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問：“我知道你是一位經濟獨立的女性，但是請告訴法庭，馮·普羅先生是否為你買過一輛車？”
阿麗珊皺皺眉。按照出庭前達成的協議，公訴人是不可以問這樣的問題的。然而，史蒂文已從阿麗珊嘴裡獲得了他想獲得的一切，不再有任何顧忌。
“是的，BMW。”阿麗珊答，“當時講好是我們倆共用……”
“而且，當你決定和馮·普羅先生分手時，你還提出過將車錢如數歸還他。這就是你準備要說的嗎？”
“是的。”阿麗珊垂下眼簾，聲音低得如蚊子一般，“可是他說……他說，那原本就是送給我的禮物。”
“多少錢？”
“一萬二美元。”
史蒂文點點頭，轉到下一個問題：“愛索爾女士，你和被告目前還在繼續約會——見面嗎？”
“不了，自從這一切發生後，我的律師告誡我不要再和他來往。”
“那麼，愛索爾女士，你還愛被告嗎？”旁聽席傳來竊笑聲，史蒂文轉臉朝笑聲傳來的方向笑笑，他知道是有人在替他數著，他這已經是第三個問題了。
就這一轉一笑，史蒂文錯過了證人的回答。法庭中有人後來說，他們聽見阿麗珊答“不”，聲音很小。
“對不起，你能不能再說一遍？”
這一次，阿麗珊回答：“我不知道。”
因為阿麗珊·愛索爾出庭是公訴方的臨時決定，托馬斯·尼德翰法官允許被告方不必當即進行交叉取證。第二天開庭後，克洛斯的首席律師赫拉德·法林格對法官說，他的委託人請求他“不要再為難阿麗珊，她已經夠不幸了”。
後來，陪審員們從其他證人的證詞中陸續拼湊而得克洛斯和阿麗珊故事的後半段。 1981年2月11日，醫生剛剛宣布桑妮的昏迷已是“不可逆轉”，也就是說，桑妮剛剛被醫學權威們正式確認為“植物人”不久，克洛斯即以出差的名義，悄悄帶著阿麗珊和亞當母子到巴哈馬群島首都拿騷度假。克洛斯當時不知道，他們已經被理查德·庫爾手下的私人偵探跟踪，而且瑪麗雅·辛拉翰姆也在打掃房間時看到了他們的三張機票。
同年3月，克洛斯攜阿麗珊再去拿騷，這一次，兩個人都帶上了各自的孩子科西瑪和亞當。以阿麗珊的設想，他們是“利用假期構築一座相互間溝通交流的橋樑”，“進行一次未來家庭的嘗試”。
根據公訴方掌握的情況，兩個人的最後一次接觸是在1982年1月初，本案開庭前的那個週末。
至此，公訴方相信，他們已經向法庭證明了克洛斯·馮·普羅試圖謀殺其妻的另一個動機。
阿麗珊·愛索爾走下證人席，也從此走出克洛斯·馮·普羅的生活。公訴方繼續按照既定的方案，傳喚理查德·司鐸克。
司鐸克大夫說，在他作為桑妮私人醫生的26年間，從不曾發現桑妮會因飲酒而犯病——
史蒂文·伐密利提：那麼，關於馮·普羅夫人酒精過敏的說法從何而來？
理查德·司鐸克：那是馮·普羅先生說的，而且只有他這樣說。
史蒂文·伐密利提：1979年12月底馮·普羅夫人住院時，紐波特醫院對她的診斷結果為低血糖症，你認為正確嗎？
理查德·司鐸克：她確實患有低血糖症，但低血糖症並不一定就是導致她昏迷的原因。當時還有不少無法確定的因素。
史蒂文·伐密利提：你的意思是，對馮·普羅夫人1979年12月底的昏迷，應該還有別的解釋？
理查德·司鐸克：說實話，我真的不願意考慮所謂“別的解釋”，不過這種事情確曾實實在在地發生過。它關乎一個人的道義或道德，它讓我感到非常的……非常的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