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就算我不罵他，我也當不了警察了。我的罪名是在崗時酗酒和酒後駕車，尤其是，開的還是警車。張隊保我，我沒上警員法庭，然而一輪又一輪的談話，局長往下起碼十五個領導，一個一個單聊，審嫌疑人也就這個程度了。
內部處理，即日起歐陽楠同志撤銷一切職務。一切，可我就他媽一個職務！
我摘掉警徽，脫掉警服，他們還跟我要夏裝。我把家翻了個遍，也沒見著子彈，我把找到的物件連同槍一起還回去。這槍我只開過兩次，打死過一個人。那回也是張隊爭取，將“擊中後當場斃命”改為“擊中後歹徒繼續逃跑，因流血過多而亡”。
星期天我去局裡收拾了一下東西，那天人少，其實就我一個。之後我在家睡了三天，每次醒來都是在洗臉刷牙時才想起來，我已經被扒皮了。我要重新考慮婚姻問題和殺人計劃。我要以無業的角度再想想，誰會跟我過下半輩子。
星期三，我和張隊吃了個飯，他告訴我現在只是停職，他相信我會有機會立功再回來。我說我他媽不干這行了，立個屁功！去公交車抓小偷？還是去火車站找票販子？回到家裡我才想，我不該發這種小脾氣，我奔著道歉去的，幾年前就是他把我從交警調到他的支隊做刑警。我卻做成這個樣子。
星期四，我整理錢包，找出名片，給那個汽修經理打電話，我以為會有一份新工作。那邊沙啞地回應，像是馬龍·白蘭度的教父。我以前看就老在懷疑，這嗓子是不是被砂紙磨過？我學了兩個月都學不像。他問我警員編號。
“我已經不是警察了。”
“我知道。”他說，“找我的都不是了。”
我告訴了他，警號65707。也許這五個數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酒駕和離崗？”他問。
“你知道的真多。”
“我幫你復職。”
“你只是個汽配經理。”我提醒他。
“你不用管，酒駕十萬，在崗酗酒二十萬，一共三十萬幫你復職。”
我左手握電話，右手把玩著他的名片，高君。我明白怎麼回事了：“你是高文的哥哥還是弟弟？”
“你不用管。”
“我得管，因為上次我把你哥的媽操過了，很可能也是你媽。我今天告訴你，很噁心。”
他應該不是第一次碰到這種事，比他哥耐心多了，沒發脾氣，沒掛電話，說：“籌到錢聯繫我，上面寫你今年二十七歲，還年輕，不然就在商場銀行當一輩子保安吧。”
保安感覺也會噁心，早上八點半到晚上五點站在銀行門口，有客戶進來還要介紹—如果你取錢，請到左邊的自動提款機；如果你開戶，請填綠色的表格；如果你買基金，請直接在裡面的基金通道辦理；如果你搶劫呢，我沒有槍，只有一個電量不足的電棍。那麼，請便。
我家人不在，我搜羅出我能找到的存款，十三萬多，不夠，而且沒有一分錢是我攢下的。我吃著方便麵把這些數字加了一遍，把存摺又放回原位。
我媽依然三天聯繫我一回，有時候王總也說兩句。我就不讓我老婆跟我說話。長白山佈滿白雪，霧凇很美，彷彿香草冰激凌抹在枝頭散發著香味。
“你真該一起來。”我媽說。
“你多拍些照片給我。”
“局裡忙嗎？”
“忙，特別忙。”
“現在回來合適嗎？”我媽試探地問，“丹丹她想你。”
“我不想她。”我說，“我也想你和王總了。”
有幾次我差點兒脫口而出我停職的事，都陰差陽錯地岔過去了。但我還是講出了這句話—我又恨她，又想她。我沒跟我老婆通過一句話。
有一次夜裡我終於睡不著了，那是我離職後的第十天。我吃安眠藥，三五片都不管用。我想起那些爛小說，詆毀刑偵的推理故事，都是給幾片藥就置人於死地的情節。純扯淡，半瓶吃下去連打個哈欠都費勁。我想每個人，想念每個對我好的人，我覺得我快要死了。我給我媽打電話，凌晨三點鐘，沒接。三點半她回給我，我說：“媽，你回來吧，我想你了。”
“丹丹也醒了。”我媽說，“她在看著我。”
“讓她也回來。”我原諒她了，我把話筒貼在臉上，一時有點兒哽咽，說，“我也想她。”