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庫爾，1942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隨即入美軍赴歐洲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於1948年獲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其職業生涯中的將近一半時間任職於紐約地區檢察長辦公室，先後做過11年助理檢察長和4年檢察長。不久前退出政壇，旋即被邀加盟華肖·勃思坦律師樓。
馮·奧斯勃格姐弟向庫爾博士細細講述了家中13個月來環繞母親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從桑妮1979年聖誕的第一次昏迷，到瑪麗雅兩次發現黑皮匣子，到桑妮12月初的阿斯匹林中毒，再到這次聖誕的“永久性昏迷”。兩個人講得更多的，是家人們的種種推測、懷疑和擔心。姐弟倆告訴律師，有人故意陷桑妮於昏迷，並且以目前的情形看，此人不僅可以輕而易舉地逃脫罪責，還將獲取一大筆財產。而在他們這方，如若對此事深加追究，最終的結果也許會是，非但不能證明他們的懷疑，反倒被捲入一場醜聞。公主和王子問：“有沒有可能避免警方的介入？有沒有辦法不驚動公眾，卻又能查明母親的昏迷到底是'自然'還是'非自然'的？”
理查德·庫爾說：“咱們試試。”
庫爾博兵分三路，一面找瑪麗雅等人調查取證，一面安排人盯梢克洛斯·馮·普羅，又派了私人偵探埃德溫·朗勃特和亞歷山大一起，回克拉倫敦莊園尋找黑皮匣子。
據亞歷山大說，母親住院後他也曾試圖尋找過，結果發現克洛斯的衣櫥上了鎖。在亞歷山大的記憶中，他還從沒見過家中的衣櫥上鎖。
1月23日下午4時，亞歷山大和埃德溫從紐約出發，先驅車前往亞歷山大在普維頓斯的住處，他們計劃在那裡作短暫停留，僱一名鎖匠，因為紐波特地方太小，無論做什麼都不可能不走露風聲。
鎖匠是從《 電話黃頁》上查來的，名叫馬歇爾·薩爾茲曼，聽說要去30英里外的紐波特砸門開鎖，不免心生疑竇，又架不住300美元的誘惑，就說：“去可以，但我不要坐你們的車。”
於是，亞歷山大坐進馬歇爾的卡車在前面領道兒，埃德溫開著亞歷山大的“飛亞特”在後面尾隨，一行三人風塵僕僕，到達克拉倫敦莊園已是晚上8點30分。
馬歇爾又說：“最好還是先找找看有沒有鑰匙。”埃德溫在克洛斯書房的抽屜裡找著一串，交給馬歇爾剛試到第二把，衣櫥門就打開了。
這裡，據埃德溫和亞歷山大的證詞，兩個人謝過鎖匠，鎖匠接過三張百元美鈔，欣欣然而去。
可馬歇爾·薩爾茲曼卻說，他們並沒有馬上打發他走人。
不管怎麼樣，那一趟，亞歷山大和埃德溫果然就在克洛斯的衣櫥裡找到了黑皮匣子，而且裡面果然就有瑪麗雅看到的那些“處方藥”和“櫃檯藥”（ 根據美國的藥品管理法，藥品按照其來源劃分為兩類：處方藥，prescription drug，即必須由持照醫師開方的藥物；櫃檯藥，over the counter，簡稱OTC，即民眾可以自行到藥店購買的藥物）。唯一不同的是，三支注射針頭已經有一支拆開，且看似已經使用過，另兩支仍原封未動。並且，匣子也沒有了那瓶胰島素。
第二天，亞歷山大帶著一大包據稱是在黑皮匣子中找到的藥品拜見桑妮的私人醫生理查德·司鐸克。司鐸克大夫一邊查看一邊推測說，將藥片研成粉末，是為了易於與食物混合，製成糊狀，則“可以和黃油一起塗抹在吐司或三明治上”。司鐸克大夫轉而將藥品送到位於長島的“生物科學實驗室”，2月9日，結果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