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藥品皆為鎮靜劑或安眠藥類，在那支用過的針頭上，科學家們查出了“高濃度的胰島素”。
司鐸克大夫馬上拿起電話，他問理查德·庫爾：“是你去報警，還是我報警？”這是美國人的講話方式，意思並非商量，而是給對方施加壓力：“假如你不報警，我就報了。”
事到如今，想要避開警方已是不可能的了。
五個月後，1981年7月6日，星期一，羅得島州大陪審團作出決定，以兩項“謀殺未遂罪”對克洛斯·馮·普羅提起起訴。
7月13日，克洛斯繳納保釋金10萬美元，監外候審。
很快，克洛斯聘的據說是當時“紐約最好的律師”赫拉德·法林格和“羅得島州最好的律師”喬恩·希翰。前者因成功受理若干高曝光案而享譽法學界，後者對羅得島州的司法系統和法律條文瞭如指掌，用一位記者的戲言：“地皮子踩得溜熟。”
“克洛斯·馮·普羅謀殺未遂案”於1982年1月11日，星期一，正式開庭。那天的紐波特寒風刺骨，氣溫低達2華氏度，相當於零下17攝氏度。
其時，經過各大小媒體半年多的炒作渲染，案子已然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誠如首席公訴人史蒂文·伐密利提在他的開場發言中所說：“當你經過一周的勞作，在星期五晚間走進一家電影院，等待著從一部極精彩的好萊塢影片中獲得享受或刺激時，你最期盼看到的是什麼？”在美國，新片的首映都是在星期五晚上。 “這個案子，可以說是要什麼有什麼。你想看到金錢、*、毒品，這案子裡有，你想看到紐波特、紐約、歐洲，這案子裡有，你想看到皇室、貴族、上流社會，這案子裡有，你想看到現時美國已經不多見的僕人、管家、花匠，司機等等，這案子裡也有……克拉倫敦莊園築有高牆鐵門，你們中的大多數人或許一輩子也無法窺視到那牆和門的另一面。這個案子給了你們一個機會，使你們可以看到，有錢人是如何生活的。”
史蒂文說，公訴方將向法庭證明，桑妮·馮·普羅之所以昏迷不醒，是因為有人給她注射了胰島素，而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桑妮的丈夫克洛斯·馮·普羅。至於動機，“動機就擺在那兒，我們甚至用不著去證明它——桑妮的富有，在這世界上恐怕沒有多少人可以與之媲美，相形之下，她的丈夫幾乎一文不名。克洛斯知道，桑妮在遺囑中留給他1500萬美元，為什麼？因為桑妮對丈夫從不加防範，她甚至不顧律師的勸告，邀請克洛斯參與了修改遺囑。然而，在事實上，他們的婚姻卻面臨著危機。克洛斯一手插進桑妮的錢袋，一手又摟著另一個女人”。這句極富啟迪的形容後來激發了至少三位漫畫家的靈感。 “克洛斯面臨的難題是，一旦離婚，他連一分錢也得不著。”
“於是，就有了桑妮在接連兩次聖誕期間的接連兩次昏迷。第一次她醒過來了，第二次，到現在已經一年有餘，醫生們仍然看不到她甦醒的可能。於是，就有了德國女傭瑪麗雅·辛拉翰姆和桑妮家人們的懷疑，繼而有了律師和警方的介入，有了今天這場審判。”
被告方律師展現在陪審團眼前的，卻是一幅截然不同的畫面。赫拉德·法林格一上來先打了一個比方：“你們現在看見的是什麼？”他高舉起一隻手，“我的手？不對！無論你們坐在法庭中的什麼位置，無論你們從哪個角度看過來，你們現在看見的，都只是我的手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