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到樹林中的女人未必就是兇手，同時這次涉及的人群基本都是三十至五十歲之間的中年已婚婦女，絕大多數是有家庭、有孩子的女性，如果反复找她們調查，尤其對那些丈夫還蒙在鼓裡的女性，很可能會因不慎影響到她們家庭的穩定，所以原則上還是要爭取對多數人的調查能保密、快速，一次過。
因此調查的著重點還是必須以胡隊的方針為基準，首先保證調查結果對胡隊的工作有價值。
想了又想，我決定通過詢問先把這些女人簡單分類，然後根據嫌疑性的大小再進一步排查。不過這次所謂“判斷嫌疑性”的大小，不是常規的什麼“不在場證明”來排除，因為基本確定是買兇殺人，這點兒用不上；也不能通過調查人們的消費支出情況來分析，因為人太多了，公安局也不能隨意侵犯公民隱私。這裡是對所謂“作案動機”大概判斷。
方法也很簡單，通過交談首先了解誰和死者生前發生過激烈衝突，其次就是簡單聽聽這些女人對死者張玉寶的評價。我相信，在這些評價中會有信息洩露，哪怕是矯飾的評價。
我的方案大家通過了，於是篩查開始了。
話不重複，直接說結果，根據我們的詢問和這些女人的回答，我們把這些女人粗略分成三類。
第一類女人可稱為“幸福型”女人。
“幸福型”女人的主要特徵就是——自信得令人驚嘆！
她們在得到我們再三保證絕不向她們的家人曝露半點兒談話內容後，都分別回答出類似的話：張玉寶無疑是最愛“她”的，雖然分手了，但那是迫於世俗的壓力和她們極端高尚的自我犧牲的精神，就像《廊橋遺夢》裡的女主角，純粹是可憐丈夫、孩子才毅然犧牲掉自己愛情的！ “她”將把這段愛深深的埋在心裡，同時不僅絕不會記恨張玉寶，相反，還深為“她”不能拋夫棄子跟隨張玉寶“為愛走天涯”而內疚，感到深深地傷害了那個可憐的單純的好男人。說到後來還常常一邊自責，一邊譴責上天，為什麼要如此捉弄她們，釀造如此人間悲劇？
即使是聽到警察說張玉寶是個騙子，已經騙了很多女人之後，她們態度依然強硬，堅信張玉寶即使騙了別人，對“她”也是真心的。有幾個女人還懷疑是不是正是自己不能答應和張玉寶結婚，才導致張玉寶自暴自棄——“墮落了”，因此才去騙其他女人，畢竟，“他”先受了“她這個女人”的辜負。在自說自話中產生的這個念頭，還常常使這些女人善良的心無法承受，幾乎都陷入“深深的內疚”中！
這種現象使我的那些年輕的偵查員們又同情又氣憤，忍不住苦口婆心地想向這些女人們揭露張玉寶的真面目。對此，我在冷眼旁觀一陣子之後強行阻止了這些年輕人的執著。
“別忘了我們是乾什麼的？為什麼叫她們來。”
我告訴那些年輕人：“提醒提醒，目的是驗證一下這些女人是否真的還相信張玉寶永遠愛著自己，對死者毫無怨恨就夠了。”
但我那些小伙子們都正年輕，又很有理想，以為天地一朝皆能換，所以對於這麼簡單明白的事情都不能說清楚，感到不甘心，並且還很納悶兒。
“這不是很清楚的事實嗎？”他們帶著詫異問我，“怎麼無論我們怎麼說，她們都執迷不悟呢？”
“得了，別忘了我們詢問和提醒她們都是為了破案做判斷，不是當心理醫生來治病的。”
可那些年輕人也犯了“拗”勁兒，堅持說：
“我們提醒清楚，她們以後不就可以避免上當嗎？有些經濟條件也不多好，年紀也不小了，這樣糊塗下去，遇到更壞的人，沒準兒就犯了承受不了後果的錯，而且她們自己受傷也還罷了，如果傷及到家庭呢？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人日子還緊巴巴的不捨得吃，不捨得穿，最後便宜給騙子佔了不冤枉嗎？”
“說的對，但提醒清楚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兒，這事兒還是交給報紙、電視去幹吧，他們才是吃這碗飯的，而且有時間慢慢說。我們就是能趕緊破案才是真的，大家要各司其職。”
我的這些年輕的小伙子們雖然有熱心，但不是執迷不悟的人，聽我這麼一說，腦筋轉過來了，接受了我的意見，雖然他們還是忍不住又對我重複了一遍最初的詫異：
“可為什麼我們都說清楚了，這些女人還是執迷不悟呢？看她們那麼大年紀還上當，心裡覺得挺不忍心的。”
“得了！”
我也再次截斷了這些年輕人的苦惱的反問：
“張玉寶並非嚴格定義上的'騙子'，他只是吃女人飯的，所以這些女人其實也並不能就稱為'被騙'。至於是不是執迷不悟？什麼叫執迷不悟？沒準兒我們非要勸人家接受事實才是'執迷不悟'，非要人家知道自己受了騙，然後又羞又氣才好？這些女人一直充滿了'幸福感'有什麼不好？沒聽說過一句箴言嗎——'世界上有兩種悲劇，一種是不知真相，另一種，則是洞悉它。'感情這種事兒，很多時候，'傻'比'聰明'更'聰明'，別把破案方針用到這兒了，你們不是勸人的，抓緊時間干我們的工作吧！”
我這些下屬畢竟都不是“一根筋”，聽我這麼一說，徹底改換態度，不再關心這些事。
因此排查也快了許多。
很快就粗過了一遍，拋掉“幸福型”的女人，又把其他的不那麼“幸福”的女人粗分為“嘴強牙硬型”和“羞憤型”兩種。
顧名思義，“嘴強牙硬型”就是指：那些心裡已經知道自己被騙了，但嘴裡還不肯對我們承認的女人們。
而“羞憤型”則是指那些心裡知道自己被騙，嘴裡也承認，但非常討厭和我們探討這個問題的女人們。
但很可惜，這一次的排查收穫似乎僅此而已，在詢問中沒有發現我們期待的情況——死者生前和哪個女人產生足以引發謀殺的衝突。
所以，謀殺動機欠缺對具體某個人的指向性，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嘴強牙硬型”和“羞憤型”兩類女人都算具有謀殺動機的類別。
為什麼這麼定性？是因為我們認為，“被騙”是一種很屈辱的感覺，不僅有情感上的痛苦，還帶有對人“智力”和“價值感”的羞辱，由此引發的血案也相當多。
但問題是這兩類女人的數量也不少，具有“幸福型”性格的女人畢竟沒那麼多。
因此我們還是不能對“嘴強牙硬型”和“羞憤型”兩類女人都去銀行調取她們的信息資料，理由如剛才，不能無足夠證據就去侵犯公民隱私。
按照正常的破案程序，自然要對這兩類女人進行更深入的外圍調查。
胡隊工作一貫紮實，要求進一步紮紮實實的一一排查。
而我，個人可能也確實在破案時有“投機取巧”的習慣，總想想個什麼法兒能快點兒把案子搞定。因此雖然覺得胡隊的方法很正確，但總覺得這麼多人，排查的工作量就非常大，工作量大，就意味著要么需要大量的偵查人員，要么就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有一定結果。
所以在新的案情分析會上，我和胡隊產生了分歧。
我同意胡隊的觀點，但認為應該分兩個小組，人多的一組繼續排查，另外少選兩個人再組成一組，把覺得可疑度更大一些的單獨叫到刑警隊再詢問一次。然後我希望能聽聽這些嫌疑人的聲音。
胡隊對我的建議不以為然，同時還總覺得我愛“投機取巧”的態度無形地教壞了很多年輕人，已經成了一個壞榜樣。
因此他反駁我說：
“現在沒有理由認定那次爭吵導致了這場謀殺。”
“當然。”我立刻承認。但與此同時，根據案件調查的深入和初步排查的結果，在內心裡我卻越來越傾向於懷疑正是樹林裡的那次爭吵，可能導致了一年後的這次兇案，至少有相當大的關聯度和可能性。
不過因為這也只是一種感覺，不合適做證據講，因此我接下來這樣解釋道：
“但現在不是沒有更具體的嫌疑對象嗎？那既然我曾有那次奇遇，為什麼不再對這個線索進一步追查追查呢？雙管齊下有什麼不好？”
“不是不追查，也不是說雙管齊下不好。”胡隊回答，然後帶著忍耐的表情提醒我，“郭小峰郭大支隊長，問題是你已經聽過一些人的聲音，結論是聽不出來嘛！”
“我知道，但這次——”我笑了笑回答，“我相信我聽得出來，因為我想出了一個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