子再漂亮最後也還是會被推倒的。
兩位被告律師唯一沒有提到的就是那些證據：化名、手槍、電子槍、假髮、裝在伊琳·蘇爾曼電話上的竊聽器、偽造的契約、伊琳已故丈夫沙繆爾·蘇爾曼的護照、伊琳·蘇爾曼的護照和社會安全卡、蘇爾曼大廈的鑰匙，等等，等等。
在接下來的12個星期43天裡，公訴方向法庭展示了425件物證，包括上千頁各類原始文件和一萬多頁複印件，傳喚了一共129名證人。
伊琳·蘇爾曼的副手蒙奇·梅樂斯連續三天出庭。他證明蘇爾曼夫人從不獨自離開蘇爾曼大廈，而且從不把鑰匙交給任何人，包括大廈工作人員。伊琳所有的衣服上都有特製的大口袋，裝著她的老花鏡、手絹和鑰匙，這三件東西從不離身，走到哪裡帶到哪裡。因為眼神不濟，她的鑰匙上都用紅色指甲油做了記號，找起來比較方便。
羅蒙·卡沙爾，蘇爾曼大廈20多年的總管作證說，當蘇爾曼夫人失踪以後，她的鑰匙和紅框老花鏡也不翼而飛。
靜·勃格是嫻泰在佛羅里達的朋友。她告訴法庭，1998年5月，她和丈夫準備到巴哈馬度假之前，嫻泰托她去那裡一位藥劑師的藥房“為一位82歲的老太太”買藥。據嫻泰講，這種藥在美國買不到。後來勃格夫婦因故取消了那趟旅遊，嫻泰說沒關係，她自己會給那位藥劑師打電話訂購。那瓶藥就是警方在林肯車裡搜到的粉紅色的麻醉劑或蒙汗藥。警方在調查中還發現，嫻泰也曾經在同一家藥房給肯·凱梅斯買過幾種不同的安眠藥。
紐約警署緊急行動處警官兼電子槍技術員在證人席上說，嫻泰和肯尼在佛羅里達購買的電子槍的電壓為20萬伏特，如果與人體接觸5秒鐘便會造成頭痛、暈眩、昏迷及大腦損傷。如果長於5秒鐘則會使人虛脫。他還說，警方曾使用過的同類產品的電壓是5萬伏特。
為公訴方出庭的其他證人有：
赫舍·安東尼奧·阿爾法利，嫻泰和肯尼的司機兼清潔工。
唐·奧其和諾莉·斯韋尼，被嫻泰和肯尼請到蘇爾曼大廈1B房間的兩位公證人。
思坦利·帕得遜，賣給嫻泰和肯尼槍支的原拉斯維加斯建築工程師。
娜萘蒂·維柯斯基，嫻泰一手栽培的私人公證員。
弗蘭克·麥卡林，拉斯維加斯流浪漢，嫻泰用他的名字為吉隆尼摩路的房產投保後兩週即發生火災。
愛爾華·希克萊俐，伊琳·蘇爾曼的朋友，服裝設計師。
桑妮婭·芭普蒂絲，巴哈馬群島一家海外投資銀行的業務助理，嫻泰在該行開設過投資賬戶。
海倫·潘多拉基，伊琳·蘇爾曼的朋友，1998年獨立節期間正在生病，伊琳失踪那天上午曾打電話問候她的病情。
傑夫·費格，伊琳·蘇爾曼的房地產管理人。
麥克司·休爾、朱迪·海曼和真正的墨尼·蓋林，嫻泰和肯尼在佛羅里達“馬球俱樂部”公寓的鄰居。二位凱梅斯盜竊了他們的信用卡、駕駛執照等身份證件，並非法使用他們的個人資料行騙。
凡列莉·麥勒奧，蘇爾曼大廈主管，嫻泰和肯尼曾試圖向她騙取伊琳·蘇爾曼的社會安全號碼。
蔡章，伊琳·蘇爾曼的朋友，馬來西亞裔服裝設計師。
阿蘭賽麗·列微拉，伊琳·蘇爾曼失踪之日在蘇爾曼大廈的唯一工作人員。
卡珞·翰莘，伊琳·蘇爾曼的朋友，畫家兼記者。
彼得·雅各遜，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節目製作人，1998年獨立節期間，除“墨尼·蓋林”——肯尼外，留在蘇爾曼大廈的唯一房客。
魯迪·瓦卡，伊琳·蘇爾曼的朋友，蘇爾曼大廈食品供應商。
公訴方傳喚的證人還有，聯邦調查局和紐約警署的辦案人員、參與本案的其他執法人員、筆跡和文件鑑定專家、毒品學家、心理醫生、蘇爾曼大廈的其他員工和房客、伊琳·蘇爾曼的醫生和其他朋友、嫻泰和肯尼的朋友、肯尼的前女友，以及來自產權鑑定公司、房地產估價公司、房地產發展公司、保險公司、銀行、信用卡公司、電話公司、社會安全卡管理局、稅務局、賓館、餐廳、停車場等等的證人。
嫻泰的筆記本，特別是有關伊琳·蘇爾曼的最後兩本，於本案至關重要。在解釋了筆記中的縮寫和暗語後，公訴方向陪審團選讀了其中部分內容，包括嫻泰寫下的她和肯尼準備要購買的武器：電棒、匕首、噴霧器等，要看的錄影帶：《死亡的耳語》等，要讀的書：《偽造文件和其他犯罪》《如何製作消聲器》等。在1998年6月14日肯尼搬進蘇爾曼大廈那天，嫻泰寫下：“換鎖/產權/隨時準備打包離開。”爾後她又寫下了諸如：“伊琳的作息時間？”“樓內有無其他出口？”以及紐約市房產稅要點、大廈內的各員工及其日常工作安排、給思坦利·帕得遜的指示等等。
以下是筆記中的一段：
她的房間有無報警器？安全裝置？ BP機？弄張空白支票？我是誰？問：“我能與你合影嗎？”誰是沙繆爾·蘇爾曼？誰是她的朋友？她愛喝酒嗎？把收據上的每月6000美元改為每6個月6000美元/查看各個房間/問她能否兌現支票/想法到各家串門/弄到鑰匙/地下室？閣樓/緊急出口/設法弄到一張支票/我們和她相隔一牆嗎？設法弄到她的簽名/“能寫下你的名字嗎？”/所有的東西都裝進林肯/到新澤西的路線？ /彩色複印社會安全卡/買垃圾袋/捲紙巾/塑料淋浴簾/消毒劑/手套/笤帚和拖把/我們的信轉到？ ？ ？ /複印社會安全號一覽表/開傑夫·費格賬戶/練習簽字/打印契約/鑰匙/拿走護照/拿走社會安全卡，複印/調查科比基金會/誰是律師？官員？ /她有什麼病嗎？ /她的房間有無其他出口？ /愛看電影嗎？ /最喜歡什麼？ /何時睡覺？ /起床？ /有無朋友住在這裡？ /喜歡什麼樣的音樂？ /最喜歡的花？ /委託授權書/擔保書/諾莉·斯韋尼——8∶30先在賓館見面/簽字/複印/輪式旅行箱/有人不喜歡她嗎？誰？ /她對誰不好？ /物色一名親信，在她進我房間以前給我通風報信？ /把收據改成16000美元/改租房合同/林肯停在附近
最令人難忘的是：陪審團聽到伊琳·蘇爾曼本人的聲音。第44號物證是嫻泰和肯尼偷錄的一段電話錄音。在給伊琳打這通電話之前，嫻泰事先在筆記本上草擬了要說的話。她冒充拉斯維加斯某賭場的業務代表，試圖騙取伊琳·蘇爾曼的社會安全號。
“您坐穩當了，我要給您一個巨大的驚喜。”嫻泰的聲音。
“我坐得很穩當。”伊琳·蘇爾曼說。
“您贏了一個完全免費的到拉斯維加斯的四天假期，包括往返機票、星級賓館、免費飲食和1000美元賭資……”
“告訴我這是一場什麼樣的騙局。”
“絕對不是騙局。這是我們新近推出的一項促銷活動，完全靠抽籤來決定贏家。我們非常希望您能光臨，但您必須盡快作出決定，如果您不能在兩個月內安排這次假期，就算您自動放棄……現在請允許我再耽誤您兩分鐘的時間問幾個小問題。您開車嗎？”
“不開。”
“那您的社會安全號碼是……？”
“我不記得。你把資料都寄給我，如果我覺得不錯，再給你社會安全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