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5點整，豪德·韋爾士警官主持召開聯盟地區警署新聞發布會。他在會上正式向媒體宣布了蘇珊·史密斯被捕的消息，但他拒絕就其作案動機回答記者們提出的問題。
很快，聯盟鎮上隨處可見的黃絲帶被藍白二色所取代。淺藍色在美國是小男孩的特徵色，白色絲帶則代表無辜——指史密斯小兄弟，而不是他們的母親。
當天晚上，蘇珊的車被拖出了約翰·D·隆湖。操作人員花了大約45分鐘才把車頂朝下的馬自達從湖底的淤泥中拔出來。當車被拖到淺水區時，操作人員把它翻了過來。由於溫度和壓力的變化，車內註滿的湖底冷水擠碎了車窗玻璃，噴湧而出。
邁可和亞歷克思的殘骸連同他們的嬰兒車座一起，被現場人員小心翼翼地捧進急救車，連夜送到200英里外位於南卡羅來納州東南部大都市查爾斯頓的州立大學醫學中心。驗屍結果表明，當蘇珊把他們連同馬自達轎車一起送入約翰·D·隆湖時，小兄弟倆還活著。他們是被束縛在嬰兒車座裡，在陰森冰冷的湖水中活活淹死的。
蘇珊被捕的第二天，各大報紙在連篇累牘地報導這一重大案情進展的同時，就蘇珊在其編造的謊言中誣陷黑人一事發表了若干評論。在蘇珊·史密斯雙命謀殺案偵破期間，聯盟地區有不少黑人被警方懷疑、盤問和調查，兩人被帶到警署。 11月4日，星期五下午，蘇珊的哥哥司各特·沃恩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代表蘇珊及全家宣讀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們在此誠懇地向聯盟及所有其他地區的黑人公民們致以最深刻的歉意，希望你們不要相信那些關於這是一起種族歧視事件的謠言。”
蘇珊在她被捕的當天晚上，給已分居的丈夫戴維寫了一封信，除了一連串的“對不起”“我丟盡了臉面”“我不配再活在人世”外，蘇珊還在信中抱怨，現在大家都轉而去哀悼邁可和亞歷克思，沒有人再理會她心中的苦悶和挫敗感，也沒有人再關心她所經歷的悲傷和痛楚，使她再次陷入了深深的孤獨和絕望之中，覺得自己再次被整個世界所拋棄，云云。
同一天，J·卡瑞·費利在康碩產業內部發布了一道禁令：
凡對媒體談及蘇珊·史密斯和湯姆·費利者，開除。
禁令就張貼在公司大廳裡。 J·卡瑞·費利還雇了臨時保安人員把守公司大門和費利莊園。費利家的律師專門為湯姆·費利起草了一封公開信：
這場悲劇使我的心情異常沉痛。自上週以來，就蘇珊·史密斯的孩子們失踪一案，我一直在與司法部門合作。我此時發表這封公開信的唯一原因是，外界流傳了一些關於我與史密斯夫人關係的不實報導。
我與史密斯夫人曾有過一段時間的關係。我於10月17日寫信告訴她，由於種種原因，我決定終止我和她之間的關係，並當即交給她一份信的副本。我已在本案調查的早期將這封信呈交給有關當局。信中說，我終止這一關係的原因之一是，我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去承擔起作為一個父親的重大責任。
然而，這絕對不是我終止這一關係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從來沒有在任何時候向史密斯夫人表示過，她的兩個孩子是我們關係的唯一障礙。
我對那天晚上所發生的事情及原因一無所知。
我將繼續就本案與司法部門合作。我也和這個社區的所有人一樣，為失去兩個孩子而深感悲痛。我將不再就此發表任何形式的評論。
邁可和亞歷克思的葬禮定於11月6日，星期天，在巴菲羅的衛理公會基督教堂舉行。這是盧索家常去的教堂。孩子們的父親戴維·史密斯不願意用兩個小棺材把兄弟倆分開，於是眾親友們為他們選購了一個白色金邊的大號成人棺材。
自兩個孩子的屍骨和馬自達一起被打撈起來後，戴維一直要求看一看他的兩個兒子，但每次都被人們以各種理由婉言謝絕了。入殮之前，戴維再次表示要最後看一眼小哥兒倆，伯父道格拉斯把他拉到一旁，輕言道：“你知道，戴維，他們在水里浸了九天。”但戴維說這是他最後的機會，他決不放棄。道格拉斯和教堂的主持商量後，把戴維帶到一間側室裡，指著棺材旁兩個白布小包說：“他們都在這裡了。”主持解釋道，州立大學醫學中心送來時就是這樣。
葬禮的前一天，11月5日，星期六晚上，來自全美各地成千上萬的人們參加了史密斯兄弟的遺體告別儀式。雖說是向遺體告別，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人們看到的只是合上蓋的棺材。告別儀式一直持續到午夜以後。據戴維後來回憶說，他和他的家人們站在教堂里和前來悼念的人們依次握手達六個多小時。
星期天的葬禮之後，邁可和亞歷克思的合葬棺被送往聯合衛理公會基督教堂的公墓，掩埋在他們的伯父、戴維的哥哥丹尼·史密斯身邊。三年前，就是在這座教堂裡，戴維和蘇珊舉行了婚禮。孩子們的墓碑上鐫刻著邁可充滿稚氣的話：
他是我的弟弟。我愛他。
墓碑是一位素不相識的石匠贈送的，上面鑲嵌著小哥兒倆的合影。
盧索夫婦幾乎完全沒有時間讓自己沉浸於悲痛之中，或使身心從這場悲劇中恢復過來。就在蘇珊被捕的當天晚上，琳達和巴威利·盧索為蘇珊聘請了科倫比亞著名律師達韋德·布盧克。時年46歲的達韋德曾就讀於哈佛大學，1975年從南卡羅來納大學法學院畢業後，雲遊北美大陸，遍訪美國加拿大各地，最後又回到家鄉。達韋德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當時在南卡羅來納州，絕大多數被判死刑者皆為黑人，達韋德·布盧克認為，這些人被處以極刑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罪孽有多麼深重，只是因為他們無錢聘請一個好律師。在接手蘇珊·史密斯雙命案之前，達韋德·布盧克辦理過50多樁極刑案，只有3名委託人被判處死刑。他的不少委託人已經是死刑犯人，經達韋德據理力爭，案子得以重新開庭審理，並改判為有期或無期徒刑，其中一人最後被無罪釋放。達韋德·布盧克的這些赫赫業績不光在科倫比亞，而且在整個南卡羅來納州的都是有口皆碑的。
達韋德·布盧克特地從華盛頓州請來了女律師茱迪·克拉克做他的助手。茱迪·克拉克是一位頗有影響的極刑案專家，也是華盛頓州聯邦法庭的公設辯護人。公設辯護人屬政府官員，其職責是替無錢聘請律師的被告人作辯護。茱迪必須向有關部門請假並被批准後才能參加蘇珊的辯護小組。在蘇珊·史密斯雙命案之後，1997年，茱迪·克拉克曾任轟動一時的系列爆炸案案犯泰德·卡任斯基的辯護律師。
為了支付昂貴的律師費用，盧索夫婦抵押了他們在弗儂山莊的房子，巴威利·盧索還賣掉了他的一棟辦公樓。
蘇珊一案的公訴人是聯盟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的托馬斯·波普，32歲，當時南卡羅來納州最年輕的公訴人。和蘇珊一樣，托馬斯是在聯盟鎮上土生土長大的，他的父親是一名警官。托馬斯·波普先在南卡羅來納大學念完本科，又繼續上了該校的法學院。在加盟檢察官辦公室之前，曾當了幾年南卡羅來納州警署毒品處的臥底——冒充毒品販子。蘇珊·史密斯雙命案是托馬斯·波普經手的第二起謀殺案。這樣的閱歷自然不可與兩名被告方律師同日而語，但托馬斯·波普的精力充沛、工作勤奮和在法庭上的口才和雄辯卻是有目共睹的。
在等候審判正式開庭的八個月裡，蘇珊被關押在位於科倫比亞的州女子監獄，那裡的獄醫為她進行了例行的體格檢查和心理會診。蘇珊住進了一間特殊的6乘14英尺見方的單人牢房，並被置於全天候“防自殺監控”之下。她的房間裡裝備有閉路攝像系統，24小時不得熄燈，每隔15分鐘有專人查看。蘇珊被允許帶進其單人牢房的物品只有三件：一本《聖經》，一條線毯和她的眼鏡。連她身上穿的都是一種特製的紙質囚服。
戴維對蘇珊的態度一直很矛盾。當他讀了蘇珊的供詞和她在入獄第一晚寫給他的信後，戴維覺得他好像被人欺騙了，這個蘇珊·史密斯絕對不是曾與他共同生活，一起生兒育女的那個女人。戴維反复地問自己，她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她究竟是不是魔鬼的化身？但在11月15日，當戴維接受全國廣播公司專題節目《日界線》主持人凱蒂·卡爾蕊克的電視採訪時，他對凱蒂說：“蘇珊，她是一個很不錯的人……她是一個盡職盡責，盡心盡力的母親。兩個孩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就像是我生命的全部一樣。”戴維甚至還向蘇珊的家人表示，如果允許的話，他願意帶著蘇珊遠走高飛，躲避到一個沒有人知道她的過去的地方，重新開始生活。
1994年的聖誕節前夕，蘇珊帶話希望戴維去女子監獄探視。他們在一起呆了一個小時，蘇珊反反复复地為她的行為道歉，但當戴維問她為什麼時，她卻無言以對，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戴維離開監獄時，心裡充滿了對蘇珊的同情。然而，在以後的日子裡，戴維聽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於蘇珊和湯姆·費利的故事，他越來越相信蘇珊是為了讓湯姆·費利回心轉意才對兩個無辜的孩子下了毒手。
1995年2月，琳達和巴威利·盧索分居，巴威利搬出了他們在弗儂山莊的房子。不久，他從共和黨南卡羅來納州執行委員的位置上辭職。巴威利·盧索在辭呈中說，由於個人的原因，他不宜再乾下去了。
5月，法院下達了戴維和蘇珊·史密斯的正式離婚判決書。在離婚庭審期間，蘇珊棄權未出庭，湯姆·費利就他與蘇珊的關係到庭作證。根據離婚判決書，邁可和亞歷克思的玩具和衣物等在戴維和蘇珊之間一分為二。法院還將那輛1990年的酒紅色馬自達轎車判給了戴維，但作為公訴方的物證，這輛車一直被扣在警方手裡。蘇珊·史密斯雙命謀殺案的審判結束後，戴維將此車銷毀。
6月，獄中的蘇珊收到前繼父巴威利·盧索的來信。巴威利在信中寫道：“我為自己曾經對你的所作所為深感痛心和羞愧。”“我只是想讓你知道，你並非這場悲劇中唯一有罪的人。”信上的日期是1995年6月18日，父親節。
被告方和公訴方分別請來了心理專家為蘇珊·史密斯診斷。 1995年2月至6月，以南卡羅來納大學精神病學及法學教授賽摩爾·豪勒博士為首的被告方專家小組與蘇珊進行了4次共15小時的接觸，包括觀察、談話和測試等。豪勒博士的結論是，蘇珊患有嚴重的“依賴性性格失調”：“沒有自信心，覺得自己不能獨立生活”，“總是需要有人陪伴，老擔心某一天會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個人”。豪勒博士認為，蘇珊並無非常嚴重的憂鬱症。在有人關心她的時候，蘇珊的心情幾乎總是處於正常狀態，只有在獨處時才會感到壓抑，而且也只是在感到壓抑時才會想到自殺。豪勒博士的小組仔細研究了蘇珊的家庭病史，發現其家人和近親中有不少人或患憂鬱症，或酗酒，或自殺。專家們相信，蘇珊的家族有這方面的遺傳。蘇珊從小便多愁善感，她的依賴性和憂鬱症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
主持本案的法官威廉·霍爾於1995年1月底頒發了“禁口令(Gag Order)”。 “Gag”的原意是指放在拳擊運動員或牲口嘴裡的口銜或塞口器。 “禁口令”即禁止公訴方、被告方和警方向公眾或外界透露即將提交法庭的證據和證詞。所以在蘇珊·史密斯雙命謀殺案正式開庭之前，儘管人們知道雙方都聘請了心理專家，但沒有人清楚診斷的具體內容。不過這並不妨礙其他司法界人士和記者們在報刊上各抒己見。當時所發表的預測本案庭審的文章和評論認為，公訴方將根據蘇珊編造並堅持了九天之久的謊言，把她說成是一個善於玩弄手段、操縱他人、頗有心計的預謀殺人犯。而被告方則將以其心理失調為理由，證明蘇珊在讓馬自達滑入約翰·D·隆湖時，並沒有真正意識到她自己在幹什麼。蘇珊的母親琳達就到處對人說她也有過類似的經歷，當她異常苦悶、煩躁和失落的時候：
我感到我仍然置身於這個世界，卻又彷佛在另一個虛無縹緲的空間。我不斷地往下墜落，墜落，墜落，好像我就要消失，就要化為烏有。我什麼也看不到，什麼也聽不到，什麼也感覺不到。濃霧環繞在我的四周，把我與整個世界隔絕開來。我知道巴威利就躺在我的身旁，但他卻又不存在。我處於一種完完全全的，實實在在的孤獨之中。
“這是一個顛倒的世界，”我低聲叫道，“所有的一切全都不對。”我知道我是在跟巴威利說話，奇怪的是，他並不在那裡。他離我那麼、那麼遙遠。
…………
我想抓住什麼，不管什麼，只要能使我不再墜入瘋狂。我必須保持清醒，因為我明白我的孩子們不能沒有我。我覺得只要我一撒手，我就會喪失理智。
琳達相信，1994年10月25日晚上，蘇珊就是處於這種狀態。
對於聯盟鎮的許多居民而言，蘇珊似乎在她過去23年的生命歷程裡衍生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她對某些人表現出其性格的這一面，對另一些人則展示出另外的一面。她時而溫順，聽話，楚楚可憐，時而兇殘，狡詐，處心積慮。難道就是她性格的這一面促使蘇珊將兩個年幼的孩子推進了深不見底的湖水，僅僅為了討取情人的歡心？
琳達曾帶領全家專程到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叩見托馬斯·波普，他們想摸一摸公訴方的底。托馬斯·波普倒是非常配合，他不遮不掩地亮出底牌：“我以為，對蘇珊·史密斯最合理的處置就是，打入死牢，鎖上牢門，再扔掉鑰匙。”因為，托馬斯·波普解釋道，根據南卡羅來納州的法律，案犯如果在作案時殺害了一個人以上，或者被害者是11歲以下的兒童，該犯即應被處以極刑。就蘇珊·史密斯犯下的罪行，判兩次死刑都富餘。她手裡有兩條人命呵！而且還是孩子，而且還是她的親生兒子。俗話說“虎毒不食子”，一個連親生孩子都不放過的人，她可能還有一點人性嗎？
所以，當公訴方斷然拒絕被告方所提出的以蘇珊主動承認有罪，來換取30年有期徒刑，並永遠不許上訴時，沒有任何人覺得驚訝。
在蘇珊一案正式開庭審理之前，法官威廉·霍爾主持召開了兩天預審聽證會，由公訴方和被告方律師論證，就蘇珊的精神和心理狀態而言，她是否能夠出庭受審，包括她能否遵循有關法律程序、能否理解對她的起訴和其他法律文件等。公訴方聘請的心理醫生唐納德·摩根博士曾在同年的4、5、6三個月對蘇珊進行觀察診斷，前後共計10多個小時，他認為蘇珊感情強烈，易衝動，又很難調節、控制和把握自己的情緒。摩根博士在預審聽證會上分析了蘇珊的憂鬱症及自殺傾向，他指出，如果蘇珊本人走上證人席作證，她很可能會故意詆毀自己以求一死。被告方的賽摩爾·豪勒博士則告訴法庭，蘇珊必須依靠抗壓抑類藥物的幫助才能出席曠日持久的審判。儘管如此，霍爾法官最後裁決庭審按預定的日程進行。
小插曲之一：聯盟地區財政部官員戴爾·魯賓遜有一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因為聯盟屬美國貧困地區，人均收入低，政府稅收也不高，每年用於公訴方聘請專家證人的撥款只有6萬美元。而作為一個具有全國性曝光率的案子，蘇珊·史密斯的審判費用總計將在50萬至100萬美元之間。戴爾·魯賓遜擔心地區財政支撐不了這個案子。不久，聯盟地區財政部開始收到了匯自全國各地的面額不等的支票，其中一張270美元的支票寄自“一個關心你們的小鎮”，那是蒙大拿州波士沃茲鎮的居民們集資寄來的。後來戴爾·魯賓遜和托馬斯·波普在一個全國性的電視節目上告訴人們不要再寄錢了。
為了節約經費，法官威廉·霍爾安排每週從星期一至星期六開庭六天，陪審團的候補陪審員也從六名減到了兩名。
1995年7月10日，星期一，蘇珊·史密斯雙命謀殺案在聯盟地區法院正式開庭。這座由著名建築家洛博特·米爾士設計的法院大樓建於1913年。洛博特·米爾士也是坐落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華盛頓紀念碑的設計師。威廉·霍爾法官的審判室在法庭的二樓，旁聽席共有13排座位，是南卡羅來納州最大的審判室之一。前排靠兩側的座位分別劃給蘇珊家人和史密斯家人。本案審理期間，法庭內座無虛席。但由於年代久遠，設備欠佳，法官、律師和證人發言時必須靠話筒很近，否則旁聽席就听不見。樓板也吱嘎作響，以至於霍爾法官不得不作出嚴格的規定，禁止任何人在審理進行時擅自離座走動。
挑選陪審團成員的工作一共花了六天。先從250名候選人中篩選出55人，再由雙方律師逐一審議。許多候選人明確表示他們對死刑持否定態度。最後選定的12人中大部分為藍領階層，也有少數店主、商人和知識分子。幾乎所有7名白人陪審員——五男二女——全都認識被告或其家人朋友，或某位證人，但他們表示將不為感情或友情所左右，不帶任何偏見，只根據法庭提供的證據作出裁決。
12名陪審團成員中只有3位婦女。被告方律師達韋德·布盧克曾就此提出異議，認為這種組成不能代表該司法轄區的人口比例，但被法官駁回。被告方希望有更多的女性進入陪審團是因為他們認為，女人們更能理解同情蘇珊的境遇。
小插曲之二：審理正式開始的7月17日，星期一，警方接到舉報說，有人在霍爾法官的審判室安放了炸彈。這當然只是虛驚一場。謊報“軍情”者很快被拘捕。
首席公訴人托馬斯·波普的助手凱茨·蓋斯代表公訴方致開場白：“在1994年秋季的那段長達九天的日子裡，蘇珊·史密斯面對全國各族人民撒下了彌天大謊。”“她在電視上祈求上帝讓她的兩個孩子平安歸來，其實她明明知道邁可和亞歷克思就躺在約翰·D·隆湖冰冷黑暗的湖底。”“孩子們成了蘇珊·史密斯贏回湯姆·費利的絆腳石，蘇珊·史密斯便從她的生活中毫不猶豫地搬掉了他們。”凱茨·蓋斯最後指出：“這樁案子的中心點就是兩個字——自私！一切都是圍繞著我，我，我，和自己，自己，自己。”“蘇珊·史密斯是一個自私的，處心積慮地編織謊言的，善於欺人耳目的殺人犯，她為了得到一個富家子弟的愛情而不惜犧牲掉自己的親生兒子。”
被告方由茱迪·克拉克發言。她請陪審員們“透過自己的心去看蘇珊·史密斯，那是一個像迷路的孩子一樣，徬徨、迷惘、失落、對生活對男人不知所措的、苦苦掙扎的靈魂”。蘇珊·史密斯自幼便憂鬱、苦悶，對自己對生活都沒有信心。這種挫敗感來自童年時期她父親的自殺，後來她自己的自殺，和少女時期繼父的性騷擾。 “所有這些因素一點一點地將她推到了絕望和崩潰的邊緣，推到了夜色下的約翰·D·隆湖，在那裡，她打算和兩個心愛的孩子一起了結自己的一生。”“只是在最後的一瞬間，求生的本能製止了她走向死亡的腳步，她活下來了，兩個年幼的生命卻沒能倖免於難。”茱迪·克拉克告訴陪審團：“我們在這裡向你們述說蘇珊·史密斯的故事，並不是要博取你們的同情，只是想得到你們的理解。”“蘇珊說謊是不對的，她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該說謊。但是，難道你們不覺得，這更像一個孩子氣的謊言，一個非常希望能取悅於父母的孩子，為逃避懲罰和父母的憤怒而撒的謊？”
由於藥物的作用，蘇珊自始至終像個乖孩子一樣安靜地坐在被告席上，或者讀信，或者玩弄手裡的隨便什麼小物件。在牢里關了八個多月，很少運動，又缺乏陽光和新鮮空氣，蘇珊明顯地增加了體重，而且臉色蒼白憔悴。加之無心於自己的容顏，不事裝扮，儘管她的辯護律師們竭力想把她說成是一個小女孩，蘇珊看上去比她的實際年齡老了許多。蘇珊在法庭上的大部分時間裡目光呆滯，表情木然，彷彿周圍的一切都和她沒有關係。只有當人們提到她的兩個孩子的時候，她才會輕聲地，小心翼翼地哭上一小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