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不能出城，不是怕那個雲南人找我，他反而是我想出去的動力。跟我裝，說什麼“我有我的辦法”，老子離開哈爾濱，看你還有什麼辦法！只是我得找機會換藥，進了農村找個藥店都難，況且人盯人的農村根本不是藏身之處。往市區走還不知要走多久，我的傷還能不能挺得住。我走走停停，又渴又餓，連手錶都沒有，估計是下午兩點到三點之間，我最不善於判斷冬日的陽光。
穿過這片荒地有條小路，沒路牌，又不是柏油路，只是壓實了不長草而已。我發現自己從荒地進了林子。大概又走了一小時，有輛車停在樹叢中。我需要它，最好裡面沒人，我還不想傷害誰。我四周望望有沒有鐵絲一類的東西，全是樹枝，派不上用場。簡單直接的做法是，一槍打碎車窗，開門進去。越走越近，我意識到裡面有人，不然車停在這荒林子里幹嗎呢？我雙手摀成筒狀從有色玻璃往車裡看，看不到什麼，但後座肯定有人。我用槍托敲敲車窗，車窗搖下來，一個男人的臉露出來，當然他一定很生氣。
我忍不住笑了，估計是這麼回事，跑這麼遠停林子裡玩“車震門”來了。總聽說這個，當那麼多年交警沒碰著過，荒郊野外倒是被我逮著了。他上衣還沒脫，是不是才前戲呢？雖然沒笑出聲，但我絕對滿臉笑意，我問他哈爾濱怎麼走，順便好奇地從半開車窗往裡瞅，看看誰家的姑娘，好看不好看。
他瞪著我，彷彿連我也要幹的表情，說了一個字：“滾！”
我想他可能沒摸清情況，我展開右手，給他看看槍，然後我盡量友善地把槍口握在手心，跟他商量，我迷路了，能不能藉你車用用。
“都說了讓你滾！”啊？另一個男人的聲音！斷背山？
我雙手合十，做了一個拜託了的表情。他同里面的人商量了一下，其實不用那麼麻煩，他只說一句那人有槍，就足夠了。也許在提褲子，半分鐘左右他們舉手下車，請我入座。老款的捷達，手動擋，問題不大。他們倆好像4S店請客戶試車的業務員，雙臂下垂，恭敬地站在一側。我笑著看他們，我不怕他們牢記我的長相。
“晚上去市區提車。”我說，我想想似乎還漏了點兒什麼，補充道，“把手機先借我，好吧？你們倆的。”
這樣他們起碼要三個小時才能找到一部能報警的電話，我能把我該辦的事情辦完了。車跑不快，時速八十公里以上軸承就響。車內開著暖氣，夾雜著那種氣味。我打開車窗放放味兒。按下車載CD，全都是玫瑰蝴蝶之類的歌，也許他們都有老婆有家庭，還沒有出櫃吧。
接近市裡油表開始閃，我在加油站停下來，告訴伙計加滿。我還不想傷害誰，哪怕只是讓人吃虧。小時候看三國，曹操跑路的時候，欠下一路的人命債，我可沒那膽識，沒勇氣負天下人。等待加油時我打開七五槍看看，比警務用槍長點兒，不像是山溝作坊私製的，哈爾濱黑市搞不到，這裡流行從俄羅斯過來的雙筒獵槍，鋸短了再攜帶。可能是海路過來的，是歐陽桐弄到的嗎？他生前到底做什么生意的？我打開梭子，樂了，裡面沒子彈。嗯，這個人有槍，沒子彈，如果是他自己搞的，不可能不配彈藥，是他大哥給他的，歐陽桐給他唬人玩的。裝好後我對著太陽穴扣下扳機，砰！
沒事，真好玩。
頭一個藥店居然有攝像頭，見鬼了。我緩慢兜一圈，進了隔兩條街的一家。紗布、酒精、棉花，這些都好辦，買抗生素時那大娘難為我，說得要醫生處方。我恍然大悟狀轉身問：“頭孢或是阿奇黴素有沒有？”
“這些就是抗生素。”她十年沒性生活了吧，這麼嚴肅？
“哦，是這樣啊。”
我跟小學生似的往外走，出門時嚇了一跳，我在櫃檯的報紙上看見了自己的照片。不是我哥哥的，是沒染髮燙髮的我。我又回身去大娘那兒咳嗽老半天，我說：“買個口罩總可以吧？”
我需要找個人幫我，現在這樣我寸步難行，沒準兒今晚就死於傷口感染，警察會在這輛瀰漫男同志精子的捷達里把我抬出來。我掏出兩部手機，挑了個好看的，打114查陳太藥業的電話。我想應該是這麼回事，藥廠最早是陳潔親媽打拼出來的，後來留給陳潔她爸，後來給了她。
那邊給的不是總裁辦公室電話，好像是市場部的號碼，我打過去說我是記者，報導你們藥廠，幫撥到總裁那裡。這幾年的經驗告訴我，這時候不能說是警察，人家不理你的，警察不會親自跑一趟啊？記者架子才大呢。
陳潔不在辦公室，她助理接的，這時候我得說是警察了，跑這口的幾家記者她肯定都認識。我說有重要的事找陳總，給我她手機號碼。那姑娘支支吾吾不說，我說這樣吧，你給我號碼，我肯定不說是你給的，但如果你不給我，出了事，就是你擔著。
我撥通陳潔的號碼，那邊回音是“您撥打的電話已關機”，接著是sorry什麼的亂七八糟。我想這下完了，總不能去她家找她吧，結果那邊一下子接了。哦，原來這是另類彩鈴。我問她幹嗎呢。她說七零八亂地忙了一天，準備回藥廠。我說，一個小時後在經緯大街見面行不行。她說她不想去，那兒五點以後準塞車，然後她問我是哪位。我無語了。
“哦，是你啊！我還想這是誰的號碼呢，沒好意思問。”她調子一下就上來了，“你今天都去哪兒啦？我一回來你就沒啦。”
“我不想在電話裡說太多，一個小時之後，經緯大街。”
“哦？真的有電話監聽這種事嗎？”
“不見不散。”
我換個電話，也不知道打給誰。沒了手機我誰的電話都記不住。哦，張隊的，正好有好多問題要問他。但撥過去後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有監聽嗎？他停了幾秒鐘，說沒有，問我是不是還在哈爾濱。這就是職業素養，三秒鐘就能判斷是誰的電話。我先道個歉，我說不該挑你的崗出去，希望沒給你惹什麼麻煩。
“是有點兒尷尬，”他說，“你一直是我的人，結果跑了。所有人都覺得是我故意放的你。”他又頓了一會兒，接著說：“我對他們說，我想過放你。但是在我嚴防死守的情況下，你們這樣懷疑我，太憋氣了。”
“對不起，我得出來，我得找到真正的兇手，只不過剛好在你崗上有機會，那個記者。”
“哈哈，還好那記者沒傷著，他還嚷嚷要起訴你呢。”
“他真是記者？”
“啊？為什麼不是？”
“沒事，局里處理你了嗎？”
“現在是兩種聲音，一種是高文他們，讓我遠離你的案子，另一種是支持我將功贖罪，再抓你回來，這些還算是信任我的人。”
“要是哪天我無路可逃跑不掉的話，我第一時間告訴你我的位置，還你這次情。”
“再說吧，還不知道今天晚上開會怎麼佈置呢，沒準兒什麼任務都不給我，其實這樣也好，免得我在你這兒猶猶豫豫的。”
“今晚開會？才立案？”
“今天才初四嘛。你知道嗎，昨天晚上我們把各家報紙叫來，說讓他們配合，發省內通緝。”
“我被全省通緝了？”
“高文跟上面申請的，具體我也不清楚，好像他說歐陽楠當過警察，反偵察能力很強，而且離職前還有子彈未上繳，對社會危害極大。”
“警務用槍不好搞，留子彈有什麼用？”
“他說，你很有可能去挾持一位刑警，下槍。”
“這種話也有人信？”
“你聽我說啊，高文把媒體全叫來，要他們配合。結果報社說現在過年，全是紅版，怎麼著也要等過了初五，再發黑色通緝令。”
“我在報紙上看見我了。”
“那隻是一條新聞，過了今天你就真的成名啦。”
我打斷這種討論，去問些我想要的信息。我問他去年年底託他查歐陽桐的賬還記不記得。
“我隨後就跟你說過了吧。”
“嗯，但是當時還沒意外，我想知道詳細點兒，比如茶莊收入是多少？”
“一年三十萬？五十萬？差不多就這麼多，很正常的數字。”
“他只做茶生意嗎？你知道查死人比查活人好查多了。”
“除了那個茶莊，還沒什麼浮出水面。再就是，就在下午，他所有銀行的賬戶已經全部理清，累計不到七十萬。”
“七十萬？”
“啊，很多嗎？”
“不是，是太少了。有沒有其他可能，比如他的財產轉移到別處了？”
“找個山洞埋起來？”他笑出聲，“像個土匪一樣？”
我配合他說我暫時就是這麼幹的。他聽完更開心了。大笑過後我問他，他會不會把他的非法收入過戶到他信得過的而且有法律約束力的人那裡。
“他生前就你一個親人了。”
“那不算，我母親的資產也很透明，但是他有個老婆。”
“歐陽楠，你知道吧，他老婆，也就是你嫂子擁有一個藥廠，歐陽桐再無法無天，能賺幾個錢，你覺得那個陳……陳什麼來著，會跟他玩這種過家家的遊戲嗎？而且你為什麼堅持認為歐陽桐一定要有非法生意呢？他經營一個穩定的茶莊，還有個很有錢的老婆，他還要什麼？”
“不知道，我也在找動機，可能是我想偏了。”我說，“那回有查到一個叫盧放的人嗎？”
“誰？做什麼的？”
“有個職位，雲南茶文化副會長，我猜是虛銜。你幫我查一下，盧放，放學的放。”
“我沒空給你查這個。”
“拜託了，張隊，我準備見這個人。”
“你為什麼要見他？”
“有人讓我扮成歐陽桐去見他。歐陽桐已經死了，什麼人這麼重要，死了都要見一面？”
“歐陽楠，如果你告訴我的是真話，你跟歐陽桐的死沒關係，我給你的建議是，別碰這件事，你跑得遠遠的，努力自保。明天我們就開會分組，一組是為這個案子取證，你聽清了嗎？是取證，不是偵查，一個自首又逃逸的嫌疑人，大家早認定了是你幹的。另一組負責緝捕你，如果我派到前一組，我也許能幫你好好查，幫你洗清；要是我進了緝捕組，而你還賴在哈爾濱，你別讓我難堪，我不想抓你，但是我還得上班吃飯！我他媽沒有三百萬遺產讓我過完下半輩子！”
還說沒生我氣，看來氣不小，我感覺耳朵快被震聾了。我舉起手機盯著屏幕聽他發洩。通話時間是五分二十一秒，即使張隊真要出賣我，五分鐘還不足以對手機連線進行定位。我要為他做點兒什麼，不該讓他為我吃太多苦。我問他現在哪裡，在局裡嗎？
“對，等開會，實際上我在男廁所。”
“這樣，你掛掉電話，刪掉記錄，你去走廊隨便找個同事打招呼，三十秒後我換個電話打給你，當你同事的面接我電話，馬上跑步進去，告訴他們，我電話來了。”
“你什麼意思？”
“連線這號碼，定我的位，你要跟局裡表明你立場。”
“歐陽楠，我氣是大點兒，可還不至於乾這種事！”
“你去，沒關係，我能保護好自己。”
他猶豫一下，說句保重，斷了線。我頭伸向窗外低聲數三十個數，好像又下雪了，天漸漸變黑又漸漸變紅。我下車朝公用電話走去。我要這麼做，有風險，卻可以報恩。不是我說我一定要當個好人甚麼的，我只是認為這是我瞧得起的那類人才會幹的事，我也要成為我瞧得起的那類人。
四五聲之後他才接電話，似乎對同事顯示他毫無準備。他極輕鬆地說了句“你好”。我問他有監聽嗎。跟著是他一陣奔跑。我能想像那邊的情形，剛衝進去他會先拍下鐵門，對所有抬頭望他的人做個接線監聽的手勢，然後單手打出一個兩位數字，比如七和一，表示七號案件的一號嫌疑人，局裡的警察迅速就緒。我不知道我是幾號案件，我只聽他說他那邊信號不好，稍等幾秒鐘，他出來接我電話。當然這是做戲，他會對話筒製造雜音以掩飾接線一刻“嗶”的短音，很少有人能察覺這些。
聽到接通我居然感到興奮，我陪他做戲，我說你真的是在電影院嗎，你看的是哪部戲？他“哦哦哦”說不出，不知道現場哪個山炮提示的，他說：“，孫紅雷的。”
“在電影院看的？”
“對呀，演余澤成什麼的。”
“真好，我一會兒也去看。”
似乎有人告訴他錯了，那是電視劇。他換話題，問我：“你在哪兒，能幫你什麼？”我們每回都這麼問，我們每回都希望嫌疑人能回答前一個問題—在哪兒？
我看了眼時間，局裡七分鐘就可以對我定位並趕到這裡，我要在兩分鐘內了解一些情況，張隊也許不清楚這些，不過正好，所有的警察都在，這是我冒險的另一個原因。
“我哥哥有個雲南朋友一直跟著他，叫什麼名字？”
“有嗎？我不清楚啊。”
他讓他們親眼見到，他多會跟前部下兼嫌疑人打哈哈。我還有一百秒的時間解決問題，我說：“我只信任你了，張隊。要是你不告訴，我只能掛電話了。”
“哦，”有人在提示他，他說，“叫李凱吧，怎麼了？”
“我哥的奧迪當初不在現場的地下車庫，對嗎？”
“在啊，我們早收車了。”
“車牌號是多少？”
“這我哪兒記得？”
“你再想想，不然我馬上掛電話。”
“等等，”他停了幾秒，在智囊團的幫助下，他報了車牌，“黑A2112K。”
“叫高文接電話。”
“開玩笑！我在電影院，怎麼找高文？”
“你能記住是A6四缸，你能記住是黑A打頭，但你絕對記不住2112K。叫高文接電話。”
“好吧。”他洩氣的口吻，“我派人去叫他。”
那邊聲音亂了起來，可能是大家終於放鬆了，不用噤聲了吧，失敗是令人解脫的最好方式。還有五十秒，張隊在拖延時間，儘管他不情願，但人人盯著他。也許他們已經查出我在東崗區。我找找零錢，抽出二十塊示意老闆拿包煙給我，剩下的算話費，不用找了。電話計時在讀秒，兩分鐘我就走，我得催催他們：“張隊，我數三個數，數完我就掛，三，二……”
“我來啦。你還好嗎？”高文在另一邊接起來，依然是那種欠扁的聲音。
“還不錯，我問你，出事那天，誰把他的奧迪開走了？”
“你要聽真話還是假話？”
我看著電話計時，說：“別跟我繞，到點我就掛。”
“好吧，真話是，我們也不知道是誰開走的，我們也不知道那輛車是在他被殺前開走的呢，還是……”
“歐陽桐的車是不是李凱開走的？他什麼時候取的車？”
“哈，你知道的真不少，那你去問他呀。”
“不是我不問，我今天是在火葬場碰見他了，後來你們就來了。”
“啊，你也在那兒？透露你個秘密，你想听嗎？”
我沒說話，他們肯定已經清楚我在道東的某家小賣店，時間不多了。
高文繼續說：“我們今天其實想抓的是你，我們從來沒調查過李凱。”
“謝謝，你現在可以細細審他了。”
“可惜我沒抓著他。”
“沒抓著？”
“對。”
“好吧，”我準備走了，“很高興和你聊天，保持聯繫。”
“不用客氣，我建議你有時間去朝陽橋看看。”
“看什麼？你們在那兒埋伏好了？”
他哈哈大笑，我厭惡這種聲音，我聽到他說：“你可以去看看，有個豁口，中午一輛奧迪撞的，很慘烈，連車帶人一下子翻下去了。”
“你剛說，你沒逮著李凱。”
“對，因為我們趕到的時候，他已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